東京審判親歷者回憶：東京審判的真相

高文彬仍然保持著老派上海文人的作風，接受記者採訪時穿著整潔的襯衫，頭髮也一絲不亂。他找出一疊收拾得整整齊齊的資料提供給記者做參考，依稀可見他當年在日本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辦事處做秘書時的風格。「很可惜，當年我從日本帶回國的很多資料和照片，現在都找不到了。」時年25歲的高文彬作為檢察官辦事處的翻譯和秘書，參加了舉世矚目的東京大審判，現在他卻成了在世的唯一一位親歷東京大審判的中方代表團成員。

從1946年5月3日開庭到1948年11月12日結束，由中、美、英、蘇、法等11個國家法官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歷時2年零6個月，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國際審判，又稱「東京審判」。這期間，法庭公開開庭800餘次，英文庭審記錄近5萬頁，書面證據共4300多件，判決書長達1200多頁，法庭用了整整7天才宣讀完畢。

頗為遺憾的是，對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經歷，當年的主要幾位見證者——向哲浚、梅汝璈、倪征(日奧)等，都未曾留下回憶錄。而經歷了二十餘載磨難的高文彬，雖然也曾想寫一本回憶錄，但幾年前的一場大病也讓他不得不放棄這個想法。如今，高文彬關於東京審判的片斷回憶已成了彌足珍貴的資料。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內外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設在澀谷原來日本士官學校的舊址，法庭是在一個小高地上，來往車輛要從下面花幾分鐘開上去，上面是一大塊平地。進門口有一個小花園，中央有一個小土堆，土堆中間豎立著一塊木製的標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ar East)。花園後面是一座大樓，這裡原來曾是日軍陸軍士官學校，也是日本陸軍司令部所在地。當年日本侵華戰爭的策源地，如今卻成了其罪行的審判地，真是歷史的莫大諷刺。法庭後面寬敞的地區是練兵場，盟軍在這裡進行射擊訓練或者馬隊訓練等。

3樓是各個國家檢察官的辦公室，我就在3樓辦公，2樓是法官們的辦公室，原則上法官和檢察官之間不能接觸。向先生的辦公室是一大間一小間，我跟朱慶儒秘書在外面大間，向先生在裡面小間。朱慶儒是國民政府外交部派來的，不懂英語，也幫不了多大忙，向先生外出或在下面出庭時，我必須守在辦公室接收文件、處理公務等，所以一般上午10點以前我不能離開辦公室。只有空閑時，我才找機會下去旁聽。

審判大廳在大樓一層，是由以前陸軍士官學校的禮堂改建的。大廳呈方形，法官席和被告席遙遙相對。法官席有上下兩排:前面是書記員或秘書，上面一排是法官席，當中是審判長韋伯，右邊是美國法官，左邊是英國法官，再其次是法官。梅汝璈對這個安排表示不滿，因為在日本侵略戰爭中，的犧牲最大、人員傷亡最大、財產損失最大、歷時最久，所以把放在英國旁邊是不合理的，他甚至以脫法官袍退庭來「威脅」。這樣僵持了大概1個多小時，韋伯最後還是妥協了，決定按照投降書籤字順序排定法官位置。這樣，坐在庭長左邊第一位的便是梅汝璈。

26位被告戰犯分成兩行坐在法庭的另一邊，辯護人席在他們的下面。第一天開庭時，那個鼓吹對外侵略的日本理論家大川周明，坐在東條英機的後面，第一天開庭大川使勁在東條的光頭上「啪」一下子。東條回過看他，只好苦笑。大川周明還要打第二下，被站在最後的美國憲兵拉住。其他人都面無表情，只有大川周明一個人在「耍」。結果他被送到美國的醫院裡檢查，當時的結論是他精神不正常，不接受審判。本來是28個被告，兩個死在監獄里，一個裝瘋的，實際上受審的只有25個。審判結束后，大川周明還自鳴得意地說自己沒有瘋，他是裝瘋的，法院被他騙了。

檢察官與翻譯們，都坐在法官與被告之間的區域里。他們前面有一個不大的講台，講台上有紅色和藍色兩種指示燈，顯示為藍色的時候停下來，顯示為紅燈時可以發言。這裡還有記者席和旁聽席，各個代表團的成員、家屬都可以旁聽，審判東條英機時，東條的兒子、妻子都出席旁聽。這一塊也對普通的日本民眾開放。國際法庭在門口有一間小屋，日本民眾都可以到那裡領取旁聽券。

每天開庭時，11個國家的法官排隊到場。法庭進門處有一個司儀官，法官們來之前，他會高聲喊:「All personnel stand up」——所有人站起來;法官們坐好后，他又喊「All personnel be seated」。我後來看了那部電影《東京大審判》，裡面的人說「Please stand up」，「Please sit down」，這並不是法庭上的語言。所以後來有人來採訪我，我說他們應該先來了解一下，法庭上用的詞都是專門規定的，不是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國際檢察官的檯子是一條長桌，兩邊可以坐七八個人。檢察官與法官不同，不必每天都到，只有審到與自己國家有關的部分時才需要出席。但是法官必須每天都要出庭，比如審到部分時，紐西蘭法官其實完全與它無關，但他也必須出席。為了防止拍照時的強光刺激，很多法官出庭時都戴一副黑眼鏡，不過後來這也成了一種「保護」，外人也看不到他們是否閉著眼睛。還有的法官有時低頭在紙頭上寫寫畫畫，也算是一種休息和消遣吧。

和法官們一樣，全體被告每天都要出席。每天早晨，先由荷槍實彈的美國憲兵將這些被告從關押他們的巢鴨監獄中提出，用美國軍用巴士送到法庭，前後各有一輛美國軍用吉普押送。軍車的車窗蒙著黑布，外面完全不可能看到裡面的情況。下午審理結束后，再按照原樣押回。

對於這場審判，當時政府以為作為戰勝國，審判僅僅是走過場，所以明顯準備不足:是亞太地區最大的受害者，但派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人數最少，前後加起來一共只有13位，相比之下蘇聯派了70多位，美國的更多。而審判一開始，最讓代表團感到意外的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採取的是英美法系而不是我們熟悉的大陸法系。在大陸法系是究問制——先假定你有罪，然後由被告方來證明自己無罪，再由檢察官來提出控告;而英美法系以對質製為主，以證據為中心，首先假定被告是無罪的，然後由控辯雙方就證據進行辯論，法官如果認定證據不足，可以拒收，所以在英美法中證據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東京審判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辯護機構的龐大和辯護律師的眾多，每一位被告除了他自己聘請的幾名日本籍律師外，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還為每個被告配了一位美國律師，理由是這些被告不懂英美法。這些美國律師大多都比較有名，雖然法庭付他們的錢並不多，但這些日本戰犯大都屬於日本高層，家裡面很有錢，所以這些美國律師在法庭上表現得也很敬業，拚命為他們辯護。辯護團一共有100多名日本律師，再加上近40位美國律師，以20多名被告而擁有一百數十名的辯護律師，這不但是紐倫堡法庭沒有的，而且是任何法庭上或任何審判中所罕見的。由他們組成的龐大的國際辯護團，使得法庭的審理過程充滿了激烈的對抗，也使我們代表隊遇到了空前的困難和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