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前進 | 盧梭的病：醫學與史學的綜合解讀

盧梭的病：醫學與史學的綜合解讀

徐前進

內容提要：如何理解盧梭的病？在有關哲學、宗教與思想觀念的論述中，盧梭的思想是獨立的，無關乎身心病痛；而在醫學研究界，病痛與思想又是分離的。根據歷史文本中盧梭病痛的描述、敘說，參考法國醫學史的研究，可證實盧梭患有急性間歇紫質症，病發時表現為腹部癥狀(胃脹、腹痛)、神經癥狀(耳鳴、痙攣)和精神問題(抑鬱、妄想)。18世紀的醫生難以診斷，盧梭由於反覆發作的病情而受到誤解。《愛彌爾》出版后，他的宗教觀受到天主教會的責難，顛沛流離、生活窘迫，於是患上被害妄想症。盧梭的思想由啟蒙向浪漫風格的轉變，以及他去世后多變的歷史形象與其身心病痛有關。

作者簡介：徐前進，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文章原刊：《歷史研究》2013年第5期。

盧梭生於1712年6月28日，300餘年來，關於盧梭的爭論一直未斷，啟蒙、浪漫、平等或極權等思想流派都將其視為旗手。這是大歷史中的盧梭形象，此外還有一個在痛苦中艱難度日的病人形象。生前，盧梭飽受疾病之苦，但由於當時醫學的局限而未被同代人理解。1778年，報刊紛紛推測盧梭去世的原因，《伯爾尼雜誌》(Gazette de Berne)和《瑞士新報》(Nouveau journal helvétique)歸於腎絞痛，《百科全書報》(Journal encyclopédique)和《秘密通信》(Correspondnnce secràte)推測是腦血栓引起的中風。①法國大革命時期，讀者熱衷於解讀他的政治理念，忽略了其健康問題。19世紀，浪漫派根據《懺悔錄》理解盧梭，於是出現「浪漫病」現象。②之後，史學家、精神病醫生和外科醫生對他健康的關注不曾間斷，但難有共識。③這一問題成為盧梭的同情者與批判者論戰的依據，前者以身體病痛為他辯護，維護盧梭作為啟蒙思想家的尊嚴；後者以精神錯亂來貶低他。雙方相持不下。1912年盧梭誕辰200周年以來，盧梭的思想成為單純的學術問題，研究方向有所轉變，即使不是出於同情，至少為尋求公正，對盧梭疾病的思考擺脫了「兩個盧梭」的論戰模式。

一、提出問題

1763年1月底，盧梭在瑞士汝拉山麓的莫第埃(Mtiers-Travers)避難，他的病又發作了，不能招待客人，只能卧床休息。④這次發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嚴重，他覺得生命將盡，遂留下遺囑：「這個怪病折磨了我多年，它與同一類型的病是那麼不同，(死後)請醫生解剖病灶。為方便手術，我附上病情描述：二十年來，我患有尿瀦留症……排尿的障礙在膀胱處，導尿需要更長的探條……淋浴、利尿劑等只會加重病情，放血法也沒有療效。」⑤慕名來訪的客人也察覺到盧梭的病情。1763年10月，魏格林(Wegelin)一行來到莫第埃，盧梭談起長期折磨自己的病。⑥1764年12月，蘇格蘭青年博斯韋爾(Boswell)遊歷瑞士時路過此地，他看到盧梭坐在椅子上，病痛纏身、精神萎靡，便懷疑他得了憂鬱症。⑦憂鬱症在18世紀後期已被視為精神疾病，病人固執地陷在一個想法里，對外沉默不言。⑧此外，1762—1769年，瑞士的第索(S.Tissot)醫生為盧梭治病，了解各種癥狀後為他的忍耐力而感到震驚。⑨

由於1762年出版的《愛彌爾》冒犯了天主教會，1765年的《山間來信》又觸怒了日內瓦貴族權力機構小議會(Petit Conseil)，盧梭遭到譏諷、辱罵，甚至是火槍的威脅。⑩在歐洲大陸難有容身之處，只得在休謨的幫助下於1766年初至1767年5月去英國避難。期間，盧梭的病再次發作，房東達文波爾(Davenport)時常來探望，記錄了病情，1766年5月，健康良好，待人和藹，晴天到周圍散步，採集植物標本，雨天在屋裡寫作，或彈大鍵琴；6月底，病痛發作，「反常的狀況經常出現，性情起伏不定」；8月底好轉。(11)

1765年，盧梭開始寫《懺悔錄》，先猜測是膀胱先天畸形，尿道里有結石，醫生用探條疏導後排尿依舊困難；之後又將病因歸於肋膜炎、咽喉炎，或癌症。總之，他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來，以致與死神面熟了」。(12)由於《懺悔錄》是去世后出版的，所以生前很少人了解盧梭的病痛，他常向友人抱怨，論敵卻認為他性情乖戾或在嘩眾取寵。醫生特羅尚(Tronchin)說他為傲慢和猜疑所困擾，「無論到哪裡，兩個魔鬼如影隨形」；(13)伏爾泰更不留情面，1764年在匿名短文《公民的感受》中譏諷他是個瘋子，還患有性病。(14)這篇文章在法國的「文學共和國」(République des lettres)里流傳廣，非議也多，盧梭從此背負著倫理的十字架。18世紀的人剛剛擺脫中世紀麻風病的集體記憶，又陷入性病的恐慌中，於是對這一問題的譴責格外激烈。

盧梭的去世也與這種病有關。1777年夏天，早期浪漫派作家聖-皮埃爾(Saint-Pierre)陪他散步，目睹了他病發時的痛苦：劇烈嘔吐，膽汁都吐出來，(身體出現)神經性抽搐。(15)之後一年，病情持續惡化。1778年7月2日，盧梭五點起床，七點散步歸來，喝過加牛奶的咖啡后又出去，八點回來，胸部劇烈疼痛，裡面彷彿有銳利的針，頭部不適，像要被撕裂了，妻子瓦瑟(Vasseur)扶他上床，一會又扶他下床，11時左右，盧梭倒地後去世。(16)次日，李爾丹(Girardin)請了五位醫生解剖遺體，由三位外科醫生操作，兩位醫生作見證。(17)結論如下：下腹部器官正常，腎臟和膀胱沒有炎症；頭部有積液，身體其他部分正常；死因是嚴重性中風。(18)

19世紀，各種醫學診斷出現了：梅西耶(Mercier)將尿瀦留歸因於尿道炎，而非行為放蕩；(19)夏特萊(Chtelain)斷定盧梭先天殘疾，但胃脹、頭暈、耳鳴、失眠等是假想的；(20)德莫爾(Demole)說盧梭有精神分裂症；(21)艾洛敘(Elosu)認為盧梭患有高血壓、氮血症和中毒性神經官能症，尿路前列腺部位的畸形導致了尿瀦留。(22)這些診斷缺乏史學或醫學根據，不能解釋盧梭的病，反而沖淡了這個問題的嚴肅性。19世紀下半葉，盧梭的書信得以整理出版，他一生忍受的病痛清晰了：發燒、頭疼、耳鳴、喉頭炎(嚴重時不能說話)、失眠、心悸、胸悶、腹疼、胃脹、嘔吐、吞咽困難、腎絞痛、尿瀦留、手腳僵直等。病是周期發作的，健康本來不錯，忽然間疼痛難忍，不久，病痛減輕。1767年9月，盧梭感慨他的生存困境：「我現在快六十歲了，受到那麼多殘疾與不幸的折磨。生命還能苟延時日，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太高了。」(23)

在現代人看來，盧梭是卓越的啟蒙思想家，但他生前最關心的是治病與謀生，是沉重的肉身與精神自由的矛盾。那麼，盧梭到底得了什麼病，疾病對他的思想和歷史形象有何影響？

二、急性間歇紫質症

1974年，法國學者邦蘇桑(Bensoussan)出版《盧梭的病》，認定盧梭患有急性間歇紫質症(Porphyrie Aigu Intermittente)。大致而言，紫質症起因於人體紫質(又稱卟啉，porphyria)的代謝異常。紫質通過特定酶的催化為人體製造血基質，一旦酶無法正常發揮作用，紫質會在體內積累。由於紫質對身體器官，尤其對神經組織有毒性，患者會出現腹部癥狀(便秘、嘔吐)、神經癥狀(疼痛、四肢麻痹、說話困難)和精神問題(抑鬱、被害妄想)。(24)

邦蘇桑的研究既參考了醫學研究，根據盧梭的書信概括病症，並將兩者類比；也兼顧盧梭的思想矛盾：「現實生活中的依賴感與對獨立生活的渴望，希望得到他人的愛戴與一次次尋求隱居，對美德的熱愛與現實中的無力，愛憐小孩子卻丟棄自己的孩子。」(25)「盧梭的思想統一與否」是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學界對此均有論述，或是批判盧梭思想的分裂，或是維護其思想的統一。邦蘇桑質疑這一問題的合理性，它不僅與讀者的閱讀方式有關，「一些讀者依著心靈去讀，一些讀者循著理性去讀」，還涉及盧梭的病痛與思想的關係，而這是思想界所忽視的。根據邦蘇桑的研究，盧梭的病情如下(*為筆者補充)：

(一)身體癥狀：(26)

(二)神經癥狀(包括運動神經、感覺神經和中樞神經)：(27)

(三)精神病癥狀(包括神經官能症)：(29)

此外，法國科學院院士沃登斯多姆(Waldenstrm)統計了急性間歇紫質症發作時各類癥狀的出現概率，這對診斷盧梭的病有參考意義：(30)(*為筆者補充)

邦蘇桑的解讀雖不是確定無疑，但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式。首先，他參考了醫學界對紫質症的研究。1950—1970年，《英國醫學雜誌》報道相關病例，對紫質症的診斷具備了實驗基礎。(34)1966年，英國精神科醫生麥克爾平(MacAlpine)認定「瘋子國王」喬治三世患有急性間歇紫質症，癥狀包括腹疼、痙攣、身體僵直、灼熱感、失聲、視力模糊、心跳過速、多汗、失眠、幻覺等；病情五次發作，每次發作后的康復期很長。(35)這一結論動搖了那些以反常的精神貶低國王的論斷，並獲得醫學界和史學界的認同；(36)之前，醫學界的診斷不一，如躁鬱症、短暫性精神錯亂、癚妄性遊走等。(37)隨後，布魯克(Brooke)重新撰寫喬治三世的傳記，講述了國王在病痛中治國的故事。(38)喬治三世的歷史形象得以改觀：他誠實又肯吃苦，儘力維護清教傳統和宮廷的體面；他是個急性子，意志堅定，有些固執；他喜歡收集植物標本，支持科學事業，禮遇文人，為在英國避難的盧梭提供年金。(39)1969年，美國《時代周刊》發表《遺傳：皇室疾病》，介紹英國學者的研究，這啟發了邦蘇桑的思路。(40)

其次，邦蘇桑的研究承接了法國的思想傳統。19世紀以來，法國學者對精神疾病的思考從未間斷，薩德、莫泊桑、梵高、奈瓦爾(Nerval)曾是分析的對象。二戰後，福柯將這一傳統發揮到極致，他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追溯了理性與瘋癲的分界點，之後理性話語成為現代精神的表達方式，瘋癲則受到理性的規訓。福柯從精神病院的檔案中尋找瘋癲的原始意義和理性話語權的起源，最終在馬克思、韋伯和弗洛伊德之外發掘了現代性批判的新語境，哈貝馬斯稱之為「新的範式」。邦蘇桑也遵循了這一傳統。

邦蘇桑的研究在三個方面需要補證。首先是尿液檢驗。紫質症患者的尿液中通常含有過量的膽色素原(PBG)和丙氨酸(ALA)，發生聚合反應后形成卟啉，尿液呈深顏色。(41)如果顏色正常，加入乙醛和醋酸鈉，搖勻，之後再加入氯仿，若有膽色素原，則變為紅色。(42)瓦諾第(Vannotti)列舉的紫質症的十餘種檢測方法也都是針對患者尿液的。(43)18世紀的醫學沒有化驗尿液的傳統，這可能是盧梭及其醫生沒有提及尿液顏色的原因。據此可否排除盧梭患紫質症的可能？喬治三世的確診沒有經過尿液化驗，又根據佩爾菲特的研究，雖然病發時尿液會呈深顏色(桔紅色、紅葡萄酒色、咖啡渣色)，但也有病人的尿液顏色是正常的。(44)多數情況下，醫生並不依賴上述的卟啉檢測法，這會引起誤診，「相反，癱瘓和精神問題是很好的提示，尤其是兩者同時出現的時候」。(45)紫質症癥狀多樣，綜合考慮各種癥狀和多次發病的相似性則有助於確診。

其次，《全集》中並沒有否定性的證據，相反，盧梭嗜酒和天冷易發病的情節符合紫質症的特點。酒商沃爾頓(Walton)有一份盧梭在英國避難時的酒單：1766年6月8日24瓶，8月16日12瓶，9月25日12瓶，10月30日12瓶，12月1日12瓶。(46)儘管經濟上捉襟見肘，要賣掉隨身攜帶的書來接濟生活，但盧梭的酒是沒有間斷的。(47)而那時，他的病發作了。卧床不起，預見死亡將至，甚至無力寫遺囑，於是委託達文波爾為1763年遺囑的執行人。(48)紫質症的發作與天氣寒冷有關。盧梭害怕冬天，好天氣則有益於健康。(49)在英國，他遇上當地少見的寒冬，「比以往都要冷」。(50)大雪封路，盧梭在屋裡瑟縮著，他形容自己像困在窩裡的兔子；嚴冬過後天氣潮濕，濕與冷是盧梭健康的大敵，「簡直要了命」。(51)

此外，紫質症周期性發作，每次持續的時間長短不一。根據《全集》(此段註釋中全集縮寫略)，盧梭的病有過四次發作：第一次從1731年5月底至1737年9月；(52)第二次從1748年8月至1759年4月，病情斷斷續續，冬天尤其厲害，1758年3月8日，盧梭留下遺囑；(53)1761年春完成《愛彌爾》和《社會契約論》后第三次發作，持續到1769年7月；(54)第四次發作的時間難以確定，盧梭已學會忍耐，不再尋求醫生的幫助，只在1775年8月提及病痛，1778年春劇烈發作，7月2日去世。(55)其中，盧梭對第三次發作描述細緻：1763年1月病重，準備了遺囑，之後有所緩解，編寫《音樂詞典》，6月病情惡化；(56)1764年，除8月好轉，其他時間均無起色；(57)1765年，在流浪中尋找避難地，一年病痛不斷；(58)1766年1月到英國，由於天氣寒涼，5、6月間劇烈發作，9、10月間未提病情，11月又發作；(59)1767年春好轉，但記憶力衰退，9月複發，1768年5月漸好，6、7月到里昂、布爾昆(Bourgoin)旅行；(60)10月末病情加劇，1769年1月18日晚盧梭覺得死亡將至，7月健康恢復，抄樂譜、旅行和採集植物標本。(61)每次發作期間會有短暫的停歇；而兩次發作的間隙，健康相對平穩，但仍有輕微癥狀，如發燒、頭疼、尿瀦留等。

除了補證疏漏，現代醫學研究能佐證邦蘇桑的結論。紫質症符合孟德爾遺傳規律：如果一個顯性基因在父母一方出現，後代中一半的人會繼承。(62)迪恩(Dean)醫生調查了南非一個紫質症家族，18世紀初移居於此，1955年有478位後代在世。父系親屬第一代患病，第二代10人中有5人患病，第三代37人中有16人患病，第四代59人中有32人患病，第五代19人中有7人患病。(63)喬治三世的親屬遍及當時的歐洲王室(斯圖加特、漢諾威、普魯士)，他的病可追溯到蘇格蘭的瑪麗女王(1542—1587)，而遠近親屬中有半數患病，包括安娜女王(1665—1714)、普魯士腓特烈大帝以及喬治四世等。(64)

盧梭的病源於家族遺傳的可能性很大，1745年，盧梭提到哥哥佛朗索瓦與他的病情一樣。(65)里特Ritter)整理了盧梭的族譜，推斷他的病來自母系親屬。(66)母親蘇珊生下盧梭后第八天發著高燒去世，而妊娠是紫質症發作的誘因之一。(67)另有一則母系親屬非自然死亡的材料：1597年，塞繆(Samuel Bernard)出生不久失去父親，塞繆結婚後沒幾年也去世了，留下幾個年幼的孩子。(68)而盧梭的父系親屬多長壽，祖父大衛「差不多活到一百歲」，祖母活到60歲；(69)父親伊薩克(Isaac,1672-1747)生前健康，沒有出現紫質症的問題。

《英國醫學雜誌》的病例也可與盧梭的癥狀相類比。1946年12月，一位26歲的士兵感到無力，身體日漸消瘦。1947年3月2日，卧床不起，三天後不能站立，腹痛、便秘、嘔吐、失眠，嚴重脫水，脈搏每分鐘120次，兩個月後恢復了健康。值得注意的是，病人發病時尿液未呈深顏色。(70)這是對邦蘇桑有利的證據，即紫質症發作時，患者尿液的顏色不一定變化。總體而言，這位士兵的病症與《懺悔錄》第六章以及盧梭與第索醫生通信中的記載相同。

1949年，一位23歲的女性患者，腹部疼痛，每次持續15—30分鐘，類似痙攣，伴有嘔吐，一天三四次。先被誤診為腎病，后被誤診為膽結石，手術時沒發現異常，患者仍抱怨乏力，不能起床，心律每分鐘120次，血壓從108/75mmHg升至135/95mmHg，第18天不能說話，第24天不能吞咽，后死於鬆弛性癱瘓。(71)盧梭也常向朋友抱怨腎絞痛、排尿困難，一勞作就頭暈目眩，還說住在隔壁的人都能聽到自己心臟的急跳，醫生對此束手無策。

另外，美國民間組織「紫質症基金會」提供了急性間歇紫質症患者的自述，他們的病情與盧梭的癥狀如出一轍。(72)儘管現代醫學對紫質症有了系統的研究，但由於臨床癥狀多樣，所以診斷時錯誤頻出。現代醫生尚不能確診病因，18世紀的醫生對盧梭的病更是無能為力，診斷的結論千奇百怪：幸福病、文人病、膽結石、腎病、癌症、疑病症，治療方法也無根據：吃鴉片、泡溫泉、喝牛奶、放血等。喬治三世的病情和紫質症患者的自述涉及發病癥狀與診斷方法，這為重新思考盧梭的健康問題提供了可能性。

三、被害妄想症

歐洲大陸難有容身之處，1766年1月，盧梭在休謨的協助下到達英國。由於不適應當地氣候，生活拮据、營養不良，病情複發。另根據拜訪者的描述，盧梭的精神還出了問題，即被害妄想症，屬偏執型精神障礙的範疇。1798年，巴黎精神病醫生皮內爾(Pinel)根據《懺悔錄》斷定盧梭有憂鬱和受迫害的傾向；(73)艾洛敘將之視為心理學文獻，「能指導精神病醫生研究體質性的被害妄想症」，1766年後盧梭為此所困，與休謨的爭吵也起因於此；(74)福柯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說盧梭的被害妄想隱藏在文字中；新版《盧梭研究詞典》對此有了一致的結論：盧梭受被害妄想症的困擾，《懺悔錄》、《盧梭評判讓-雅克》和通信提供了證據。(75)

根據現代心理學和精神病學，被害妄想症是什麼問題？首先，它起因於心理困境或生活中的交流障礙，患者在不知不覺中出現系統的妄想，雖有清晰的邏輯，卻違背常理。所謂妄想，患者認為針對他的迫害正在或即將發生，施加迫害的人是有意的。(76)其次，壓抑的感受長期存在，患者難以自我剋制。(77)最後，患者對社會的理解被持續性的妄想干擾，精神處於混亂狀態，失去對現實的感知力和控制力，對人有疏離感，甚至是敵意。(78)

1767年從英國歸來后，盧梭屢次控訴文人沆瀣一氣，聯合陷害他。這是被害妄想症的典型特徵，但盧梭的精神異常有外在的歷史背景。自1762年起，天主教會追捕盧梭，文人界對他的批判也沒有停息。1764年，巴黎又出現小冊子《日內瓦盧梭的抄襲》。(79)更糟的是，1766年4月，英國文人沃波爾偽造腓特烈大帝的名義，在《聖詹姆斯紀事報》(St.James's Chronicle)上發表嘲諷盧梭的匿名信：「您離棄了故國日內瓦，又被逐出瑞士，在法國受通緝，若無路可走就來我這裡，我欣賞您的才能，樂於消遣您費時費力炮製的幻想。」(80)18世紀後期，諷刺政治人物在英國已是輿論氣候，盧梭對此不適應，4月7日，他向該報主編寫信抗議，主編非但沒有道歉，卻連續發表類似的信。盧梭由此將之歸於論敵策劃的陰謀：「至少六個星期內，英國報紙對我是尊敬的，但最近改變了語氣，對我輕視，虛情假意。」(81)另外讓盧梭更加不安的是他在倫敦碰到宿敵、日內瓦醫生特羅尚的兒子。特羅尚欣賞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於是將小特羅尚送到格拉斯哥大學學習，盧梭剛到英國時，小特羅尚恰巧取道倫敦回國，冤家相逢。與此同時，盧梭發覺信件常被私下拆開，(82)報紙上總有他的新聞，由此斷定被人監視。

這些事本沒有關聯，卻在盧梭沉鬱的精神中發酵，形成確切的因果聯繫：「我收到您的信了，它被拆開過，又被重新封好，是休謨給我的，他與江湖騙子特羅尚的兒子聯繫密切……與我的巴黎敵人交往頻繁。」(83)1766年6月10日，盧梭寫了一封萬言書，曆數遭受的迫害，並指責休謨策劃了陰謀。(84)而事實上，休謨受法國波弗奈公爵夫人的委託，幫助盧梭到英國避難，還替他向喬治三世申請年金，卻被反誣是陰謀家，倍感無辜。一方面，休謨作為英國駐法使館的秘書，力求修復七年戰爭后的兩國關係，不敢觸逆有廣大讀者的盧梭；另一方面，他了解盧梭雄辯的文辭對讀者的感召力，所以決定將他們的通信轉交英國國家圖書館保存，又在英法兩國出版《休謨與盧梭爭吵的簡要說明》，以求外界有公正的判斷。

休謨的舉動更加刺激了盧梭，之後他覺得陰謀無處不在，「屋頂上有眼睛，牆壁上有耳朵，我被心懷惡意、目不轉睛的密探包圍著」。(85)《懺悔錄》是在這種精神狀態下寫的，文本背後潛藏著惶恐不安。1770年1—9月，盧梭每封信的開篇有一首短詩：「我們都是可憐的瞎子，上帝啊，讓偽君子們原形畢露吧，讓世人看到他們粗野的內心。」(86)在《盧梭評判讓-雅克》中，他塑造熱愛自然、追求正義的讓-雅克，形單影隻、無依無靠，陷於陰謀，大人物、作家、醫生和掌握公共輿論的機構參與其中，扼殺他對真理的追求。(87)在《漫步遐想錄》中，他依舊認為生命的最後十五年處於噩夢般的境地。(88)1778年臨終之際，盧梭覺得敵人在他死後會迫害他的夫人。

那麼，被害妄想症降臨到盧梭身上，是歸因於他的性格、病痛，抑或生存困境？弗洛伊德將之視為慢性的精神錯亂，病人有誇大、受壓迫、被嫉妒和被愛的幻想。(89)病因與個體心理和成長經歷有關：年少時是否受過虐待或心理創傷，是否有認知錯誤(自大狂)和強烈的情感(憤怒、焦慮)，是否有對患者的交往形成壓力的事件等。(90)這些因素或多或少與盧梭有關。出生后第八天，母親去世，父親為此責備他。盧梭深感內疚，多次請求父親的原諒。成年後，盧梭從母親的遺物中虛構了一個慈母形象，時常陷入溫馨的幻想；他還在異性身上尋找母愛，包括華倫夫人、維爾德蘭(Verdelin)夫人、埃皮內夫人和盧森堡公爵夫人等，給她們寫信，訴說痛苦與快樂，以獲得安慰。這樣的成長環境使盧梭在成年後有天真的性情，或者說是孩子氣，拜訪過的人發現了這一傾向。母親過早的去世和父親淡薄的家庭觀念影響了盧梭的性格，成年後，面對社會紛爭時會有些不知所措。旅英期間，盧梭生活清苦，病痛發作，又受到報紙的奚落，心中鬱郁。他的妻子隨後也來到英國，她時常怨言不止，數落盧梭的缺點，「很多可惡的蠢話不應出自她的口中」。(91)這可以解釋盧梭為什麼特別依賴他的狗蘇爾坦(Sultan)，去英國時也帶著它，回到法國后，蘇爾坦得了病，盧梭請來獸醫科施瓦(Cochois)，1767年6月，盧梭離開亞眠時，將狗託付給杜切尼(Duchesne)夫人照料。(92)

逃難路上，盧梭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早在1762年1月，盧梭致馬勒澤爾布的信中已初露端倪：我跟人群漸漸疏遠了，在想象中營造了另一個社會，我可以隨心所欲地培育它，沒有風險，始終可靠，合乎我的需要，因此更加吸引我。(93)1766年春夏之交，盧梭認為幫助他的人有陰險目的，在友情的面具下陷害他；將之騙到他不熟悉的國家，更易施加迫害。(94)1767年5月，盧梭為來歷不明的人所追捕，他從武通的住處逃走，在百公里之外的林肯郡斯伯丁(Spalding)才脫身。(95)盧梭不由想到《愛彌爾》出版后的遭遇：在法國受追捕，在瑞士受到粗暴對待，在英國受貶損。(96)大人物如此對待他，路上的行人也如此，於是斷定周圍的人都是間諜。

根據醫學研究，精神異常是紫質症患者的常見問題。(97)喬治三世有過精神問題，諸如情感多變、幻覺、與不在場的人談話等。1788年11月，國王精神錯亂；次年3月恢復神智，但12年後，國王徹底瘋了，最後轉為老年痴獃。1962年，戈德伯格(Goldberg)觀察了50例紫質症患者，14例有抑鬱、歇斯底里、愛哭等問題，9例有幻想、思想混亂、失去方向感等癥狀；其中6人的精神問題有助於診斷紫質症。1963年，森特(Saint)研究16個病例，其中5例有抑鬱、精神分裂等癥狀，並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療。(98)

另外，「紫質症基金會」的病人自述證明：患者容易出現抑鬱、意識不清、被害妄想等問題。諾頓(Norton)覺得自己失去了理智，有被害妄想症的傾向；布魯諾(Bruno)發病時思想混亂、麻木、恐慌；布萊克(Black-Blair)精神抑鬱，彷彿墜入霧裡，要放棄對上帝的信仰；費尼根(Finnegan)幼時就有離奇的精神病，兒童精神病學家無計可施。所以，精神問題不但是紫質症的多發癥狀，而且可作為診斷依據。(99)

相比於現代患者，盧梭的處境更加艱難，他因持續性的病痛而難以融入公共交往。18世紀，排尿方面的癥狀對患者有倫理意義的否定性，所以盧梭對名人云集的沙龍並不熱衷。此外，他努力維持和醫生的交往，但醫生無能為力，稿費和母親的遺產多用來治病，可療效甚微。盧梭的求醫經歷激起他對風俗的失望和對科學的批評。因此，病痛使得盧梭退縮到與社會隔絕的個體世界，在誤解與孤獨中，受到迫害的幻想侵入了他的精神。1766年，身體病痛、文人批判、教會緝捕以及生活貧困等問題迎面襲來，盧梭的精神不堪重負，於是患了被害妄想症。

四、理解盧梭

大致而言，盧梭的病表現為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盧梭只在意前者，諸如腹痛、嘔吐、尿瀦留等；雖然內心困頓，但他天性善良、信仰真誠，只是風俗的墮落使他心緒不寧。而在外界看來，自盧梭憑藉《論科學與藝術》進入啟蒙界后，他的精神就有異常：自相矛盾(自己寫戲劇卻反對日內瓦演戲劇)、嘩眾取寵(當眾拒絕國王的年金)、奇裝異服(1763年後穿亞美尼亞民族的長袍)、忘恩負義(誣衊幫助他的休謨)。

為什麼盧梭於他的時代有這麼多誤解？首先，當時沒有人理解盧梭的病，包括醫生。18世紀，現代醫學處於初創時期，醫學理論不統一，實驗方法不系統，醫生常用的方法是放血、淋浴、通風和服鴉片等，缺少病理依據。(100)儘管法國醫學界出現了倡導實驗和觀察的實證主義，諸如博爾德(Bordeu)主張人的生命從屬於自然規則，他的學生皮內爾將醫學與自然科學並列，又將疾病分為不同的綱目，以避免形而上學傾向，但神秘主義與受幻想支配的理論體系仍是主流。(101)1759年，特羅尚醫生為盧梭治療，雖不能確定病因，仍開了一劑藥方：「半斤白蜜，兩品脫水，煮一小時，漂去泡沫，加兩盎司壓碎的茴香根，靠近火浸泡兩小時，濾除液體，冷卻后加一德拉馬克的氯化銨溶液，每兩小時服用一杯。」(102)這是18世紀典型的充滿神秘主義的藥方，其中的氯化銨可利尿，但對紫質症難有療效。久治不愈，盧梭遂與特羅尚決裂，不再相信他的醫術，並斥之為江湖騙子。之後，盧梭求助於第索醫生。第索力求擺脫迷信、怪誕的治療方法，但他仍根據形而上學而不是生理學作診斷。盧梭時常腹疼、胃脹，右側更明顯，第索斷定肝臟為病灶，腸部病變是誘因。(103)他還將盧梭的病視為18世紀「文人病」的典型：文人久坐不動，下腹循環紊亂，引起身心問題(腎結石、消化不良、發燒、神經問題)。(104)

特羅尚和第索是當時的名醫，他們的診治依據不是科學的理論，而是模糊的經驗，庸醫以神秘的手段牟利更使得醫學名聲不正。這可以解釋17、18世紀批評醫生的風氣。在莫里哀的戲劇里，醫生不是救人危急的職業，布歇(Boucher)諷刺兜售萬靈藥的人，盧梭斥責荒唐的放血療法，他差點為此送命，(105)在《懺悔錄》中又說醫生是江湖騙子，敗壞風俗。18世紀末，梅西耶仍然批判醫生拙劣，草菅人命，只為圖錢財。(106)盧梭由於不明不白、難以治癒的病痛而處於倫理與醫學的邊緣地帶：他日夜忍受的病痛在外界看來是個道德問題。

盧梭常說病發時疼得淚流滿面，為此他被斥責是矯揉造作或性情乖戾。盧梭是否言過其實？喬治三世發病時，疼得狂奔亂跳，宮廷醫生威利斯(F.Willis)把他捆綁在專門定製的椅子上。(107)又根據「紫質症基金會」的病人自述，瓦倫(Warren)說疼痛時猶如尖刀穿過腹部，身體虛弱，不能說話；約翰遜描述為上千把帶火的刀在腹部遊離，醫生切除了他的闌尾，疼痛絲毫不減；杜格爾說疼痛時像燒紅的長矛刺穿身體；布里奇覺得那感受無法描述，後背疼，腹部疼，來去不定。(108)所以，盧梭在病痛中感受的絕望是真實的。

其次，盧梭的精神問題也是為人所迷惑的。18世紀下半葉，法國精神病人增多，政府開設收治精神錯亂者的療養院。1785年，杜布萊(Doublet)發表關於精神錯亂的報告，這一問題被納入醫學領域。(109)法國大革命時，皮內爾負責照顧巴黎比塞特醫院的精神病人，他改用溫和的精神療法：去掉鎖鏈，同情病人，以坦誠的對話傳遞生活的希望。(110)此前對待精神病人，先是驅趕，但遊盪中他們仍是社會的威脅，於是又將之囚禁，用鐵鏈鎖住手腳，以隨意又殘酷的方式治療。(111)野蠻的治療方式暗示18世紀的瘋癲受到世俗倫理的排斥，尚不是純粹的醫學問題。

醫學滯后，盧梭的病得不到治療，反而被曲解了。1764年，伏爾泰抨擊他患有性病，還遺棄孩子。15世紀末，「性病好像有遺產繼承權似的接替了麻風病，被置於道德排斥性的空間，並受到一整套的道德判斷」。(112)由於它多染於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容易傳染且難以治癒，由此被賦予倫理審判的含義：病人是美德的背叛者，要受懲罰。面對流言，盧梭只得辯解，在遺囑和晚年自傳中不遺餘力地為自己正名。

盧梭對他的病痛也有曲解。1749年10月，他到巴黎文森監獄看望遭囚禁的狄德羅，邊走邊讀《法國信使報》(Mercure de France)刊載的第戎科學院的徵文啟事：科學藝術是否有助於凈化風俗？(113)天氣炎熱，盧梭倒在一棵橡樹下，「突然間，我的靈魂為上千道光照亮，無數的思想強有力、卻又混沌地襲來，把我拋進難以言表的不安中，頭暈目眩，酒醉一般，心劇烈跳動，透不過氣，之後的半個小時狂躁不安。起身時，衣衫為淚水濕透，我卻不知道流過淚……在樹下的一刻鐘里，那麼多真理啟發了我……幾乎是在無意中，我成了作家」。(114)

這是盧梭塑造的「文森之象」(Illumination de Vincennes)，他在致馬勒澤爾布第二封信、《懺悔錄》第八章和《盧梭評判讓-雅克》中都提到這個神啟般的場景，由此踏上啟蒙之路，也被視為第一個浪漫主義作家。法國、德國浪漫派的傳記中都有受到神啟、思想剎那間開明的場景，賦有靈性的眼睛突然睜開，從而發現了自我和世界的關係。(115)20世紀初，醫學界重新思考盧梭的健康問題，羅曼·羅蘭贊同艾洛敘醫生的診斷，即盧梭患有膀胱炎，他繼而推斷「文森之象」是膀胱炎發作時的病態精神。(116)那麼，這個場景與盧梭的病有沒有關係？

歷史文本中的蛛絲馬跡說明盧梭曲解了「文森之象」。1748年，盧梭的病時常發作，8月26日，他在致華倫夫人的信中說：「給您寫上一封信時身體兩度發病，先是腎絞痛、體內燥熱、尿瀦留，淋浴和利尿劑緩解了病情，但排尿依舊困難，腎結石落到尿道里……最近上腹疼痛，伴有嘔吐。」(117)1749年初，健康仍舊糟糕，一個多月不能寫信。(118)《懺悔錄》也透露了相關信息：「狄德羅被捕后，我在酷熱中常跑到文森城堡，結果受了熱，得了強烈的腎絞痛。此後，我沒能恢復以前的健康。」(119)盧梭說那天炎熱，當時已十月，巴黎天氣轉涼，所以不排除是病發時的體內燥熱。1748年8月至1759年4月是盧梭的第二次病發期，1749年10月的「文森之象」不排除是紫質症的急性發作。寫作《論科學與藝術》時，盧梭正為《藝術與科學大辭典》(Grand Dictionnaire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撰寫詞條，這正好為批判現代科學、讚美古代風俗的觀點提供了依據。而盧梭從宗教角度解釋他的病痛，在思想史上塑造了「文森之象」，並在無意間發現了以「我」為主體的寫作方式，即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

通常意義上，《新愛洛漪絲》是一部讓18世紀的讀者潸然淚下的小說，女主角茱麗以忠誠與率真面對不如意的婚姻，並由善良的姑娘變為有德的女性。除此之外，能不能從中發現盧梭的病痛與思想的關係？1764年9月，盧梭和來訪的客人親岑多夫(Zinzendorf)談及這部作品，強調其中講述的就是他的故事，(120)那麼它與盧梭的經歷有何關聯？

《新愛洛漪絲》有三個主題：美德、愛情和病痛。而寫作的兩年(1756—1757)，盧梭沉浸於這樣的語境，他的心情是如此，與友人的通信也是如此。當時，盧梭住在沙爾麥特(Chevrette)的退隱廬，與烏德托夫人(Houdetot)往來頻繁：「我形單影隻，意志消沉，長期遭受折磨的心渴望慰藉，我在烏德托夫人那裡找到了。」(121)這種現實感受在《新愛洛漪絲》中成了描述茱麗與聖普欒相互愛慕的靈感。1757年7月，盧梭致信烏德托夫人：「病痛和憂愁使我衰亡。即使在精疲力竭中，我的心裡依舊想念著您，而且想念的只有您。我應給您寫信，可信里滿是憂傷。」(122)盧梭此時的書信與《新愛洛漪絲》的語言風格一致。

不但書信中的段落可融入作品，病發時的痛苦也常進入文辭。1757年，盧梭的病情屢次發作，《新愛洛漪絲》中塑造聖普欒的愛情感受時，盧梭寫道：「您的手剛落到我身上，一陣戰慄襲來，使我發燒甚至昏迷，什麼都看不見，什麼也感覺不到，精神錯亂之際，我能說什麼，能做什麼？」根據醫學研究，紫質症發作時，視力模糊、意識混亂、體重下降和燒灼感是多發癥狀。而聖普欒常說火在血管里流動，既不能撲滅，又不能緩解；他還說自己是季節的玩物，太陽或雲霧，陰天晴天都能操縱他的命運。生活中，盧梭害怕濕冷嚴寒，1757年秋末，病情反覆，他擔心活不過冬天。(123)不僅如此，《新愛洛漪絲》提及治病的方法，比如奎寧和鴉片的效用，以及皮膚問題：那些你認為是疤的只是很快就消失的紅斑。(124)而紫質症患者受陽光照射后常出現這樣的問題。作者與他塑造的人物息息相通，這是盧梭對中世紀以來寫作方式的革新，而在神學傳統與古典主義時代，作者多是隱藏起來的，文辭中即使有酸甜苦辣，卻只是虛構的感受。

廣而言之，在盧梭的其他作品中，身體話語也時隱時現。病痛發作時，身體感受成為敘述的主題，對隱居的渴望和身心分離的意象一次次出現，《懺悔錄》、《盧梭評判讓-雅克》和《漫步遐想錄》等遍布對身心之苦的訴說，由此造就了浪漫派盧梭。健康時，身體話語減弱或消失，盧梭更關注外部世界，1758—1762年，他住在盧森堡公爵位於蒙莫朗西的寓所，健康好轉，心情不錯：自去年到現在(1759年11月)，沒有抱怨過健康，因為身體狀態確實不錯。(125)1760年冬，病痛沒有發作，盧梭盼望天轉暖後去旅行。(126)此時，他寫信很多，語氣和緩且充滿希望。《愛彌爾》和《社會契約論》是在平靜的心境下完成的，論證嚴謹，盧梭由此成為啟蒙者。

盧梭的信仰也是研究的熱點，他生於信仰加爾文教的日內瓦，后在義大利迫於生計而改宗天主教，1754年回日內瓦時又改宗加爾文教。1764年冬，博斯韋爾來訪，得知他在新舊教之間的變換，隨即產生疑問，盧梭說他仍是基督徒。(127)他的信仰問題沒有那麼簡單，不只是在新舊教之間被動或主動的變換，還有從敬畏上帝到質疑上帝、從信仰天國到關注塵世的不同。這與啟蒙時代信仰的衰落有關，與他忍受的病痛又有沒有關係？

1735年，他信仰上帝，並將身體痛苦視為靈魂贖罪的條件：「現在極度虛弱，沒有人比我忍受的殘疾更多，我心中有那麼多罪惡要糾正。」(128)之後，盧梭的原罪與救贖觀念有所變化。1758年，他跟維爾納(Vernes)神父說自己受了那麼多折磨，如果靈魂不能永生，上帝就是不公正的。(129)18世紀中期，盧梭進入「文學共和國」時，根據沙爾勒瓦(Charlevoix)、拉菲陶(Lafitau)的遊記和塔西陀、普魯塔克留下的古代善政與美德故事構想了人類歷史的黃金時代，這意味著他遠離了基督教義的創世與原罪觀念。一般而言，信仰上帝與追逐塵世的歡樂是矛盾的，所以靈魂要擺脫肉體的束縛，以追求至善。盧梭雖說要擺脫肉體的負擔，但那是源於病痛折磨的靈肉之爭，不全是宗教意義上的慾望與信仰之爭。

盧梭的遺囑也能說明他的宗教觀的改變。一份寫於1737年6月27日，那時他與華倫夫人住在尚貝里，做化學實驗時裝著雌黃與石灰的瓶子爆炸，盧梭受傷，神父讓他口述了遺囑；(130)另一份寫於1763年1月29日，盧梭住在莫第埃，天氣嚴寒，盧梭病重，自覺不久於人世。(131)在1737年的遺囑中，盧梭向上帝說明發生的事故，神父根據天主教儀禮將十字架放在他的身上，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義祈求上帝，保佑他的靈魂進入天堂。在1763年的遺囑中，盧梭不再提上帝，不再渴望救贖，只是敘述病情，並希望由醫生解剖遺體，以證明他沒有感染性病。而天主教會嚴禁解剖人體，盧梭不再理會這些教規。生活中，盧梭踐行現代學者喻世的職份，並在報刊公共輿論領域中發現了現代社會的讀者，尊重他們的趣味，也渴求他們的理解。從渴望靈魂救贖轉變為關注塵世的名聲，與他的病痛有關。

《懺悔錄》也不再是信仰的語境。盧梭雖以「懺悔錄」為題，但與奧古斯丁的同名作品大不相同。奧古斯丁虔誠地向上帝懺悔，坦白罪過以救贖靈魂；盧梭卻質問上帝為什麼不公平，為什麼要參與陷害他的陰謀，並拒絕懺悔，轉而向公共領域中的讀者訴說。(132)《懺悔錄》的寫作，一方面起因於外界的誤解，另一方面，無休止的病痛讓盧梭覺得上帝並不垂憐正義之人。18世紀的思想環境也為這部作品提供了存在空間，那是從中世紀向現代無神論過渡的時代。伏爾泰在《風俗論》第一章不再講述上帝創造萬物的故事，而是言及中華文明以批判天主教的世界觀；狄德羅創作《修女》，諷刺教會生活的醜陋；霍爾巴赫在《健全的思想》中倡導無神論，是為現代唯物主義的先聲。

盧梭在《懺悔錄》中多次提到對送到孤兒院的五個孩子的愧疚(1746，1747，1748，1751，1752年)。伏爾泰斥責他的薄情與虛偽，(133)去世不久，盧梭的論敵以此作為「復仇的方式」來批判他，(134)1786年7月，《秘密回憶錄》(Mémoires Secrètes)說他精神錯亂，(135)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加以諷刺，薩特在《什麼是文學》中懷疑其人道主義的真誠，而現代讀者在自由談中常有否定性的疑問：盧梭果真是因為信奉柏拉圖的「理想國」才把孩子送進孤兒院？

1751年，盧梭在致弗蘭克里(Francueil)夫人的信中交代了實情：我每天在痛苦中掙些資養，無力養活一家人，孩子們在孤兒院得不到好的教育，但身體是健壯的；沒有多餘的食物，溫飽不是問題；不會成為高貴的人，當個農民也不錯。(136)所以，盧梭丟棄孩子的舉動不是因為他信奉柏拉圖的「理想國」，而是病痛讓他無力承擔父親的責任，他寧願孩子們在孤兒院里健康成長，卻不願他們在父親身邊挨餓。盧梭懂得為父之道，晚年提及此事時滿懷愧疚與擔憂。1770年2月，盧梭與日耳曼先生通信時念及他的孩子：上帝啊，如果他們有我一樣的遭遇，命運會如何？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工人或農民，在默默無聞中平靜地過日子？(137)

在誤解中，盧梭變得孤立。他曾斷言世界上有兩個盧梭：「所有的人都在讀我的書，都在批判我、談論我，我卻不在場……一個盧梭出現在上流社會裡，另一個卻在隱居，兩個盧梭沒有相似之處。」(138)去世后，他在思想界留下三個論題，即盧梭與啟蒙、法國革命和浪漫主義的關係。這些具有鮮明意識形態的歷史事件對盧梭的解讀影響了現代讀者的盧梭觀。

首先是盧梭與啟蒙的關係，即盧梭是啟蒙的、反啟蒙的、還是啟蒙的自我批判？新康德主義者卡西爾將啟蒙視為人在理性的引導下發現真理的過程，而盧梭的契約理論和個人主義與此相符，所以是啟蒙思想家。格羅德(Garrard)提出反啟蒙的觀點：1758年，盧梭發表《致達朗貝爾的信》，抵制在日內瓦建劇場的提議，他對啟蒙的批判由此演變為公開論戰；與休謨爭執后，他又因對文學共和國的背叛而被斥為瘋子。(139)接下來，格羅德的論證邏輯成了啟蒙理念(科學、藝術、理性)與盧梭思想(自然、美德、情感)之間的對壘。啟蒙自我批判的觀點來自胡里恩(Hulliung)，他不像卡西爾那樣將啟蒙看作系統的精神體系，而是認同文化史家蓋伊(Gay)的觀點，即法國啟蒙時代是提出現代問題的時代，像其他時代一樣也不具備思想的一致性。相反，混亂與模糊是它的特點：啟蒙首先展示自然法，最後過渡到功利道德；它以理性開篇，卻以眼淚與多愁善感落幕；哲學家既為理性開路，又為情感辯護。(140)在變動不居的18世紀，盧梭不同於啟蒙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戲劇等問題上的前後矛盾可視為啟蒙界的自我批判。

三種觀點，哪個更有道理？盧梭與啟蒙若即若離的關係既有病痛的因素，又有「古今之爭」的淵源。病情時常發作，時代醫學所限，盧梭無法向外界澄清，尤以導尿為例，這讓他不便在公共場合久留。1752年，戲劇《鄉村卜師》在楓丹白露宮上演，盧梭多次外出方便，當晚又拒絕路易十五的會見和年金，趕回巴黎。按照盧梭的自述，之所以要離群寡居，是因為病了，如果健康，他也樂於參加沙龍聚會，並會扮演為公眾利益思考的角色。(141)《愛彌爾》和《社會契約論》出版后，盧梭開始嚮往隱居的生活，寫作風格偏離啟蒙的體系精神與進步觀念。對於1766年的英國之行，他也有隱居之意，只是沒想到冒犯了英國文人，咖啡館、沙龍對他也褒貶不一，報刊大量報道，像是爆發了一場「歐洲範圍的戰爭」。(142)這更堅定了盧梭退出文學共和國的意圖，他一度放棄寫作，與外界斷絕聯繫；1767年回到法國后又改姓為勒努(Renou)，隱姓埋名。

從「古今之爭」來看，盧梭與啟蒙的主調也有不同。17世紀末，法國知識界出現古代與現代孰優孰劣的爭論，在詩歌與藝術方面，崇古派認為現代無法與古代相比，厚今派則主張現代科學的進步遠勝於古代。(143)最終，厚今派獲勝，這是法國啟蒙的先聲，因為多數啟蒙思想家親近自然、鼓勵發展科學與商業。達朗貝爾在《百科全書序言》中闡述啟蒙精神的主旨：丟棄神學思辨，不再模仿古人，促進實踐科學，塑造人的健全精神。他發現盧梭之所以抨擊科學與藝術，是因為混淆了科學精神的培育與濫用的區別，真正的科學藝術有助於改良社會風俗。(144)而盧梭不但強調科學藝術對美德的害處，還批判厚今派拉莫特(La Motte)和特拉松(Terrasson)的淺薄。相反，他認同崇古派費納隆的立場，希望從古代共和國中尋找教化現代風俗的良策。(145)這與其他啟蒙思想家所堅持的知識從實踐中來、以科學塑造人的精神的主張是不同的。

持續的病痛和糟糕的醫術促使盧梭批判墮落的社會風俗，追慕古代的文風讓他難以融入具有厚今風格的啟蒙世界。

1766年後，盧梭著力撰寫注重個體情感、迷戀鄉村、批判社會的三部自傳，與啟蒙時代的理性信仰、體系精神和進步觀念有背離之處：盧梭批判社會風俗的墮落，並嚮往獨處，個體因厭惡社會而退隱是對集體啟蒙的否定；盧梭在退隱的格調中發現了不受拘束的自由的「我」，符合浪漫派的精神訴求。但盧梭與啟蒙界的疏遠不同於天主教會對啟蒙精神的壓制，比如巴黎主教博蒙(Beaumont)緝捕盧梭的意圖，以及對《論精神》的作者愛爾維修的譴責；與嘲諷啟蒙的文人也不一樣，比如創作諷刺劇《哲學家》的帕里索(Palissot)；與18世紀後期那些住在巴黎頂樓的失意文人對啟蒙的攻擊更不一樣，他們反啟蒙的論調里透露著對社會不公的憤怒。盧梭對啟蒙始終有溫情的關懷，諸如對健全社會的思考、對體現啟蒙時代好奇心的植物分類學的熱衷，以及1771年完成的充滿啟蒙政治理想的《關於波蘭政府的思考》。

其次是盧梭與法國革命的關係。1762—1789年，《社會契約論》發行兩個正版，盜印40版，約四萬本，1789—1800年，又有44版刊行。(146)這部作品漸漸成為革命聖經，尤其是1789—1791年制憲議會時期，以及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的恐怖時期，「盧梭的名字幾乎出現在所有政治辯論中」，流行戲劇多以盧梭為主角。(147)1792年2月，國民公會將他的胸像安置在議會大廳里，遺孀由國家供養。(148)19世紀的法國，革命仍舊是壓倒一切的思想，盧梭的影響依然揮之不去，只是對他的批判越來越多。當時，如何調解絕對主權與代議制的矛盾是爭論的主題，基佐批判盧梭的公意如絕對王權一樣惡劣，純粹的民主會導致無政府狀態。(149)批判者並沒有提出盧梭與激進主義相關聯的直接證據，即便如此，在20世紀極權年代，盧梭與革命的關係演化為「公意—革命暴力—極權主義」的邏輯論證。這與盧梭的政治訴求不協調，他在《愛彌爾》中說過不公平會引起下層社會的革命，所謂小人物變成大人物、尊貴的淪為卑賤的，卻從沒有倡導以恐怖與暴力實現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盧梭的思想中有兩個極端，愛與恨、出世與入世等，但那是病痛引起的，與革命暴力的社會起源相差甚遠。

盧梭被視為法國革命精神之父，是因為他提出契約理論、公民宗教和主權者概念，以及對美德和自由的頌揚。(150)此外，疾病是新的分析視野。盧梭以身體話語塑造了在艱難中尋求真理的形象，對受難者的同情與對壓迫者的憤怒是革命的原始情感，這是盧梭與法國革命相聯繫的心理基礎。1789年，伯維爾將盧梭比作蘇格拉底，一個真理的忠實的傳達者，飲下的卻是比毒芹汁更烈的東西。(151)盧梭研究家特魯桑批評伯維爾「以熱情代替真實」，但這本著作強化了盧梭與革命的思想關聯。(152)盧梭去世后，在祭奠墓地的風潮中，崇拜者的心中出現了瞻仰殉道者的感情：面對棺槨，人們感覺不到恐懼，只在神聖的肅穆中接受他的注視。(153)革命家從盧梭對病痛的訴說中感受到了殉道精神，並視之為革命信仰。法國思想家勒梅特爾閱讀一本讚美盧梭的小冊子時發現「(革命時期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動物」。(154)這符合阿倫特所謂的「(西方)現代革命本質上都源於基督教，哪怕它們打著無神論的幌子」。(155)由此而言，盧梭與法國革命的關係，不只是文本傳播的問題，或公意與專制的曲折關係，還有社會心理因素，即盧梭的生存困境契合了革命時代的人同情苦難的心理。

盧梭與19世紀浪漫派的思想聯繫也有偶然性。浪漫派有工業化的背景：法國革命后舊制度捲土重來，啟蒙時代高揚的理想落空了，實利主義壓迫著理想，童工、礦難、投機等罪惡一代代積累；在沉悶的科層制度下，年輕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心靈敏感的人開始反思個體追求與集體制度的矛盾，並批判文明社會的醜陋現象，於是成了浪漫派。大致而言，浪漫派有獨特的精神訴求：親近自然，以人的情感為審美標準，追慕中世紀的騎士傳統，排斥理性主義和科學樂觀主義，這與盧梭晚年的精神格調相似。夏多布里昂、斯塔爾夫人、雨果、喬治桑、米什萊等多少受到盧梭情感語境的影響。(156)英國的雪萊喜歡盧梭的寫作風格，「在《新愛洛漪絲》讀者心中，那猶如普羅米修斯的力量，打破作者與讀者間的障礙。」(157)盧梭在德國思想界也受到禮遇，1781年，席勒瞻仰盧梭的墓地后，創作詩歌《盧梭頌》：我們這個時代恥辱的墓碑，墓志銘使你的祖國永遠羞愧，盧梭之墓，我對你表達敬意！《懺悔錄》尚未出版，德國現代思想先驅赫爾德急切想看到這部回憶錄，出版后，歌德致信斯特恩(Stein)：「母親給我寄來《懺悔錄》，每一頁都像一顆明亮的星，這幾大本，足以照亮整個天空。」(158)此外，哈曼(Hamann)、洪堡(W.Humboldt)、霍夫曼(E.Hoffmann)、荷爾德林等對這部作品也有興趣。

浪漫派繼承了盧梭的自傳風格，但兩者的心理淵源和歷史背景不同。首先，盧梭在三部自傳里描述了病痛引起的痛苦，是純粹的肉體之苦，而非制度之苦。盧梭生活的法國，尚處於傳統時代，80％—90％的人口務農，他在鄉村遊盪時看到賦稅、徭役和其他負擔引起的不公平，可這些問題自古以來就存在，與工業化時代源於物質霸權的精神貧困不一樣。19世紀的浪漫派是個體生命對物質化的、不可預知的社會的反思，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精神壓抑。所以，浪漫語境，對盧梭來說是思想家源於病痛與生活閱歷的「晚期風格」，在19世紀卻是在失望中吶喊的「青年文學」的格調。(159)對此不能苛求浪漫派，那是繼歐洲啟蒙之後的又一場思想運動，它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實利社會中為獨立自由的精神尋找空間，而不是去思考盧梭的病。此外，浪漫主義對於日耳曼民族來說是啟蒙的方式。18世紀末，德國思想家渴望國家統一，歌德、席勒、費希特等希望喚醒同胞的民族意識，然而分裂的日耳曼諸邦國要超越英國的經濟強權和法國的文化優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困頓的心境是德國浪漫派的背景，為建立民族國家而疾呼，與盧梭生命意義上的困境不同。

其次，對陰謀的想象是反思盧梭與浪漫派關係的又一個偶然性因素。《懺悔錄》，「至少是1782年出版的前六章，成為締造浪漫主義的文本」，(160)正是在其中，盧梭控訴了休謨、伏爾泰等人的陰謀。1766年後盧梭如是考慮，但那是妄想症心理。19世紀的浪漫派也有受到迫害的語境，他們控訴社會的不公，因為那個時代，「受到啟蒙的文明人、有德之人、正義之人想有所作為，卻一事無成」。(161)於是，他們認定歷史中存在邪惡的力量，阻撓人類的正義事業。這是對社會問題的心理反應，屬於早期現代性批判的範疇。

浪漫派未曾注意盧梭的病痛，也無力糾正對他不公正的批判。19世紀後期，浪漫主義式微，盧梭依舊受到指責。新古典主義者拉塞爾認為法國的傳統精神是古典主義，流行的浪漫主義則意味著風俗的腐化，正是盧梭創造了這一虛無的語境。(162)吉貝爾(Gilbert)將盧梭比作古羅馬的暴君尼祿，「《愛彌爾》、《社會契約論》猶如焚燒羅馬的大火」。(163)德雷福斯事件期間，法國排斥猶太人的狂熱被看作是受了盧梭激進思想的唆使。此外，浪漫派的精神並非始終如一，歌德中年以後轉向古典主義，對於青年時代創作的《少年維特的煩惱》棄之不顧，「深怕重新感受寫作時的病態心情」。(164)當然，在這一方面不能苛求浪漫派，那是繼歐洲啟蒙之後的思想運動，它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實利社會中為獨立自由的精神尋找空間。

盧梭一生病痛不斷，但他的思考中有啟蒙時代以民族語言寫作的熱情，也有為中世紀與現代之間的人尋找新的信仰的嘗試，政治動蕩和工業化時代的青年人將之視為在苦難中追求自由平等的楷模，所以300年間，盧梭的影響經久不息，只是他的歷史形象分裂了：生前，他是流浪的孩子、戲劇家、啟蒙者，也是瘋子、混蛋；去世后，是革命之父、浪漫派、平等派，又是激進分子、極權主義思想家。盧梭的形象在歷史中沉浮，為各個時代的意識形態所左右。羅蘭·巴特說德國啟蒙思想家萊辛在18世紀是個臻於完成又正在完成著的人，在自己的時代，他簡直是個陌生人。盧梭也是如此，他身後的命運如尼采所說的「有的人是在死後才出生的」。

18世紀，現代醫學處於初創時期，盧梭由於反覆發作的病痛而遊離於科學、倫理與信仰交錯的灰暗地帶，在現實中難以獲得確定的身份。於是他訴說，他抗爭，在孤獨中由啟蒙者轉變為浪漫派，並創造了現代性批判的話語世界。盧梭受到的誤解，以及他與啟蒙、法國革命和浪漫主義的曲折聯繫與身心病痛引起的思想轉變有關。現代醫學有了針對紫質症的診斷方法，患者不再遭受非議，不再背負倫理重擔，而是躺在床上接受治療，反覆發作的病痛不再有末日審判的寓意，病人的精神在科學面前沉寂了，那個神秘的思想空間也消失了。

①R.Trousson,Jean-Jacques Rousseau jugé par ses contemporains,Paris:Honoré Champion,2000,pp.471-472.

②F.Cummings,"Boothby,Rousseau and the Romantic Malady," The Burlington Magazine,vol.110,no.789(Dec.1968),p.663.

③史學與思想解讀：C.Wacjman,Les jugements de la critique sur la 'folie' de J.-J.Rousseau,Oxford:Voltaire Foundation,1996; J.Lematre,Jean-Jacques Rousseau,Paris:Calmann-Lévy,1907.精神病學解讀：J.Borel,Génie et foli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Paris:Corti,1966; G.Peyrefitte,La Porphyrie aiguintermittente,Paris:BNF,1965; C.Wacjman,Fous de Rousseau:le cas Rousseau dans l'histoire de la psychopathogie,Paris:L' Hannattan,1992.外科醫學解讀：A.Chtelain,La folie de J.-J.Rousseau,Paris:Fischbacher,1890; S.Elosu,La maladi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Paris:Fischbacher,1929; S.de Potter-Larroguette,Jean-Jacques Rousseau,la maladie,la médecine et les médecins,Paris:Thèse pour le doctorat de Médecine,1952.

④Rousseau à Verdelin,7 déembre 1762,R.A.Leigh,ed.,Correspondance complèt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CCJJR),Genève:Les délices & Oxford:Voltaire Foundation,1965-1989,Tome XIV,p.165; Rousseau à M.-M.Rey,8 janvier 1763,CCJJR,Tome XV,p.16.

⑤B.Gagnebin,ed.,Testatement de Jean-Jacques Rousseau,29 janvier 1763,Paris:BNF; Théophle Dufour,Le Teatament de Jean-Jacques Rousseau,février 1763,Genève:Jullien,1907,pp.16-18.

⑥R.A.Leigh,"Wegelin's Visit to Rousseau in 1763,"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249),Oxford:Voltaire Foundation,1987,p.303.

⑦Boswell,The Grand Tour,Germany and Switzerland,1764,F.Pottle,ed.,New York:McGraw-Hill,1953,p.231.

⑧Ph.Pinel,Traité médico-philosophique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Paris:J.A.Brosson,1809,p.163.

⑨Alexis ,"Correspondanc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et Du Médecin Tissot,"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Jean-Jacques Rousseau(ASJJR),Tome 7,Genève:Jullien,1911,p.31.

⑩Rousseau à Marc-Michel Rey,12 septembre 1765,CCJJR,Tome XXVII,p.10.

(11)R.Davenport D.Hume,14 mai 1766; Hume à Davenport,23 juin 1766,CCJJR,Tome XXIX,pp.212,277.

(12)Théodore Tronchin à Rousseau,4 avril 1759,CCJJR,Tome VI,9.55.

(13)Théodore Tronchin à Louis- Tronehin,1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3.

(14)Voltaire,"Sentiment des Citoyens," Moland,ed.,Oe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26,Paris:Hachette.1893,p.127.

(15)《貝納爾丹·德·聖皮埃爾眼中的盧梭》，盧梭：《孤獨漫步者的遐想》，錢培鑫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第266頁。

(16)Lettre de R.de Girardin à Du Peyrou,ASJJR,Tome 24,1935,p.167; Réit de la mort de Rousseau par F.de Franeenville,juillet 1778,CCJJR,Tome XLI,pp.38-41.

(17)Certificat du père Pierre Gaucher,16 juin 1789,CCJJR,Tome XLVI,p.41; Presele,Relation ou notice des derniers jours de Mons.Jean Jacques Rousseau,Londres:B.White,1778,p.18.

(18)Lettre de Girardin à P.-A.Du Peyrou,CCJJR,Tome XXIV,p.168; E.Bire,Dernières Causeries,Lyon:Emmanuel Vitte,1898,p.65.

(19)C.Waejman,Les jugements de la critique sur la 'folie' de J.-J.Rousseau,p.55.

(20)A.Chtelain,La folie de J.-J.Rousseau,pp.15-17.

(21)Jean Starobinski,"The Illness of Rousseau," Yale French Studies,no.28,1961,p.69.

(22)S.Elosu,La maladi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p.38.

(23)Rousseau à marquise de Verdelin,12 septembre 1767,CCJJR,Tome XXXIV,p.93.

(24)E.Grossfeld,"Acute Porphyria with Unusual Features,"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BMJ),vol.1,no.4717(June2,1951),p.1241.

(25)D.Bensoussan,L'Unité chez J.-J.Rousseau,Paris:A.G.Nizet,1977,p.186.

(26)D.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aris:Klincksieck,1974,pp.29-34.

(27)D.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p.39-50.

(28)John S.Spink,"Un document inédit sur les derniers jours de J.-J.Rousseau," ASJJR,Tome 24,pp.155-159.

(29)(30)D.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p.54-103,133.沃登斯多姆，紫質症研究專家，1937年他在博士論文中分析了150個病例，提出新的臨床分類方法。G.Peyrefitte,La Porlhyrie Aigu Intermittente,Paris:BNF,1965,N°199,p.26.

(31)盧梭沒有提到便秘問題，但說過他的妻子用催瀉法折磨他。Rousseau à Marie Boy de La Tour,3 janvier 1769,CCJJR,Tome XXXVII,p.4.

(32)盧梭打算將《懺悔錄》草稿放到巴黎聖母院的祭壇時出現過眩暈，在《新愛洛漪絲》中描述聖普欒的感受時也提到過眩暈，本文第四部分有具體分析。

(33)邦蘇桑此處的結論有問題，盧梭多次提到劇烈的頭疼。Rousseau à J.-F.Deluc,24 novembre 1764,CCJJR,Tome XXII,p.110; Le journal de Boswell,14 décembre 1764,CCJJR,p.359.

(34)G.Peyrefitte,La Porphyrie Aigu Intermittente,pp.21,25.

(35)I.Macalpine and R.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 BMJ,vol.1,no.5479(Jan.8,1966),pp.68-70.

(36)J.Brooke,"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Porphyria," BMJ,vol.1,no.5584(Jan.13,1968),p.109; F.Poynter,"Psychiatry from 1535 to 1860," BMJ,vol.1,no.5338(Apr.27,1963),pp.1147-1148; "A Royal Case of Porphyria?" BMJ,vol.1,no.5479(Jan.8,1966),p.59.

(37)I.Macalpine and R.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 pp.67-68.

(38)J.Brooke,King George III,London:Constable,1972.

(39)J.Brooke,"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Porphyria," p.110.

(40)"Heredity:Royal Malady(Aug.1,1969),"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01194-1,00.html.

(41)Louise J.O'Connor,"Acute Intermittent Porphyri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vol.81,no.6(Jan.1981),p.1186.

(42)Geoffrey Dean,"Porphyria," BMJ,vol.2,no.4849(Dec.12,1953),p.1292.

(43)A.Vannotti,Porphyrins:Thei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Importance,London:Hilger & Watts,1954,pp.34-44.

(44)G.Peyrefitte La Porphyrie Aigu Intermittente,pp.127,144.

(45)C.Lepintre.Du syndrome psychique de la porphyrie intermittente aigu,Paris:Université Paris V,1975,p.36.

(46)Dépenses de Rousseau à Wootton,15 octobre 1766,CCJJR,Tome XXXI,p.323.

(47)P.-P.Plan,J.-J.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aris:Mercvre de France,1912,pp.214,221.

(48)Rousseau à Richard Davenport,27 mai 1766,CCJJR,Tome XXIX,p.226.

(49)Rousseau à Epinay,janvier 1757,CCJJR,Tome IV,p.145; Rousseau à Deluc,décembre 1755,CCJJR,Tome III,p.247.

(50)George Keith à Rousseau,3 juillet 1766,CCJJR,Tome XXX,p.5.

(51)Rousseau à Coindet,29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67; Rousseau à Davenport,22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48; Davenport à Rousseau,25 févier 1767,CCJJR,Tome XXXII,p.176.

(52)Rousseau à Isaac Rousseau,fin mai-début juin 1731; Rousseau à Mine de Warens,13 septembre 1737,Tome I.pp.12,49.

(53)Rousseau à Mine de Warens,26 aot 1748,Tome II,p.108; Théodore Tronchin à Rousseau,4 avril 1759,Tome VI,p.56.

(54)Rousseau à Dom Léger-Marie Deschamps,8 mai 1761,Tome VIII,p.268; Rousseau à Marc-Michel Rey,11 juin 1769,Tome XXXVII,p.100.

(55)Rousseau à Madeleine Catherine Delessert,24 aot 1775,Tome XI,p.25; Rousseau à M.-C.Delessert,15 mars 1778,Tome XL,p.206.

(56)Rousseau à Paul Moultou,11 juin 1763,Tome XVI,p.298; Rousseau à Nicolas-Bonaventure Dechesne,6 novemhre 1763,Tome XVIII,p.107.

(57)Rousseau à Marc-Michel Rey,17 mars 1764,Tome XIX,p.226; Rousseau à F.-H.d' Ivernois,31 aot 1764,Tome XXI,p.67.

(58)Rousseau à Julie de La Tour,20 janvier 1765,Tome XXIII,p.159; Rousseau à marquise de Verdelin,18 dácembre 1765,Tome XXVIII,p.4.

(59)Rousseau à David Hume,17 mars 1766,Tome XXIX,p.41; Rousseau à Bernard Granville,30 novembre 1766,Tome XXX,p.229.

(60)Rousseau à Daniel Malthus,2 janvier 1767,Tome XXXI,p.2; Rousseau à Coindet,6 septembre 1767,Tome XXXIV,p.73; Rousseau à Comtesse de Boufflers-Rouverel,25 février 1768,Tome XXXV,p.146; Rousseau à P.-A.du Peyrou,6 juillet 1768,Tome XXXVI,p.1.

(61)Rousseau à Henri Laliaud,23 octobre 1768,Tome XXXVI,p.153; Rousseau à P.-A.du Peyrou,18 janvier 1769,Tome XXXVII,p.32.

(62)C.Jean-Louis,Association grossesses et Porphyrie Aigu Intermittente,Paris:BNF,1966,N°192,p.23; G.Dean and H.Barnes,"The Inheritance of Porphyria," BMJ,vol.2,no.4931(July 9,1955),p.90.

(63)G.Dean and H.Barnes,"The Inheritance of Porphyria," p.92.

(64)I.Macalpine,R.Hunter and C.Rimington,"Porphyria in the Royal Houses of Stuart,Hanover and Prussia," BMJ,vol.1,no.5583(Jan.6,1968),p.8.

(65)Rousseau à Mine la Baronne de Warens,25 février 1745,CCJJR,Tome II,p.74.

(66)D.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124.

(67)M J.Brodie,etc.,"Pregnancy and Hereditary Hepatic Porphyria," Porphyrins in Human Disease:First International Porphyrin Meetings,New York:Karger,1976,p.251.

(68)E.Ritter,"La Famille et la Jeuness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ASJJR,Tome 16,pp.67-68.

(69)E.Ritter,"La Famille et la Jeuness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ASJJR,Tome 16,p.59; Eugène Ritter,Issac Rousseau,le père de Jean-Jacques,Paris:BNF,p.314.

(70)E.Petrie,"A Case of Acute Porphyria," BMJ,vol.1,no.4558(May.15,1948),p.927.

(71)E.Grossfeld,"Acute Porphyria with Unusual Features," BMJ,p.1240.

(72)http://www.porphyriafoundation.com./about-the-apf/member-stories.

(73)C.Wacjman,Fous de Rousseau,p.85.

(74)S.Elosu,La maladi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pp.99,133.

(75)R.Trousson and F.Eigeldinger,eds.,Dictionnair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Paris:Honoré Champion,2006,p.713.

(76)D.Freeman and P.Garety,Paranoia:The Psychology of Persecutory Delusions,Hove:Psychology Press,2004,pp.7,13.

(77)Y.Fried and J.Agassi,Paranoia:A Study in Diagnosis,Boston:D.Reidel,1976,p.75.

(78)Y.Fried and J.Agassi,Paranoia:A Study in Diagnosis,p.10.

(79)Réponse des Auteurs à la précédente lettre,CCJJR,Tome XXXIII,p.303.

(80)D.Hume,Exposé succinct de la contestation qui s'est élevée entre Hume et Rousseau,Paris,1766,pp.24-26.

(81)Rousseau à marquise de Verdelin,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00.

(82)Rousseau à P.-A.du Peyrou,14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28.

(83)Rousseau à F.-H.d' Ivernois,31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79; Rousseau à Verdelin,9 avril 1766,CCJJR,p.100.

(84)Rousseau à David Hume,10 juillet 1766,CCJJR,Tome XXX,pp.29-46.

(85)盧梭：《懺悔錄》第2部，范希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46頁。

(86)Rousseau à Marie Boy de La Tour,22 janvier 1770,CCJJR,Tome XXXVII,p.209.

(87)盧梭：《盧梭評判讓-雅克》，袁樹仁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4頁。

(88)盧梭：《孤獨漫步者的遐想》，第1頁。

(89)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41頁。

(90)M.Kantor,Understanding Paranoia,London:Praeger,2004,pp.121,132.

(91)Jean-Claude Grancher a Labouisse-Rouchefort,4 juin 1798,CCJJR,Tome XLIX,p.139.

(92)Rousseau à Coindet,27 juin 1767,CCJJR,Tome XXXIII,p.177; Rousseau à Duchesne,3 juin 1767,CCJJR,Tome XXXIII,p.117.

(93)Rousseau à C.-G.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12 janvier,1762,CCJJR,Tome X,p.25.

(94)Rousseau à Marie Boy de La Tour,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05.

(95)Edward Duffy,Rousseau in England:The Context for Shelly's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6.

(96)Rousseau à William Wentworth,1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p.123,124.

(97)P.Henri,Contribution à l' étude clinique des formes neurologiques de la Porphyrie Aigu Intermittente,M.Germain,1956,p.26.

(98)I.MacAlpine and R.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 pp.69,66,70.

(99)I.MacAlpine and R.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 p.69.

(100)Pierre-Paul Plan,J.-J.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265.

(101)卡斯蒂廖尼：《醫學史》，程之范主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12、519頁。

(102)Théodore Tronchin à Rousseau,4 avril 1759,CCJJR,Tome VI,p.56.

(103)Rousseau à Samuel Tissot,1 février 1769,CCJJR,Tome XXXVII,p.38.

(104)S.-A.Tissot,De la santé des Gens de Lettres,Paris:Ed.de la Différence,1991,pp.22-24.

(105)Rousseau à Marie-Madeleine Bernardoni,16 novembre 1761,CCJJR,Tome IX,p.243.

(106)Louis Sébastien Mercier,Tableau de Paris,Tome I,Amesterdam:J.Pinard,1782,pp.227-229.

(107)J.Brooke,King George III,p.333.

(108)http://www.porphyriafoundation.com/about-the-apf/member-stories.

(109)福柯：《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437頁。

(110)Ph.Pinel,Traité médico-philosophique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p.250.

(111)G.Spurzheim,Oberservations sur la folie,Paris:Treuttel et Würtz,1818,p.4.

(112)福柯：《古典時代瘋狂史》，第9—11頁。

(113)"Programme de l' Académie des sciences et des belies lettres de Dijon pour le Prix de Morale de 1750," Mercure de France,octobre 1749,Paris:Andre Cailleau,pp.153-160.

(114)Rousseau à C.-G.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12 janvier,1762,CCJJR.Tome X,p.25.

(115)G.Gran,"La Crise de Vincennes," ASJJR,Tome 7,1911,p.15.

(116)羅曼·羅蘭：《盧梭的生平和著作》，王子野譯，北京：三聯書店，1993年，第2—4頁。

(117)Rousseau à Mme la Baronne de Warens,26 aot 1748,CCJJR,Tome II,p.108.

(118)Rousseau à Mme la Baronne de Warens,27 janvier 1749,CCJJR,pp.112-113.

(119)盧梭：《懺悔錄》第2部，第446頁。

(120)Journal de Zinzendorf,7 septembre 1764,CCJJR,Tome XXI,p.329.

(121)Rousseau à Jean-,15 septembre 1757,CCJJR,Tome IV.p.257.

(122)Rousseau à Comtesse d' Houdetot,début juillet 1757,CCJJR,Tome IV.p.225.

(123)Rousseau à Comtesse d' Houdetot,octobre 1757,CCJJR,Tome IV,p.270.

(124)盧梭：《新愛洛漪絲》第3冊，第83—84頁。

(125)Rousseau à Maréchal-duc de Luxembourg,27 mai 1759,CCJJR,Tome VI,p.107; Rousseau à Neufville-Villeroy,7 novembre 1759,CCJJR,Tome VI,p.185.

(126)Rousseau à Maréchal-duc de Luxembourg,2 février 1760,CCJJR,Tome VII,p.27.

(127)Le journal de Boswell,5 décembre 1764,CCJJR,Tome XXII,p.358.

(128)Rousseau à Isaac Rousseau,fin de l'automne 1735,CCJJR,Tome I,p.31.

(129)Rousseau à Jacob Vernes,18 février 1758,CCJJR,Tome V,p.32.

(130)Testament de J.-J.Rousseau,troué à Chambéry en 1820,publié par Antoine Métral,Paris:BNF.

(131)Bernard Gagnebin,ed.,Testatement de Jean-Jacques Rousseau,29 janvier 1763,Paris:BNF.

(132)盧梭：《孤獨漫步者的遐想》，第237頁；盧梭：《懺悔錄》第1部，第38頁。

(133)Voltaire,"Sentiment des Citoyens," Oeuvres Completes de Voltaire,26,p.126.

(134)Pierre-Gedeon Demand à Jean-Pierre Berenger,1 aot 1778,CCJJR,Tome XLI,p.110.

(135)Pierre-Paul Plan,J.-J.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279.

(136)Rousseau à Suzanne Dupin de Francueil,20 avril 17Sl,CCJJR,Tome II,pp.142-144.

(137)Rousseau à Claude Aglancier de Sanit-Germain,26 février 1770,CCJJR,Tome XXXVII,p.255.

(138)T.Dufour,"Les Confessions livres I-IV," ASJJR,Tome IV,Genève:Jullien,1908,pp.1-12.

(139)G.Garrard,Counter-Enlightenment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6,pp.18-19.

(140)M.Hulliung,The Autocritique of Enlightenme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4-5; P.Gay,The Party of Humanity,New York:Knopf,1971,pp.114-115.

(141)Rousseau à Meuron,23 mars 1765,CCJJR,Tome XXIV,p.283.

(142)M.Peoples,"Ir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 J JR,Tome XVIII,p.292.

(143)M.Fumaroli,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Paris:Gallimard,2001,p.203.

(144)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etiers,Paris:GF Flammarion,1986,p.162.

(145)Patrick Riley,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ousseau,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86.

(146)M.-C.Skuncke,ed.,Media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Stockholm Kungl,Vitterhets Historic Och Antikvitets Akadernien,2005,pp.107-110.

(147)R.Barny,Rousseau dans la Révolution,Oxford:Voltaire Foundation,1986,pp.98,129-132.

(148)Extrait du Procès-Verbal de la Séance du Dimanche,12 février 1792,p.4.

(149)C.Orwin & N.Tareov,eds.,The Legacy of Rousseau,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pp.171-172.

(150)M.Thiery,Elog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Paris:L.Potier de Lille,1791.pp.32,54.

(151)M.le Comte de Barruel-Beauvert,Vie de J.J.Rousseau,Londres,1789.pp.162,177.419.

(152)Raymond Trousson,Rousseau et sa fortune littéraire,Paris:A.-G.Nizet.1997,pp.35-36.

(153)Raymond Trousson,Rousseau et sa fortune littéraire,p.27; Promenade ou Itinéaire des Jardins d'Ermenonville,Paris:Mérigot Père,Gabbey,Guyot and Ermenoville,1788,p.23.

(154)Jules Lernatre,Jean-Jacques Rousseau,p.347.

(155)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第14頁。

(156)Jules Lematre,Jean-Jacques Rousseau,p.350.

(157)G.Dart,Rousseau,Robespierre and English Romantic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

(158)J.Mounier,La Fortune des écrits de J.-J.Rousseau dans les pays de langue Allemande,Paris:PUF,1980,pp.36,42.

(159)薩義德：《論晚期風格：反本質的音樂與文學》，閻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4頁。

(160)T.McFarland,Romanticism and the Heritage of Rousseau,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51.

(161)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呂梁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109頁。

(162)P.Lasserre,Le romantisme ,essai sur la révolution dans les sentiments et dans les idées au XIXe siècle,Paris:Garnier frères,1908,p.74.

(163)T.L'Aminot,Imag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de 1912 à 1978,Oxford:Voltaire Foundation,1992,pp.172-173.

(164)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