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穆昭陽：學科建設視域下的民俗學教學與民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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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青年穆昭陽，男，山西陽泉人，民俗學博士，贛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講師，數字民俗實驗室副主任，研究方向為民俗學史。該文從民俗學學科的教學角度，探討了民俗學自恢復學科以來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基本狀況和教學特色，對當下和未來的學科建設有重要意義。

主編推介

學科建設視域下的民俗學教學與民俗教育

穆昭陽

民俗文化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能夠成為一種重要的教育資源，以此來教育、規範和教化民眾。本文談及民俗教育的意義和價值，也涉及到有別於民俗教育的民俗學教學。兩者的基本對象有所不同，民俗文化具有可被使用的教育價值，而民俗學教學專指通過學習民俗文化知識，了解民俗學科歷史的專門培養專業人才隊伍的教育活動。這體現了民俗資源在教育和教學兩方面的屬性，也使得民俗學這一學科在學科建設和學術追求之外，發揮了更為重要的現實應用功能。在學科體系建設日漸完善的今天，民俗學的教學也逐步適應了社會發展和新的環境變化，開始積極使用先進的技術手段來輔助教學，並積極探索新的人才培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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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民俗教育的意義與價值

從涵蓋範圍來看，民俗教育的外延要比民俗學教學更大，其不僅包括了與民俗學專業人才培養的教材與課程體系方面的建設，同時還涉及到利用民俗文化資源進行相應的課程設立和開發，表現為面向更廣泛人群進行民俗文化普及的一種教育形式。這體現了一種知識資源在學術研究和文化普及兩個層面的不同分工，而「民俗文化不僅作為一種教育形式而存在並在民眾生活中發揮作用，民俗文化體系的內容、運行特徵、終極意義都與教育緊密相關。」其實，早在20世紀初，民俗學興起之時，一些民俗學家也已開始關注民俗的教育功能和現代意義。自現代民俗學建立之初，民眾就被放置到了一個重要的位置，當時的知識分子提出將各地歌謠、傳說、諺語、童話等民間文學形式進行廣泛搜集整理，作為輔助教育的手段。「五四」新文化運動，再到後來的「鄉村教育運動」，將啟蒙民眾與平民教育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民俗教育的意義進一步得到凸顯。

鍾敬文先生對民俗教育也有自己的認識，他從「社會整體教育觀」出發，認為民俗文化的教育和傳承是民眾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和家庭的教育也至關重要。早在20世紀30年代浙江民眾教育實驗學校任教時，「他在學校主講民眾教育專修科和民眾教育師範科的民間文學與國文課程。這一工作促使他對民間文化的教育功能做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究，並發表了表述這種成果的一系列論文：《民間文學和民眾教育》（1933）、《前奏曲》（1934）、《民間文藝之教育的意義》（1937）、《序言》（1937）、《民眾生活模式和民眾教育》（1937）等。」他在很多文章中談及民間文藝對民眾的教育功能，並曾幫助辦了《民眾教育季刊》雜誌。民眾教育可謂是當時重要的社會風潮，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也得到了應用和體現。

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俗學學科開始復興並迅速發展，針對大中國小生的學校教育中民俗知識越來越多，一些學校還結合地域特點開展出自己的特色。如通過學生以多媒體演述、親身體驗和場景重現等多種方式，對自己家鄉或民族的民俗文化進行關注、認識和調查研究，使得整個教學活動充滿了趣味和感情。黃龍光等通過以田野課堂演述實訓，提出了民俗學教學改革的可行辦法。中國小里的民俗教育應該被很好地開展起來，這有利於民俗觀和民俗情感在青少年群體中的養成。尤其在當下非遺保護深入推行的背景下，合理的民俗教育體系更應該被建設起來，因為「我們需要傳授給後人的不僅僅是史乘典籍，還有幾千年傳承下來的廣大民眾的風俗習慣、信仰禁忌、生活情趣和文學創作，其形式也不僅僅局限於『教書育人』的學校教育，民俗教育的重要意義理應受到普遍關注。」但在目前的中國小課堂中，民俗文化教育建設方面存在缺失，按理來說，民俗教育應該是能夠得到推廣的。「因為每個學生都來自一個地方，或風俗圈，擁有自己的民俗知識。相對其他學科的普及教育，民俗學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而從教育層次上來看，高校無疑是民俗教育的關鍵場合，一方面是如何開展有效的民俗教育實踐活動普及民俗知識和傳播文化，另一方面則是民俗學教學活動的進行。大學校園需要民俗學教育，有利於在學生群體中形成一種共同的民俗情結和特有的凝聚力。通過課程開設和田野實踐，以及豐富多樣的校園民俗文化活動，有利於拓寬民俗文化的認識，加深理解。近些年一些高校選擇在清明節祭祀先賢的民俗活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華東師範大學從最開始的「單打獨鬥」，到後來發出倡議，呼籲高校在清明節開展校園先賢祭，目的在於形成校園文化認同，增強對於科學與學術的敬畏之心，提升校園文化品位。2017年有20多所高校響應，共同參與了這場校園節日民俗禮儀實踐。這是清明節被設定國家法定節假日後，高校對傳統節日文化的積極弘揚。包括組織活動的師生及校園相關社團，都是民俗文化傳承和發展的積極助推者，也突出體現了民俗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位置。民俗教育及相關課程在學校層面的設置，正與課程教學改革要求相匹配，能夠成為學校教育的基礎和根本，並填補長期忽視民俗認知教育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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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學教學的任務、內容與現狀

與民俗教育不同的是，民俗學教學更加強調專業性，注重在具體課堂教學和實踐中對民俗知識的講授和分析。是在狹義層面的「民俗教育」，主要圍繞著學科本身的專業教育與人才培養而開展具體教學任務，布置教學內容，實現教學目的，並開展相應的研究。民俗學教學活動，是民俗學科自身建設的需要，同時也是高校中實施素質教育的構成要素。一方面培養了專業人才，完成學術梯隊建設與研究後備力量儲存；一方面培訓民俗學工作者，為地方社會提供智力支持。就民俗學教學自身構成體系而言，包括教學任務、目標、原則、方法、課程與教材、人才培養方案等諸多要素，目前民俗學教學活動主要集中在研究所階段，對民俗學、民間文學及相關專業的碩博士培養。民俗學在全國高校專業設置中沒有大學部層級，但會設置專業選修課或者公選課供大家選擇，這也一直成為學科建設的一個薄弱之處。

柯玲在《民俗教育原理》中提及「民俗教學的任務是根據民俗教育目的、學習者身心發展的年齡特徵和認識發展水平，以及民俗學教學本身的社會職能確定的。其首要任務是引導學習者掌握民俗文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也就是說，學習任務是要獲得和掌握基本的民俗常識，這也是民俗教學所要實現的最基礎目標。在具體教學實踐環節上，還要遵守一定的原則和規範，以促進教學活動的開展。教學原則要根據實際情況和教學內容來制定，既要體現出嚴謹的教學態度，還應在教學過程中增加愉悅，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當然，這同時也要講求方法，合適的教學法會促進民俗教學向縱深發展，能夠不斷激發出學生的濃厚興趣。比如通過參觀考察、田野實踐、聽取講座報告、讀書會交流等多種形式，在師生間搭建了互動平台，從封閉單一的課堂走向開放多彩的田野。

民俗學教學過程中，除了自身帶有的教學任務，還包括基本的教學內容。即普及性的「民俗知識」和專業性的「民俗學知識」，前者主要是人們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總結的對客觀世界的認知，集中了民間智慧和經驗總結。後者則是在基礎知識層面提煉的一些專業性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理論體系。兩者組成民俗學學科的基本結構，並且在具體的教學活動中對研究對象的規律性做出解釋，對某一文化現象進行解讀。民俗學學科在改革開放后，積極開展教學活動，培養人才隊伍，加強教材與課程建設，不斷充實研究力量，完善了自身體系，也積累了豐富的研究資料。與民俗學、民間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等相關的學位點相繼建立，從大學部選修到碩士、博士、博士后形成了完備的培養機制，這都是學科發展和立足的重要基礎。自1997年國務院學位辦對於學科目錄改革到今天，民俗學高等教育已走過了20年的發展歷程。

許多高校已經設立民俗學、民間文學的碩士點，部分學校設立了博士點和博士后流動站。2012年當年可招收民俗學（含民間文學）碩士院校達65所，但2017年「研招網」查詢數據顯示，減少到45所左右，而民間文學碩士點則以個位數來計，且很多專業招生並未直接顯示。如贛南師範大學的民俗學碩士點就被放在社會學學科之下，實際上在網站顯示為研究方向，數據統計難免掛一漏萬。有些省份至今也沒有建立相關的學位點，而《民俗學科建設報告書》在當時出版后，筆者發現其在編寫過程中對材料的搜集和整理並不完善，有些學校介紹簡單，有些學校未被納入，造成了不少遺漏。但仍然從一個較為全面的角度，對當時民俗學科整體建設情況做了較為詳盡的介紹。從最開始的北京師範大學、遼寧大學、中山大學等，到2006年新增的一批碩士點，再到重慶工商大學、南京農業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等新設立的碩士點，民俗學科的建設也呈現出旺盛的生命力。人們對於非遺的關注也為學科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外部環境，而在整個的學科建設中，也沒有忽視了少數民族院校和地區的學科建設。這些院校和他們的教學資源和田野資源，為民俗學學科的研究領域和關注內容增加了絢麗的一筆。中央民族大學便是其中唯一一個以少數民族民俗為研究重點的博士學位授權點，該校民俗學專業從2000年開始招收碩士，2003年招收民俗學博士，2010年5月被批准為北京市重點建設學科，已為國家輸送了大量的民俗學專門人才。

在組織機構建設方面，民俗學會還下設二級單位民俗教育專業委員會（2007）。同時，民俗學教學也得到了學界的關注，從民俗學高等教育、學科建設、民俗學與民俗教育等諸多角度開展了有益的研究。如趙世瑜《鍾敬文、民俗學與民眾教育》（2002）、關溪瑩《鍾敬文的民俗教育觀》（2002）、萬建中《民俗學教育與研究的現狀及思考——以高校為主要考察對象》（2005）、黃永林《高校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教學有待加強》（2008）、孫慶忠《民俗學教學與生活教育》（2009）、薛文禮《21世紀高校民俗學專業建設與公眾教育的關係》（2009）、董曉萍《民俗學高等教育的變化、對策和階段性實踐》（2010）、董曉萍《民俗學高等教育教材遺產》（2012）等相關文章。民俗學在經歷了起伏跌宕的發展歷程，並在學科體系中佔據一席之地后，對其教學活動、教育功能的討論日漸增多，其主要目的仍然是要為學科建設出言獻策。2011年，《溫州大學學報》曾組織學者匯聚了8篇與民俗學學科建設相關的文章。意在對當前的民俗學教育與學科建設進行總結和評價，董曉萍客觀地對民俗學高等教育進行了反思和評述，在肯定民俗學參與國家社會和文化建設的同時，也及時地提出應更好地審視學科建設所存在的問題和疏漏之處。民俗學學科建設被提上議程，其中課程建設和人才培養也受到關注，成為逐漸變熱的討論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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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學課程體系建設與人才培養方案

對於民俗學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國內也專門開過相關會議，這些會議主要就學科建設方面進行探討。在涉及到學科課程體系建設與人才培養具體實施方案等具體方面，著力甚少。而在民俗學教學活動過程中，無論是對大學部還是研究所，首先都會有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而後根據方案設置相應課程。課程的設置，除了要考慮基本的主幹課程和基礎課程，還會根據不同的地域特色和不同的研究重點來開設相應的課程。在民俗文化傳承中，課程也是一個重要的載體，從國家、地方到學校不同層級里課程的設置數量和佔比也是衡量民俗學教學與民俗教育開展的主要指標。所以，課程建設成為人才培養方案中最核心的部分，教材編寫及使用、考核方式、教學目的等也包括在內。

從狹義的學術層面來說，民俗學課程的設置主要以學科知識的專業研習為主。而廣義上還包括各類社會、家庭生活中民俗活動的相關教育課程，比如傳統節日文化講座、民間藝術展覽等，並不局限於傳統意義的課堂教學課程。柯玲根據不同的組織形式和分類標準，將民俗課程類型進行了詳細的區分，如下表所示：

表1 據柯玲《民俗教育原理》第十章第二節

「民俗課程概述」編製

以學科性質類型為標準劃分，柯玲將其分作了兩類，其中「學科民俗課程是以文化知識（科學、道德、藝術等）為基礎，按照一定的價值標準，從不同的知識領域或學術領域選擇一定的內容，根據知識的邏輯體系，將所選出的知識組織為學科。如民俗德育課程，民俗文學、民俗藝術課程、民俗學理論等。」 而「活動民俗課程則是盛行於以兒童或青少年教學中的主體性活動經驗為主的活動教育課程。」兩者中，學科民俗課程才是民俗學教學中重要的構成，主要為學習系統民俗文化知識和專業理論。而在民俗學學科的發展史上，對於教學活動、人才培養、課程設置和民俗學教材方面的研究並不詳盡，對於民俗學國家重點學科所在的北京師範大學，學科點的課程體系設置相對完整，師資力量雄厚。其成果對人文社會學科的教學建設具有啟示意義，董曉萍就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學學科點的課程設置、師資培養和教材建設等幾個方面的基本做法和成功因素，做簡要分析。就目前設立民俗學學科點的高校，都制定了相應的培養方案，其中課程設置則根據地域和研究方向等因素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研究培養方案主要包括學科概況介紹、培養目標計劃、學制（2~3年）、研究方向及方向介紹、課程設置及考核方式、科研實踐（包括聽講座、田野調查等形式）、學位論文、必讀書目等內容。其中，課程設置除了必修的政治和英語課程外，專業課方面分做必修和選修，以及一些專題性的研究內容。有些高校還在全校範圍內開設專業公選課，供學生根據研究興趣和具體需求選擇。筆者搜羅了一些高校所開設的民俗學學位課程，也能從中窺見一斑，展示了不同地域、不同性質高校的不同課程安排。如師範院校、民族院校、重點學科院校等，都根據實際有所調整。

從表中大致可以看出，一些高校里民俗學課程的基本設置情況，其中如田野調查課程是必備的，包括學科歷史、中外民俗學的情況等都有所關注，也有具體的地域文化研究，如贛南師範大學的客家民俗與贛閩粵邊區社會研究，也有像南京農業大學的農業民俗、民族院校有關少數民族民俗方面的課程。課程設置也是根據實際情況和歷史發展而不斷變化跟進的，不同院校還根據自身師資力量和研究側重有具體的設置，課程設置的變化反映出了學科的發展，比如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課程的開設，很明顯地帶有了時代特點。高等院校中民俗學教學的開展與課程建設，也在民俗學學科史上不斷發生變化，同時又是民俗學高等教育中的核心工作。民俗學科及其教學歷史，也伴隨著民俗學的歷史發展進程而不斷進行調整，在繼承原有教學理念和教學精神基礎上，開展教學模式的探索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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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學教學模式的探索與創新

現有的民俗學教學模式，仍然多以課堂教學為主、田野調查為輔。一些院校也試圖衝破原有束縛，通過利用現有教學研究資源，訓練和培養研究所實踐技能，並與專業相結合，開展更深層次的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例如，以民俗學田野調查的課程為例，原有的課堂知識講授顯得局限，向實踐教學與應用教學轉變不夠。尤其涉及到田野點的安排，許多高校並未將其集中整合，形成學生培養的多功能優化機制。依託財政部經費和地方支持，贛南師範大學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實體的民俗學田野調查基地（白鷺），同時還擁有一所以特色鮮明地域文化研究為主，集教學、科研、學術交流和專業實踐諸功能於一體的數字民俗實驗室，為民俗學及社會學類研究所的實踐教學和人才培養提供了示範和借鑒。

「數字民俗實驗室項目」於2010年由財政部立項資助，為國內第一家以探究地域文化數字化、培養研究所專業實踐技能和服務地方社會為主要功能的綜合性應用型實驗室。實驗室依託江西省民俗學「重中之重」學科，重點圍繞研究所人才培養的核心主題，構建研究所教育的新平台，創建研究所培養的新模式。實驗室配備有電腦、投影、專業攝錄一體機、專業非編系統、相機等設施，具有教學、科研、實驗、學術交流、文獻製作等功能。實驗室師生立足贛南，開展對客家民俗文化資料的收集整理、影像記錄保存和數字化應用。一是開展對贛南客家民間信仰空間分佈與資源圖譜研究，進行分類與製圖；二是收集族譜、方誌等地方文獻，進行數字影像儲存；三是帶領研究所參與地方民俗活動的拍攝與後期製作，服務地方社會。這樣充分地使用了現有的教學資源，主要側重地域文化研究和應用，主題集中在研究所培養，以學術交流、科研指導與社會實踐為主要方式。將課堂教學、專業實踐和數字技術有機結合，對研究所人才培養和綜合素質提升有著積極意義。

（一）構建研究所教育的新平台

如開設《民俗學田野調查》、《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等課程，定期舉辦讀書會和學習研究經驗交流會，並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講學，在交流與探討中共同提升，開闊了研究視野，增強學術思維和理論水平；提供專業儀器設備，在課堂中傳授資料收集製作與數字技術的知識，帶領學生進行田野實踐（以白鷺田野調查基地為主），訓練專業技能；通過數字化虛擬技術，將數據存儲與教學應用相結合，實現教學資源共享和優化整合，綜合不同學科師生開展學科間交流，教師參與指導學生論文寫作與課題申報、參加高層次學術會議，培養高素質複合型人才。

（二）創建研究所培養的新模式

一是「教室——實驗室——田野」 相結合的模式。以往的民俗學教學模式是：教師在教室講授理論課，講授理論課的教師不負責田野訓練，理論課與學生專業技能的訓練相脫節。新模式是：本實驗室教師在教室講授一般理論基礎課——在實驗室開講專業技能課並對研究所進行田野調查技能培訓——帶領學生走向田野，進行專業調查實踐。這樣，就將理論與實踐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獲得極佳的教學效果，有效地增強了研究所的專業素養。

二是「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為地方服務」相結合的模式。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為地方服務是高校的三大職能，但在過去的研究所教育中三者卻一直結合得不夠緊密。本實驗室將三者打通、有機地結合起來：利用實驗室的資源和條件進行卓有成效的教學——教師依託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在學生及教師的專業技能均得到較大提升的基礎上承擔地方的文化項目，並將在項目過程中所獲得的資料數字化——將在項目中所獲經驗與成果應用於研究所教育。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效果極佳的良性循環，構建了研究所培養的一種新模式，顯著提升了研究所的培養質量。

（三）貢獻知識，服務地方社會

實驗室利用自身平台，積極服務於地方社會經濟文化建設。一是師生共同參與建設贛南地域特色民俗文獻資料庫，為其保存和數字化應用打下基礎；二是教師利用地方特色民俗資源，帶領研究所對客家古村落、民間信仰、節日廟會等民俗活動開展實地調研考察，進行影像圖文的記錄與保存工作，獲得諸多基礎性成果，並幫助地方建成白鷺、夏滸兩座村史館；三是參與並指導地方民俗活動，利用所學民俗學專業知識，鍛鍊師生在實際中的專業實踐能力。在服務地方的過程中，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研究所綜合素質得到較大提升，提高了培養質量。

經過多年建設，實驗室建設獲得了豐碩成果。一是開展客家民俗數字化處理，應用於研究所教學。正在進行項目有「白鷺古村的田野實景圖譜」、「江西村史館數字地圖」、「贛州經開區歷史文化資源圖譜」等。二是搭建學術平台，提升研究所培養質量。實驗室接待國內外專家前來講學，研究所在教師指導下參與學術活動，發表高質量論文，獲得省級課題立項，提高了專業技能與綜合素質。三是服務地方社會，《焦點訪談》曾對實驗室師生創建的「白鷺村史館」進行專題報道，引起強烈反響。實驗室在民俗數字化、科學研究、為地方服務尤其是研究所培養模式的創新方面發揮出了重要功能。這同時也視作為地方高校對民俗學教學的重視，積極探索新的教學模式和人才培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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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民俗學教學活動在學科建設中佔據關鍵位置，而在當下國家文化建設和發展的視野中，民俗文化成為開展民俗教育的重要內容。民俗學與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緊密聯繫在一起，在文化認同、民族認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等方面做出了應有的知識貢獻。民俗學學科在發展過程中，一直積極配合著國家文化建設的大環境，並適時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尤其在新形勢下，民俗文化作為傳統文化根基的價值又再次得到重視。學科發展理念和定位也將眼光切入到社會應用層面，並不斷完善學術理論體系和學科建設。最終在多元文化交流的環境中，通過開拓創新的民俗學教學手段和豐富多樣的民俗教育活動，充實學科研究內容，促進民俗學本土意識的增長，進一步建設好民俗學學科。

(註釋參見原文，《贛南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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