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雷，旁觀中國詩歌「野蠻生長」

文/《環球人物》雜誌記者 許曉迪

即便已經知道柯雷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但聽到電話那端「成、成、成」的回答，還是被這地道的「京片子」嚇了一跳。

去年12月，柯雷的著作《精神與金錢時代的詩歌——從1980年代到21世紀初》，歷經數年翻譯，首次在漢語世界亮相。新書發布會上，洪子誠、唐曉渡、翟永明、歐陽江河、西川、張清華、周瓚、沈浩波等不同代際的學者、詩人悉數到場，幾乎攪動起當代詩壇的半個江湖。

在一次次的之行中，柯雷背著背包走過許多城市，搜集民間詩歌刊物，結識各地詩人。他是當代詩壇的「局內人」，遊走於詩人江湖，風生水起；也是超脫於本土的域外旁觀者，以「局外人」的姿態帶給詩壇不一樣的觀察視角。

瘸子跑馬拉松

上世紀80年代，是柯雷所說的「精神」時代，「整個社會的精神文化生活蓬勃發展，涌動著『文化熱』」。大陸詩壇一派生機盎然，朦朧詩人以文化英雄般的姿態浮出歷史地表。「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北島《我不相信》）「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顧城《一代人》）「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舒婷《神女峰》）……這些箴言名句流布之深遠，即便是對詩歌毫無興趣的人，也能隨口背上幾段。

柯雷，荷蘭鹿特丹人，生於1963年。1996年獲得荷蘭萊頓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96—1999年在悉尼大學做講講師。1999年開始在萊頓大學任語言文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當代詩歌以及文化社會學、文化翻譯等領域。著作有《粉碎的語言：當代詩歌與多多》《精神與金錢時代的詩歌——從1980年代到21世紀初》等。

彼時的柯雷，正在荷蘭萊頓大學學習漢學。他是一個語言愛好者，上中學時，就已兼通荷蘭語、古拉丁語、古希臘語、英語、德語、法語6門語言；上大學時，又上了1年的日語課、1年的俄語課和1年的希伯來語課。他也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十幾歲時就對荷蘭現代詩歌產生興趣，所以在學習漢語后，就順理成章地轉向了詩歌研究。

萊頓大學是歐洲漢學研究的重鎮，但有關當代詩歌的研究卻是一片空白。「在當時，學校里唯一的新詩課程，是漢樂逸（Lloyd Haft）教授的現代詩歌課，討論的主要是胡適、徐志摩、郭沫若、聞一多、卞之琳、何其芳這些著名的民國詩人。」柯雷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道，「當時我特別想知道當代詩壇的情況，但圖書館里幾乎找不到任何資料，再加上沒有後來這麼好的交流機會，所以老師們也知之甚少。」

1986年，柯雷參加了一個中荷之間的交換生項目，在北京大學進修一年，得以親見上世紀80年代詩壇的喧嘩和躁動：就在這一年的秋天，「現代主義詩歌大展」一舉推出了60多個「詩派」，更年輕的一代站在「pass北島」的旗幟下，一個流派一個宣言，以至後來詩人們自嘲，那簡直是「當眾掛出了60多片尿布」。當時流行的一句調侃是：「往窗外扔一塊石頭准能砸著一個詩人。」

留學北大期間，柯雷認識了北京詩人兼翻譯家馬高明。當時，荷蘭作家阿德里安·凡·蒂斯（Adriaan van Dis）也在北京，3個人一起吃飯、喝酒，慢慢地有了把荷蘭詩歌翻譯成中文的計劃。1988年，《荷蘭現代詩選》出版，「和當時任何一種外國文學作品一樣，立即銷售一空」。如今在微信朋友圈，柯雷還看到有人「曬」出當年的「藏書」：橙色的封面上，印著一朵藍色的鬱金香。

通過馬高明的關係，柯雷認識了幾位詩人，「在詩壇混了個臉熟」。回國后，他在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做心理語言學研究助理，同時也繼續做文學翻譯，與國內的許多詩人保持通信，「沒有互聯網，沒有Email，都是用中文手寫書信」。

在一篇文章中，柯雷將自己比喻為一個「非要跑馬拉松的瘸子」：「外國人讀漢語是很慢的：瘸子跑不快。別人在幾個小時內能跑完的馬拉松，瘸子卻得一天一夜。但沒準兒，瘸子在沒完沒了折磨自己的時候看到了很多事情，最終跑完了，而且有話說。」

現在回顧「瘸子說」，柯雷覺得用「如鳥得水」可能更合適：有一種鳥，雖然天空（即母語）是其最自然的環境，但它也會潛水（即外語），也會捕魚（即研究詩歌）。而柯雷，就是那隻鳥。

柯雷收集的民間詩歌刊物

尋找詩歌的發生地

在《精神與金錢時代的詩歌》的序言中，柯雷寫道：「了解詩壇只有一個辦法，也是相當愉快的辦法，就是待在國內，尋找詩歌文本，尋找關於詩歌的話語，尋找詩歌的發生地、它的活動、它的人。」

柯雷認為自己不屬於那種書齋式的、冥想型的學者：「我非常熱愛學術工作，但又不是那種最純粹的學者。我也常常在屋裡安靜地寫東西，但同時又是一個喜歡跟別人在一起、喜歡提問題的人。我希望上火車，去一個地方，見一個人，看看他是怎麼生活的，和他吃個飯、喝杯酒、聊聊天。」

這種緊貼現場的調查式研究，開啟於1991年夏天。當時，柯雷回到萊頓大學讀博士，詩人多多是駐校作家。「我們常常在一起演出，朗誦詩歌，有報紙採訪他，我就去做翻譯。」柯雷說，「最開始，我只是對他的詩歌文本感興趣，但後來通過收集資料，發現詩歌後邊藏著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多多是「白洋淀詩群」的核心人物之一。「文革」期間，他和芒克、根子一同來到河北白洋淀插隊。他們閱讀「黃皮書」和「灰皮書」（內部發行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及文藝書籍），互相切磋詩藝，周圍漸漸聚集起一批文學青年。

讀博士期間，柯雷通過口述史的方式採訪了很多人，慢慢了解了「文革」時期的地下閱讀和寫作。「我到芒克家，和他聊起那段歷史，他很高興，講了很多故事，也給我看了很多老照片。我就在一邊做筆記，感覺特別興奮。」這些故事，作為素材和原始資料，後來用在了他的第一本學術著作《粉碎的語言：當代詩歌與多多》中。

柯雷的熱情，使這些「地下詩人」也生出了重溫舊夢的念頭。「1994年的時候，我們聚了一大幫，去了一趟白洋淀，在那兒住了一個晚上。」從這之後，尤其是在90年代末，各種知青詩抄、回憶文章和「地下詩歌」研究專著不斷出版，被埋沒的詩歌英雄被文學史和思想史重新發現，白洋淀也成為詩人、懷舊者、文學史家的朝聖之地。

在與詩人們的交往中，柯雷漸漸發現了民間詩歌刊物的重要性。「民刊」特指那些未公開發行的、由一位詩人或一個詩歌群體自籌經費創辦的非正式詩歌印刷品。從80年代直至今天，幾乎所有被廣泛認可和經典化的詩人，都是從民間詩歌刊物上成長起來的。

為了搜集民刊，柯雷背著背包四處旅行，從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到成都、昆明、西安、南京、廣州，天南地北，四處探訪尋查。經過多年的積累、搜尋，如今當代民間詩刊已成為萊頓大學圖書館的「特別藏書」。2007年，柯雷在美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資源中心」網站上公開了100種民刊的信息，從1978年創辦的《啟蒙》到2004年創辦的《剃鬚刀》，詳細列出每一種刊物的年代、地點、核心人物和美學立場。

「詩壇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地方。對很多詩人、學者、文學史家來講，詩歌是一種生活方式。你去找他們，他們會很熱烈地和你交流，希望了解你為什麼對當代詩歌感興趣。有時在遙遠的萊頓，還能收到從寄來的民間刊物，這是一種尊重和信任。」柯雷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詩人芒克和詩人西川

詩人韓東

局內人與旁觀者

詩壇的90年代，被柯雷稱為「金錢時代」，「金錢極大地佔據著人們的日常經驗，席捲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海子、顧城等詩人的死亡事件，比詩歌本身更能引起人們的關注。詩歌向著社會和文化邊緣滑落，甚至有人認為「寫詩的人比讀詩的多」。但柯雷並不這樣看，「在也好，在別處也好，凡是具有現代性的詩歌在本質上就是所謂邊緣的東西。」但無論如何，詩人不再是救世主、思想家、鬥士、明星、先知、悲劇英雄了。

但與此同時， 90年代直至今天，也是一個民間詩歌群落隱秘生長並逐漸活躍的時期。「我剛去看了世中人的漢語詩歌資料館——他是一個資深的民間詩刊收藏家。據他統計，去年全國至少有200—300家刊物在運行，而在80年代，大概只有幾十個刊物——當然，當時也沒有現在那麼好的設備，我指的是電腦和互聯網。」在普通公眾眼中邊緣、低調的詩歌圈子，其實一直在「野蠻生長」。

有人將這樣的詩壇形容為「江湖」，柯雷覺得這個說法很準確，「但『江湖』這個詞非常難譯，本土文化的成分很大。它很活躍、很浪漫；又有各種門派，各種『小圈兒』，互相打架，又互為一體。」20多年來，柯雷出沒於各種詩歌活動現場，與各種各樣的詩人、評論家、活動家、讀者、出版人、文化官員吃飯，喝茶，喝酒，聊天……儼然一個混跡於詩歌江湖的「局內人」，成為許多詩人、學者嘴裡的「老朋友」。

「老朋友」柯雷，經常為詩人們爭取在國際詩壇登台亮相的機會。荷蘭鹿特丹國際詩歌節創始於1970年，是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歷史最久、聲譽最高的國際詩歌節。從80年代中期至今，芒克、北島、多多、顧城、楊煉、王家新、翟永明、西川、于堅、韓東、肖開愚、車前子、伊沙、明迪、秦曉宇、郭金牛等很多詩人都曾應邀參加，其間少不了柯雷的安排和接待。當然，也有人會「很不客氣」地向他索要詩歌節的邀請函，他能理解，但也會直截了當地回答：我不是賣票的。

在《精神與金錢時代的詩歌》中，柯雷選擇韓東、海子、西川、于堅、尹麗川等8人作為個案，對其重要作品進行文本細讀。除了海子，柯雷與其他詩人都有過密切的交往。他向記者講起初識西川，就是在他初到北京、與馬高明聊起荷蘭現代詩翻譯的那個晚上，「當時我們可能握了一下手，但直到1991年，才有了一次長談」；他也講起和韓東的最近一次碰面，「他約我出來吃飯，了解到他在做電影，也聊起文學的問題，但很隨意，並不是作為一個學者採訪他」。

對柯雷來說，雖然握過手、聊過天、吃過飯或接受過採訪，但該商榷、探討問題時，也「不能客氣」。「我們做學術，不能總說精彩的地方。學術是對話性的，不能作者說什麼，研究者就信什麼。詩人自己的解讀是很有意思的，但也不是什麼神聖的真理。」

在書中，柯雷探討了海子自殺被「神化話」的過程，在那些最經典的作品中看到了「因循老套的自大狂熱」；他觀察到，很多人將西川看作崇高美學的代表，將韓東、于堅視作世俗詩人的旗手，但事實上，所謂崇高與世俗之別，並沒有那麼黑白分明。作為一個「老江湖」，柯雷始終爭取保持著旁觀者的冷靜，無意「站在誰那邊」，盡量放眼遠觀整個詩歌現場的方方面面。但同時，他有些痛苦地意識到，這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地方大，詩人多，作為半個局內人，一定有許多盲區。先不說全面性，連代表性也達不到。」

在萊頓大學區域研究所（包含萊大所有的亞洲研究和中東研究）當了7年的「頭頭」后，柯雷卸任，到北京師範大學做訪問學者。去年9月，他來到北京，1個月後就開始了四處跑的生活：先去上海，住了兩個星期；然後到南京，也是兩個星期；再去揚州、常熟開會；回到北京后，再去廣州待了10天；在東莞，做了一個下午加晚上的採訪；然後是深圳、蘇州、昆明……他形容自己現在是「瘋瘋狂狂地收集東西」「忙忙碌碌地見人」。採訪前一天，他剛從安徽當塗回來——民間詩刊收藏家阿翔的老家在那裡，柯雷特意去看了他的收藏，覺得「很有意思」。

「研究了這麼多年詩歌，好像自然而然地會走到一個熟悉的地方，打一個比方，」柯雷指著窗外，「我對這塊兒很熟悉，晚上餓了想吃東西，可能就會走到一個熟悉的飯館，但其實要去探索新的地方才好。比如我前不久發現在新外大街上，有一家成都麻辣燙，那是一個新地方。怎樣超越原來的範圍，挑選一條新的路線，這是一個挑戰。」

去年12月，柯雷去了一趟東莞，見到了「打工詩人」鄭小瓊和謝湘南，以及柳冬嫵、張德明等學者。「打工詩歌」成為了他最新的關切。不久前，他寫了一篇文章，向西方讀者推介英文詩選《鐵做的月亮》和同名紀錄片，這本書的編者秦曉宇，也是紀錄片《我的詩篇》的導演之一。

「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他們把它叫做螺絲。」寫下這句詩的許立志是富士康的工人，在2014年跳樓自殺。最近，柯雷剛剛寫完一篇關於許立志的荷蘭語文章。對他來說，這枚「鐵做的月亮」開啟的正是另一道風景，由此，他希望自己能走入另一方江湖。

現代詩歌的本質就是邊緣化

《環球人物》：您怎樣看待對當代詩歌的質疑？人們往往會用3000年的古典詩歌傳統，或20世紀初那30年的現代新詩實踐，來指責當代詩歌的「毫無建樹」？

柯雷：這是把文學完全變成一個量化的標準了，時間短的就比不過歷史長的？不需要你是多麼偉大的理論家就會明白這是錯的。我的老師，萊頓大學的伊維德（Wilt Idema）教授，寫了一本書叫《古詩大鑒》，從《詩經》到清末，600多頁，時間跨度2500多年，我寫一本書的時間規模才是10年。但我的書在價值上就一定比不上他的書嗎？我不這麼認為。這是一種很典型的保守主義，不敢面對新的事物。再比如，所謂的現代詩歌，從題材到技巧，其實比不上當代的豐富、繁榮、包容、多元，當然，我絕不會因此就說民國詩歌毫無價值；反過來，我也不希望因為徐志摩、卞之琳、何其芳都已經變成「經典」，就說當代詩歌算不了什麼。

《環球人物》：詩人王家新在《回答四十個問題》中寫道：當詩歌走到一個「邊緣」，它會發現那裡正是它本來的位置。「邊緣」對詩歌來說似乎並不是一個負面的評價？

柯雷：詩歌「邊緣化」已經不是什麼新鮮話題了，自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談。「邊緣」與一種可疑的機制有關，這種機制用數字衡量一切。如果說看電視的比讀詩的人多，就等於說詩歌邊緣化了嗎？凡是現代詩歌，在本質上就是邊緣的。因為當代社會，寫詩既不能像古代一樣加官晉爵，又不能和大眾傳媒競爭。但邊緣並不是一個負面的判斷，它意味著遠離中心，突破傳統和主流，反而給詩人提供了全新的感受。

《環球人物》：為什麼當代詩壇總是容易陷入論爭，無論是創作理論之爭，還是針對詩人個人形象的抨擊？

柯雷：對很多當代詩人來說，詩歌是一種生活方式，論爭也是這種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當然也有人不參與，但還是有很多人在論爭，這就是江湖。比如是西方還是本土，是崇高還是世俗，是北方還是南方，是知識分子還是民間……這些論爭的中心是詩人身份的繼承問題：誰有權利說我是今天詩人的代表？誰有權利說我繼承了詩歌的傳統？

採訪臨近結束時，柯雷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他還要再去拜訪東莞和其他地方的「打工詩人」。儘管沉浸於詩歌江湖多年，經歷了「精神」時代和「金錢」時代的更迭變換，對於詩歌，他還是保持著熱忱與嚮往。

就像翟永明在《獻給無數的少數人》中所寫的：「詩歌將習慣於這樣的位置：在某些人那裡它什麼也不意味，而在另外的人那裡，卻充滿了意義。或者說，在大眾無動於衷的地方，詩歌仍會得到某些人的厚愛。」

《精神與金錢時代的詩歌》 作者：（荷）柯雷 譯者：張曉紅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