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繼宏：翻譯是門手藝，你對原著的研究不夠，就不可能翻譯得很好

李繼宏

翻譯家，曾任英國伯明翰大學莎士比亞研究所訪問學者、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英文系客座研究員，已在大陸和台灣地區出版《追風箏的人》、《與神對話》、《窮查理寶典》、《公共人的衰落》等三十餘部譯作，涵蓋文學、哲學、宗教、經濟學、社會學諸多領域。

其代表性作品「李繼宏世界名著新譯」2013年1月上市，已出版《小王子》、《老人與海》、《了不起的蓋茨比》、《瓦爾登湖》、《動物農場》、《月亮和六便士》及《傲慢與偏見》等七種，累計銷量超過400萬冊，在出版界和學術界引起巨大關注。

上海體育學院外語系副教授李濤博士和上海外國語大學翻譯系主任肖維青教授就成長經歷、翻譯理念和譯作規劃等問題採訪了現居美國南加州橙縣的李繼宏，本訪談稿刊登在權威期刊《翻譯論壇》最新一期上。以下李濤簡稱濤，肖維青簡稱肖，李繼宏簡稱李。

濤：您是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畢業生，大學畢業後去到上海一家報社工作，似乎與外國文學並無交集。與文學翻譯的結緣是如何開始的呢？

李：社會學理論都來自國外，我讀大學時的專業英語課需要閱讀國外英語撰寫的社會學著作，我一邊讀一邊就嘗試著把其中一些翻譯成中文。所以讀書期間，我的專業積累應該說已經很不錯。大學畢業后，我去了上海，在《東方早報》任記者。主要工作是發揮我的英語翻譯優勢，翻譯一些國外文化新聞。

2003年10月，適逢諾貝爾文學獎結果揭曉，南非的庫切獲得當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我讀大學期間碰巧翻閱過他的作品，也看過關於他的一些評論，對他很感興趣，所以我就很快寫了一個關於庫切的專題報道。報社領導讀到報道后產生了興趣，問我能否諾貝爾頒獎時去往瑞典對庫切進行專訪。我當然非常樂意，於是就著手與瑞典外交部聯繫。當時非常幸運。因為瑞典外交部邀請參加諾貝爾頒獎禮的記者名額其實非常少，每年只有12個，而且大部分名額是固定的，比如說美聯社等。當年正好有一個記者因事無法前往瑞典，於是瑞典外交部就把那個名額給了我。

03年12月初，我去了斯德哥爾摩。因為要去採訪，得做一些背景閱讀。我買了一堆庫切的書，包括庫切文集，準備附庸風雅拿去給庫切簽名（雙方笑）。庫切文集其實一直也沒認真看。因為我最早的興趣其實全在社會學里。偶然機會讀了他的Youth《青春》。一讀之下，覺得寫得真好。庫切其實是以小說的形式在寫自己。他當時大學畢業后在倫敦工作，做一名程序員，而他完全不喜歡這份工作，因為他喜歡的東西是文學。整本書就是在描寫他的苦悶心情，與我當時的心境完全契合。我雖然做的是記者，但我真正喜歡的是社會學理論研究。庫切這本書讓我領悟到，原來文學具備了社會學不具備的一些優點，它能很清楚地把你內心無法表達的東西表達出來。一旦表達出來后，它就成為了一個客體，你可以自己去思考，去感悟。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進入了外國文學閱讀的領域。

我很快把庫切全套文集看完了，接著看了其他一些外國文學書。此時接到我的第一本譯作任務，《維納斯的誕生》。其時《達芬奇的密碼》正風行，懸疑、歷史類小說被出版社主推。那本書譯完後幾個月，出版社開了一個研討會，有人發言，認為這幾本書中，只有《維納斯的誕生》譯文質量不錯。這句話被世紀文景的人記在心裡，到05年11月，他們就來找我，說他們買了一本書的版權，叫做《追風箏的人》，問我願不願意幫他們翻譯？我很願意，因為當時我才翻過一本書，對文學翻譯還是很有興趣。《追風箏的人》於06年推出后大賣，因此，之後每隔一周左右，都會有出版社的人聯繫我，問我「李老師，你願不願意幫我們翻譯一本書？」也就是這樣慢慢開始了文學翻譯之路。

肖：翻譯時您會依據某種翻譯理論嗎？

李：我開始做文學翻譯時其實對文學及理論都不是太了解，更不知道有什麼翻譯理論。翻譯研究者的角度其實和譯者的實際角度還是不太一樣。因為譯者面對的是一個文本，而翻譯研究者面對的是一個譯本。譯者關注的是怎麼樣去理解原文，理解作者在字裡行間以外所要表達的東西。

我知道很多人拿到譯本後會說，「李繼宏你這裡譯錯了，你那裡譯錯了。」但是他們可能沒有想到，作為一個專業譯者，我看到的更多。比如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湯姆.布坎南和他的情婦梅朵在火車站遇到一個人在賣狗。梅朵想買這條狗，她問賣狗人：「它是男孩還是女孩？」賣狗的回答說「它是個boy。」布坎南這時回了一句話，說：「It』s a bitch。」我翻做：「它是個婊子。」bitch在英文當中表示母狗或婊子，所有的母性犬科動物都可以叫做bitch，但是布坎南在這裡的輕蔑與鄙夷，光用母狗其實不夠表達出他的情緒。正如魯迅所說，「你說妓女是妓女，那並不是一種侮辱。」

作為譯者，你要能看得到作者隱含在字裡行間的意思，再把它表達出來。這個和翻譯理論可能沒有太大的關係。現在大學里有很多人研究我的翻譯，我也看了他們寫的論文。在知網上有很多碩士論文在研究李繼宏的翻譯，看到他們在評析時常常假設李繼宏翻譯時應該是做此想，但其實我倒沒有那樣想（雙方笑）。西方的翻譯研究，大多建立在歐美語言間的轉換基礎之上，而中英、或英中之間的轉換又大有不同，所以說翻譯時以哪種翻譯理論作為指導，我倒不覺得有這個必要。

肖：您的譯著範圍比較廣，選擇譯著的基本依據是什麼呢？

李：所謂的標準，第一肯定要自己很喜歡。因為翻譯一本書，短的話至少幾個月，長的話可能要做三年，你如果不是特別喜歡特別熱愛這本書，你會堅持不下去。我經常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就好像你交朋友，如果是一個你不喜歡的人，你跟他喝一杯咖啡你都不願意，何況你還要跟他相處那麼久。像《傲慢與偏見》我做了整整三年，每天都對著這本書，以至於每句話我基本都知道出處。

第二點的話，我希望這本書對現代讀者有意義。為什麼小說在西方的接受度很低？因為小說還停留在一個講故事的階段。但是英美或歐洲小說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傳達新的理念，每一本都會有一個主題。《老人與海》的主題是勇氣，有關於你應該怎樣去面對困難及生活里的那些挫折；而《了不起的蓋茨比》開篇即說，不要隨便去評判別人，要有一種道德上的善。

小說則比較缺乏這一點。比如金庸的小說《笑傲江湖》很好看吧？但你得到一個什麼樣的結論呢？好像沒有。只有少數一些作品有這個意識，比如說余華的作品《活著》就很好，他有核心的理念在裡面。但是這種作品在實在是非常少。

我選擇譯著時，會特別留意選出類似作品。因為經典名著都是孩子在看，當孩子處於人生觀養成階段時，如果他讀到了《老人與海》，那麼他就學到了一個道理，生活中你需要勇氣。再比如《小王子》，以前大家都把它當做童話來讀，但它其實不是一個童話，我說它是一個存在主義的小說，提醒大家保持一份童真，童心，不要太世俗。我希望通過我的翻譯文學作品，能夠給讀者的人生觀一些好的影響。

另外還有一點，我希望讀者看過我的一整套翻譯文學叢書後，對於歐美文學的整個體系，整個流派，能有一個基本概念。我會搭建一個基本的架構，從浪漫主義演變到現實主義，從現實主義演變到現代主義，再到後現代，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脈絡在裡面。

濤：您的譯作最大特點之一是附有非常詳盡的文前導讀及文後註釋。讀者一邊讀譯作，一邊可以補充很多文化知識，類似於一種西方文化的快速輸血。但是也有人不是很贊同這種做法，甚至把這種方式稱為「民科式翻譯」。不知您對這一點怎麼看？

李：《傲慢與偏見》出來后，網上出現類似話題。我讀了他們寫的東西，我認為他們其實並不了解翻譯。有些人只是鑽研了一些小小的文獻，然後就開始指責。什麼叫「民科式翻譯」？翻譯本身並不是一門科學。它不像物理學或數學一樣有學院派和民間派的區別。翻譯本身也不在嚴格的學科體系之內。還有比較可笑的一點就是，人不尊重專業。他作為一個從來沒有翻譯過書的人，作為一個只是在國外呆過，並沒有做過嚴格意義上研究的人，他就可以來批評一個翻譯過三十幾種書，一千多萬字，且賣了一千多萬本譯作的譯者，我也懶得去回應。有的人的批評，是為了罵人而罵人，是來抹黑的，不是來爭論的。他都沒有認真讀過你的作品，你又何必去跟他討論呢？

濤：您的導讀風格比較激進也比較有批判性，是否和您的年齡有關？和您做記者的經歷是否有關聯？

李：現在做文學評論的人很多，但很多人其實並不具備做文學評論的知識體系。比如說《傲慢與偏見》，很多人看不出它好在哪裡，因為他並不知道《傲慢與偏見》之前的小說是怎麼寫的，他也不知道《傲慢與偏見》之後，又有多少小說借鑒了它的寫作形式和技巧。

作為一個翻譯工作者，我一直相信的一點是，你的翻譯水平取決於你的研究水平。你對原著的研究不夠，就不可能翻譯得很好。作為譯者，為了翻譯《傲慢與偏見》這本書，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看資料，去看英語文學的來龍去脈。從17世紀一直到21世紀，基本上我都了解了有哪些重要的作品，他們是怎樣演變的，誰受到了誰的影響。

如果一個作品沒有放到這樣一個大背景中去，就沒法看出它的優秀之處。我這個人說話比較直，寫東西也是一樣，想到什麼就直說。可能一般人看到會覺得突兀。因為人一般都要講謙虛，講含蓄。但是如果仔細去想一想，應該就會了解，其實我說的也沒那麼不對。

濤：您的每一本譯著都做了大量研究。不知您有沒有對讀者進行過研究？我想一般普通讀者，他可能讀完故事就算了。但有文學需求或者文化需求的讀者對於譯作的要求會更高。不知道你們出版公司是否有調研，什麼樣的人在買您的譯作？

李：這個應該沒有。世界名著這個市場，其實有很多競爭對手。比如說《瓦爾登湖》、《小王子》這些公版書，都有很多版本的譯文，讀者有很多選擇。我以前在出版社工作的時候，經常到上海書城去，看讀者買書，觀察他們買書的習慣，然後順便看看其他那些名著譯本的銷售情況。

我發現做得都很雷同，文字上有些不同而已，內容沒有什麼大變化，而且裡面很多錯誤。我就想我要做的成品，肯定要跟他們不一樣。每本書都會有導讀，有註釋。我想讀者會在書店里慢慢比較，慢慢去看。比如說你拿起《瓦爾登湖》的兩個譯本，一本沒有註釋，一本有一千多個註釋，我想讀者都會傾向於買這本有註釋的。

純粹從做產品的角度出發，也應該給消費者一個好的產品。隨便做的產品跟其他產品沒有區別，就不可能賣好。我的譯著之所以賣得好，還是因為他們有特色，有區別，能夠滿足讀者的需求。

濤：您的翻譯作品很多都有其他譯本，您對之前翻譯前輩甚至是翻譯大家的評價頗有些不客氣，這些言論也是引起爭議的源頭之一，您怎麼看待呢？

李：人有一種虛偽，就是一定要謙虛。其實平常跟我打交道的人，都說我這個人很好相處很謙虛。但是在學術問題上，你要說真話。譯得好就是好，譯得不好就是不好。

我譯的《老人與海》後有一篇附錄，講的就是吳勞和張愛玲譯本的不足之處。從專業的角度來說，我可以探討，當然你也可以說我講得不對。我在說他們譯得不好的地方我都給出了例子進行說明。但是很遺憾，很多人沒有仔細看這些例子就開始非議。梁文道做了一個讀書節目，其中有一次他讀的是《老人與海》，用的是我的譯本。有很多觀眾去罵他，質問他怎麼會選李繼宏的譯本？他在接受訪談時就說，他讀了7、8個譯本，他就是覺得李繼宏譯本最好，所以才選用。

這些謾罵的人沒有像梁文道一樣去進行比較選擇，而是寧可相信他們作為一個普通讀者的判斷，不相信我作為一個專業譯者和研究者的判斷。對於我來說，他人評論我也不在意，他人有他人的言論自由。但是我所說的，是我認為的真理。如果有人認為做人必須謙虛，那麼他們要求他們自己謙虛就好，不能要求我也必須謙虛。

濤：您身上社會學、文化學的特徵非常鮮明，還有一點我非常感興趣的就是您的古文造詣。在您多部譯著中都有過展示。古文功底從何而來？

李：小時候在廣東鄉下長大，家裡只有少數一些古書可看，所以從小對古代的東西比較感興趣。其實我還寫詩，從國小三年級開始就寫古體詩，一直寫到大學畢業。從小看《唐詩三百首》，《千家詩》，後來再看各種詩集，慢慢就可以自己動手寫一點。以後又看了《史記》、《資治通鑒》等，念大學后又讀了很多筆記小說，覺得很有意思。

我覺得比較遺憾的一點，就是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太熱衷古文。但其實作為漢語來說，白話文的存在歷史其實還不長，距今不到一百年。而文言文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已經是很成熟的語言，它有很多很美好的東西，值得借鑒並傳承。

在《傲慢與偏見》中，我刻意把達西先生，科林斯先生以及伊麗莎白的舅舅他們的信都譯成文言文，是希望讀者看完后，會對文言文產生一點興趣，也算一種特別的設計。

語言有一個節奏的問題。你讀我的譯本，尤其是導讀，你會發你很容易不知不覺就把它看完了，雖然我寫得很長，但你讀起來就不覺得。這都是很細微的寫作技巧在裡面。你要講究句子的節奏，講究它的韻律，講究它的一些排比。這些都是我從古文裡邊學來的。

肖：您現居美國，之前也在伯明翰大學莎士比亞研究所做訪問學者，這些學術活動對您的翻譯有幫助嗎？

李：住在國外確實有資料及搜索學術資源的便利。以《傲慢與偏見》為例，很多18世紀的期刊，國內沒有，只有英國有。所以就必須到國外來。早些年做翻譯沒有什麼錢，沒有什麼條件。現在情況可能有點改觀。

我做《月亮和六便士》時，把毛姆在倫敦居住過的5個地方都去走了一遍。因為倫敦的現在與過去差別不是太大，尤其是核心地區的變化都不大。所以我會去他的故居走訪，感受當時的情況。我到紐約時，也特意去了他住過的酒店。親歷其境，才能夠更好地理解他這個人以及他的作品。

接下來我可能要翻譯《飄》，那麼我也會到亞特蘭大，去美國南部走一走。現在我正在做福克納。如果你翻譯福克納，而你對美國南部完全不了解，不了解大蕭條，不知道羅斯福新政對美國南部的影響，那你很難真正理解福克納。

濤：您選擇的作品都是經典之作，對應了英美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也是刻意選擇的嗎？

李：如果讀小說只是為了讀故事，那麼很多故事其實經不起推敲。你說《傲慢與偏見》有什麼好看呢？不過就是兩對青年男女的戀愛嘛。應該是通過文本，去了解英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或者了解到作者想要藉助小說傳達一種人生觀，價值觀，我覺得這些東西比故事更重要。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故事不值錢。小說的故事再好看，也好看不過電影。小說是故事的一個很好的載體，但不是唯一要素，我希望能把讀者的注意力從故事引開，引到更多的地方去，對這個世界的感受能更豐富一點。

濤：您和果麥的合作是如何開始的呢？

李：我從2006年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工作時開始，就留心觀察文學名著各類譯本的市場情況。我的感覺是這些譯本都譯得不太好，讓我回想起我自己小時候無論如何都讀不進去翻譯小說的場景。我小時候以為是我自己的問題，現在我才明白其實是因為譯得不夠好。我當時就想，如果讓我來翻譯這些書的話，我會怎麼辦？

在，譯者是沒有地位的。不但掙得很少，稿件還被亂改，我自己的兩本譯稿，都未經我同意就被改了書名。那你也沒辦法，你只能不再跟他們合作。所以我後來在選擇合作夥伴時就非常小心。因為我這個人對於自己的東西就是非常重視的，包括我跟果麥簽的合同里就規定，他們不可以隨意改我的東西，哪怕改一個標點符號也要徵得我同意。

而其他出版社就不這樣，有些編輯，他們會把他們的理解強加給你，而他們的理解往往是錯的。我有這個想法很久了，但一直找不到合作對象。到2011年，我認識了路金波和瞿洪斌（果麥總裁），跟他們聊了兩回。他們很認可我的水平，也認可我的想法，所以就簽了合同開始做這個東西。

濤：今天您已經是一個成功譯者，商業上也取得了很不錯的成績，但是當初做自由譯者時，也遭遇過經濟及事業上的壓力。您應該也知道其實今天的翻譯市場狀況並不好，譯酬不高，大家都會認為翻譯最好還是做副業，做主業恐怕很難維持像樣的生活。您今天的成功是因為和果麥的合作有關還是您正好生逢其時，這個時代恰巧需要您這樣的人物？

李：之所以翻譯譯酬一直不高，就是因為大部分譯者都是兼職。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如果一個勞動力市場的大多數勞動力都以兼職方式出現，就意味著他們都另有穩定收入，那麼他們對於譯酬的高低就不敏感。

我知道很多譯者都在大學里教書，出於愛好業餘做點翻譯。出版社如果60塊就能找到人做，他當然不會提高價錢。這是一個死結。我當初做翻譯也是兼職做的，我也沒想到這個東西能掙錢。如果只想掙錢的話，我可能就不做這個事情了，掙錢的方式有很多種。我只是覺得，其實人沒必要需要那麼多錢。只要有自己喜歡的工作做就可以了。我很喜歡我現在做的事情，我做的時候有很大滿足感。尤其是有些讀者會給我寫信，說我譯的書有給他們啟發，有幫助，這讓我覺得我做的事情對社會有貢獻。

從2011年跟上海書店出版社合作推出《與神對話》開始，我已經沒有經濟上的困擾。因為上海書店出版社跟我簽的合同是拿版稅的，而不是拿稿酬。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一個譯者，我一直強調的，是作為一個讀書人，不要把錢看得太重。你做一件事情還是要問你是否喜歡。如果你只是喜歡錢的話，那麼你做別的可能還更能滿足你對錢的需求。

我的成功與果麥的合作有沒有關係呢？當然有。果麥現在也找很多其他人翻譯書，因為我一個人時間有限。另外我跟他們的約定就是你們不能催我的譯稿，我要按照我的節奏來。但是他們畢竟是一個出版公司，想要上市，有業績的要求，所以不可能只出我一個人的譯著，他們也找了很多其他人。但是如果你問我的成功是否只跟他們的運作方式有關，那我也還是不能同意。因為有些書不在他們那裡出，也依然賣得很好。果麥也出了其他人的譯書，也賣得很好。所以我想，應該都有關係吧。但不是說一個決定性的關係。

濤：路金波和你似乎創造了一種市場營銷策略，先取得市場關注，再以自己的內容打動讀者，最後形成一個穩定的固定的讀者群，從無到有，從有到大。您覺得是這樣嗎？

李：應該也不是這麼說。最早其實還是以文本為主，都沒有做宣傳。我的譯書最早引起關注，是因為有一些出版社的編輯看到書後，跑去豆瓣發起了一場一星運動，反而引起了媒體關注。《傲慢與偏見》的宣傳也是因為我隔了三年沒出書，才會有一個新聞發布會。《月亮和六便士》、《了不起的蓋茨比》、《動物農場》都沒有宣傳。我們就是把書送到書店，然後讓讀者選擇就可以了。

翻譯文學不是快銷品。暢銷書最初幾個月可能會賣20萬、30萬本，但之後就會賣不動。而我的書即使沒有宣傳，還是一直在賣，最後也能賣出幾十萬本上百萬本。所以最關鍵的立足點還是內容和文本。營銷短期內可能會有些效果，但從長期來看作用並不大。

濤：果麥以「天才翻譯家」的標籤貼在您譯作的腰封上做宣傳。您其實非常勤奮與辛苦，每天要工作10-14個小時。天才的背後，同樣也有99%的汗水嗎？

李：其實所謂「天才翻譯家」也就是一個標籤，或者說一個廣告而已。你如果去上海書城的話，裡面估計有40萬種書。讀者分給一本書的時間大概連1秒都不到。所以，一本書如果不能第一時間引起你的興趣，它基本就是被判了死刑。所以他們也需要廣告語。所謂天才的說法，在漢語里只是說你在這個領域做得非常好而已，是對你專業水平的一個肯定。不必太去摳字眼，我自己其實不當真。人家說我好說我壞，我還是我自己。評價等等都是很次要的東西。

做翻譯，我一直說就是一門手藝，它跟任何手藝一樣，你一定要有經驗，一定要有投入。就好比開車，你拿到駕駛證，你就開始積累經驗，一萬英里，兩萬英里時，你還是有很多細節沒做好。做翻譯也是一樣，做一本書兩本書時，很多細節還是做不好。

我自己現在回頭看我前面譯的那些書，裡面有很多地方是不對的。我最近在果麥那裡出了三本以前譯的書，都改得密密麻麻，尤其是第一本譯作《維納斯的誕生》，我幾乎等於重譯了一遍。翻譯也需要不斷地犯錯，不斷地在錯誤中提高，不斷地去投入，才可以進步。好比畫家。我們看到梵高的星空，覺得非常美好。但是在星空之前，他一定撕掉過好多張草稿。翻譯同樣，沒有人能隨隨便便達到一個高標準。

濤：您的背景是社會學，強調冷靜，文學翻譯往往需要豐富的情感。會不會形成風格上的衝突呢？

李：這就像演戲，周潤發可以演黑幫老大，演賭神，也可以是《阿郎的故事》里那種悲情角色。我翻譯也是一樣。《傲慢與偏見》與《月亮和六便士》的文筆就完全不同。我在翻譯時會注意自己的筆調。我認為毛姆應該是這樣的，奧斯汀則應該是那樣的。梭羅不是海明威，他們的作品當然就應該不同。譯者揣摩原文，就好像演員揣摩劇本一樣，都要想辦法用不同方法去表達原文。

肖：您的文學翻譯系列還會涉獵哪些作家或者作品？

李：年代最早的一部應該是《魯濱遜漂流記》。很多人都讀過魯濱遜，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笛福當時所處的環境與背景，也並不知道這本書在英語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之後可能會有現實主義作家，比如狄更斯及其《雙城記》，這是一部歷史小說，讀者可以順便了解一下法國大革命。福克納也是我的目標。

濤：除了文學翻譯，還有別的計劃嗎？

李：等這套書做完之後，我會整理一些古籍。其實古代有很多好的東西現在的讀者接受程度遠遠不夠。比如說《莊子》，這麼多年來也推出了很多註釋版本，但是普通讀者還是不太了解。我希望能給《莊子》做一個全新的版本，有註釋，有導讀，每篇都會有一個詳細的解讀。我還想整理一個適合現代人讀的魯迅文集。現代人讀魯迅，其實還是站在一個比較狹窄的視野里。如果我來做魯迅，我會把他放在世界文學的背景裡面，把魯迅跟他同時代的其它國外作家進行比較。他好在哪裡，他對現代文學的意義在於哪裡？我會嘗試把這些東西講清楚。

一方面我想讓讀者了解更多的外國文學，一方面我也希望讀者不要忘記的優秀文學。的很多優秀文學作品，小說，筆記，包括論語等，都值得深挖。

濤：李老師所描繪的，我都很期待也很嚮往。我覺得您既像橋樑，又像燈塔，聯通了很多領域，而這些領域恰恰是今天的人確實需要打通的部分。不光是中西之間，也包括古今之間。很期待李老師能繼續帶給我們更多精彩的、有趣的文學與文化書籍。

作者簡介

李濤，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上海體育學院外語系副教授，碩導，研究方向：文學翻譯、跨文化傳播，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肖維青，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翻譯系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文學翻譯、翻譯理論，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翻譯論壇》由著名翻譯家、浙江大學特聘教授許鈞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是關於翻譯與教學方面的專業學術集刊。本文刊登於《翻譯論壇》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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