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重新審視張居正

張居正

毛佩琦 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百家講壇》主講學者。長期從事古代史明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研究。

《暮日耀光：張居正與明代中後期政局》（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是明清史學界元老、著名學者韋慶遠先生代表作。它不同於前人作品的最大特點，在於作者運用大量罕見的豐富史料，除實錄、政書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筆記、文集、書信達150餘種，以明代為主的地方志達65種。因此能深入許多以前學者所未談到的細節。

對張居正在變革中所要面對的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作者分別立檔，上有皇帝、太后，旁及宦閹權豎、外戚、各派言官，特別是與居正曾共事的歷屆內閣大學士、重要文臣僚佐都有敘及，涉及人物之多，探求研究之細，皆為同類著述所罕見。

同時，書中提出了「隆萬變革」的新判斷和新概念，重新審視后發現，高拱和張居正在隆慶時期已經聯手進行重大的變革，在吏治、經濟、軍事上都取得過重大的成就，使垂危的明王朝出現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可以說，萬曆初葉張居正所進行的變革是隆慶變革的繼續。這一成果無疑是研究明代中後期歷史的新突破和新貢獻。

本書在充分肯定張居正的偉大歷史作用的同時，對他的「失誤、失律和失德」的一面也給予實事求是的直書。張居正要推行變革，不得不集中權力，但權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無所制約，勢必要引來皇權的反噬，釀成悲劇，張居正死後的凄慘正好詮釋了此點。在個人專權獨斷的體制下，這也是必然結局。

面對這部巨著，韋慶遠先生的學生、著名學者毛佩琦先生做出了獨家解讀。

韋慶遠先生教我怎麼讀檔案

1962年我上韋先生的課叫「國家機關史」，那時還沒有「政治史」這個名字。為什麼叫「國家機關史」？因為讀的是檔案系，檔案系主體是學習國家機關所形成的檔案，你要整理、研究這些檔案，對政治制度要清楚，要對所有機構運轉清楚，要不然檔案形成的文書怎麼弄？所以我們當時系叫「歷史檔案系統」，結果大家都念歷史去了，不念檔案。

我在讀檔案時，跟著韋慶遠老師學了一些讀書方法，韋老師最重要的方法是用材料說話，他通過大量材料來研究。檔案系要從檔案出發，明代只有少量的檔案。剛才，柏樺老師說過韋老師的研究是怎麼進行的——他寫張居正時代，書里涉及的所有人，每個人他都建立檔案，每個人都有一個小口袋，全部能夠寫下來。後來這個作風一直延續到他寫《正德風雲》，所以沒有根據絕不說話。

《暮日耀光：張居正與明代中後期政局》這本書的特點不是散點式的平鋪寫法，而是宏觀思考、宏觀思維的。所以說，要寫出時代，這個書就叫《張居正政局》。這個就不是張居正個人歷史了，而是當時的政局——朝廷運轉、官員行政執行乃至陰謀陽謀和社會活動等。

張居正是混亂局面下的產物

怎麼看張居正這個人？我曾經說過，張居正執政核心理念是「尊主權，課吏職」，現在是尊主權——加強專制，加強皇帝權力；課吏職——加強對官員的管理還是控制，傳統社會是專制社會，但專制社會常常會有鬆散的時候，如果皇帝不行、社會發生變化、知識分子想鬧事、大臣都有自己的主張，很可能權力不集中了，這時候出現問題於是集中。

出現什麼問題？當時問題很大，南倭北虜在嘉靖時期比較嚴重，北邊的蒙古，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變，到北京德勝門這一帶。倭寇，沿海不管真倭強倭都在鬧事。體制內的人也在鬧事，還有各種鬧事的。這時候就是一個「亂」。

還有傳統制度解體，國家賴以統治的基礎是令行禁止，我說話你得聽，我管人你得聽。我管理人口是為了賦役和納稅，如果躲避賦役和納稅，這個國家沒法治理，這是不行的。給我賦役納稅的人亂了，老百姓都想自由，不想在原來制度下生活，給我納稅的土地，十年一造的黃冊已經形同虛設，到十年照抄公文，土地和實際大稅的數目已經大大脫離。沒有人給我納稅了，怎麼辦？沒人聽話了，人管不住了，錢沒有了，內憂外患，怎麼辦？課吏職是加強對官員的管理，要把原來的制度落實下去，現在的話叫「不忘初心」，要把原來最早老祖宗設計的制度給貫徹下去，十年造黃冊，丈量土地，派人到各地丈量土地，好多年沒有認真執行了，吵吵就算了，現在我真的再來一次，再走一回。官員不聽話，拿小本子記錄，完了以後交賬。

不能按標籤來理解張居正的舉措

怎麼看張居正在明朝整個歷史上採取的措施？達到了什麼和最後導致了什麼？這對於張居正的評價非常重要。

張居正「尊主權，課吏職」，我用的是「嘉隆萬中興」，他們做的事是從嘉靖末年到隆慶、萬曆，這一群人做的事，張居正收穫成果，算在他的頭上，前面的徐階、高拱乃至嚴嵩，思路是一致的，看到明朝存在問題要採取措施，所以張居正也採取了措施。那怎麼看待張居正和這一群人的關係？這要看歷史分期，萬曆新政后，很多人提高到變革的標籤化中，「變革」這兩個字在語境中有意識形態色彩，是社會發展史。

如今拿歷史說事時，張居正成為一個歷史標籤。是不是這樣？我對這個問題有不同意見，我認為不是，張居正恰恰是要強化舊制度，讓一個已經可以淘汰、可以走入歷史的制度再次加強、繼續運轉，是這樣的做法，沒有任何推動歷史進步的措施。

張居正只是加固了舊秩序

這裡有一個問題，即「一條鞭法」，「一條鞭法」是不是推動了經濟進步？「一條鞭法」初衷是簡化徵收手續。徵收太複雜了，今天收這個錢，明天收那個稅，夏稅秋糧，這些乾脆都靠邊，全弄一樣的。

嘉靖中期開始實行，各地方早就開始搞了，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以國家名義發布，說大家都實行。這個意義深遠，延續到清朝，延續到攤丁入畝。不能夠把這個功勞全都算在張居正身上，恰恰張居正做的是強化舊制度。

「尊主權」最後尊到什麼情況？——「雖萬裡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令統一了，行政權力高了。「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創造了GDP了嗎？沒有。說「民不佳而富不足」，瞎說。

沒有創造GDP，只是加強了稅收手段，原來你這是50畝土地，告訴官府是30畝，交30畝稅。現在我嚴格查，邊角全算上，50畝，一看是50.01畝就寫上，按50.01畝徵稅。沒有創造GDP，稅收上來了，加強管理，國家收入增加了，強化稅收，國家稅務總局、地方稅務總局天天算賬。所以不是創造財富，比如說改造了農田水利了，加強了深耕細作，改善品種，搞經濟作物，沒有這些，就是丈量土地，給我交稅，交不了稅，不合格，官員罷免。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是一種舊制度的加固，最明顯的標誌就是盡毀天下書院，只允許有一個聲音，所有人，那些講課、講話的，書院自由講學是不可以的。全部控制起來。如果你認為明朝中後期的所謂社會轉型和知識分子主體意識提高是有進步的，那麼張居正做的和這個是相反的。

劉新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