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銀」出水，張獻忠暴虐形象有望定格

「江口沉銀」出水，張獻忠暴虐形象有望定格

大炮迷2017-03-24 11:52

張獻忠要為明末人口銳減負主要責任，是毫無疑問的。

圖註：江口出水的「西王賞功」金幣

近日，四川彭山江口鎮1萬餘件文物出水，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傳說被證實。張獻忠的歷史形象，也將因這批文物而變得愈加清晰。

清初至民國，張獻忠被視為「殺人魔王」

1、親歷者在筆記中，留下大量關於大西軍屠殺政策的記錄

最先對張獻忠做出評價的，是那些親歷其統治者。曾在「大西政權」為官的歐陽直，著有《蜀亂》一書，曆數張獻忠的諸多暴行，如說他攻下重慶后，「盡屠其城。間有避匿得存者，查出復斷其手」。曾追隨明將楊展，同大西軍作戰的費密，在《荒書》中說，張獻忠「盡屠川西、川北州縣，以人手為功。凡賊驗功之處，聚手如山；焚之，指節之骨，散棄滿野」——大西軍屠殺百姓后，留下一隻手向張獻忠請功，於是人手堆積如山；將人手焚燒后，散亂的指節漫山遍野。

2、清修《明史》，稱張獻忠「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

清人修撰《明史》，將張獻忠列在「流賊傳」中，並採信以上諸種筆記，稱其「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

3、民國時期，多數學者認為張獻忠只有「混亂破壞」

進入民國，張獻忠的歷史形象，基本延續史家舊說。如魯迅在1925年《燈下漫筆》中說，「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1935年，他又在《病後雜談之餘》中回憶，「我還是滿洲治下一個拖著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著這『流賊』的兇殘」。錢穆《國史大綱》引論中則說，「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對張獻忠沒有一點好評。

在具體史料方面，民國學者有所辨析。清史名家蕭一山在1927年出版的《清代通史》中，稱張獻忠為「流寇」，指其以屠戮為樂，但認為屠殺「六萬萬有奇」的說法「顯系誇大」。在蕭一山看來，所謂「七殺碑」，「即聖諭碑之訛傳也」。1947年，四川學者任乃強作《張獻忠屠蜀辨》，稱其「粗識文字、知人善任、頗有志略、輕率易怒、好用譎術、個性強毅」。任乃強反對「屠蜀」之說，認為「當時蜀人絕滅之原因，蓋死於饑饉者什七八，殺於獻忠者什一二而已。」任是較早對張獻忠持肯定立場者。①

圖註：「江口沉銀」發掘出水的金耳環

1949~1980，犯過路線錯誤的「革命者」

1、眾多學者致力於論證張獻忠之「屠蜀」，所殺者全是地主官僚

1949年後，學術界對張獻忠的評價發生重大改變。張被尊為反明抗清有功的「農民軍領袖」。如1952年，謝國楨發表《張獻忠與農民起義》，為張獻忠辯解稱：

「當時所謂張獻忠喜歡殺人，『醉柔而醒爆，無一日不殺人』，尤其是獻忠帝蜀以後，殺人更多，光成都一帶處就殺了百萬人，四川人口去了十分之六，等等的話，這當然是統治階級的污衊宣傳。我們從歷史上觀察，獻忠兩次入蜀，並不妄殺人，做了皇帝之後，正該安定人心的時候，何其反殺起人來？可見獻忠所殺，完全是豪紳地主階級；而且是兩個集團做階級鬥爭，地主劣紳迫著農民軍走上這條道路……」。②

再如，1957年，孫次舟發表《張獻忠在蜀事迹考察》，也說張獻忠在成都殺的，都是「地主階級的貴族和官僚」，原因是「因各縣地主、官紳有武裝反抗的圖謀」；殺士子，是因為「發現士子中有不少姦細」，勾結清軍。孫次舟還認為，造成四川人口滅絕，地方殘破的主要原因，是清軍、明軍、吳三桂軍的相互攻殺，只是「清初的官僚，都知道掩蓋自身罪惡的辦法，把破壞四川的責任，誣加到張獻忠身上」。③

2、被指犯過「投降主義」的「嚴重的路線錯誤」

張獻忠曾在谷城投降明朝，故「文革」期間曾被指犯了「投降主義」錯誤，同《水滸傳》中受招安的宋江聯繫在一起。如1976年的一本《評論集》中說：

「張獻忠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彎彎曲曲的。他對明王朝抱過幻想，接受過「招撫」，並企圖勸說李自成也接受「招撫」。張獻忠的這一步走錯，不僅使自己掉進了旋渦之中，並使整個明末農民戰爭一度轉入了低潮。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路線錯誤……」最終張獻忠「克服了投降主義思潮的影響，在走過了一個『之』字形的道路之後，重新舉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④

總體來說，此一時期，張獻忠的歷史形象是正面的。

圖註：表現「張獻忠起義」的漫畫。《大西皇帝張獻忠傳奇》第4冊，四川美術出版社1987年

回歸史料，近年來學術界不再諱言張獻忠對民眾的屠殺

1、80年代，學術界在肯定張獻忠「打擊封建勢力」的前提下，承認其「戮民」

1980年3月，舉行了一次「張獻忠在四川」的學術研討會，主要討論了「張獻忠在四川『殺人』問題的真相，張獻忠在明末清初農民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張獻忠失敗的原因等三個問題」。⑤與會者一致認為，張獻忠「偽降」明朝只是一種鬥爭策略，無損其農民軍領袖地位。也有學者在會上承認，張獻忠確曾屠殺民眾。如田培棟在《對張獻忠「屠蜀」應重新予以評價》一文中說：

「多年來，有些人又走向另一極端，不加分析，毫無批判地全部肯定張獻忠『屠蜀』是革命行動，凡是被殺的人，都是罪有應得，這樣的結論也是不符合事實的。根據大量的材料，可清楚地看出，在被張獻忠所殺的人當中，不一定都是反動派，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無辜的，實屬錯殺。」

一方面承認其「農民起義領袖」地位，一方面也強調其「戮民」事實不容否認，是此一時期學術界對張獻忠評價的主要變化。如李三謀在《明末大西軍在四川「屠戮生民」之問題》一文中說：

「記載張獻忠『戮民』過多的史料不下百種，憑空一概否定，全然抹殺，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張獻忠這個農民起義領袖，雖然摧毀了明朝政府在四川的統治，可謂打擊封建勢力甚為有力，而對於大西政權統轄下的四川這塊革命基地的建設頗為不夠，甚至是有損傷」。⑥

再如，胡若曦《「張獻忠屠蜀」考辨》中說：

「張獻忠起義軍的打擊對象是反動勢力，是地主、官僚以及從屬於他們的反動武裝，這有什麼不應該？當然，也要看到，農民義軍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殺了地主本人，也往往殺了他的全部家口，打擊面很大，殺的人相當多。這是從農民的樸素的階級仇恨和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明的。絕不能因此而否定農民起義的革命性，更不能加以誇大，誣說起義軍見人就殺，把四川人殺光了」。⑦

肯定張獻忠的「農民起義領袖」地位，是此一時期學術界討論其屠殺行為的基本前提。如王綱在《論張獻忠大西政權的革命性》一文中說：張獻忠政權「雖然有那樣的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但是，它作為一個農民革命政權存在於明末清初，卻是無法否認的客觀歷史事實。」⑧

圖註：現行國中歷史教科書提及了李自成，未提張獻忠

2、近年來，學術界開始直言不諱評價張獻忠「暴虐成性」「手段殘忍」

近二十年來，張獻忠的歷史形象再起變化，其觀點與晚清、民國時代趨同。在2006年發表的《張獻忠的一樁公案——從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說起》一文中，作者耿法梳理了大量史料，直言道：

「（張獻忠）此人暴戾成性，反覆無常，目光短淺，缺乏起碼的人道主義和見識，導致他後來一手製造了數起滅絕人性的大慘案。他當了短命的偏居一隅的四川土皇帝對四川百姓當然是個災難，但相對來說又實在是件幸事，因為他的權力所限只能危害四川一地；倘若他真的成為一代帝王，建立了一個朝代，那麼必然是一個禍害全國百姓的暴君，罪惡將大得多……」。⑨

2015年，張位東從心理分析角度，撰成《張獻忠屠蜀原因新論》一文。文章認為：張獻忠「行為之變態，手段之殘忍，毫不掩飾自身變態的心理」，如使用所謂「騎木驢」殺人——「將女子吊起，下置一木杆，割繩墜落，木杆從陰部貫之，鼻口而出，遭此行之女，折磨三四日之後才死去」。「從張獻忠的古怪性情和行為舉止，還能略推其精神異常」「表現出比較嚴重的知覺障礙，出現憤怒、憂傷、驚恐、逃避及攻擊的情緒和行為反應」。

有學者批評了此前數十年的張獻忠研究：

「國內的史學界在研究評價張獻忠時，極盡美化神化之能事……煞費苦心地把他打扮成高大全式的歷史人物……對當時的親歷者、參與者、目擊者傳下來的真實的血腥記錄，一概斥為『誣衊不實之詞』。……（歷史研究必須）從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出發，得出科學的合乎歷史實際的結論，而不是帶著意識形態的偏見，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任意塗抹。」⑩

此次「江口沉銀」眾多出水文物中的金耳環、發簪、金戒指、手鐲等，均是張獻忠政權掠奪民眾的最直接證據。張的歷史形象，隨著此次考古發掘，終將定格。

圖註：發掘出水的各種金飾，顯系強行掠奪自民間

註釋

①任乃強：《張獻忠屠蜀辨》，見於《張獻忠在四川》，《社會科學研究叢刊》編輯部編，四川省新華書店1981年，原載1947年《社會月刊》；②謝國楨：《農民起義與張獻忠》，《歷史教學》1952年第2期；③孫次舟：《張獻忠在蜀事迹考察》，《歷史研究》1957年第1期；④康立：《論在明末農民戰爭中的反動作用》，見於《評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⑤王家樓：《關於「張獻忠在四川」學術討論會的情況綜述》，《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3期；⑥李三謀：《明末大西軍在四川「屠戮生民」之問題》，《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⑦馬芸芸：《略述60年來的張獻忠研究》，《中華文化論壇》2010年第4期；⑧王綱：《論張獻忠大西政權的革命性》，《四川社聯通訊》1983年第5期 ；⑨耿法：《張獻忠的一樁公案》，《書屋》2006年第9期。⑩楊培德，《關於梓潼神廟內的張獻忠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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