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方式的力量——評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

在重寫文學史的熱潮中，避免用一種「二元」的簡單方法去建構文學史，避免用「政治/文學、正統/異端、壓制/馴服、獨立/依附等歷史敘述模式」來進行建構歷史似乎是眾多學者努力的目標，但遺憾的是，似乎唯獨洪子誠教授的《當代文學史》擺脫了這個敘述模式，「將對歷史評述的道德問題，轉移為不那麼道德化的學術問題」。對於當代文學的發生，他用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將「斷裂」的當代文學追溯到延安時期的文學體制，乃至「左翼文學」；而對於新時期「倖存者」的言說，又始終保持一份警醒，避免加上一層天然的「道德審美」因素；雖然自青年時期便對詩歌抱有熱忱之心，但他卻能清醒認識到如今詩歌的邊緣化與尷尬處境，並為90年代后「一些詩人那樣強烈甚至畸形的『文學史意識』」、誇張神化詩歌的浪漫主義幻覺納悶不已。對此，洪子誠教授解釋道：在「文革」的整個過程中，立場、站隊、表態成為精神生活的最重要內容，構成我們緊張的畸形心態的根源。因而，在走出「文革」之後，我有一種類乎「本能」的對「站隊」、「立場表態」的抗拒。我盡量迴避需要表明「立場」的場合，也不會把文學史研究作為表達鮮明道德立場的載體。

因此，與太多「刀槍不入」「言之鑿鑿」的著述相比，洪子誠教授卻顯得「猶豫不決」「膽小困惑」，時不時流露出「不自信」，甚至毫不隱瞞自己「怯懦」的一面：他會坦誠自己選擇當代文學史，是「不斷明白做不了什麼事之後的結果」，而詩歌研究是自己「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情之一；作為當代文學研究專家，他會承認面對日本學者的提問，自己竟然說不出有喜歡的當代作家，甚至承認自己可能沒有興趣和耐心再去面對「當代」大量的詩歌與小說文本，作為上了一輩子課的教授，他還會承認自己至今面對講台依然惴惴不安，講稿非要一字一句寫好否則就亂成一團，而文章寫好后還要向自己的學生再三確認是否還可以……

或許，正是這份認真而誠實的「怯懦」，讓洪子誠教授顯得似乎有些「不識時務」的天真，甚至是有些「迂」：在本應該含糊的敏感地方，他的論述卻異常地直接而尖銳，如其對毛澤東文學思想與50-70年代文學規範形成的論述，從意識形態角度揭示出當代文學「一體化」的本質，從而確立了「當代文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而在本應「立場鮮明」的地方，他的論述又變得含糊不清卻又讓人心悅誠服，如其對浩然小說、「復出」作家、知青作家等幾乎所有作家的評述，溫和而又不失銳氣地進行褒貶，而自始至終貫穿其著述的是其樸素、理性、清醒而有節制的文字，以及文字背後隱含的一份「擔當」的勇氣與一份「適度」的理想。

我常常好奇，究竟是這種「怯懦」的性格讓他看到歷史的複雜性？還是與之相反——因為充分意識到了歷史的複雜性，所以始終保持一份理性、警醒與謙卑，用一種「怯懦」的態度進入歷史，去呈現歷史的複雜性？亦或是兩者互為因果？或許，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洪子誠教授讓我見到了一種「怯懦」的話語方式和一種未受污染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