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裡藏的「聖旨」不一定是聖旨哦

乾隆二十六年封贈知縣父母之敕命（漢文部分）

雍正「敕命之寶」

乾隆「敕命之寶」

清嘉慶十四年封贈刑部左侍郎（從二品）之誥命（漢文部分）

◎陳慕

清朝覆亡距今已有百餘年，但史籍與實物仍歷歷俱在。在各機構整理刊布史料的同時，民間家藏的清代舊物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目前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的「聖旨」即是其中一種。

事實上，這些所謂的「聖旨」多為明清時期的誥命和敕命，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聖旨，真正的聖旨還包括制、詔、諭、旨、批等諸多文類。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誥命與敕命逐漸成為收藏與拍賣的熱點，藏諸民間、累世家傳的實物也由此時常見諸報道。特別是在近年來熱播的清代影視劇及暢銷的文學作品中，頗具神秘色彩的「聖旨」常常引發人們的想象。

前不久，河北省臨西縣吳姓農戶家中珍藏的康熙朝「聖旨」使得誥命與敕命再次走進人們的視野。這件滿漢合璧的「聖旨」頒發於1684年，亦即清康熙二十三年，受封者為時任四川南川縣知縣吳成龍及其亡妻劉氏、繼妻陳氏。吳氏家族為當地名門，據其家譜記載，至清中期該家族共有四世六人入仕為官。從吳成龍受封時所任官職（知縣）的品階（七品）來看，該份文書應為敕命。

誥命和敕命

體現了受封官員的品級

清代的誥命和敕命有著嚴格的區分，官員的品級是朝廷選擇頒賜哪類文書的關鍵，其中一品至五品官授以誥命（又稱誥書），六品至九品官則授以敕命（又稱敕書）。

儘管誥命與敕命在頒賜之初隱含著受封官員不同的權勢地位，但二者皆為皇帝施恩臣下的榮典，官僚群體以此光耀門楣，亦即「上榮祖考，下及子孫」。

誥命、敕命背後體現的是清代的封贈制度。「封」、「贈」二字涵義不同，朝廷將封典頒予官員自身稱為「授」，予其在世的父母妻室稱為「封」，予其已故家人的則稱為「贈」。就清代封贈的類型而言，可粗略劃分為「例封」、「恩封」兩類。所謂例封，即清廷遵循常例封贈官員。

清朝入關前，太宗皇太極已效仿明朝制度推行封贈。至於恩封，則是清廷每逢皇太后及皇帝壽辰、皇帝大婚等重要節慶日而給予官員的特殊恩典。當然，朝廷的封贈對象並不限於文武官員，皇家宗室成員、邊疆地區少數民族首領及藩屬國的王妃、世子等皆在其中。

吳氏家族所藏敕命中提到的「文林郎」和「孺人」均為封贈名號。誥命與敕命中的封贈名號對應著相應的品階，其中還存在著文職與武職的差異。

文官系統的誥命與敕命稱號制定於清朝初年，分為十七階，自一品光祿大夫至從九品登仕佐郎，其中正七品官對應的即是「文林郎」（如果本人出身於吏員，則封宜議郎）。武官系統的稱號最初分為世爵系統（公、侯、伯）、八旗系統與綠營系統三類，其後清廷將后兩者合併，以昭劃一。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廷又將文武官員的誥命與敕命由十七階改作十八階。

「誥命夫人」其實是泛稱

此外，無論文官、武官系統，清朝在封贈之時，還有命婦從夫品級予以誥封的規定。現在廣為人知的「誥命夫人」一詞僅為泛稱，其中涵括獲賜誥命的各級命婦。

命婦品級的劃分相對簡化，沒有正、從之分。文武大臣之妻，自一品夫人至九品孺人，共有九級名號。其中「孺人」常易混用，若敕命中僅出現「孺人」字樣而未加品級，即為七品；八品、九品官員之妻相對應的封贈稱謂與之相近，為「八品孺人」、「九品孺人」。這些「誥命夫人」都是身份與待遇的象徵，按照不同品級享受不同的俸祿。

在吳氏所藏敕命中，同時出現了誥封吳成龍亡妻和繼妻的內容，這背後暗含著一套繁複而細密的規定。清朝對於妻室封贈設置了諸多嚴格限制，在官員請求誥封時，只有禮聘的正妻才有資格獲得封贈。正妻故去，繼娶之妻可獲得封贈，就如吳氏所藏敕命中反映的情況。但這種特殊情形僅限於此，繼室去世后，再繼者便失去了受封資格。

誥命文書使用五色，敕命文書僅為單一純白色

從現存的誥命與敕命實物來看，這些文書大多十分精美，且頗具觀賞價值。

清代誥命與敕命均寫在絲織品上，呈捲軸式。誥命一般使用蒼、青、黃、赤、黑五色，提花錦緞，官員的品級直接影響了所用色彩的種類及絢麗程度；敕命則為單一的純白色。二者的卷頭和卷尾處分別織有「奉天誥命」「奉天敕命」四字，並繪以升降龍盤繞。

此外，官員獲封贈的次數、誥命與敕命的圖案織文、捲軸及軸頭皆對應於官員的品級，體現出古帝制時期森嚴的等級制度。因所涉具體規制十分龐雜，此處僅以吳氏家族所藏敕命為例。吳成龍為七品官，其獲賜敕命所用之軸頭應為烏木軸，卷身為葵花錦面，准再封贈一代。

誥命與敕命的長度和寬度並無定製。一般而言，寬度相對固定，約在30厘米；長度則差異較大，自50至400餘厘米不等，但多數在200至300厘米之間，這一差異或與封贈的時間跨度及冊文長短有關。

從誥敕實物來看，冊文系由滿漢兩種文字合璧寫就，漢文從右至左，滿文則從左至右，於文書中間日期處重合併鈐蓋寶璽。清朝入關前後誥敕書寫的長度尚不統一，至順治十二年（1655）清廷依品級制定句數，其中七品官員的規製為起首四句、中間六句、結尾四句，內容多為讚譽官員的駢麗修辭。這些特徵俱與吳成龍的敕命相吻合。

程序複雜，康熙年間才有所簡化

從製作到頒布，誥命與敕命幾經流轉。先是杭州織造局和江寧織造局按照定式專門織出空白的誥命和敕命，遞送宮中以備使用。文官和武官若想獲准封贈，需要先得到皇帝的恩准，這中間的提請過程分別由吏部驗封司和兵部武選司負責。

接下來便是誥敕具體內容的撰擬，先由內閣漢票簽處草擬文稿，次由翰林院查看，之後再進呈皇帝審定，撰擬過程至此才算完成。誥敕的書寫則交與內閣中書科，該機構需事先領取備藏於宮中的空白誥敕，滿、漢中書分別將滿、漢文稿謄錄於上。在鈐蓋「制誥之寶」或「敕命之寶」之前，還要交給誥敕房核對。

上述繁複的撰擬過程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有所簡化。這一年，朝廷改變此前僅固定句數的做法，改為各按官職擬出固定文字，以備使用。待封贈之時，內閣只需在定式文稿上填寫官員姓名及頒賜時間，再交與中書科繕寫即可。除極少數誥敕系皇帝准許特別撰擬外，大部分呈現出千篇一律的特點。官員領到誥敕后，需要上奏謝恩，整套流程至此結束。

如有遺失損毀，還得交「罰款」

儘管誥命或敕命歷經數度審查之後才頒予臣工，但疏忽或錯誤之處仍然存在，遺漏官員履歷、乃至誤寫官員姓名的嚴重錯誤都曾出現過。當滿懷期待的官員在接到誥敕后，發現文書竟然有誤，其鬱悶愁苦，可想而知。因此清廷規定，若有上述錯漏，受封者可申請改正，將誥敕返還吏部，再由吏部交給內閣更正，不過這又需要相對漫長的等待。

誥命和敕命既是家族榮耀的象徵，同時也是皇恩與榮典的體現，如何妥善保存至關重要。從現實角度考慮，八品以上官員除自身獲得封贈外，還可據其品級高低封贈一代至三代不等，這就決定了誥命與敕命需要反覆使用、多次上交書寫。故而獲賜官員一家既要不時查看，避免誥敕遺失，又要精心保管，防止其受污受損。清朝規定，如果誥敕出現損毀，受封官員將被罰俸銀六個月；如系天災所致，則允許上報補發。

在儒家觀念瀰漫的傳統社會中，獲賜誥敕、榮及門楣在士人心中的分量不言而喻，一些有條件的讀書人也因此選擇走上仕途，而非終老鄉野。林光（1439-1519）為明代嶺南地區頗有聲望的學者，問學於當時碩儒陳獻章（1428-1500），並受其影響一度隱而不仕。父親去世后，林光因未能為父獲取封贈榮耀而深感遺憾，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一再表達「榮封祿養，自壯至老，夫復何憾」之意。林光後來不顧師友的反對，決意入仕為官，很大程度上就是出於榮及父母的考量。

誥命和敕命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物價值，存世者多收藏在檔案館、博物館和圖書館等文博單位，散藏於民間的也不在少數。這些文書歷經百年滄桑，雖世殊時異，仍輾轉流傳，記錄下曾經的名門望族在歷史演進中的變遷與興替，今人也因此能夠感知到歷史的更深處。

本版供圖/陳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