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時代」不是王二的嗎？

作家王小波的雕塑

上世紀90年代出版的《黃金時代》

■編者按

紀念王小波辭世20年， 一轉眼20年過去了，這是個極大影響了我的人，從文學觀到價值觀，影響個通透。他的小說真的做到了把我樂得在床上直翻跟頭的程度，有關「趣味」 有關「崇高」有關「沉默的大多數」， 都直接受惠於他，感謝這樣的一個作家，感謝這樣的一個人。

人物介紹

王小波（1952-1997），當代作家、 學者。 代表作品有《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黑鐵時代》等。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於北京。 他先後當過知青、民辦教師、工人。1978年考入人民大學，1980年王小波與李銀河結婚，同年發表處女作《地久天長》。1984年赴美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求學，2年後獲得碩士學位。 在美留學期間，遊歷了美國各地，並利用1986年暑假遊歷了西歐諸國。 1988年回國，先後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任教。1992年9月辭去教職， 做自由撰稿人。 他的唯一一部電影劇本《東宮西宮》獲阿根廷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並且入圍1997年戛納國際電影節。 1997年4月11日病逝於北京，年僅45歲。 他的小說中「革命+戀愛（性）」的框架進而成為」人性再啟蒙」的重大倫理支撐點。

封面文章》

王逸人

在電影《天使愛美麗》中有這樣一個段落，一個偶然的機會艾米麗在浴室的牆壁里發現了一隻錫盒，裡面放著好多男孩子們珍視的寶貝，看來這應該是某個小男孩藏在這裡的。那個男孩已經長大了，早已忘記了童年時代埋藏的「珍寶」，於是艾米麗決心尋找「珍寶」的主人，悄悄地將這份珍藏的記憶歸還給他。在經過了一些故事後，當錫盒主人如入五里霧中一般拿到了自己童年的那些珍寶時，一個老男人激動得放聲大哭……其實，我們每個人在靈魂里都有一個裝滿了珍寶的盒子，文學、電影、音樂、繪畫、戲劇、舞蹈、攝影等藝術門類的精品———當然是我們每個人自己所認同的———被收藏在其中。這些東西深植於我們心中，一刻不停地影響、打磨和塑造著我們，因為承載的東西各自不同，其結果就像我在青海所見過的風蝕砂岩一般，有的被吹成了蘑菇，有的被吹成了佛龕，有的被吹成太湖石，這全是軟刀子和慢功夫的活兒，時間久了我們每個人靈魂的二維碼都有很大的區別。我想我的比喻已基本完成，我要說的是在我個人的珍寶盒裡，有一處位置肯定是留給作家王小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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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去世20年了———現在很多事情一提起來都以十年或二十年計，這真是讓人不太舒服。我記得1997年印象最深的事是電視上直播的香港回歸，在直播過程中我手裡攥著的就是一本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所以後來李檣的電影《黃金時代》上映時我在心裡還嘀咕了一下，「黃金時代」不是王二的嗎怎麼變了蕭紅？和絕大多數讀者一樣，我對於王小波的閱讀是以他的去世為契機的，我沒有張曉舟那樣的先知先覺，後來我曾多次回想，但我必須誠實地說在那之前沒什麼人或資訊告訴過我要注意一個叫王小波的作家，他被關注就是是「死人效應」的結果。當然這沒有什麼，我想只要最後讀到了他的作品就好，我不會太在意那最初交集的樣貌。

王小波去世20年了，筆者頗為感慨，可感慨什麼呢？可能是很多期望的落空。受到王小波的影響，覺得今天的世界應該變得有趣一點，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此外，他在作品中極力推崇智慧思考，可實際情況卻是「反智」的規模有不斷壯大的趨勢，有時甚至達到「反常識」的狀態，這就讓人很崩潰了，這不是「寡智不敏」的事兒，就像公理不需要證明一樣，哪有那麼多時間來講這些最最基本的道理啊？另一個感受是關於文學本體的，電影《十月圍城》里孫文曾如此感慨「革命」———十年過去了，我與志同者相繼犧牲，我從他鄉漂泊重臨，革命兩字與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語……借用一下人家的句式———廿年過去了，關於文學一定要在社會普及一種觀念，文學只是文學，它承擔不起更多的其他作用，它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它也改變不了什麼文學之外的任何東西，它不是東方的微光不是林中的響箭，它不是投槍和匕首，魯迅用筆和民族性中可鄙的部分戰鬥了一生，該在的都還在；同樣王小波所倡導的各種事物的「趣味感」，於方方面面都沒有踐行。這就像他的一句名言：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後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文學搞到最後真是孤獨文學搞到最後真是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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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去世20年了，其間他的哥哥王小平出版過一本名為《我的弟弟王小波》的書，通過它可以了解一些王小波的「八卦」。他的書讓我們知道了王小波從小就是個「骨骼清奇」的孩子，在兄弟姐妹五人中，只有他因為缺鈣得了佝僂病。長著缺鈣兒典型的桶狀胸。「小波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經常閉目塞聽，露出一副獃獃的表情，站在同齡兒童中間，十足是個異類，使人懷疑他的腦袋是否有毛病，連我姥姥和我媽都管他叫『傻波子』。」「小波不論在家裡還是家外，從來沒博得過聰明的名聲。在學校里，他也沒當上過好學生。他跟我上同一個國小，比我低三年，常常受到老師的批評：你怎麼不能像你哥一樣，門門都是五分？」但是，王小平一直認為他「大智若愚」。

此外，書中也披露了王小波的兩次不成功的戀愛。一次是在雲南下鄉期間，王小波曾告訴他人，自己的戀人得腦瘤去世了。這件事王小平毫不知情，那時教育部是有一個年輕姑娘得腦癌去世。她姓溫，長得很漂亮，在山西插隊。「聽說她有一天早上醒來，突然不能說話了，經醫生檢查，她長了腦瘤，很快就病逝了……但從未聽說小波和她有過感情上的瓜葛。據我們的猜測，這可能是小波對她的單戀。」另一次是在回城之後，王小波曾經遇上了一個與他投緣的女孩。「記得那位女孩曾到過我們家。她長得很苗條，文文靜靜，娉娉婷婷……這一段感情像一段溫婉的流水，但最終沒能持續下去。據說姑娘的母親對小波不太滿意，所以小波日後總是感嘆他沒有丈母娘緣。」再往後，王小波才開始了和李銀河的戀情，並最終結婚。

其實，王小平在某期《南方周末》所發表的《藝術的內丹》一文也讓我記憶猶新，那篇文章真是讓那期報紙唇齒留香，在解釋小波何以會有他獨特的感受和思維方式時他寫到———我想說的，就是他在生活中一直在走著一條特別的道路，一直在探索著精神上可能的存在方式，尋找著自己的適當位置，用他的話說，就是精神家園。從小時起，一有功夫，他就在獃獃地想著什麼，默默地編織結聚自己的趣味核心。這樣的心理素質，帶有極大的先天成分，雖是後天造成，卻是先天註定。事實上，在我們曾經經歷過的那個扭曲理性、壓抑天性、單調貧乏的時代，在那個8億人看8個戲的藝術沙漠里，能產生小波這樣的人物，實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而且文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王小波的父親年輕時乘船於長江上，一個女學生給他出了一個謎語：憶當年，綠蔭婆娑，自入郎手，青少黃多。捱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折，莫提起，提起時，淚灑江河。王小波的父親年輕時也自負才學，但這回馳騁靈思，搜索枯腸，一猜再猜，屢試不中。為遮羞臉，佯作上岸買花生，但回船時仍無頭緒。這時船家插言道：你們讀書人的事情我本不懂，但這位小姐說的，似是我船上用的一件東西。我父親忙問：是何物？船家道：好像就是我手中的竹篙……這一段文字讓在我第一次讀到時倒吸了一口冷氣，被頗高的古典文化意蘊驚訝了一下，就像王小波的最初出現也讓人驚訝了一下一樣。王毅在回憶他1998年主編《不再沉默———人文學者論王小波》是這樣講的：1990年代思想界出現一個低潮，人們忽然失去了原來的言說方式，急需一種新的方式把人們從失語狀態下解救出來，王小波的雜文和小說，就提供了這種新的方式。他沒有選擇像陳寅恪、顧准那種殉道者式的生存和言說，而是走上了一條『兩邊開滿牽牛花的路』，這是一條『簡單』的求得精神自由、心靈自由和人性自由的路，適合更多的人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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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一個朋友告訴我拜「北京電影節」所賜，他本人坐在京城「小西天」的電影院里看《雲上的日子》呢，而且特意強調，我可是在影院里啊！是啊，《雲上的日子》，多好的片子啊，過去從沒公映過，能坐在影院里看當然美。《雲上的日子》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作品。我們曾身處九十年代，當時有很多事情並不能明晰地感到不同，但走過後才感覺到那是「小時代」里出現的一輪大時代了，想想在九十年代你能看到《阿甘正傳》《肖申克的救贖》《這個殺手不太冷》《低俗小說》等牛比電影了，也拍出《霸王別姬》了，文學上以余華《活著》為代表的「先鋒派」文學也爭取了更多讀者的認同，王小波也是出現在那個時代的，而且他是那個時代重要的組成部分。

但王小波「文壇之外的高手」的狀況長久以來並沒有改變，1992年，《黃金時代》在台灣和香港以單行本和小說集形式出版並獲獎，這鼓勵了王小波，同年他辭去人民大學商品學系的教職，脫離了體制，成為了一位自由撰稿人。

一個人不歸屬任何機構有時是很「尷尬」的，這裡就講一段後來榮獲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裔詩人布羅茨基的故事，1964年初的一天，他正在家中寫作一首詩，突然闖進來幾個警察，威脅他說，如果他在三天之內找不到一份工作，他就會有麻煩。在當時的蘇聯，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2月13日，布羅茨基自家門前的馬路上被突然逮捕。隨後，他經歷了一場「卡夫卡式」的審判，審判大廳的入口處懸挂著一條橫幅，上書「寄生蟲布羅茨基審判會」，下面是兩段精彩的審判記錄———法官：您的職業是什麼？布羅茨基：詩人。詩歌譯者。法官：是誰承認您是詩人的？是誰把您列入詩人行列的？布羅茨基：沒有人。那麼是誰把我列入人類的呢？法官：學過怎樣成為詩人嗎？您沒有上過大學，那裡培養的？那裡教出的？布羅茨基：我不認為詩人是教育出來的。法官：那是怎麼出來的？布羅茨基：我想，這來自上帝。

其實王小波的「尷尬」就與這個故事有些相類似，慣性早已讓很多人習慣於任何東西都要一個機構來承認一下，否則就好像不具有合法性。的作家首先要加入各個省或市的作協，成為會員，寫出了更好的作品，可再申請加入作協，協會定期會舉辦筆會、新書座談會等活動，評論家和大學教授等會跟蹤某些有潛力的作家，對他們某一階段的作品加以批評和研究，這樣有關作品的理論也就跟上了。一個作家和他的作品一定要被這些機構和人員過手以後才算是傳統意義上的被承認了，但王小波不是，包括木心，評論家對他們作品的研究和批評有點跟不上。

與之對應的是來自民間的讀者們，他們對於王小波「非主流的自由精神」是高度肯定的。搞純文學在世界各國都是最窮的。這點，王小波早有精神準備。有一次，他對朋友說：「作家就意味著隨時有餓死的可能。」為什麼選擇了嚴肅寫作———這樣一個趨害避利，既冒險又挨窮的反熵過程？他認為，文明的發展也是一個反熵過程。如果人人都進入趨利避害的熵增過程，隨著大流而下，最後準會在一個低洼地匯齊，「擠在一起像糞缸里的蛆」。因此，王小波認定反熵過程就是他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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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知了命，剩下的就是具體操作了，這裡必須要提到王小波所寫的性了，這是文學和小黃書的邊界。隨便從小波的書里挑出幾句話，都足以發散出淡淡的「黃」來。尤其是在他的《黃金時代》和《三十而立》中，人們總是被他酣暢淋漓的性描寫，挑逗出各種複雜的情緒。王小波的大膽，在於寫作和想法上的自由，在他的眼裡，性是什麼就是什麼，是沒有什麼好忌諱的。不過，小波筆下的這種黃，是完全有別於「情色」的，儘管從嚴肅文學這個角度上來說，這可能就是一種顛覆，但是在性寫作這個偏僻而又廣為普及的領域裡，王小波在他的作品里，卻創造出了一種詩意的性，一種因酣暢淋漓而滴著汗液的性，一種流光溢彩卻又天真美好的性，一種砸出眼淚而又無限悲憫的性。

王小波寫性，甚至不是在寫兩性之事。這種有別常態的不簡單，一方面追逐著愛情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在堅守著性愛的自由。正是如此，小波才把所有的性關係，都放到了小說最合適的位置，繼而才將一切的美好漸入佳境。反觀他筆下幾個關於愛情與性的故事，我們都能體察到他將性視為權利關係的痕迹，在《黃金時代》中，男主角王二和陳清揚一起下鄉的時候，兩個人曾逃到山裡快活了好長一段時間，後來又回來自首，這倆人每天都被抓去交代，並且還要寫交代材料。王小波在寫這一段的時候，有一個細節非常耐人尋味：上邊領導讓王二和陳清揚寫交代材料的時候，要求把性生活經歷毫無保留的寫清楚，況且越詳細越好。於是，那份檢查他們思想材料的檢討報告，竟然被上級領導們當成情色小說來閱讀。

王小波傳記的作者、文學學者房偉考察了王小波去世后十年的形象接受境遇，指出是媒體與知識界共同塑造了王小波三重意義上的神話：文壇受難者神話、知識分子神話與文化神話。王小波世紀末的「非正常死亡」，曾引發其親友、讀者與媒體十分悲愴的紀念。但在此後的幾年，這種紀念活動變得過於喧嚷嘈雜。文化場域內不同的話語力量，基於各自的立場與誤讀，也就改寫了王小波的形象；而媒體通過「對抗性想象」製造文學消費熱點，也重塑了自身的文化形象和話語權。我覺得這席話說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