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借貸利率那些事兒！

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民間借貸規定》）第26條對民間借貸利率作出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借款人請求出借人返還已支付的超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從這條規定看，顯然，對於月息2分以內的利率約定，法院是支持的，但是對超過月息3分的，司法不僅不予保護，而且即便已經支付了，也可以對超過3分部分利息要求返還。無論是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大風服裝廠的借貸，還是「於歡案」中蘇銀霞的借款，約定的利率都遠遠超過了最高人民法院規定的利率水準。

有人在問，最高人民法院《民間借貸規定》對利率的制定是不是也太高了？

誠然，目前經濟下行的客觀環境不容小覷，許多企業債務不斷惡化，舊社會尤為盛行的高利貸，在當下的社會依然泛濫。在，民間借貸利率在政府管控之下沒有發揮出正式金融制度有益補充的作用，成為一種制度安排供給不足而致的變異產物。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不能因噎廢食，認為民間借貸利率就是作惡的元兇，因為作為經濟現象和法律現象並存的民間借貸，其利率的市場化和規制化發展反映了一種適應性的民間自發創造。

在筆者看來，最高人民法院《民間借貸規定》對利率的制定還算是恰當和適中的。我們不能因為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就認為司法解釋規定的利率水平過高，任何一部司法解釋不可能朝令夕改，在經濟運行上揚時期，這種利率水平完全是可以讓人接受的。

第一，從民間借貸利率定價機制看。

與官方利率的外生定價機制不同，民間借貸利率是一種內生的定價機制，由民間借貸市場的狀況決定，具有自發性，是反映資金市場狀況的指向標。民間借貸利率一般隨行就市，一方面，反映了市場資金供需狀況，對官方確定利率具有參考價值；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對正規金融的有效競爭，推動金融業特別是利率市場化改革。決定利率大小的是經濟體的實體增長，即社會的平均利潤率，利率以社會平均利潤率為軸心，隨供求關係上下變動，故影響供求關係的所有因素均會成為影響利率的因素。國家貨幣政策是影響民間借貸利率的主要因素，信貸政策比較寬鬆時，市場資金充裕，民間借貸的需求減弱，民間借貸的利率就會下行；反之，當銀根緊縮，金融機構收緊貸款，市場資金吃緊，民間借貸的需求增加，利率就會隨之上行。根據人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的監測，2012年之前有，溫州民間借貸年利率達到40%左右，一些地方的民間拆借年息甚至超過100%。民間借貸利率高企，使中小企業融資成本明顯上升，另外，另外，民間借貸具有手續簡便、融資周期短（如過橋貸款）的特點，相應地導致出借人所擔的風險也在加大，所以民間借貸的利率一般都會普遍高於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

第二，從國外立法規定看。

美國各州對合法的最高利率大都從利率沒有明確協定和有明確協定兩種情形分別進行了相應規定。對於利率無明確協定的法定最高利率，美國有49個州對其最高利率進行了法律規定，其中最低利率為年利率5%（有3個州的法律進行了這樣的規定），最高利率為年利率21%（有2個州進行了這樣的規定）。對於利率有明確協定的法定最高利率，最低的利率為6%，最高的利率為45%。由此可見，美國各州的法定利率普遍較低，且比較尊重當事人的事先約定。在加拿大，該國《刑法》第347條規定，年利率超過60%即構成高利貸罪，高利貸罪屬於嚴重的刑事犯罪。在德國，最高合法利率為20%。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省和昆士蘭省允許發薪日信貸業務，並規定最高年化利率為48%（含各項收費）。法國規定利息上限一般在33%，但根據不同種類的借貸合同可以參考類似銀行同種類交易的利率加以調整。香港特別行政區《放債人條例》把利率管制水平定位年率48%和60%，但只要超過了60%，就是犯罪行為。從與各國利率規定的比較看，最高人民法院《民間借貸規定》對利率規定相對屬於居中的，但是，我們不能忽略，西方發達國家金融資產豐厚，且手續簡便，正是由於從正規金融難以獲得貸款，才導致了高利貸的居高不下。

第三，從歷史對民間借貸利率規制看。

對民間借貸利息進行上限規制的歷史久遠，從有文獻記載時起算亦有三千多年歷史。據《管子》記載，周朝末年民間借貸一度蔚為壯觀，一國借貸之民多至數萬家。按照學者的研究，周初法定年利率（約公元前1115年）為15%。在秦代，關於借貸利率的政府管制並無相應記載。漢代民間借貸利率較高，通常達到100%，稱為「倍稱之息」，此外，還存在利率高至10倍的極端情形。唐代的民間借貸利率變化較大，從20%至100%的利率都有，如唐代宗時私人間的貸錢利率常為100%，而到了唐敬宗時則降為20%。在法定利率規定上，唐玄宗開元十六年下詔：「比來公私興放，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宜厘革，自今以後，天下貧舉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宋代利率較高，通常達到100%。宋代則是在《宋刑統》中明確規定：「諸公私以財物出舉者 每月取利不得過六分。積日雖多，不得過一倍。」元代的民間借貸發展迅速，放貸者多為商賈、軍官、寺院、書院等個人及團體，借貸利率居高不下，元世祖以前利率約為100%，其後降至36%。明朝繼續沿襲歷朝反高利貸的思想，立法規定了相對較低的民間借貸利率和相應的違法責任。《大明律》規定：「凡私房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並不得過三分，違者笞杖四十，以餘利計贓，重者坐贓論，罪止杖一百。」明代法律還規定：「若監臨官吏，於所部內舉放錢債、典當財物者，杖八十。違禁取利，以餘利計贓，重者以不枉法論」，明憲宗時期曾有禁止所有官員放貸的規定。同明朝一樣，清朝的律例也規定了民間借貸法定利率為年利36%，清代法律還禁止平民放貸者向其放高利貸，違反者「送該地方官，照領催枷號七十五日之例，減一等，枷號四十日。」建國初期，最早對高利貸規制的是最高人民法院1952年11月27日發布實施的《關於城市借貸超過幾分為高利貸的解答》。該解答指出：「城市借貸利率一般不應超過三分，但即使超過三分，只要是雙方自願，也不宜干涉。」由此可見，歷史上大致都有制定民間借貸的法定利率，以遏制高利貸的蔓延，反映出執政者對利息來源於利潤以及讓渡財產的使用權應當取得回報等金融規律具有一定的認識，客觀上對社會經濟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當代民法對民間借貸利率的限制與古代各朝的規定有相似之處，這與古代法有著一脈相承的傳統。最高人民法院《民間借貸規定》的月息二分有效、三分無效的內容是有一定歷史淵源的，體現出對歷史的一定傳承。

第四，從司法解釋規定穩定性看。

1988年4月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22條的規定將生產經營性借貸與生活性借貸區別對待，要求認定高利貸時要「考慮當地實際情況，有利於生產和穩定經濟秩序的原則」，未劃定統一的標準。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通意見的內部討論稿中，將第139條取代了原第122條，規定生活性借貸利率不得高於國家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2倍，生產經營性借貸利率不得高於國家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1991年8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6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2001年4月4日施行的《人民銀行辦公廳關於高利貸認定標準問題的函》規定，借貸利率高於法律允許的金融機構同期、同檔次貸款利率（不含浮動）3倍的為高利借貸行為。隨即，2001年4月26日施行的《人民銀行辦公廳關於以高利貸形式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出藉資金行為法律性質問題的批複》再次調整高利貸的認定標準調整為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由此可見，最高人民法院之前司法解釋規定的利率上限是同期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如果按照目前銀行一年期貸款利率大致6%為參照，四倍基本維持在年利率24%左右，這也就基本保持了原來司法解釋設定的標準，有利於司法政策上的延續性。對於年利率24%～36%之間的利息視為自然之債，既可以給民間借貸的效力留有一個緩衝空間，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時符合當前民間融資市場的現實，有利於契合利率市場化改革。如果對利率上限設定得過高，超過社會平均利潤率，貸款的償還客觀上存在風險，並且有可能從實體經濟吸走大量資金參與放貸，導致脫實向虛，不利於經濟長遠健康發展。

一般認為，利率的規制並不屬於法律適用的範疇，首先應當由立法機關立法，或者由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予以明確規定，司法解釋規制利率只能作為政策性的過渡。由於民間借貸利率管制的立法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出台，在目前無法儘快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規明確民間借貸標準的情況下，在人民法院大量民間借貸案件急需處理的現實壓力下，考慮先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予以明確，以解燃眉之急，這種處置思路無疑是正確的。

從歷史上看，古代在對民間借貸利率進行法律管制的實踐中就認識到金融制度的重要性，早在周代即產生了這種思想，認為對於高利貸問題既不能以令禁，也不能以法限，只有完善金融機構和金融制度，使國家資本快捷流通、實現增值，才可實現借貸利息降低、避免產生高利貸的目標，這對於思考當前金融改革及民間借貸法制化無疑也極具啟示和借鑒意義。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有必要結合民間借貸的風險分佈，根據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不同行業、不同規模企業和個人經營的盈利空間，建立民間借貸利率定價機制，確定民間借貸的合理利潤空間。在此基礎上通過建立預警機制，發布民間借貸行為指引，規範民間借貸利率定價，遏止民間借貸中的高利貸行為。只有這樣，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虛構的劇情和山東聊城「於歡案」真實的案例二者共同反映的高利貸現象，才會在當今社會現實中真正被有力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