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原標題:宜昌大撤退：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1926年上海訂造的民生公司第一艘輪船民生輪。 資料圖

傅國涌

1938年9月，入川門戶宜昌。

離長江上游枯水期只剩40天，沿江至少堆積了9萬噸以上物資，裝箱的只有極少數，絕大多數無遮無蓋、赤裸裸雜亂地堆放在江邊的荒上地，互相擠壓，日晒雨打，有些都已生鏽。其中有汽油、炸彈、炸藥等軍用物資，據說還有故宮文物。

不誇張地說，這裡幾乎集中了兵器工業、航空工業、各類機器工業和輕工業的生命，是國家僅存的一點元氣。滯留宜昌、等待入川的人員和難民至少在3萬人以上。2007年4月，我到過一條還沒拆遷的宜昌老街，窄窄的，依稀可以想見那時大量難民雲集的情形。

「我們比敦刻爾克還要艱巨得多」

面對大撤退的人流，宜昌不堪重負，何況天上還有日機轟炸。政要及各界名人為公為私的函電不斷飛向盧作孚，希望他能幫助安排入川。民生公司(盧作孚1925年創建)宜昌分公司經理李肇基說，每天找著要幫助解決入川船票的多達三五百起，從早到晚窮以應付，他常常忘記吃飯，連廁所都無法上。

「種種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無船」，葉聖陶曾在宜昌等船7天，這兩句詩就是當時的寫實。老舍也說，在宜昌一等一星期，好不容易在民生做事多年的朋友幫助下，買到甲板上的鋪位，「彷彿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說甲板上，連煙囪上面還有幾十個難童呢。開飯，晝夜的開飯。茶役端著飯穿梭似的走……」三峽的風景根本看不到，只看到頭髮。

10月23日，當盧作孚飛到宜昌時，看到各輪船公司從大門口到每個辦公室，擠滿了辦交涉的人，許多是軍政各方面的重要人物，所有辦運輸的人員都在全力應付，根本沒時間辦運輸。管航運的機關責罵輪船公司，爭運器材的相互責罵。眼見長江枯水期將臨，航運卻陷入了停頓。

面對這團亂麻，這個小個子、穿麻布服的四川人出乎意料地鎮定。他堅決而有禮貌地讓所有人回去，然後到江邊查看物資和輪船的實際情況，再召集各輪船公司負責人和輪船的駕引人員、宜昌港內的技術人員，徹夜開會，商討緊急運輸的方案。

當時，民生公司可用的輪船22隻，另有兩隻掛法國旗的船。按它們全部運輸能力，要將9萬噸物資在40天內全部運往重慶，幾乎沒有可能，民生公司平時的運輸能力40天大約只能運輸1.4萬噸。

就是在這次通宵會議上，他們參考1937年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經驗，決定採取分三段運輸的辦法，按照40天時間，設計出一個嚴密的分段運輸計劃。最初分宜昌到巴東、巫山、奉節、萬縣、重慶五段，到12月又開闢南沱、小青灘等轉運站。只有重要而不易裝卸的笨重設備才直接運往重慶，其他都在各站點卸下。

他們對船隻航行時間、物資裝卸也作出最合理、最緊湊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間裝卸，將運輸能力發揮到極限。各單位則清理自己的設備、器材，配套裝箱，按輕重緩急，依次分配噸位。從11月1日起到12月10日，每天有24隻船開始穿梭往返，晝夜不歇。盧作孚之所以拖到此時才全力以赴，損失了一個月黃金水位期，據長江大撤退的研究者黃振亞考證，主要是此前民生公司賴以生存的油料和合作公司器材入川問題未能得到解決。

長江三峽，急流險灘，只能白天航行，夜間裝卸可以充分爭取時間，不空耗一天，甚至一分鐘。最多時搬運裝卸工有兩千多人，這樣一來：「每晨宜昌總得開出五隻、六隻、七隻輪船，下午總得有幾隻輪船回來，當著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這是盧作孚本人在《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中的回憶。12年後他在民生公司業務會議上回想起人聲、汽笛聲、機器運轉聲交融的這一幕，依然十分激動。

此次宜昌要搶運的物資、人員相當於民生公司1936年的總運量。在預定的40天內，他們奇迹般地運完了全部人員，運走了2.6萬噸的機器物資，按他們的運輸能力，算是大大超常發揮了。

享譽世界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將這一壯舉稱為「實業上的頓克爾克(敦刻爾克)」。《大公報》記者徐盈說：「的頓克爾克(敦刻爾克)的撤退的緊張程度與英國在敦克爾克的撤退並沒有什麼兩樣，或者我們比他們還要艱苦些。」

盧作孚本人也說：「我們比敦刻爾克還要艱巨得多。」「實業上的敦刻爾克」是在他指揮下的一個傑作，在他的指揮中心，收發報機24小時不停地響著，上游各港口、各輪船發來的電訊日夜不斷，工作人員日夜堅守崗位，處理各種電文，所有電文都經他親手審閱、批示。他對全部運輸情況、每個環節都了如指掌，知道每一小時運走多少噸物資和哪些船在運，知道每隻輪船在什麼位置，知道哪些物資在哪個港口卸載，知道哪些單位的物資正在裝船……

「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

整個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擔負了90%以上的運輸量，只收取極為低廉的運費。兵工器材每噸收30元到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間器材也只收60元到80多元一噸，而外國輪船要收300元到400元。

1939年，民生公司航業部分的損失高達400萬元，盧作孚對公司職工說：「我們要以事業報效國家，我們要以身盡瘁事業。我們雖然不能到前方去執干戈以衛社稷，拿起武器打敵人，當就本身職責，要努力去做一員戰士，以增強抗戰力量。」據經濟部調查，這次搶運進來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機器設備，僅手榴彈每月就可以造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飛機炸彈6千枚、十字鎬20多萬把。

1939年2月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傳令嘉獎參與宜昌大撤退的輪船。1940年10月，政府再次嘉獎民生公司。40天後，民生公司的油料等已入川，他將7艘輪船交給兵工署繼續搶運。歷時160多天，9萬多噸器材終於運完。這是黃振亞先生的研究結論。

宜昌大撤退後，盧作孚明顯消瘦了，發亮的眼睛露出了疲憊，但他迅速投入了新的工作中，他說：「這一年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上前線去了，我們在前線衝鋒，我們在同敵人拚命。」

2007年春天，我從萬州乘「飛船」順江下宜昌。在長江岸邊，一個叫做九碼頭的地方，我試圖感受那場驚心動魄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然而岸邊連一塊紀念碑都沒有，什麼痕迹也找不到。只有對岸形似金字塔的那座山依舊，讓我想起葉聖陶當年的詩：「對岸山如金字塔」。

宜昌大撤退後，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搶運物資，付出了極大犧牲。整個抗戰期間，民生公司的船隻運送出川的軍隊共計270.5萬人，武器彈藥等30多萬噸。盧作孚不顧危險，常常親臨現場。1939年以來，民生公司有9隻輪船被炸沉、6隻被炸壞，包括最大的「民元輪」。

此外，政府徵用阻塞水道5隻，2028噸；自行鑿沉和敵機炸毀等16隻，11460噸；軍公運輸受損失5隻，4188噸；被日寇劫持5隻，2662噸，這還不含躉船和駁船，僅損失的輪船就有20338噸，船員共犧牲117人，傷殘76人。馮玉祥稱民生公司是「愛國的公司」，1943年7月6日，他給盧作孚寫信稱他是「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

盧作孚和「民生精神」

1941年8月22日，「民俗」號從巴東運送傷兵和旅客時遭遇7架敵機的轟炸，船被炸沉，船員死亡70人(其他乘客180人)。民生公司的員工在這次轟炸中的表現，更是可歌可泣，民生檔案中保存了一份《通、俗等輪被炸經過報告》：

加油工人邱寶定在機艙值班工作時，彈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趕快離去，他卻回答：「死就死吧，絕不能走！」仍捫腹忍痛工作，毫無畏怯，竟與船舶共沉亡。船將傾倒，機艙人員尚望開車挽救，然而機器已被炸停，可是全體值班人員均未離去，仍照常工作。加油楊培之，看爐水羅紹修等，均隨同船舶被炸沉而英勇殉職。水手長龍海雲，當船將傾覆沉沒時，仍屹立船頭，繼續工作，努力挽救船舶。船長數次催其逃生，他卻慨然回答：「船長不走，我怎能離去！」船又一次被炸時，龍腹部中彈犧牲。三引水王炳榮奉船長之命執舵被炸傷，船長改命徐鴻章執舵，叫王速離船逃生，但王仍堅守崗位不肯離去，后隨船沉沒殉職。大副李暉漢，當船被炸沉時，他急赴駕駛室將航行日記簿、船舶證書及其他重要文件抱於懷中，忽一彈片飛來，削去嘴臉，即倒於血泊中犧牲。報務員陳志昌，當船被炸沉時，已不能再發電報，但仍保護著電報機而不離去，終被炸死殉職。護航組長申志成，茶房頭腦唐澤民、袁文彬，當敵機臨空投彈掃射時，乘客騷亂，他們卻不顧個人安危，冒著槍彈，照樣維持秩序，企圖保持船身平穩，但敵機不斷的轟炸，掃射，彈如雨下，袁、申被炸慘死，唐被炸斷其臂，昏倒於血泊中，英勇犧牲。船沉沒后，倖存水手辜華山，仍不顧個人安危，急泅水至岸，搶推木划，在驚濤駭浪中救起傷兵和旅客數十人。其餘未被炸死的船員均積極搶救浮於江上呼救之客人。

這些高密度的、令人血脈賁張的記載體現的正是「民生精神」，其中包含了敬業、無私和犧牲的精神，職工之間相互信賴和團結的精神，這一切比任何有形的規章、資本都來得可貴。他們不是職業軍人，只是一家民營輪船公司的員工，在面臨死亡時的慷慨從容卻一點也不讓於浴血戰場的將士。

盧作孚說：「公司的基礎不是在百餘萬資本上，幾樁事業上，幾十隻輪船上，乃在這種精神上。」「民生精神」是他在1933年正式提出的，他在紀念民生公司10周年時又做過解釋：「我所見著的還在這些事業的背後，在撐持這些事業的險阻艱難者，為了事業忘卻了自己，為了增加事業的成功，忍受個人的困苦。如果整個公司的人有這一種精神，就可以建設一樁強固的事業；如果整個民族有這一種精神，就可建設一個強固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