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是整個民族心理結構，一個西北人用沉默打敗世界

電視劇《白鹿原》劇照

在西安，正午辦了一次沙龍。來的七八十人，都很年輕。一個女孩說，你們終於來西安了，西安終於也有這樣的活動了！很多人拚命點頭。又一個女孩問，這麼多年了，人們提起陝西，提的還是陳忠實、賈平凹，為什麼沒有年輕的文學上的代表？同樣在西北，陝西人的驕傲和失落是很特別的。西安號稱十三朝古都，這十三朝里，有一些不大想得起的王朝，比如前趙、前秦、後秦、新莽，但畢竟有漢有唐，歷史想像中最重要的兩個王朝。

兩年前，我和堂弟去陝西省博物館。青春期的男孩故意要反叛知識：姐，要是偷了這個金盆，我就發了。我說，滿屋子的青銅器，你就偷一個金盆？表弟哦哦哦地，不再說話了。畢竟還是很乖的、反叛手段不多的男孩。青銅器、唐三彩……展覽結束於宋瓷——在西安，宋以後已不算文物了。宋以後，政治文化的重心也就真正往東、往南了。隨著航海的興起，另一條「路」——海上絲綢之路越來越重要，而陸上的絲綢之路逐漸廢棄。敦煌沒落，千佛洞沒了香火，坍塌失修，只有一個看守的王道士，等著西方的探險家到來。整個西北都在歷史的傾斜中滑落到邊緣，西安不再是變化的中心了，所有震動的事情，都不發生在這裡——除了西安事變和延安的崛起。

對於一般人——比如阿Q，祖上闊過的感覺已經足夠了，但是對有志氣、有責任感的人，這種歷史負擔也太沉重。寫過《創業史》的作家柳青（並不是滴滴打車的柳青），曾對路遙說，從黃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一天時間就夠了，這麼偉大的一塊土地沒有陝北自己人寫出兩三部陝北體裁的偉大作品，是不好給歷史交待的。柳青覺得，他這輩子也許寫不成陝北了，他對路遙說，「這個擔子你應該挑起來。」路遙寫出了《人生》、《平凡的世界》。路遙寫得辛苦，大家都知道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完成後，他因病去世，才43歲。

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報道中，作家肖雲儒回憶起一件事。有一天，他們正在新聞出版局開會，陳忠實、路遙都在。「出版社有個人就過來了：路遙，祝賀你啊，你得茅盾文學獎了！陳忠實那個表情就是愣一下，像是被電擊了一下，兩秒鐘以後才反應過來：祝賀你！他下決心就要回去寫小說。」

1992年，《白鹿原》發表。那年陳忠實50歲。後來，《白鹿原》也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在《白鹿原》的寫作中，陳忠實對來訪的年輕人說，他想寫一本死後墊棺做枕的書。年輕人有點意外，竟無言。兩人一陣沉寂。陳忠實在回憶里說，其實這是他最真實的心態。《白鹿原》宏大的史詩激情、試圖成為民族寓言的野心，不僅陳忠實之前的中短篇無法相比，1990年代后的文學中也已不多見。同時代很多文學作品都被遺忘了，或成為少數人的讀物，但《白鹿原》仍然健在於我們的生活。它被改編成話劇、電影、電視劇，仍然是人們談論的話題（順便說一句，小說里從未出現油潑面，吃得最多的是饃饃和小米粥）。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還有更深刻的原因。

在陳忠實的創作手記《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中，他寫到1985年的一次創作研討會，「現代派和先鋒派的新穎創作理論，有如白鷺掠空，成為會上和會下熱議的一個話題。」那次大會上，路遙也發言了，結束語是，「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亞羊。」當時，澳大利亞羊在牧區和農村大面積推廣，路遙的家鄉陝北，是推廣的重點地區。路遙藉此隱喻現代派和先鋒派的熱潮，他崇尚的仍是現實主義，陝北農村一貫養育的山羊。

陳忠實坐在聽眾席上看他說話，「沉穩的語調里顯示著自信不疑的堅定，甚至可以感到有幾分固執。我更欽佩他的勇氣，敢於在現代派先鋒派的熱門話語氛圍里亮出自己的旗幟，不信全世界只適宜養一種羊。我對他的發言中的這句比喻記憶不忘，更在於暗合著我的寫作實際，我也是現實主義寫作方法堅定的遵循者……」晚些時候，陳忠實在《世界文學》上讀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開山之作《王國》（原文如此，應為《人間王國》——作者注）。小說讀得迷迷糊糊，但他對介紹作者卡朋鐵爾創作道路的文章「如獲至寶」。當時，拉美地區尚無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許多年青作家學習和仿效的是歐洲文學，尤其是剛剛興起的現代派。卡朋鐵爾專程到法國定居，學習現代派文學。幾年之後，雖然創作了一些現代派小說，卻幾乎無聲無響，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之極，離開法國，留下一句話：現代派的旗幟下容不得我。

陳忠實讀到這裡時忍不住「噢喲」了一聲，「我當時還在認真閱讀多種流派的作品，總想著可以借鑒某些乃至一兩點藝術手法。卡朋鐵爾的宣言讓我明白，現代派不可能適合所有作家。」更富於啟示意義的，是卡朋鐵爾之後的選擇。他去了海地，那是拉美地區唯一保存著純粹黑人移民的國家。他要「尋根」，尋拉美移民歷史的根。他一蹲幾年，寫出了一部《王國》。這本書開啟了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

陳忠實被卡朋鐵爾富於開創意義的行程震驚了，他覺得，必須立即了解他生活著的土地的昨天。於是他住到西安附近的長安縣，查閱縣誌和黨史文史資料，在歷史和想像中搭起白鹿原上的時空結構。八十年代，有一種文學叫「尋根文學」。作家們回到原鄉，從鄉土故事中挖掘傳統意識和民族文化心理。但是這些作品中，原鄉通常都成為奇觀，「挖掘」出的是愚昧麻木的「國民性」。陳忠實不是，在對關中平原的回溯中，他扎紮實實地認同了過去——以儒家文明為中心的鄉村生活。白嘉軒和姐夫朱先生，就代表了這種秩序，和秩序賴以存在的道德。

小說開始時，陳忠實描寫朱先生到南方遊歷：「所到之處，無非小橋流水，樓台亭閣，古剎名寺，看去大同小異。整日吃酒遊玩的生活，使他多年來形成的早讀午習的生活習慣完全被打亂……他一身布衣，青衫青褲青袍黑鞋布襪，皆出自賢妻的雙手，棉花自種自紡字織自裁自縫，從頭到腳不見一根洋線一縷絲綢。妻子用麵湯漿過再用棒槌打得硬邦邦的衣服使他們覺得式樣古笨得可笑；秦地渾重的口語與南方輕俏的聲調無異於異族語言，往往也被他們訕笑取樂。他漸漸不悅他們的輕浮。」

朱先生不僅自身嚴格遵循道德行事（所謂「慎獨」），還制定了白鹿村的《鄉約》。他是白鹿原上的聖人，道德象徵，白嘉軒是把道德貫徹到村裡的世俗之王。陳忠實如此堅定地相信他們，以至於參加革命的下一代都只能是不孝子——年輕人是不孝的，南方是輕浮的，女性是隱藏的威脅。他們無法獲得作者公平的理解。

當代文化的確是不自信的，充滿了自我否定，破碎、分裂。陳忠實卻如此確定地「相信」某些東西，像他的文學同鄉路遙一樣，並為此創造出一個完整的世界。對於同樣處在分裂、自我否定的人，那個不無美化的傳統鄉土社會，是有吸引力的，所以會被再三的召喚而來。在這個層面，另一個陝西作家賈平凹不一樣。他是更好的詩人，語言的創造者，但他不「相信」，他的商州、清風街有豐富而曖昧的細節，他的西京是頹喪的，猥瑣的。他是農民，是文人，但不是理想世界的立法者。

2006年，話劇《白鹿原》在北京上演，陳忠實也來了。在北京西四環邊的一個賓館，我見到了他。陳忠實穿著短褲，赤腳盤腿坐在椅子上，他說自己已經不寫小說了，「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主要是散文和序。我們的談話很不愉快。我問他寫《白鹿原》之前的心情，是不是很著急。他說：「誰不著急？誰希望自己寫的小說只有一個鄉的人知道？誰不想傳播到另一個鄉去？」他瞥了我一眼，「你問這個，不是說廢話呢嗎？」幾次對話之後，陳忠實沉默了，他側過頭看著地面，拒絕回答任何問題。真是難以置信，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採訪對象。我訕訕地離開，回家之後，拖稿到死線的懸崖，才把這次失敗的採訪寫了出來。此後每次回想，我都為自己的愚蠢而面紅耳熱，但又忍不住覺得，陳忠實的沉默太有趣了。

是的，我可以想像，《白鹿原》出版后，陳忠實已經接受了無數次採訪，再懶於回答重複的問題。我也可以理解，他是陝西省作協主席，教訓一個小記者算什麼。我更加可以理解，一個西北人是擅長沉默的，不情願的時候，會不惜難堪地沉默下去，用沉默打敗世界。但是，回想起來，我們的對話出現分歧，是從一個提問開始。我以為《白鹿原》和中篇《藍袍先生》中所寫的，是我所熟悉的西北生活，西北性格。陳忠實卻覺得，那是整個民族的心理結構。他一再說：「南北東西，生活習性上有小差異，精神傳承上沒有大差異，都是儒家文明熏陶下的。」對話無法在同一個層面進行，往更深處，我就像那個提問的女孩一樣，儘管是熟悉的生活，卻感到無法被完全納入這個「民族心理結構」和白鹿原的世界。而白鹿原的世界是不容置疑的，正是陳忠實的確定和固執，才會有了這部小說。

同樣像那個提問的女孩一樣，一個當代的、生活在城市的女性（一定也有很多男性）希望有新的文學代表。然而要理解現代生活，同時不簡單拋棄傳統的重負，寫出新的心靈，是新一代的難題。陳忠實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工作。2016年4月29日，陳忠實因病去世。賈平凹的悼文里引用了一句詞：水流原在海，月落不離天。從旅行中回來，我才想到，應該去陳忠實故居看看。我重讀了《白鹿原》，作為紀念。（文/郭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