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未都：我與藏書票

本文為子安著《藏書票札記》一書序言

魯迅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曾熱衷於藏書票。他不限於收藏，還潛心研究繼而推廣小型木刻版畫。1931年，魯迅先生創辦了木刻講習會，他在介紹歐美版畫的同時，也關注再度刊刻傳統古代版畫。在先生的影響下，踏上美術之路的許多青年人構成了新舊交替時最為重要的美術力量。

這股美術力量對20世紀的影響非同小可。20世紀的媒體是報紙的天下，小型版畫則是報紙的最佳表現形式，延安「魯藝」的經典之作讓黑白兩色的木刻風靡了新聞出版界。這種簡單的美術表達，以最為直接的宣傳效果傳達了作者想要表達的精神內容。

這一切實際都緣於西方的藏書票的引進。藏書票與藏書印不同，藏書票不僅個性化，還具有傳播功能中的共性化特徵；而傳統的藏書印只限於個性化的表達，私密性很強。西方的開放理念與東方的傳統保守在藏書行為上涇渭分明。

藏書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它比郵票要早出現300年。儘管藏書票上多數有拉丁文「EX LIBRIS」（屬於我的書）的字樣，但它還是作為公共藝術迅速風靡出版業。文藝復興之後，西方的出版業蓬勃發展，德國印刷業的革命讓書籍不再是貴族的獨享，從側面也催生了資本主義的誕生。藏書票作為出版的配角，靜觀滄海巨變的同時，也給書籍裝幀帶來新穎之風。

在藏書票誕生並使用了近500年後，偶然的因素使它進入了。作為公開的提倡及推廣，還是魯迅先生等一行人的竭力而為。今天保留下來的許多相關資料，可以看出當時上流社會的文化態度，我們所知道的除魯迅先生之外，還有許多文化名人都有藏書票的收藏，比如郁達夫、唐弢、鄭振鐸、臧克家、劉白羽、范用、丁聰等。

藏書票最初的出現顯然是為貴族所設，一般認為德國的勃蘭登家族最先使用了藏書票，這也與德國印刷大國的身份相匹配。貴族的族徽圖案不僅是貴族的榮耀，同時也是公眾的嚮往。藏書票經法、英等國漸漸傳遍了歐洲。歐洲當時的大畫家馬蒂斯、高更、畢加索、馬奈等人參與創作，福樓拜、雨果、馬拉美、狄更斯、海明威、傑克•倫敦等歐美作家積極使用，這些都從客觀上讓藏書票身價倍增，成為歐美出版史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我和藏書票結緣實出偶然。在出版社的日子裡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藏書票知識，但出版社沒人關心，我又不是美術編輯，所以插不上手。離開出版社后做了博物館，收藏由業餘變成主業，聲名在外。一天，子安通過朋友找我，詢問我對藏書票有無興趣。人生有前世今生，冥冥之中已經遠離的出版情結再度被打開，對書的感情如同初戀久久無法忘懷。於是乎如此這般，前世因緣，今生再續。

荷蘭藏書票家漢克•布爾（Henk von Buul）先生的畢生收藏12萬張藏書票，歷經兩年的磨合交流易主，入藏觀復博物館。

我是相信專家的。與子安交流，凡涉及的藏書票他如數家珍，專業上對答如流。我對專家的能力大小就看他對問題的反應與解答，凡遇問題支支吾吾者，輕則學業不精，重則作偽為生。而子安不會，雙語的長處，性格的平靜，以及修身的自覺，都讓我對他高看一眼。在他的幫助下，一位荷蘭學者兼藏書票家的畢生收藏，跨過千山萬水，到達東方的彼岸，故事本身即構成了一個傳奇。子安這些年寫了不少與藏書票相關的文章，散見報刊與網路，我陸陸續續讀過一些，許多內容讀來新奇且翔實，與我們的現實既遠又近，與我們的生活既熟又生。現在子安的文章結集出版，讓喜愛藏書票的讀者有個讀書的快樂，我亦能融入其樂，遂撰文記錄示賀。

是為序。

△ 隨書附贈限量版藏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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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票史上最大一筆收藏

「有專業的文件盒，國內很少有。這個盒都是定製的，上面都會寫著自己的名字，還有畫家的名字。比如說這個藏書票摞成一落，有一個紙套，在紙盒裡放好，立起來擺在書架上，基本上這個東西在他們家擺了三四層樓，每一層樓都有很多，打集裝箱運回來的。」

幾年前，一位擁有12萬餘張藏書票的荷蘭藏家找到同為藏書票藏家的子安，說希望這批藏書票打包出售。這位荷蘭藏家希望能有博物館級別的藏家接手這批收藏，因為在每張藏書票的背後，都有著藏家自己的詳細記錄，這意味著一個藏書票藏家傾注的畢生心血。子安為這批藏品找到了合適的人選——觀復博物館創建人馬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