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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未都:我與藏書票

馬未都:我與藏書票

本文為子安著《藏書票札記》一書序言

魯迅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曾熱衷於藏書票。他不限於收藏,還潛心研究繼而推廣小型木刻版畫。1931年,魯迅先生創辦了木刻講習會,他在介紹歐美版畫的同時,也關注再度刊刻傳統古代版畫。在先生的影響下,踏上美術之路的許多青年人構成了新舊交替時最為重要的美術力量。

這股美術力量對20世紀的影響非同小可。20世紀的媒體是報紙的天下,小型版畫則是報紙的最佳表現形式,延安「魯藝」的經典之作讓黑白兩色的木刻風靡了新聞出版界。這種簡單的美術表達,以最為直接的宣傳效果傳達了作者想要表達的精神內容。

這一切實際都緣於西方的藏書票的引進。藏書票與藏書印不同,藏書票不僅個性化,還具有傳播功能中的共性化特徵;而傳統的藏書印只限於個性化的表達,私密性很強。西方的開放理念與東方的傳統保守在藏書行為上涇渭分明。

藏書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它比郵票要早出現300年。儘管藏書票上多數有拉丁文「EX LIBRIS」(屬於我的書)的字樣,但它還是作為公共藝術迅速風靡出版業。文藝復興之後,西方的出版業蓬勃發展,德國印刷業的革命讓書籍不再是貴族的獨享,從側面也催生了資本主義的誕生。藏書票作為出版的配角,靜觀滄海巨變的同時,也給書籍裝幀帶來新穎之風。

在藏書票誕生並使用了近500年後,偶然的因素使它進入了。作為公開的提倡及推廣,還是魯迅先生等一行人的竭力而為。今天保留下來的許多相關資料,可以看出當時上流社會的文化態度,我們所知道的除魯迅先生之外,還有許多文化名人都有藏書票的收藏,比如郁達夫、唐弢、鄭振鐸、臧克家、劉白羽、范用、丁聰等。

藏書票最初的出現顯然是為貴族所設,一般認為德國的勃蘭登家族最先使用了藏書票,這也與德國印刷大國的身份相匹配。貴族的族徽圖案不僅是貴族的榮耀,同時也是公眾的嚮往。藏書票經法、英等國漸漸傳遍了歐洲。歐洲當時的大畫家馬蒂斯、高更、畢加索、馬奈等人參與創作,福樓拜、雨果、馬拉美、狄更斯、海明威、傑克•倫敦等歐美作家積極使用,這些都從客觀上讓藏書票身價倍增,成為歐美出版史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我和藏書票結緣實出偶然。在出版社的日子裡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藏書票知識,但出版社沒人關心,我又不是美術編輯,所以插不上手。離開出版社后做了博物館,收藏由業餘變成主業,聲名在外。一天,子安通過朋友找我,詢問我對藏書票有無興趣。人生有前世今生,冥冥之中已經遠離的出版情結再度被打開,對書的感情如同初戀久久無法忘懷。於是乎如此這般,前世因緣,今生再續。

荷蘭藏書票家漢克•布爾(Henk von Buul)先生的畢生收藏12萬張藏書票,歷經兩年的磨合交流易主,入藏觀復博物館。

我是相信專家的。與子安交流,凡涉及的藏書票他如數家珍,專業上對答如流。我對專家的能力大小就看他對問題的反應與解答,凡遇問題支支吾吾者,輕則學業不精,重則作偽為生。而子安不會,雙語的長處,性格的平靜,以及修身的自覺,都讓我對他高看一眼。在他的幫助下,一位荷蘭學者兼藏書票家的畢生收藏,跨過千山萬水,到達東方的彼岸,故事本身即構成了一個傳奇。子安這些年寫了不少與藏書票相關的文章,散見報刊與網路,我陸陸續續讀過一些,許多內容讀來新奇且翔實,與我們的現實既遠又近,與我們的生活既熟又生。現在子安的文章結集出版,讓喜愛藏書票的讀者有個讀書的快樂,我亦能融入其樂,遂撰文記錄示賀。

是為序。

△ 隨書附贈限量版藏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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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票史上最大一筆收藏

「有專業的文件盒,國內很少有。這個盒都是定製的,上面都會寫著自己的名字,還有畫家的名字。比如說這個藏書票摞成一落,有一個紙套,在紙盒裡放好,立起來擺在書架上,基本上這個東西在他們家擺了三四層樓,每一層樓都有很多,打集裝箱運回來的。」

幾年前,一位擁有12萬餘張藏書票的荷蘭藏家找到同為藏書票藏家的子安,說希望這批藏書票打包出售。這位荷蘭藏家希望能有博物館級別的藏家接手這批收藏,因為在每張藏書票的背後,都有著藏家自己的詳細記錄,這意味著一個藏書票藏家傾注的畢生心血。子安為這批藏品找到了合適的人選——觀復博物館創建人馬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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