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義忠「中國攝影教父」稱號，到底是誰封的？

阮義忠看上去很溫和，神情中透露著一種讓人不容質疑的自信。

在位於台北市北投區奇岩捷運站附近的閑置工廠，我順利找到阮義忠的工作室。未到二樓，便一眼望見樓梯轉角處的牆上，貼滿《攝影家》雜誌的各期封面。

來到二樓走廊，躍入眼帘的是阮義忠《人與土地》作品系列中的一張代表性作品，被掛在三四米寬的玻璃大門上。透過玻璃，我看到坐在桌邊的阮義忠，他穿著一件白色的耐克Polo 衫，腳上是一雙運動鞋，這讓他顯得格外精神。

這個工作室裝修精緻，傢具別具一格，看來經過一番精心設計，跟這棟摟外表給人的破舊感完全不一樣。如果僅憑初步印象，大概會判斷這裡是設計師的工作室，或是一家當代畫廊。

阮義忠位於台北北投區的工作室

阮義忠位於台北北投區的工作室

阮義忠工作室的兩面主體牆上，掛著裝裱完好的作品。左面牆上是他在國外旅行時拍的作品，從未展出過；右邊掛的是他兒子用手機拍的街頭作品。

對著大門的一面牆上，貼著大陸《生活》雜誌封面集結的海報，約三平方米大小。這本雜誌跟阮義忠有著密切聯繫，這是第一本向阮義忠約稿的大陸雜誌，它的版權頁上，阮義忠的頭銜是攝影顧問。

近幾年來，阮義忠陸續為《生活》、《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深圳商報》和《南風窗》等報紙和雜誌撰寫文章。

與此同時，他在大陸各地的受歡迎度持續不減。相比之下，阮義忠在台灣反倒顯得很安靜。

他跟台灣的攝影界，似乎刻意保持著某種疏離。「說實在，我在台灣從來不跟攝影圈打交道的。」

類似於這樣的話，阮義忠毫不避諱，而且還不止一次在採訪中說過，「從我起步開始，台灣攝影幾乎沒有起到參考作用。」

截然相反的是阮義忠在大陸的活躍程度。在新浪微博上有著近兩百萬冬粉的阮義忠，每天都在上面談他的日常生活和出門旅行的故事。

阮義忠開微博，是應出版社的賣書需求。開通之後，他在這個社交媒體上，開始跟大陸影友更頻繁和私密地交流。在寫微博的兩年時間內，他每天都會發布1 條，且大都寫滿140 個字。

「既然要寫，我就要寫得認真，要言之有物，要誠實，要持之以恆。任何人只要用這種態度做事，他都會有很大成就。」阮義忠勤奮且有計劃地分享著自己的生活美學和生命哲學。

如今，他的第二本微博書即將出版。基於這種做事風格，阮義忠幾十年累積下來的，幾乎都是成功的經驗：做展覽，當作家，教書，編雜誌，當義工，開工作坊，等等，這些都成為他自信的來源。

不經意間的自信：我的影響可能才剛開始

《人與土地》, 屏東縣牡丹鄉旭海，1986

從童年起，阮義忠便不想成為一般人，一直想從家鄉的田埂上逃離。即使沒考上大學，他也在台北闖出了一番天地。之後，他再也沒有停止過努力，「攝影教父」和「台灣的布列松」這類響亮名號沒能讓他懈怠。

多年後，阮義忠仍持續努力，他說：「我一直有這個想法，我的影響可能才剛開始。」阮義忠對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有著某種程度的執著，並且似乎把過程和結果看得同樣重要。

工作室休息區相對的兩面牆上，是巨大的落地書櫃。上面幾乎擺滿他的作品：他所辦的《攝影家》雜誌系列，他曾在媒體上刊登的文章，他曾畫過的畫，他曾在台灣「9·21」地震後記錄50所希望國小重建的大型影像系列……這兩面書櫃，可以濃縮成「阮義忠」三個字。

阮義忠說：「我在哪裡，哪裡就會有我的痕迹。」除了累積作品，他最具代表性的生活痕迹，要屬咖啡機和黑膠唱片。休息區的中間，就有一台咖啡機，那是阮義忠數台咖啡機中的一台。

阮義忠位於台北北投區的工作室

阮義忠沖了一杯咖啡給我，並拿出一盒小點心。這是他從台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館打包回來的。

作為過去幾十年來伴隨台灣文藝界諸多名人成長的地方，明星咖啡館是台北重要的文化地標之一，詩人周夢蝶就曾在它門口常年擺攤賣書。

阮義忠回憶，台灣現代詩的代表詩人周夢蝶是他到台北后認識的第二個人。第一個是《幼獅文藝》雜誌的主編瘂弦。

在《幼獅文藝》當編輯時，阮義忠19 歲，那時候他每個月都要向周夢蝶要稿子。2014 年5 月1 日，周夢蝶在台北病逝。

當我停留在對周夢蝶的想象中時，阮義忠的問題打斷了我：「對咖啡有意見嗎？」當下，我便覺得自己有些失禮，他這樣問，必定是在等我喝過咖啡的回應。

手中這杯咖啡味道的確不錯，醇厚濃郁，香氣也好，我如實地將品嘗到的口感回應他。

於是，在與咖啡相關的話題上，我們持續了很久，「這豆子是我自己烘的，我專門挑了4 種豆子。咖啡苦不苦，跟配豆，烘培的火候有關係。

我對自己的咖啡有信心，很多不喝咖啡的人，喝了我的咖啡后，都開始喝咖啡。我覺得自己的咖啡最好喝。」

阮義忠就是會在不經意間，流露出無比的自信。他善於使用自己的才能，甚至已經在構思要賣自己品牌的咖啡。

這個想法大概跟美國導演大衛·林奇在網路上賣自己品牌的咖啡一樣，他們都樂於想要創造一個品牌，並成為自己品牌和喜好的推薦者、販賣者。

阮義忠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唱片架

阮義忠曾在1980 年代對自己喜歡的唱片進行系統的搜集，收藏過兩萬多張黑膠唱片。同時，他還有十幾台黑膠唱機。

我問他喜歡哪一種類型的音樂，他的回答重點則放在影響力上，「說到音樂，我要去大學教音樂都可以的。

我寫過關於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o Cohen，加拿大歌手，被稱為『搖滾樂界的拜倫』）的文章……誠品（台灣連鎖書店名稱）還說，台灣人會聽到亞美尼亞的音樂，跟阮義忠不無關係……」

年少時期：開始尋找自身獨特性

《人與土地》，台東縣蘭嶼鄉，1982

如果沒有開始拿起照相機，阮義忠大概會是一個插畫家，或者是一個詩人，也可能是小說家。

高中時的阮義忠，對文學著迷已經到了瘋狂的程度。聯考（台灣考試製度，類似於聯考）期間，為了要趕時間看完一本借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他把看小說優先排在了準備聯考前面，「因為只有兩天時間要看完，我就沒有心思考聯考了。

卷子一攤開，發現很多不會，當下便很高興，覺得可以趕快出去看書了。書是看完了，聯考沒考上。」而當兵時的苦悶，則讓阮義忠看完了所有在台灣能買到的詩集，看完后，他提筆開始寫詩。

「我對我的詩倒還算滿意，我的詩很特別哦，只寫了10 首而已，就有2 首被選入台灣編的新詩三百首，這我有點（被）嚇到。」

不僅寫詩，他那時還寫小說，「我看了很多存在主義的小說，如加繆、薩特寫的，心想，這也是小說，那我也會寫。

只要是說夢話就好，不必要有真正的生活經驗。」雖然自認為20 歲寫的小說不成熟，但報紙還是以「闊氣」的版面，登了3 篇。

年輕的阮義忠，精力旺盛，什麼都想要嘗試，現在回想起來，他大概是在尋找自己的獨特性。

「試試看只是一個開始，好不好不重要。我不管結果怎樣，別人怎麼評價，最看重的是，這是不是你要寫的，你要寫就寫跟別人不一樣的，要有自己的獨特性，只有我才可以寫得出來。同時，想要成功，重在堅持。」

對於大陸攝影界：自認不可或缺

《正方形的鄉愁》， 宜蘭南澳，1989

1970 年代至1980 年代，阮義忠行走台灣拍攝的《人與土地》系列，成為了他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在台灣攝影界的地位。那些記錄台灣人文風情的紀實影像，契合當時台灣人在歷經社會動蕩，身份不斷轉換后，逐漸產生的身份認同意識。

對海峽對岸的人來說，阮義忠的影像，是了解台灣的珍貴信息。他們從這些圖片中，熱切地尋找著對岸同胞的另一種生活印記，在表層閱讀的同時，進行著深沉的想象。

那個年代，大陸正重新跟世界握手，人們開始急於了解世界。阮義忠的2 本書《當代攝影大師——20 位人性見證者》和《當代攝影新銳——17位影像新生代》，在那個時代恰到好處地出現，將世界攝影大師和前沿新秀，呈獻給信息相對封閉的大陸攝影人。

這2 本書，源自於阮義忠1980 年代在台灣《雄獅美術》雜誌上連載的專欄，集結成書後在台灣出版。跟在台灣的反響不同，它們像一場颶風，席捲了當時的大陸攝影界。作為 「佈道者」，阮義忠的名字在大陸開始帶有某種神性的崇高色彩。

阮義忠第一次知道自己在大陸的影響，是在1989 年。那一年他陪岳母回唐山探親，特地中途經停北京，去美術館看薩爾加多（Sebastiao Salgado，1989 年，他的《別的美洲人》Autres Ameriques 系列照片在美術館展出）的展覽。

阮義忠在薩爾加多的展覽冊旁邊看到自己的書《當代攝影大師——20 位人性見證者》。驚詫之餘，當即便拿起來翻閱，「印得不好，有點粗糙，紙張、裝訂、設計都很不好」。

即使事隔多年，阮義忠回憶起看到書的第一眼，仍以嚴格的標準來要求跟自己名字有關的東西，哪怕書的出版未經過他的同意，「因為距離的關係，那時候他們聯絡不到我，但後來，還是把稿費給我了。」

顯然，這未經同意的出版，給阮義忠在大陸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名聲。當時，他在展廳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后，工作人員也一臉茫然。直到晚上，阮義忠在他住的酒店房間里，接到了一個電話，對方說：「我看過你的書，這次展覽是我辦的。」

給他打電話的，是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在隨後的幾天里，阮義忠在北京受到熱情招待。他被請去天津，參加一個展覽的開幕式，期間都跟楊紹明同住一個房間。

那一次，他認識了北京攝影團體「四月影會」的重要成員王文瀾、賀延光等，這些人早已看過他的書。那次大陸之旅，阮義忠在熱情和尊敬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在大陸的巨大影響力。

阮義忠的名字，伴隨著大陸一代攝影師的成長，成了他們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然而給予他「攝影教父」稱號的，卻是一個畫家，陳丹青。

1990 年代，身在紐約的陳丹青，並未像如今這般擁有很高聲望。那時的陳丹青，正在紐約接觸世界，學習、成長，正在對藝術的迷惑與反思中，摸索屬於自己的路。

「我的書可能在那個時候給過他很大影響。他在紐約迷失了，看了我的書後，幾乎改變了某些想法。那時他剛好在台灣有一個展覽，特別來跟我見個面，就先從紐約給我寫了信。」

在阮義忠的印象里，陳丹青不但彬彬有禮，還非常客氣。陳丹青台北畫展的開幕式上，阮義忠匆匆趕去，逗留了幾分鐘，就為了對他說這麼一句話：「我今天實在很忙，改天再來好好看你的展覽。」那時阮義忠對陳丹青基本沒有了解。

隔幾天的第2次見面，是在台北的一家餐館里，阮義忠請陳丹青吃飯，陳丹青基本上沒有動過筷子。「後來，我再碰到他時就問，那天你怎麼都不吃飯？菜不好吃嗎？他說，我哪捨得時間來吃東西，我要聽你講話。」

2009 年，應廣東美術館給阮義忠做大型展覽的要求，陳丹青撰寫了一篇文章，他這樣形容阮義忠：「世界攝影之於的啟蒙者、佈道者」。從阮義忠的言談中，他對這個說法是認同的。

現在看來，某種程度上，時機成就了阮義忠。但在阮義忠看來，他的書之所以偉大，絕不只是時代的機緣巧合。「那個時候，我做事情很認真，一般人在美術雜誌寫專欄的人，不會像我這麼投入，我已經有一個藍圖，什麼人是要寫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判斷，也是眼力。」

「那2 本書經過30年的考驗，再30年大概還會繼續出版，因為不過時，只要把攝影師的生卒年月更新一下就好。我完全沒有想要增加誰，只想保留原來的，我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就寫出那樣的文章，（之後）我一個字都不改。」

阮義忠在做出自信判斷的同時，對自己進行了總結。在跟大陸攝影界的關係上，他扮演了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不僅是把世界帶到大陸，還把大陸領到世界面前。

「我影響過攝影兩代人，不管是紀實，還是觀念攝影。因為，我的雜誌最早給了攝影一個肯定。透過我，可以了解華人攝影跟世界攝影的關係」。

《攝影家》雜誌第10 期的《攝影》專輯

《攝影家》雜誌第41 期的《新攝影》專輯

1992 年4 月，阮義忠在台北市重慶南路出版了第1 期《攝影家》雙月刊雜誌，主要介紹國際上的攝影家及其作品。這本雜誌力圖扮演跟國際「接軌」的角色。在第10 期及第41 期先後做了「攝影」及「新攝影」專輯，「我的雜誌就是在大陸攝影師們最沒有信心的時候，去發現他們，肯定他們。

呂楠、劉錚、榮榮、王勁松、洪磊、邱志傑等，我初見他們時，他們每一個人都苦哈哈的，不知道明天要幹嘛。我在他們最沒有信心、不知道自己要怎樣的時候，去肯定了他們。我還做過其他的，如方大曾、肖全、陸元敏等，我挖掘到好的大陸攝影師，把他們推向世界的視野範圍中。」

在阮義忠看來，《攝影家》為國際攝影界推薦攝影師，對雙方都非常有效果，「經我們介紹，他們得到了肯定，也得到了信心」。

對於這本雙語雜誌的國際宣傳效果，阮義忠不容置疑，「雜誌（印量）最多的時候不超過（1 期）5000 本，但那時候幾乎所有人都看重我們這本雜誌。紐約、倫敦、巴黎等最重要街頭售賣點，都有我們的雜誌」。

阮義忠從不懷疑自己的判斷和眼力，作為一個挖掘者和傳播者，他為自己扮演了重要歷史角色而自豪：「我在介紹大陸攝影師走向世界方面，是有決定性作用的。」

成功原因：做到一半等於浪費

《台北謠言》，台北市立體育場，1977

「做到一半，就等於浪費」，堅持不懈是阮義忠的一個行事哲學，也是《人與土地》系列獲得成功的原因。1975 年，25 歲的阮義忠進入《家庭》月刊做編輯。那期間，他踏遍了台灣的山村角落，拍攝了《人與土地》。

「在《家庭》雜誌，我的欄目有10 頁，類似旅遊專欄，不但可以自己拍自己寫還能自己編。雖然欄目沒有名字，但很叫座，別人提我的專欄，跟提起《漢聲》雜誌一樣，肅然起敬。

因為那本雜誌，我在台灣走了一圈，去了很多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完全是自己一個人去發現、冒險，寫文章，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有時候失望，有時候（感覺）不錯。」

那可能是阮義忠第一次認為，在自由創作同時，擁抱成功的機會觸手可及。他興奮地捕捉帶給他視覺刺激的人、事、物，帶著某種藝術視角憧憬未來，不知疲倦地在台灣行走，「那個時候自己沒有車，很多地方不容易去，我想盡辦法，坐公交到終點站，再走路，去到哪是哪。那時候也沒有民宿，我想辦法貼點錢住在雜貨店。我認為那是最享受的事情，不會覺得辛苦。」

他踏踏實實地拍了6 年，「這6 年，我到現在也一直認為，那是我創作的巔峰時期。」在進入《家庭》雜誌前，阮義忠的職業生涯並不順。22 歲，當完兵的阮義忠，去了黃永松的《漢聲》雜誌。因為之前在《幼獅美術》雜誌繪畫，在台北藝文圈小有名氣，黃永松熱情地迎接他加入。

在面試的結尾，尷尬產生了。「送我出門的時候，他突然說，你用什麼相機啊？我說，我不會拍照。當下，他的臉就綠了，沉默有幾秒鐘。

他可能在想，糟糕，已經說好要他過來上班了，也不能反悔。他當下才轉了一念，說沒關係，你應該很快就會上路，我給你一台照相機，你多走多拍就是。」

在《漢聲》英文版的2 年間，阮義忠度過了一段職業生涯的苦悶期。那時是《漢聲》艱難的成長期，阮義忠與雜誌共患難，胸懷和抱負得不到施展。但現在看來，這都不是重點，重要的是他的人生軌跡轉向攝影了。

阮義忠用「意外」兩個字，來總結自己跟攝影的結緣，在陰差陽錯中，幾乎是趕鴨子上架，他拿起了相機。那時候的他，大概沒有想到，這個意外，奠定了他今後的人生方向，並讓他有可能去贏得一個廣闊的未來。

面對爭論：希望傳遞照片背後的故事

《人與土地》，屏東縣恆春鎮，1976

1999 年，阮義忠在台北及台南的誠品書店藝文空間同時舉辦4 個大型展覽，台灣攝影評論家郭力昕教授寫了一篇文章《閱讀阮義忠：告別不了的「濫情主義」》，認為阮義忠的作品無法跟正在進行中的台灣社會對話，對作品進行了一次深刻批評。

這篇文章，在報紙上大篇幅刊登，它打破了人情味濃厚的台灣藝文界的友好式讚賞，在當時引起不小的轟動。

對此，阮義忠並未立即做出回應，事隔多年的今年，這篇文章在大陸微博上再次被人翻出，阮義忠這次給出了自己的回應：「郭先生是一個不了解我的人。」

實際上，阮義忠對此事，要談的可不止是這麼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在這次見面中，他說了自己的想法，當我們好幾次談到別的話題后，他還會不時拉回到這篇評論上來。「我不是膨脹的人，我不是說郭先生不了解我，我的原意是，他完全沒興趣了解我。」

「我現在寫的文章，並沒有對我過去的作品過度詮釋，那完全是我的拍攝經驗。把我詮釋成『濫情主義者』，才是過度詮釋。」

《人與土地》，澎湖縣望安鄉，1982

「我從來不批評別人，我向來是發現好的事情肯定它的價值。我早就不在意自己的攝影作品地位有多高，我向來有這種自信。從我會講話時就這樣，你說我是好孩子，能證明什麼，說我是壞孩子，也不會影響我，都不會動搖我。

說我是濫情主義，或把我捧得再高，也不會怎麼樣。我是這樣子走過來，做了那麼多事情，我的作品已經跟台灣的某一個時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我希望透過我的照片，傳達這些照片背後的故事，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阮義忠一直沒有對外界的批判給予正面回應，這次談得暢快，也算是做了一次正面的回應。在他看來，評論者的責任是發現與肯定。

回溯生活：放空往前走

《失落的優雅》，南投縣埔里，1979

或許，在阮義忠的潛意識裡，他已經到了回溯和總結自己的年齡。目前，阮義忠的書在大陸持續出版，工作坊也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地辦，學生一批接著一批。在教學上，隨著年紀的增加，他的腳步變得急迫起來。

阮義忠的工作坊，把重點放在暗房製作上，在數碼時代，他再一次成為了重要的傳播者。「以前拍照片需要等待，需要克服一些技術上的門檻，攝影師每按一次快門，都變得非常慎重，所以才會全力以赴、全神貫注地捕捉畫面。這是攝影的態度。所以，我才會覺得暗房是那麼重要。」

「我給自己3 年時間教學，這期間大概會教兩百來個人，我希望他們成為種子，把我的觀念傳達出去。接下來，我要寫一本教材，把攝影，生活美學和做人的本分等內容結合在一起，希望以此建立攝影之外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要重新恢復攝影的人文（傳統），重新恢復藝術跟生活的關係。」

作為一個外界眼裡的「人性攝影大師」，阮義忠對「人性」有著自己的理解。「看到什麼事情，不要覺得這是別人的事情，先從跟自己有關的開始吧。不止人跟人之間，人跟其他生命都應該是有關的，這是我對人性的理解。雖然我是一個獨立前行的人，但是在生活當中，看到可以跟別人分享的東西，我就會去關注，用不同的方法表達出來，然後造出一些影響。」

台灣「9·21」大地震后，阮義忠加入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台灣法師證嚴上人創辦的著名公益組織，是台灣最大的民間慈善機構），參與社會救助工作。他有一個法號叫「本承」，太太法號是「明諾」。

在慈濟十多年來，因為在家修行、吃素，證嚴法師叫阮義忠「阮居士」。在最近幾年到大陸巡迴做工作坊之前，阮義忠還鄭重地跟證嚴法師請了假。

十幾年來，阮義忠作為這個社會團體的志願者，用鏡頭記錄震后希望工程的50 所學校的復建。從廢墟到學校落成，阮義忠一直在拍，從中發掘人與人之間的故事，並寫下來：「這50本書，每本中的『阮義忠希望工程攝影筆記』都占很重要一部分，大概四分之一。我記錄那些孩子的童年，記錄那些學校的成長史。

學校、老師、校長都被我影響了。在證嚴法師看來，她認為這事不太可能，但結果出乎她的意料。50 所學校，一路自願拍下來，一般人是做不下去的。」阮義忠領我走到書櫃前，50 本書整齊擺放在一起，見證了他非同常人的付出。

談到在慈濟的收穫，他的回答很實在，也很謙遜，「在慈濟醫院見過太多生老病死，我體會到要隨時放空，才有辦法繼續往前走。什麼東西都抓在手上的話，反而沒有辦法好好地行走下去。」

阮義忠在台灣東北部宜蘭縣頭城長大，那是一個既靠山又靠海的小平原，風從一邊吹來可以聞到海的味道，從另一邊吹來可以聞到山的味道。

躺在國小操場上的阮義忠，頭稍微抬起來，就能看見海中的龜山島，這個硫磺島的味道，常常會伴著海風、山風一起，灌進他的身體里。這些傳統的力量，在他骨子裡紮根，流露在他後來的作品中，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

從《人與土地》、《北埔》、《八尺門》、《台北謠言》、《四季》、《手的秘密》、《有名人物無名氏》、《正方形的鄉愁》、《失落的優雅》和《希望工程》等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流淌在阮義忠骨子裡的土地的影子。

這些影子，帶著時代文化的印記，讓他的作品被世界級的博物館所收藏，如：法國巴黎現代美術館、尼普斯攝影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及亞伯特美術館，等等。

坐在他面前，我會一直穿越到1980 年代的台灣，彷彿看到那些人，那些景，那些帶有理想主義鄉土情緒的小孩跳躍的身影。被稱為「攝影教父」和「台灣的布列松」的阮義忠說：「我的影響才剛剛開始。」

「第一，我要成立『阮義忠攝影人文獎』。這才會真正產生影響，因為現在觀念攝影非常盛行，使大家有些忘記攝影最原本的見證人性的作用。大陸現在很多攝影獎都是在肯定新人，肯定影像的可能性，難免會在這方面欠照顧，就由我來好了。我在大陸現在開辦工作坊，就是要為了傳達我的理念。」

「第二，我要成立『阮義忠攝影中心』。我的所有作品、藏書、跟世界攝影大師們的通信資料都會捐出來，還有跟大陸攝影師的來往紀錄都拿出來研究。資料、底片都捐出來后，一部分變成固定的展覽。這個計劃很大，也是我的心愿，如果我離開的時候，還未完成，那會由我太太繼續。」

作為一名堅定的行動派，他當前的日程里，除了在昆明等地做工作坊，接下來會展覽他之前在國外的攝影作品，這些未展出過的作品包括他在亞美尼亞、土耳其、摩洛哥等地拍攝的照片。此外，他還要在70 歲的時候，將自己的攝影畫冊重新出一遍，還要出一本畫畫的畫冊，詩集也要出版……

64 歲的阮義忠，似乎再給他100年都不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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