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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義忠「中國攝影教父」稱號,到底是誰封的?

阮義忠「中國攝影教父」稱號,到底是誰封的?

阮義忠看上去很溫和,神情中透露著一種讓人不容質疑的自信。

在位於台北市北投區奇岩捷運站附近的閑置工廠,我順利找到阮義忠的工作室。未到二樓,便一眼望見樓梯轉角處的牆上,貼滿《攝影家》雜誌的各期封面。

來到二樓走廊,躍入眼帘的是阮義忠《人與土地》作品系列中的一張代表性作品,被掛在三四米寬的玻璃大門上。透過玻璃,我看到坐在桌邊的阮義忠,他穿著一件白色的耐克Polo 衫,腳上是一雙運動鞋,這讓他顯得格外精神。

這個工作室裝修精緻,傢具別具一格,看來經過一番精心設計,跟這棟摟外表給人的破舊感完全不一樣。如果僅憑初步印象,大概會判斷這裡是設計師的工作室,或是一家當代畫廊。

阮義忠位於台北北投區的工作室

阮義忠位於台北北投區的工作室

阮義忠工作室的兩面主體牆上,掛著裝裱完好的作品。左面牆上是他在國外旅行時拍的作品,從未展出過;右邊掛的是他兒子用手機拍的街頭作品。

對著大門的一面牆上,貼著大陸《生活》雜誌封面集結的海報,約三平方米大小。這本雜誌跟阮義忠有著密切聯繫,這是第一本向阮義忠約稿的大陸雜誌,它的版權頁上,阮義忠的頭銜是攝影顧問。

近幾年來,阮義忠陸續為《生活》、《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深圳商報》和《南風窗》等報紙和雜誌撰寫文章。

與此同時,他在大陸各地的受歡迎度持續不減。相比之下,阮義忠在台灣反倒顯得很安靜。

他跟台灣的攝影界,似乎刻意保持著某種疏離。「說實在,我在台灣從來不跟攝影圈打交道的。」

類似於這樣的話,阮義忠毫不避諱,而且還不止一次在採訪中說過,「從我起步開始,台灣攝影幾乎沒有起到參考作用。」

截然相反的是阮義忠在大陸的活躍程度。在新浪微博上有著近兩百萬冬粉的阮義忠,每天都在上面談他的日常生活和出門旅行的故事。

阮義忠開微博,是應出版社的賣書需求。開通之後,他在這個社交媒體上,開始跟大陸影友更頻繁和私密地交流。在寫微博的兩年時間內,他每天都會發布1 條,且大都寫滿140 個字。

「既然要寫,我就要寫得認真,要言之有物,要誠實,要持之以恆。任何人只要用這種態度做事,他都會有很大成就。」阮義忠勤奮且有計劃地分享著自己的生活美學和生命哲學。

如今,他的第二本微博書即將出版。基於這種做事風格,阮義忠幾十年累積下來的,幾乎都是成功的經驗:做展覽,當作家,教書,編雜誌,當義工,開工作坊,等等,這些都成為他自信的來源。

不經意間的自信:我的影響可能才剛開始

《人與土地》, 屏東縣牡丹鄉旭海,1986

從童年起,阮義忠便不想成為一般人,一直想從家鄉的田埂上逃離。即使沒考上大學,他也在台北闖出了一番天地。之後,他再也沒有停止過努力,「攝影教父」和「台灣的布列松」這類響亮名號沒能讓他懈怠。

多年後,阮義忠仍持續努力,他說:「我一直有這個想法,我的影響可能才剛開始。」阮義忠對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有著某種程度的執著,並且似乎把過程和結果看得同樣重要。

工作室休息區相對的兩面牆上,是巨大的落地書櫃。上面幾乎擺滿他的作品:他所辦的《攝影家》雜誌系列,他曾在媒體上刊登的文章,他曾畫過的畫,他曾在台灣「9·21」地震後記錄50所希望國小重建的大型影像系列……這兩面書櫃,可以濃縮成「阮義忠」三個字。

阮義忠說:「我在哪裡,哪裡就會有我的痕迹。」除了累積作品,他最具代表性的生活痕迹,要屬咖啡機和黑膠唱片。休息區的中間,就有一台咖啡機,那是阮義忠數台咖啡機中的一台。

阮義忠位於台北北投區的工作室

阮義忠沖了一杯咖啡給我,並拿出一盒小點心。這是他從台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館打包回來的。

作為過去幾十年來伴隨台灣文藝界諸多名人成長的地方,明星咖啡館是台北重要的文化地標之一,詩人周夢蝶就曾在它門口常年擺攤賣書。

阮義忠回憶,台灣現代詩的代表詩人周夢蝶是他到台北后認識的第二個人。第一個是《幼獅文藝》雜誌的主編瘂弦。

在《幼獅文藝》當編輯時,阮義忠19 歲,那時候他每個月都要向周夢蝶要稿子。2014 年5 月1 日,周夢蝶在台北病逝。

當我停留在對周夢蝶的想象中時,阮義忠的問題打斷了我:「對咖啡有意見嗎?」當下,我便覺得自己有些失禮,他這樣問,必定是在等我喝過咖啡的回應。

手中這杯咖啡味道的確不錯,醇厚濃郁,香氣也好,我如實地將品嘗到的口感回應他。

於是,在與咖啡相關的話題上,我們持續了很久,「這豆子是我自己烘的,我專門挑了4 種豆子。咖啡苦不苦,跟配豆,烘培的火候有關係。

我對自己的咖啡有信心,很多不喝咖啡的人,喝了我的咖啡后,都開始喝咖啡。我覺得自己的咖啡最好喝。」

阮義忠就是會在不經意間,流露出無比的自信。他善於使用自己的才能,甚至已經在構思要賣自己品牌的咖啡。

這個想法大概跟美國導演大衛·林奇在網路上賣自己品牌的咖啡一樣,他們都樂於想要創造一個品牌,並成為自己品牌和喜好的推薦者、販賣者。

阮義忠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唱片架

阮義忠曾在1980 年代對自己喜歡的唱片進行系統的搜集,收藏過兩萬多張黑膠唱片。同時,他還有十幾台黑膠唱機。

我問他喜歡哪一種類型的音樂,他的回答重點則放在影響力上,「說到音樂,我要去大學教音樂都可以的。

我寫過關於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o Cohen,加拿大歌手,被稱為『搖滾樂界的拜倫』)的文章……誠品(台灣連鎖書店名稱)還說,台灣人會聽到亞美尼亞的音樂,跟阮義忠不無關係……」

年少時期:開始尋找自身獨特性

《人與土地》,台東縣蘭嶼鄉,1982

如果沒有開始拿起照相機,阮義忠大概會是一個插畫家,或者是一個詩人,也可能是小說家。

高中時的阮義忠,對文學著迷已經到了瘋狂的程度。聯考(台灣考試製度,類似於聯考)期間,為了要趕時間看完一本借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他把看小說優先排在了準備聯考前面,「因為只有兩天時間要看完,我就沒有心思考聯考了。

卷子一攤開,發現很多不會,當下便很高興,覺得可以趕快出去看書了。書是看完了,聯考沒考上。」而當兵時的苦悶,則讓阮義忠看完了所有在台灣能買到的詩集,看完后,他提筆開始寫詩。

「我對我的詩倒還算滿意,我的詩很特別哦,只寫了10 首而已,就有2 首被選入台灣編的新詩三百首,這我有點(被)嚇到。」

不僅寫詩,他那時還寫小說,「我看了很多存在主義的小說,如加繆、薩特寫的,心想,這也是小說,那我也會寫。

只要是說夢話就好,不必要有真正的生活經驗。」雖然自認為20 歲寫的小說不成熟,但報紙還是以「闊氣」的版面,登了3 篇。

年輕的阮義忠,精力旺盛,什麼都想要嘗試,現在回想起來,他大概是在尋找自己的獨特性。

「試試看只是一個開始,好不好不重要。我不管結果怎樣,別人怎麼評價,最看重的是,這是不是你要寫的,你要寫就寫跟別人不一樣的,要有自己的獨特性,只有我才可以寫得出來。同時,想要成功,重在堅持。」

對於大陸攝影界:自認不可或缺

《正方形的鄉愁》, 宜蘭南澳,1989

1970 年代至1980 年代,阮義忠行走台灣拍攝的《人與土地》系列,成為了他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在台灣攝影界的地位。那些記錄台灣人文風情的紀實影像,契合當時台灣人在歷經社會動蕩,身份不斷轉換后,逐漸產生的身份認同意識。

對海峽對岸的人來說,阮義忠的影像,是了解台灣的珍貴信息。他們從這些圖片中,熱切地尋找著對岸同胞的另一種生活印記,在表層閱讀的同時,進行著深沉的想象。

那個年代,大陸正重新跟世界握手,人們開始急於了解世界。阮義忠的2 本書《當代攝影大師——20 位人性見證者》和《當代攝影新銳——17位影像新生代》,在那個時代恰到好處地出現,將世界攝影大師和前沿新秀,呈獻給信息相對封閉的大陸攝影人。

這2 本書,源自於阮義忠1980 年代在台灣《雄獅美術》雜誌上連載的專欄,集結成書後在台灣出版。跟在台灣的反響不同,它們像一場颶風,席捲了當時的大陸攝影界。作為 「佈道者」,阮義忠的名字在大陸開始帶有某種神性的崇高色彩。

阮義忠第一次知道自己在大陸的影響,是在1989 年。那一年他陪岳母回唐山探親,特地中途經停北京,去美術館看薩爾加多(Sebastiao Salgado,1989 年,他的《別的美洲人》Autres Ameriques 系列照片在美術館展出)的展覽。

阮義忠在薩爾加多的展覽冊旁邊看到自己的書《當代攝影大師——20 位人性見證者》。驚詫之餘,當即便拿起來翻閱,「印得不好,有點粗糙,紙張、裝訂、設計都很不好」。

即使事隔多年,阮義忠回憶起看到書的第一眼,仍以嚴格的標準來要求跟自己名字有關的東西,哪怕書的出版未經過他的同意,「因為距離的關係,那時候他們聯絡不到我,但後來,還是把稿費給我了。」

顯然,這未經同意的出版,給阮義忠在大陸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名聲。當時,他在展廳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后,工作人員也一臉茫然。直到晚上,阮義忠在他住的酒店房間里,接到了一個電話,對方說:「我看過你的書,這次展覽是我辦的。」

給他打電話的,是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在隨後的幾天里,阮義忠在北京受到熱情招待。他被請去天津,參加一個展覽的開幕式,期間都跟楊紹明同住一個房間。

那一次,他認識了北京攝影團體「四月影會」的重要成員王文瀾、賀延光等,這些人早已看過他的書。那次大陸之旅,阮義忠在熱情和尊敬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在大陸的巨大影響力。

阮義忠的名字,伴隨著大陸一代攝影師的成長,成了他們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然而給予他「攝影教父」稱號的,卻是一個畫家,陳丹青。

1990 年代,身在紐約的陳丹青,並未像如今這般擁有很高聲望。那時的陳丹青,正在紐約接觸世界,學習、成長,正在對藝術的迷惑與反思中,摸索屬於自己的路。

「我的書可能在那個時候給過他很大影響。他在紐約迷失了,看了我的書後,幾乎改變了某些想法。那時他剛好在台灣有一個展覽,特別來跟我見個面,就先從紐約給我寫了信。」

在阮義忠的印象里,陳丹青不但彬彬有禮,還非常客氣。陳丹青台北畫展的開幕式上,阮義忠匆匆趕去,逗留了幾分鐘,就為了對他說這麼一句話:「我今天實在很忙,改天再來好好看你的展覽。」那時阮義忠對陳丹青基本沒有了解。

隔幾天的第2次見面,是在台北的一家餐館里,阮義忠請陳丹青吃飯,陳丹青基本上沒有動過筷子。「後來,我再碰到他時就問,那天你怎麼都不吃飯?菜不好吃嗎?他說,我哪捨得時間來吃東西,我要聽你講話。」

2009 年,應廣東美術館給阮義忠做大型展覽的要求,陳丹青撰寫了一篇文章,他這樣形容阮義忠:「世界攝影之於的啟蒙者、佈道者」。從阮義忠的言談中,他對這個說法是認同的。

現在看來,某種程度上,時機成就了阮義忠。但在阮義忠看來,他的書之所以偉大,絕不只是時代的機緣巧合。「那個時候,我做事情很認真,一般人在美術雜誌寫專欄的人,不會像我這麼投入,我已經有一個藍圖,什麼人是要寫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判斷,也是眼力。」

「那2 本書經過30年的考驗,再30年大概還會繼續出版,因為不過時,只要把攝影師的生卒年月更新一下就好。我完全沒有想要增加誰,只想保留原來的,我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就寫出那樣的文章,(之後)我一個字都不改。」

阮義忠在做出自信判斷的同時,對自己進行了總結。在跟大陸攝影界的關係上,他扮演了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不僅是把世界帶到大陸,還把大陸領到世界面前。

「我影響過攝影兩代人,不管是紀實,還是觀念攝影。因為,我的雜誌最早給了攝影一個肯定。透過我,可以了解華人攝影跟世界攝影的關係」。

《攝影家》雜誌第10 期的《攝影》專輯

《攝影家》雜誌第41 期的《新攝影》專輯

1992 年4 月,阮義忠在台北市重慶南路出版了第1 期《攝影家》雙月刊雜誌,主要介紹國際上的攝影家及其作品。這本雜誌力圖扮演跟國際「接軌」的角色。在第10 期及第41 期先後做了「攝影」及「新攝影」專輯,「我的雜誌就是在大陸攝影師們最沒有信心的時候,去發現他們,肯定他們。

呂楠、劉錚、榮榮、王勁松、洪磊、邱志傑等,我初見他們時,他們每一個人都苦哈哈的,不知道明天要幹嘛。我在他們最沒有信心、不知道自己要怎樣的時候,去肯定了他們。我還做過其他的,如方大曾、肖全、陸元敏等,我挖掘到好的大陸攝影師,把他們推向世界的視野範圍中。」

在阮義忠看來,《攝影家》為國際攝影界推薦攝影師,對雙方都非常有效果,「經我們介紹,他們得到了肯定,也得到了信心」。

對於這本雙語雜誌的國際宣傳效果,阮義忠不容置疑,「雜誌(印量)最多的時候不超過(1 期)5000 本,但那時候幾乎所有人都看重我們這本雜誌。紐約、倫敦、巴黎等最重要街頭售賣點,都有我們的雜誌」。

阮義忠從不懷疑自己的判斷和眼力,作為一個挖掘者和傳播者,他為自己扮演了重要歷史角色而自豪:「我在介紹大陸攝影師走向世界方面,是有決定性作用的。」

成功原因:做到一半等於浪費

《台北謠言》,台北市立體育場,1977

「做到一半,就等於浪費」,堅持不懈是阮義忠的一個行事哲學,也是《人與土地》系列獲得成功的原因。1975 年,25 歲的阮義忠進入《家庭》月刊做編輯。那期間,他踏遍了台灣的山村角落,拍攝了《人與土地》。

「在《家庭》雜誌,我的欄目有10 頁,類似旅遊專欄,不但可以自己拍自己寫還能自己編。雖然欄目沒有名字,但很叫座,別人提我的專欄,跟提起《漢聲》雜誌一樣,肅然起敬。

因為那本雜誌,我在台灣走了一圈,去了很多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完全是自己一個人去發現、冒險,寫文章,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有時候失望,有時候(感覺)不錯。」

那可能是阮義忠第一次認為,在自由創作同時,擁抱成功的機會觸手可及。他興奮地捕捉帶給他視覺刺激的人、事、物,帶著某種藝術視角憧憬未來,不知疲倦地在台灣行走,「那個時候自己沒有車,很多地方不容易去,我想盡辦法,坐公交到終點站,再走路,去到哪是哪。那時候也沒有民宿,我想辦法貼點錢住在雜貨店。我認為那是最享受的事情,不會覺得辛苦。」

他踏踏實實地拍了6 年,「這6 年,我到現在也一直認為,那是我創作的巔峰時期。」在進入《家庭》雜誌前,阮義忠的職業生涯並不順。22 歲,當完兵的阮義忠,去了黃永松的《漢聲》雜誌。因為之前在《幼獅美術》雜誌繪畫,在台北藝文圈小有名氣,黃永松熱情地迎接他加入。

在面試的結尾,尷尬產生了。「送我出門的時候,他突然說,你用什麼相機啊?我說,我不會拍照。當下,他的臉就綠了,沉默有幾秒鐘。

他可能在想,糟糕,已經說好要他過來上班了,也不能反悔。他當下才轉了一念,說沒關係,你應該很快就會上路,我給你一台照相機,你多走多拍就是。」

在《漢聲》英文版的2 年間,阮義忠度過了一段職業生涯的苦悶期。那時是《漢聲》艱難的成長期,阮義忠與雜誌共患難,胸懷和抱負得不到施展。但現在看來,這都不是重點,重要的是他的人生軌跡轉向攝影了。

阮義忠用「意外」兩個字,來總結自己跟攝影的結緣,在陰差陽錯中,幾乎是趕鴨子上架,他拿起了相機。那時候的他,大概沒有想到,這個意外,奠定了他今後的人生方向,並讓他有可能去贏得一個廣闊的未來。

面對爭論:希望傳遞照片背後的故事

《人與土地》,屏東縣恆春鎮,1976

1999 年,阮義忠在台北及台南的誠品書店藝文空間同時舉辦4 個大型展覽,台灣攝影評論家郭力昕教授寫了一篇文章《閱讀阮義忠:告別不了的「濫情主義」》,認為阮義忠的作品無法跟正在進行中的台灣社會對話,對作品進行了一次深刻批評。

這篇文章,在報紙上大篇幅刊登,它打破了人情味濃厚的台灣藝文界的友好式讚賞,在當時引起不小的轟動。

對此,阮義忠並未立即做出回應,事隔多年的今年,這篇文章在大陸微博上再次被人翻出,阮義忠這次給出了自己的回應:「郭先生是一個不了解我的人。」

實際上,阮義忠對此事,要談的可不止是這麼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在這次見面中,他說了自己的想法,當我們好幾次談到別的話題后,他還會不時拉回到這篇評論上來。「我不是膨脹的人,我不是說郭先生不了解我,我的原意是,他完全沒興趣了解我。」

「我現在寫的文章,並沒有對我過去的作品過度詮釋,那完全是我的拍攝經驗。把我詮釋成『濫情主義者』,才是過度詮釋。」

《人與土地》,澎湖縣望安鄉,1982

「我從來不批評別人,我向來是發現好的事情肯定它的價值。我早就不在意自己的攝影作品地位有多高,我向來有這種自信。從我會講話時就這樣,你說我是好孩子,能證明什麼,說我是壞孩子,也不會影響我,都不會動搖我。

說我是濫情主義,或把我捧得再高,也不會怎麼樣。我是這樣子走過來,做了那麼多事情,我的作品已經跟台灣的某一個時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我希望透過我的照片,傳達這些照片背後的故事,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阮義忠一直沒有對外界的批判給予正面回應,這次談得暢快,也算是做了一次正面的回應。在他看來,評論者的責任是發現與肯定。

回溯生活:放空往前走

《失落的優雅》,南投縣埔里,1979

或許,在阮義忠的潛意識裡,他已經到了回溯和總結自己的年齡。目前,阮義忠的書在大陸持續出版,工作坊也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地辦,學生一批接著一批。在教學上,隨著年紀的增加,他的腳步變得急迫起來。

阮義忠的工作坊,把重點放在暗房製作上,在數碼時代,他再一次成為了重要的傳播者。「以前拍照片需要等待,需要克服一些技術上的門檻,攝影師每按一次快門,都變得非常慎重,所以才會全力以赴、全神貫注地捕捉畫面。這是攝影的態度。所以,我才會覺得暗房是那麼重要。」

「我給自己3 年時間教學,這期間大概會教兩百來個人,我希望他們成為種子,把我的觀念傳達出去。接下來,我要寫一本教材,把攝影,生活美學和做人的本分等內容結合在一起,希望以此建立攝影之外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要重新恢復攝影的人文(傳統),重新恢復藝術跟生活的關係。」

作為一個外界眼裡的「人性攝影大師」,阮義忠對「人性」有著自己的理解。「看到什麼事情,不要覺得這是別人的事情,先從跟自己有關的開始吧。不止人跟人之間,人跟其他生命都應該是有關的,這是我對人性的理解。雖然我是一個獨立前行的人,但是在生活當中,看到可以跟別人分享的東西,我就會去關注,用不同的方法表達出來,然後造出一些影響。」

台灣「9·21」大地震后,阮義忠加入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台灣法師證嚴上人創辦的著名公益組織,是台灣最大的民間慈善機構),參與社會救助工作。他有一個法號叫「本承」,太太法號是「明諾」。

在慈濟十多年來,因為在家修行、吃素,證嚴法師叫阮義忠「阮居士」。在最近幾年到大陸巡迴做工作坊之前,阮義忠還鄭重地跟證嚴法師請了假。

十幾年來,阮義忠作為這個社會團體的志願者,用鏡頭記錄震后希望工程的50 所學校的復建。從廢墟到學校落成,阮義忠一直在拍,從中發掘人與人之間的故事,並寫下來:「這50本書,每本中的『阮義忠希望工程攝影筆記』都占很重要一部分,大概四分之一。我記錄那些孩子的童年,記錄那些學校的成長史。

學校、老師、校長都被我影響了。在證嚴法師看來,她認為這事不太可能,但結果出乎她的意料。50 所學校,一路自願拍下來,一般人是做不下去的。」阮義忠領我走到書櫃前,50 本書整齊擺放在一起,見證了他非同常人的付出。

談到在慈濟的收穫,他的回答很實在,也很謙遜,「在慈濟醫院見過太多生老病死,我體會到要隨時放空,才有辦法繼續往前走。什麼東西都抓在手上的話,反而沒有辦法好好地行走下去。」

阮義忠在台灣東北部宜蘭縣頭城長大,那是一個既靠山又靠海的小平原,風從一邊吹來可以聞到海的味道,從另一邊吹來可以聞到山的味道。

躺在國小操場上的阮義忠,頭稍微抬起來,就能看見海中的龜山島,這個硫磺島的味道,常常會伴著海風、山風一起,灌進他的身體里。這些傳統的力量,在他骨子裡紮根,流露在他後來的作品中,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

從《人與土地》、《北埔》、《八尺門》、《台北謠言》、《四季》、《手的秘密》、《有名人物無名氏》、《正方形的鄉愁》、《失落的優雅》和《希望工程》等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流淌在阮義忠骨子裡的土地的影子。

這些影子,帶著時代文化的印記,讓他的作品被世界級的博物館所收藏,如:法國巴黎現代美術館、尼普斯攝影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及亞伯特美術館,等等。

坐在他面前,我會一直穿越到1980 年代的台灣,彷彿看到那些人,那些景,那些帶有理想主義鄉土情緒的小孩跳躍的身影。被稱為「攝影教父」和「台灣的布列松」的阮義忠說:「我的影響才剛剛開始。」

「第一,我要成立『阮義忠攝影人文獎』。這才會真正產生影響,因為現在觀念攝影非常盛行,使大家有些忘記攝影最原本的見證人性的作用。大陸現在很多攝影獎都是在肯定新人,肯定影像的可能性,難免會在這方面欠照顧,就由我來好了。我在大陸現在開辦工作坊,就是要為了傳達我的理念。」

「第二,我要成立『阮義忠攝影中心』。我的所有作品、藏書、跟世界攝影大師們的通信資料都會捐出來,還有跟大陸攝影師的來往紀錄都拿出來研究。資料、底片都捐出來后,一部分變成固定的展覽。這個計劃很大,也是我的心愿,如果我離開的時候,還未完成,那會由我太太繼續。」

作為一名堅定的行動派,他當前的日程里,除了在昆明等地做工作坊,接下來會展覽他之前在國外的攝影作品,這些未展出過的作品包括他在亞美尼亞、土耳其、摩洛哥等地拍攝的照片。此外,他還要在70 歲的時候,將自己的攝影畫冊重新出一遍,還要出一本畫畫的畫冊,詩集也要出版……

64 歲的阮義忠,似乎再給他100年都不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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