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個漲停板！「基因狂人」和他的基因夢工廠

19個漲停板！

估計很多中了彩打到新、嘴都合不攏的股民們，都搞不清楚華大基因到底是幹啥的。發行價才13.64元，你們已經把它炒倒了109塊。真服了。

摩斯對這家公司的來龍去脈頗有點了解。理解這家公司有這樣幾個維度——科學家創業，前沿生命科學，英雄出少年。

生命科學是一門很年輕的學科，從達爾文算150多年，從摩根染色體算100年，從發現雙螺旋算50多年，從人類基因組算才不到30年。這個領域至今沒有數學語言，沒有定律，很多還處於發現階段。華大基因也是一家很年輕的公司，員工評價年齡才26歲。但它是在《自然》、《科學》等權威科學雜誌上發表論文最多的機構，發表論文都是很多大學才畢業或沒畢業的年輕人，正所謂英雄出少年。

要說最傳奇的科技公司，華大基因算是一家。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曾慕名來考察。微軟的比爾蓋茨也是這家機構的忠實冬粉，除了多次到深圳造訪，還有一些合作項目。在這個新興領域中，華大基因已經成為學術價值、商業潛力兼具潛力的機構。所以，19個漲停板並非毫無邏輯。

因為這家公司，已經成為世界基因組研究強國。從2010年到2012年，《科學》雜誌連續3年對華大進行了報道，2012年的一篇文章中，華大基因被描述為「湧現出來的genomics superpower」，意為基因組學的超級強權。「superpower」常被用來形容霸權主義，從這個詞可以看到國際上對華大取得成就的敬佩和警惕。

締造這家傳奇公司的，是一個很傳奇的科學家，今天他成了億萬富豪。創始人汪建是個讓人見一面就很難忘的科學家——他言語犀利又清高，超凡脫俗、睥睨世界，氣質有點像《射鵰英雄傳》裡面的黃老邪。這不，熟悉他的人都叫他「汪老邪」。

汪建是幸運的，他順風順水地把公司做上了市，無論在政府眼裡還是在投資者眼裡，華大基因都是集萬千寵愛於一身。但如果汪建沒有從中科院體制裡面出來，沒有把團隊帶到深圳落地（深圳是個異類收容所），他能不能這麼順利很難說。他的成功是天時（基因科學成為顯學）、地利（深圳市很開明）、人和（集中了領域裡的最強大腦）共同的結果。

然而，更多的科學家在創業的路上遭遇坎坷，甚至掉入深淵。清華大學付林教授就是一個反面例子，他的技術對解決北方供暖能耗以及pm2.5都有巨大的意義，但卻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抓一年半，至今前途莫辨。摩斯了解到付林教授的技術時，非常吃驚——用他的技術對大同的發電廠及供熱系統進行改造之後，僅大同一個城市每年能節約97萬噸煤！想想97萬噸煤要節約多少錢，燃燒要排放多少pm2.5！然而這樣一個學科帶頭人、行業旗幟，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關著，讓這個行業里的很多人感到心疼。

未來是科技時代，科學家和商業的對接會越來越。希望有更多的科學家能像汪建一樣取得成功，經由商業把研究成果轉變成造福人類的產品。

至於，「汪老邪」是個什麼樣的人？請讀下文，麗爾摩斯在幾年前第一次採訪他寫的文章《汪建：基因狂人和他的特種兵團》。

汪建：「基因狂人」和他的特種兵團

文/黃秋麗

「嗨，我說，你能不能把那些傳統的模式，都從你腦袋裡清空了?」汪建不斷反問，「為什麼你要走一條現成的老路呢?」在他看來，產業和科研本來就是分不開的。

汪建在辦公室一頓咆哮，足足持續了20分鐘，挨批評的幾個年輕人有點不好意思地低著頭。

能見到他的憤怒很難得。汪建不是一個喜歡嚴肅的人，他沒什麼架子，和普通員工一樣坐在開放的卡位工作，說話直來直去，自嘲、戲謔，充滿了美國式的惡作劇。當然，如果他願意，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弄得很嚴肅——他是參與了青史留名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此外他是世界最大的基因組測序中心、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的領頭人，與高西慶、王石這些人稱兄道弟，一起登頂珠峰。

他的名片就很惡作劇。只有幾個漢字，「華大基因」、「汪建」、「深圳，梧桐山」，另加上一個郵箱和網址。如果你對基因行業沒有概念，這張名片跟廢紙差不多。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以下簡稱華大）窩在深圳鹽田港附近的北山工業區，2007年華大從北京搬到此處時，把一家破舊的製鞋廠改裝成了現在灰白色的辦公樓。儘管在國內「華大」偏居一隅，但是在國際上BGI(Beijing Genomic Institute，華大的英文名稱)卻鼎鼎大名。國際上最活躍、最著名的基因組科學家，幾乎都光顧過這棟灰白的辦公樓。

「為什麼詹姆斯·沃森會來(華大)?為什麼基因界的頭號人物弗朗西斯科·科尼會來?為什麼克雷格·文特爾會來?為什麼……」汪建沉浸在與頂級高手過招的快感中。11月4日，人類基因組研究先驅、獲得2002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的Sydney Brenner博士訪問華大。這些年，華大的研究成果屢屢登上權威科學雜誌《自然》和《科學》的封面。華大在權威科學雜誌發表論文的數量，佔全國發表總數量的20%-30%。凡此種種，使他的戲謔始終有睥睨世界的清高：「是因為他們遇到挑戰者了，遇到同盟軍了，遇到可以華山論劍的同道了。」

除了教授、華大基因研究院院長，汪建還有另一個頭銜—總裁。但是，他很反感別人把華大當成一家公司。華大基因研究院是在民政部門註冊的一家民間機構，但除了基礎科學研究之外，業務很大程度上已與公司無異。2009年，華大的營業額是4億元，今年超過10億已經沒有懸念。而且，華大還是一家快速國際化的機構，今年7月，華大歐洲、美洲分部成立之後，8月份這兩家分部的營業額已經超過千萬。

「華大是一個獨特的大機構，而不是公司。」他似乎是在強調，即便華大很賺錢，他所醉心的科學研究依舊是第一位。但是他也承認，未來會把華大的一些業務分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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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打天下」

2010年10月19日下午3點，王俊穿一件不起眼的白色T恤衫，一雙黑色北京布鞋，接待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專家。上午，他還接待了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癌症研究中心的訪問者。他們是華大的合作夥伴，也是華大的客戶。他們需要藉助華大的基因測序及分析能力，研究他們的課題。當然，他們需要付費。

多年以來，這種科技合作的方式，是華大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途徑。在今年華大超過10億元的收入中，大多數來源於此。

從2009開始，這些名頭很大的國際訪客來得實在太頻繁了。34歲的王俊對此感到有些倦怠——他的頭銜包括教授、華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長和執行總裁。帶領那些國際客人參觀的過程中，他說話不多，只是禮節性陪伴著。客人離開后，他回到工位，接著工作。

華大8樓的辦公室有一個大足球場那麼大，工位排得密密麻麻。大部分工作人員都有一張青春洋溢的臉，他們的平均年齡是23歲半。氛圍使你產生一種回到大學的錯覺。

汪建和王俊之間隔著3排工位。一個月前，他和汪建穿著同一款黑色T恤衫，和穿著白襯衫、黑西裝的默沙東執行副總裁及研究實驗室總裁Peter S. Kim、首席戰略官及高級副總裁Mervyn Turner等，簽訂一項戰略合作協議，內容包括共同開發協議項目、建立聯合實驗室等。默沙東所看重的，是基因組學對推動藥品的革新帶來的廣泛前景。這項協議直接帶來一個相當殘酷的後果：至今默沙東已解僱了大約2000多名傳統產業路徑上的員工。

自從2006年第二代高通量DNA測序儀問世以來，DNA測序的速度提高了上百倍。這直接帶來了與生命科學相關研究、以及產業的一場革命。只有讀懂了基因，科研以及產業才會有革命性的突破;要讀懂基因，就得從DNA測序開始。1990年正式啟動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經過6國科學家歷時12年努力、花費30億美元，才完成了人類基因組的繪製;而現在，只需要幾個月、花費數千萬元人民幣即可完成。

華大抓住了第二代DNA測序技術的進步帶來的機會。2010年初，一口氣買下了128台illumina高通量DNA測序儀。這些外形像老式大型計算機的機器，單次運行能產生200Gb的數據，每天能產生25Gb的數據。現在，華大每年的DNA測序量，已超過美國全年的測序量，華大也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基因組測序中心。但買下售價幾十萬美元/台的先進儀器絕不是華大成為頂級高手的充分條件。illumina可以為任何人輸出海量的DNA數據，但要把這些海量數據進行分析、拼裝，最終形成對研究對象的解讀，就只能靠人了。華大在生物信息軟體開發上，一直處於行業領導者地位，這些軟體將會幫助研究人員分析數據。在大量使用這些昂貴的機器之前，從2001年開始華大已經成功地繪製出水稻、非典病毒、雞、豬、大熊貓等物種的基因圖譜。這些機器只是在規模和效率上，使華大更強大。

沒錯，人，才是華大最重要的資產。如果沒有在美國著名基因研究機構的資歷，華大的幾位創始人汪建、楊煥明等也許與1999年「人類基因組計劃1%項目」無關，而正是這個項目促成了華大的誕生。從一開始，華大就集中了最優秀的一批科學家。

王俊是汪建最器重的「門徒」。16歲考入北大，27歲成為丹麥奧胡斯大學人類遺傳學客座教授，現在他是享受國務院津貼待遇的專家。1999年，還是北京大學生物學院碩士生的王俊加入華大，此後11年中，他成為華大所有重大科研項目的主要參與者和核心完成者。

「他是一個能力非常全面的人。」汪建毫不掩飾對王俊的偏愛。除科學研究之外，華大的產業發展主要由王俊出面。

王俊在8樓處理文件時，24歲的李英睿帶領著華大的「特種兵團」，在4樓略顯昏暗的實驗室做實驗。「特種兵團」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大部分人20出頭，也許還是某大學的大學部生，但他們的研究成果令人側目。2007年，李英睿還是北大生科院大三學生，作為華大的實習生，他的研究成果「第一個亞洲人的基因組圖譜」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現在，李英睿已在《自然》和《科學》上發表了5篇論文。去年以來，華南理工大學的4名大學部生已經在《自然》雜誌發表了兩篇論文，其中一篇是封面文章。在「特種兵團」中，年齡最小的趙伯聞只有17歲，來到華大時還是北京人大附中的一名高二學生。現在他已經是某研究項目負責人。從「特種兵團」可以看到當年王俊的影子，一批有天賦的年輕人被集結到華大的旗下，並且在重任下快速成長。

2010年3月4日出版的《自然》雜誌，針對華大的這種現象寫了一篇社論—《科學家需要博士文憑嗎》。社論稱，華大的年輕科學家們正在顛覆傳統的研究所培養模式，年紀輕輕，他們就已經參與到重要的科技創新中來。這篇社論也提出三個問題：學生知識面是否足夠寬廣?他們是否懂得數據完整、保守個人機密等道德規則?科技日新月異時代，他們能否不斷傳承發展?

汪建也經常被問到這些問題。「你太俗。」汪一般會這麼回答，「社會轉折、產業革命的時候，要我們這些老傢伙幹什麼。」他的回答並不虛，在面對海量數據處理時，那些白髮蒼蒼的科學家根本不是這些精力充沛年輕人的對手。在華大所有員工中，98%是80后。華大有一整套培養這些年輕人的教育體系，包括每年100多場國內外科學家的講座，與國際上多所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等。最令這些年輕人激動的，是能夠參與重大的科研項目，他們可以邊干邊學。他們好奇，有想象力，衝勁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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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炒飯」式商業化

「Crazy。」《科學》雜誌遺傳學前主編Larry用這個詞形容汪建。她認為，若非如此，華大很難有今天的成就。

華大在國際上獲得的聲譽，國內科學界無人回應。「他們都裝作沒有看見。」

汪建也用「Crazy」這個詞來評價華大。無論是在還是美國，無論是在科學界還是企業界，華大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異類。

如果用正統的眼光來看，華大是一個體制外的民間研究機構，沒有走學院派路子，但做的卻是基礎科學研究。基礎研究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在發達國家除了政府投入之外，還有很多富有的基金會支持。在做「人類基因組計劃1%項目」時，華大曾經一度被國家納入中科院體系，但是體制上的摩擦使得華大回歸民營，2007年更是將總部搬到深圳。這意味著，沒有人給華大出資做研究，創建初期華大的員工曾自己湊錢做研究。在後來，華大完全是靠商業的力量在推動自身發展。

華大走的是一條逢山開路、遇河搭橋的發展模式。「當我們遇到體制障礙，就衝破體制;遇到教育系統障礙時，就創造一種新的教育模式;當遇到商業模式的障礙時，我們就創造一個新的商業模式。」汪建說，「為什麼你要走一條現成的老路呢?」

汪建堅信華大走的是一條「符合科學發展規律的道路」。在他看來，產業和科研本來就是分不開的。「讀密碼，寫華章。我來朗讀，你們跟著交點錢，這不就是產業化嗎。」汪建說。他擅長做蛋炒飯。「琢磨怎麼能做好蛋炒飯、做好了自己吃，這個就是科學研究。做得好幾個朋友AA制，這叫科技合作;做好了給不認識的人吃，這叫產業。」

汪建打的算盤，是基礎研究和產業並進的路子。他認為，即便是在美國，如果不把學術體制調整一下，他們也做不了華大這樣的事情;而在企業界，沒有學術基礎根本進不來。「生命科學幾百年的發展都是師傅帶徒弟、作坊式地做出來的，我們是第一次用IT技術引領的工業規模的做法。」汪建說。2007年至2009年華大的收入分別是4000萬，1.2億，4億，2010年將超過10億。

現在的華大已經進入到產業化的新階段，就是「做好了給不認識的人吃」。在國內除了傳統的科技合作項目之外，華大通過基因分析所研發的與人們生活有關的技術也正在進入推廣期。比如通過血液檢測胎兒健康狀況、防範女性宮頸癌的HPV病毒檢查、減少骨髓移植排斥反應風險的HLA檢測等。2009年，華大已經成立了著眼於健康產業的華大基因臨床檢驗中心。農業是華大產業化的另一大板塊。華大已經通過分子育種技術培育出高產、耐旱型小米，目前正在和張家口相關部門合作試種。

「我們的收入來自海外的居多，明年國內的收入可能會超過國外。」汪建說。在華大未來產業化圖景中，最具革命性的是華大預計在2013年推出的、1000美元個人基因組檢測服務。當人們可以用較低的價格檢測自身的基因組時，就可以據此在遺傳風險、營養健康、藥物反應等方面，得到個性化的醫療服務。這將給醫療行業帶來顛覆性的影響，華大打入國際醫院的臨床領域也成為可能。如果華大沒有在基礎研究上的長期、巨大投入，1000美元的個人基因組檢測服務沒有可能。

在內心深處，汪建不願意別人把華大解讀成科學家下海創業的故事。從2003年開始，他已經過上登山航海的「上流社會」生活。「當初王石他們是因為窮才鬧革命，我們是因為富才鬧大革命。」汪建有些自滿地對自己進行了一番描述——四十不惑，學有所成，家無憂事，不甘寂寞。「我們的出發點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是想為圓球球上的人做點事情。」也許他想找尋的就是行走在科學界Cutting edge(尖端)的狀態。當然，這種想法並不會阻礙華大產業化的步伐。汪建承認，未來會把華大的一部分業務分拆上市。

對於風險資本推動的科學家創業這種模式，汪建似乎很不屑。他稱那些資本家為「Money gays」（搞錢的人）。「（資本）都會說自己是善意的，常常還會流著眼淚。」汪建揶揄說，但它們的本性是賺錢，是要回報，是要剝削人。「我從來都不相信社會的發展是資本推動的。」

汪建的老朋友王石，對於他的這種想法不以為然，並且多次批評華大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顯然，有資本的推動華大的發展會更快。「還要快？我們2007年來深圳才100多人，現在3000多人，你說我還不夠快嗎？」汪建反駁。不過，在產業化新階段，華大面臨的客戶已經不再是和自己本性相通的科研院所，而是更複雜的商業主體。華大處於科研機構和公司之間的含混不清的模糊屬性，是否會成為產業化的絆腳石？在殘酷的商業世界中，科學家們是否能夠勝任市場所賦予他們的角色？也許華大需要一場徹底的架構調整和角色改變。

對於這些問題，汪建似乎並不上心。他拍拍自己的公文包—印著毛澤東頭像和「為人民服務」的軍用書包，給自己找著樂子說，「你看，我們是滿身邪氣，但是我們做的都是正事。」

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特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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