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家庭都可能有一座「商務印書館」

每個家庭都可能有一座「商務印書館」，我們熟悉的《現代漢語詞典》《英華大詞典》《新華字典》《新華詞典》來自於它，啟蒙幾代讀書人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也來自於它。而更重要的是，回顧它的120年曆程，開啟民智、教育興國，始終處於時代的中心。

為紀念商務印書館創立120周年，2月27日，郵政發行《商務印書館》特種郵票一套1枚。郵票畫面由一本打開的書和「商」字構成，書的右頁為商務印書館在上海時期的老館（抗戰期間被日本侵略軍炸毀），左頁上方是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張元濟題寫的「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 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及其早期出版物《最新國文教科書》和《華英初階》詞典，下方是近年出版的教科書、工具書和學術著作等三大類書籍。畫面中間「商」字的設計源於商務印書館的標識。

商務印書館120年：

唯學人精神，歷百年不息

本報記者｜鄭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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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元旦，當時最大的現代刊物《東方雜誌》推出一個特輯，名叫《新年的夢想》，這個由主編胡愈之策劃推出的活動，旨在當時國家遭受外敵侵略之際，喚起民眾繼續夢想的勇氣和權力。活動吸引了諸多文化界名人參與，最終刊發了包括豐子愷、柳亞子、郁達夫、茅盾、巴金、徐悲鴻、鄭振鐸、葉聖陶、周作人等142人的244個「新年的夢想」。這可以說是20世紀第一次如此大規模呈現知識分子夢想的舉動， 也為當時的社會思想提供了一份寶貴記錄。

其中大部分知識分子「夢想的」乃是一個烏托邦的「大同」社會：詩人柳亞子希望未來 「沒有金錢，沒有鐵血，沒有家庭，沒有監獄，也沒有宗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作家郁達夫希望未來 「沒有階級，沒有爭奪，沒有物質上的壓迫」。 《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夢想的「連現在眾所公認為好東西的慈善機關及儲蓄銀行等等都不需要，因為用不著受人哀憐與施與，也應不著儲蓄以備後患」。如今回頭再看這份資料，不難看出當時知識分子對千百年來瀰漫在文人心中大同夢的期待，以及更現實的是對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接受和熟悉。

當時主辦《東方雜誌》這本大刊的商務印書館不得不頂住來自當局的壓力。從1897年2月創辦以來，商務印書館逐漸成長為最大的出版社，不僅有序展開教科書出版計劃，更多的則是編纂、譯介學術書籍，成為20世紀「教育救國」大背景下的重要力量。

胡適曾說：「得著一個商務，比得著一個什麼學校更重要。」商務印書館的出現，既有應時代風氣而生的機遇，但更多的是它的麾下逐漸集合了一大批學人，以開啟民智為己任，帶動現代教材、現代西方思想譯介以及創辦大量優質期刊，進而為更多知識群體提供思想啟蒙陣地。當時社會的轉型被稱之為「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革新的聲音和力量不斷涌動交織乃至互相爭鳴，商務印書館在其中承擔的使命，可以說貫穿了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的今天。這也是為什麼它能與北京大學同被譽為「近代文化的雙子星」。在商務印書館成立120周年之際，回顧它的一些歷史時刻，無疑仍將啟發我們，現代知識、文化生產的動力如何而來，又如何綿綿不絕。

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后，「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不僅成為了他今後的人生目標，也成為了商務印書館發展的立身之本。

商務印書館最早的蛻變，離不開一個名字，張元濟。

1897年商務印書館剛成立時，還只是一個以承接商業用品印刷為業務的普通印刷機構，創辦人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都是當時上海的外國教會辦的美華書館的排字工人，出於做人自己印刷廠的志向，他們以3750銀元起家，開辦了商務印書館。

當時的張元濟以進士身份進入清政府的刑部做事，后因受到戊戌變法失敗牽連，革職南下，應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創建人盛宣懷之邀加入，幫助後者設立了譯書院，后因需要印刷翻譯好的國外教材而與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瑞芳相識，此時的商務印書館僅僅創辦兩年，已經達到上海最好的印刷水平。到1902年，夏瑞芳希望突破印刷業務，介入出版，邀請張元濟加入。張元濟欣然同意進入商務印書館，其中最主要原因在於他從親身經歷中感受到，當時最稀缺的並非是精英教育，而是國民教育，於是，「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不僅成為了他今後的人生目標，也成為了商務印書館發展的立身之本。

1926年商務印書館全景圖

還在1901年時，張元濟給盛宣懷的一封信中便說，四萬萬人口，只有40萬人受過教育，而且是八股文，沒有用處。這個觀念在1904年得到了初步實現，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后，編纂出了第一套全新中國小教科書《最新國文教科書》，現在很多教科書研究的專家都認為，這套教科書是近代教科書當中第一套最全面覆蓋各個學科的成熟的教科書，它的面世又適逢清政府廢除科舉制，這套書行銷十餘年，銷量達數百萬冊，鼎盛時期佔全國教科書的近八成份額。同時，這也宣告了商務印書館正式開始辭書工具書的編纂事業，1915年推出了第一部大型古代漢語詞典《辭源》，而後是《現代漢語詞典》《英華大詞典》《新華字典》《新華詞典》《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等知名辭書，其中《新華字典》更是成為全國民眾必備工具書，發行量逾5億，載入世界吉尼斯紀錄。

在商務印書館以教育開啟民智的過程中，還有一個顯著的標誌是對翻譯文學、現代白話文小說的支持，而提供發表陣地的便是其創辦的多個引領時代風氣的雜誌。1904年，《東方雜誌》創刊成立，這本以「啟導國民，聯絡東亞」為宗旨的雜誌可以說是近代第一本現代綜合性期刊。而就在1903年商務印書館便已創辦了第一本雜誌《繡像小說》，以《官場現形記》知名的作家李伯元擔任主編，劉鶚的《老殘遊記》便發表在此雜誌上。《東方雜誌》與《繡像小說》的根本不同在於，後者依然以章回體小說式樣為主，目光停留於晚清社會變化，前者則主動介入時代最前沿的文化思想問題，先後為梁啟超、蔡元培、嚴復、魯迅、陳獨秀等思想家、作家提供了發表陣地，如嚴復在出版《天演論》后，張元濟很快意識到這樣的翻譯作品是當時學人需要現代思想，之後嚴復的其他翻譯作品都陸續在商務印書館集結刊發及出版，特別是亞當·斯密的《原富》（即《國富論》）、孟德斯鳩的《法意》（即《論法的精神》）等學術論著，為當時僅學習日本現代思想律法體系的知識分子帶來了西方現代思想視野，從而拓展了這個群體對「現代」一詞的完整設想。

林琴南翻譯的外國名著

1910年，由商務印書館主辦的《小說月報》在上海創刊，熟悉現代文學史的讀者對這個名字不會陌生，因為在「五四」之前，它起初是「鴛鴦蝴蝶派」的文學陣地，到1921年由作家茅盾接手主編時，全面革新內容，成為倡導「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陣地。《小說月報》不僅刊發了魯迅、鄭振鐸、葉聖陶、胡愈之等人的文學理論文章，也刊發了諸如茅盾小說《幻滅》、丁玲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巴金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以及胡也頻、沈從文、戴望舒、施蟄存等作家的新作，還刊發了大量俄國現實主義經典譯作。剛剛完成「商務印書館與文化的現代轉型（1902-1932）」研究項目的上海大學董麗敏教授告訴記者，在新文學運動過程中，《小說月報》作家群體倡導的現實主義與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多次論爭，前者逐漸脫穎而出，成為後來文學創作的自覺追求，乃至塑造了現當代文學史的基本格局。

在近期紀念商務印書館創立120周年系列講座中，張元濟之孫、上海文史館館員張人鳳也介紹了更多情況，例如商務印書館當時廣泛在海外開設分館，1916年在新加坡設立的分館便為當地華僑學校編纂提供教材書，如今的新加坡國家圖書館便收藏了許多當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科書。這也使商務印書館的名望傳遍亞洲，間接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和重視，1932年，商務印書館及其被譽為「亞洲最大圖書館」的東方圖書館（又名「涵芬樓」）被日軍轟炸焚毀。這場近代文化劫難並未動搖商務人的精神，此後他們以「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口號繼續復興活動，輾轉重慶、香港等地出版新書，最終又在1946年回到上海。

東方圖書館龐大的圖書珍藏

在民國時期如此複雜的社會環境中，商務印書館得以逐漸壯大生存，有多種因素，董麗敏教授表示，一方面這與商務印書館採取發行教科書、整理古籍路線充實資本有主要關係，另一方面，依靠文學編譯得到知識界的認可支持、保持先進的印刷技術等等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據粗略數據統計，曾經工作於商務印書館的學人中，至少有10位後來成為了大學校長，這反映出商務印書館與當時知識界的緊密關係。事實上，在知識界眼中，像商務印書館這樣的現代出版媒介，是當時由晚清社會危機、文化危機促發的知識轉型賴以實現的渠道，從這個角度而言，給其再高的評價都不為過。

20世紀初的轉型之路，或許比任何學人的想象都要漫長得多，社會轉型、文化危機成為了整個20世紀學人繞不開的根本問題。商務印書館不僅在世紀初以高品質的翻譯出版為現代學人提供思想陣地，「文革」結束后，很快又以系統的譯介叢書為陷入「知識荒」的讀書界帶來希望。它從未拋下自己的立身之本——昌明教育，開啟民智。

1982年，商務印書館推出「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第一輯50種，以一個高水平學術性出版社的形象「重出江湖」。這50種學術名著並非一蹴而就，恰恰是商務印書館集結了從晚清開始的第一代譯本精華，以半個多世紀的積澱集合而成，即使在「文革」時期，商務印書館也並未完全停止翻譯事業，通過譯者斷斷續續的匿名方式的翻譯，更多與世界同步的學術名著得以在80年代第一時間推薦給讀者，「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也便從那個時候開始，成為了幾代知識分子的首選譯介讀本，乃至形成共同的閱讀記憶。時任總經理兼總編輯的陳原為此套叢書撰寫發刊詞時說：「通過這些著作，人們有可能接觸到迄今為止人類已經達到過的精神世界。」他還說：「這套叢書的出版說得大一些，標誌著一個時代的開端。」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是許多書店的標配

的確，對而言，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了。1984年，鄧小平指示，要花幾十年的時間翻譯出版世界學術名著。這讓包括商務印書館在內的出版界以及學術界加快了學術譯介、研究的步伐，商務印書館再次見證並參與了20世紀全新的思想開放與轉型時刻。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一開始是採取重編舊譯，開拓新譯的方法，在重印並修訂原有譯著的基礎上，制定新規劃，並組織翻譯出版。叢書的封面設計樸素莊重。雪白的封面上除書名和作者名外，非常醒目的是一朵象徵知識傳播的燙金蒲公英。書脊和封底按寬泛的學科分類，哲學類書為橘色、政治類書綠色、經濟類書藍色、歷史類書黃色。在此後的幾年裡，加入叢書的新書不斷增加，至今共推出了15輯650種學術著作，這些著作都帶著人類思想史上光輝的名字：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黑格爾《美學》、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和《社會契約論》等等。商務印書館的這套叢書，與其他一些優秀的譯叢如「走向未來叢書」、「文化：與世界」系列等一起，推動了80年代的閱讀熱潮和思想啟蒙，也接續起了世紀初的那一場場對如何形成現代化、如何理解西方現代化等重要命題的思考完善。

張元濟曾為商務印書館的同仁寫過一首七絕：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穫仗群才。走過120周年的商務印書館，不僅是一家老牌出版社的輝煌歷史，也彰顯了幾代學人為實現理想而奮鬥，他們身上的文化自尊與自信，為時代賦予的理性、包容、改良、多元等精神，依然值得當代學人薪火相傳，啟示下一個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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