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的結構與功能

軍隊的結構與功能

1938年3月5日，星期六

一個社會中具有進攻性或防禦性的力量，每當從社會的整體中被明確地區分開，便會被稱為軍隊。不同文明形態的國家軍隊都能用同一個詞來命名。然而，這些軍事組織彼此之間卻有很大不同。它們在社會中的地位也各不一樣。這也是難以對它們進行普遍概括的原因。

這種困難不會妨礙我到使我不想探討任何現實的軍隊的程度。就像談及「父親」或者「暴亂」或者任何其他人類實在一樣，我將通過描述這一名稱使我想起的必然聯繫來談論軍隊。因此，我想要表達的只不過是軍隊的神秘，這種神秘給我的印象和給最簡單的人們心目中的印象是一樣的：信念和反應的總和，我和像我自己一樣的活著的人都共同持有（這些信念，這些反應，同樣也屬於那些否認它們的人，因為他們是由於感受到了它們才會否認它們。）

我知道，我負有義務的這一實在（因為我所依賴的社會本身也依賴於它的軍隊的命運）是所有人口中的一部分，他們訓練或被訓練去參加戰鬥。

戰鬥的人不足以組建一支軍隊：首先，為了在訓練中達成團結一致和反應能力，必須深刻地改變他們的內心、思想和身體。

對我來說，士兵和其他人之間的區別，似乎就像化學反應中的變化一樣顯著。當晶體形成時，分子重新組合，外觀和性質產生變化。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營房裡的新兵身上。毫無疑問，化學反應的轉化是自然形成，而新兵的變化是人工的。但是這種區別完全取決於對人工的（artificiel）的定義。如果新兵的轉變不是自然的，那也只是在人與自然相對立的程度上而言：人類的並非都是人工的。充滿痛苦的兵營轉變過程，是至少帶給頭腦一個從自然中模擬的成果的人類事宜之一。

軍隊在社會之中形成了一個「機構」（corps constitués），一個自身封閉的世界，不同於社會整體，也不同於其他的「機構」。它不能被歸結為它的職能，也就是戰爭。它不斷地在一大群人中建立起強有力的紐帶，而這些人的行為和天性也被這些紐帶改變了。通過這種方式，它改變人的天性。因為它不只是簡單地對它進行一體化的人起作用。它在人們面前列隊行進，受人敬仰。它甚至聲稱是他們的存在和命運的化身。

作為整體的社會僅僅通過相對鬆散的紐帶聯合它的成員。它既不能給他們提供工作，也不能賦予他們存在的理由。它將他們拋到他們各自的個人命運之中，而不管是好是壞。「機構」提供（或者強加）嚴密的紐帶：這就要求成員們將自己的命運融入「機構」的命運；這一命運對每個人來說都成為了存在的理由，它如此重大，以至於為了完成它，每個人都各司其職並且必須甘願光榮地實現它。

如果軍隊僅僅從事於進攻或防守，像工廠從事生產一樣，我就不會堅信它在我頭腦中留下的印象了。工廠生產並沒有將工人與它的命運相連，而軍隊卻不會為了一小筆錢就葬送一個人的性命。軍隊的榮譽及其行為準則使軍人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軍隊的榮譽，它最為追求的獎賞，是每個人的公共利益，但是，作為補償，這一行為準則不允許任何人逃避訓練和危險。同樣地，一個工廠不去偽裝作假，是它生存的最大目標；與之相反，軍隊在它的行動中統一成一種難以捉摸的團體，指導著一種針對其他人的持續不斷的挑戰。

在其他追逐私人目的的人們當中，是軍隊擁有榮譽，並超越了任何特殊的或普遍功利性。軍隊並非像工廠或農業那樣僅僅是一種手段；它是榮耀的，在對榮譽的追求中，它教導人去生、去經受、去死。軍隊自給自足，它只是順帶地服務社會。眾所周知，軍隊的存在是為了他人，他人的存在卻不是為了軍隊。真相是，軍隊具備一種做事幾乎完全不需要理論的優勢。在它製造偽裝的意義上，它借用他人的語言並吹噓自己的用處。但是，當它遵循使之強大的赤裸裸的衝動時，每個人都必須讓自己甘於卑微地奉獻以實現它的榮譽。

軍隊作為擁有自治權的總體

有些軍隊的結構彼此之間甚為不同；而且，在社會中軍隊的嵌入和功能也根據不同的情況而有所不同。封建的軍隊絕對不同於國家的軍隊，更不同於職業化的軍隊；最後，革命游擊隊也表現出不同尋常但是暫時性的特徵。雖然如此，人們還是能夠以普遍性的方式考慮軍隊，就像在與植物的聯繫中考慮莖梗一樣，不顧及特定的植物形態。

軍隊是社會中那個戰鬥，或準備戰鬥，或為戰鬥提前訓練的獨特部分。

它不是共同體的一個簡單職能，一個簡單器官；它將自己展現得等同於一個自足的總體、一種自身完整的存在，並通過甚至有形的聯繫而與非戰鬥人員相關聯。而且，軍隊能夠成為自在的存在，僅僅是次要的事實。更重要的是，作為社會之中具有進攻性或防禦性的力量，軍隊是自為的存在；它自成一個整體，在自身之中發現意義。

軍隊有一種完全屬於自己的美學：它用鮮亮的制服裝飾自己，通過軍樂團展示它的光輝，配合步調的節奏，就像一支富有男子氣概的嚴肅的芭蕾舞團。它的道德脫離了宗教和哲學的道德，既是因為它表面上的漫不經心，也是因為它物理上和形式上的暴力後果。即便它的技術性操作使用所有可能的資源，它還是在急速的執行、激烈的快進、斷然地否認任何阻撓它的事物中，形成了一個突出的孤立整體。它在戰役中最終實現並要求的決策的清醒與快速，最終賦予它一種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具有不可否認的智力價值，足以常常為其他活動提供榜樣。軍隊因此擁有動員人群參與行動的能力，所有的生命和所有組成它的個人的抱負都在其中發揮作用。然而，軍隊的所有這些多樣的財富仍然只是它實現人類自治的條件。只有當軍隊將其成員結合成單一的進攻性身體和單一的靈魂，其中每個人的生命與軍隊的命運聯結起來時，軍隊才能成為總體性存在。為了牢固地實現這種正確且正式的共同熱情，軍隊將它的士兵團結在神聖的象徵周圍，就像教堂讓房屋聚集起來形成村落一樣。大多數情況下，這個象徵是一種物體、顏色或者一面旗幟；它也可以是一個人（比如高貴的少女騎著盛裝的駱駝與阿拉伯半島的游牧民並肩作戰）。一個領袖本身同樣可以扮演這一象徵，而無需考慮他作為領導者的行為。這些象徵性的領袖和個人，這些徽章和旗幟，被擁有它們的身體視作與靈魂類似的東西：寧可死，也不能讓敵人將其奪走。另一方面，對於這種進行征服的渴望戰勝的靈魂來說，死是很容易的。

軍隊中聖性要素的基本特徵

軍人圍繞重要的中心吸引，類似於城市對其聖性場所的吸引（其程度甚於村莊圍繞其教堂的吸引）。正是通過這種使生命與聯合它的東西之間的醒目粘附，軍隊才被視為與作為整體的人類共同體相似，並且也將自身視為一個整體。的確，軍隊通常被包含在一個社會中，並且只不過是這個社會的軍隊，但是，這種嵌入往往意味著「國中之國」。更切確地說，社會和它的軍隊之間的聯繫，可以和一種幾乎絕對不變的聯繫相比較，這種聯繫就如同小而壯的男性和大而弱的女性之間的結合（註釋：這個句子的第一個版本是：「小而壯的動物和大而弱的動物之間的結合：小的與大的相互佔有」……）：男性和女性各有一個完整的生命，但保留著對彼此的上癮，這使他們失去了獨自生活的能力。然而，人類現實不至於如此簡單：在最常見的形式中，有一種能夠符合那些佔有了男性、任意召喚男性出現的女性的優勢，經由借用他的外在形象（給出一種表達，一個（註釋：這個詞在手稿中無法辨認）社會的面孔，事實上，是軍隊最恆定的功能之一）。

獻祭作為生與死親密和諧的表達

在猛烈的摧毀與創造的死亡遊戲上演的時刻產生的興奮的強烈程度顯而易見。然而，當對於人類存在中的任何奇怪事物投以意識的光照時，浮現的就不是某些簡單的事實，而是一種值得注意的複雜性。我們看到的猶豫不決、分佈不均的引力作用不是體現在唯一的一個而是幾個中心上，而在這些不同的中心中間形成的內核並不是簡單地共存；它們之間往往相互排斥。在「死於軍事的人」和「死於宗教或獻祭的人」之間，毫無疑問存在諸多聯繫，但是對於起指導作用的是什麼仍然富有爭議，衝突在所難免。所以如此，是因為軍隊確實是在炮火連天的戰役中埋葬死者，相反，牧師神魂顛倒地在死者周圍繞圈，停留在悲劇性的騷動中，直到他從中升起一個血色的同時完全是光芒四射的形象，這種形象的出現要求一種聖性的靜默。對於戰鬥的人來說，面臨死亡僅僅是一種隨機的遭遇，而對於每次都必須將死亡轉向犧牲品的獻祭者來說，死亡卻是宿命。士兵安慰自己：「人固有一死。你要不假思索地勇敢面對它。你要笑對死亡。」獻祭的人則賦予死亡更宏大的命運。對他來說，「人固有一死」不只是一種遺憾與否的觀察結果，因為必須死亡。犧牲品，不管是人還是牛，必須死亡，因為除非犧牲品著迷於落下的命運簽，迷惑於悲劇和不可避免的死亡，直到極度興奮的程度，生存就沒有完成。以這種方式，獻祭者自身確實可以創造出一個人類的存在。士兵做不到這一點，因為對於著迷的犧牲者來說，獻祭是必然的，只需要聽到幾個那些能使他成為人的詞：「你是悲劇」（TU ES tragédie）。

因此，軍隊似乎不會超出交戰的動物這種簡單狀態，除非它讓自己投入到已經意識到自身命運的悲劇性質的存在。而且，只有認識到自身命運的悲劇色彩后，士兵的英勇潛能才會建立起來。是獻祭的火焰，而不是戰爭的動物性，才使人成為人，那些自相矛盾的人由於奴役他們和他們克服的恐懼而變得更偉大。

獻祭在基督教中被偽善地表現為罪的結果

犧牲的意義還沒有被充分意識到；事實上，從最早的時候開始，那些上演獻祭的人沒有誰真正在我們賦予這個詞的意義上理解自己的行為。這些行為被一貫地體驗和認識為一種模糊的情感，但是去陳述感受到的情感和使體驗可能的存在的意義卻是不可能的。不僅清楚地理解發生的事情難以實現，而且膚淺的解釋或歪曲的解釋也不受約束。既然犧牲所隱蓋的真相殘忍無道，那麼解釋不過是推諉的措辭。作為獻祭者的特性的不屈的嚴肅，給予他一種負疚感，和一種痛苦意識，導致了謊言。因此，基督教的教士並不將自己視作真正的獻祭者，即上帝真正的神父。理論上，真正的神父是世上的罪惡、人類的罪行，本身負有弒神的罪。然而，神父的內心卻是專心致志於獻祭的；儘管他自身是謹慎避免罪惡的苦行者，他每天早上還是重複了有罪者之事；他再一次灑出基督的血。

這樣一個部分，它必須遵從暴力，在另一種意義上說，可以為它設置的不充分的界限決不意味著任何決定性的保證，它就決不可能與某些資格原則相抵牾，根據這些原則使得某一特定人群而不是其他人被送進戰爭的災難。社會職能的劃分由來已久：即使對作戰和防衛來說也是如此，某些群體會將過剩的女性武裝起來以抵抗相鄰社會的男性，似乎男子氣概的資格原則得到了普遍尊崇。在發達社會，這種資格不僅排除了人口中的女性部分，還排除了全部沒有資格或具有其他資格的社會類別。因此，奴隸、商人、家族以及牧師通常被排除在軍事職業之外，進入軍事職業的通道只限定給了兩個確定的階級：貴族是軍隊中光鮮靚麗的那一部分，雇傭兵（大兵）則是軍隊中陰險兇惡的那一部分。事實上，這兩個階級之間，通過參與（participation）的形式不斷地交換著彼此的品格：貴族們、軍閥們如果不參與構成部隊的粗暴者的兇惡品格，就無法充分達到軍事上的光彩顯赫；反過來說，部隊如果不參與到穿戴盛裝的領導者的光輝之中，就無法發揮出他們污濁下流品格的全部力量。整個看來，這個群體相比於社會的其他部分表現得像一個完全的他者（tout autre）或一個陌異體。它的職能，其曖昧不明的方面確切地對應於社會結構的曖昧不明的方面，就是殺戮，而用於殺戮的器具被招搖炫耀，相比於這些冷酷的裝備最富麗的服裝也顯得毫無價值。因此，士兵之於屠夫就好比芳香之於惡臭：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光鮮靚麗替代卑劣骯髒，而且，都是光鮮從卑劣那裡借來對立面。

本章譯自英譯本《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1937-39)》, Translated by Betsy Wing,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並參照法語原文校對。

楊威，海軍軍醫大學副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博士后，研究領域為國外馬克思主義及法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