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輒幾十萬的器官移植費用，何時可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報銷範圍？

提供器官移植服務的醫院和醫生，數量暫時不夠，在一定程度上困擾移植事業發展。

6月11日，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和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聯合舉辦的第六屆移植運動會在北京舉行。

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黃潔夫11日在運動會開幕式上特別指出，通過2016年10月在北京舉辦的「-國際器官捐獻大會」以及2017年2月梵蒂岡教皇科學院主辦的「教皇科學院打擊人體器官買賣和器官移植旅遊峰會」，已向全世界介紹器官捐獻與移植事業的「模式」。

2007年，國務院頒布《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器官移植事業走上法治化道路」，揭開了「移植事業改革的序幕」。這一事業逐漸與過去舊的體系切割。

圖註：6月11日，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和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聯合舉辦的第六屆移植運動會在北京舉行

模式的推進

「器官移植改革是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下推進的，由國家衛生計生委、紅十字會與多個政府部門參與的改革，是涉及文化、司法、醫療衛生等領域的深層次改革。」黃潔夫將模式的首要特徵概括為「舉國體制」。

在2010年前後，原衛生部和紅十字總會醞釀啟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工作試點，集中出台了30多個文件。2013年8月，《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試行)》發布，進一步規範了器官獲取與分配體系。這一系列法律法規形成模式的「法治框架」。

「整個器官移植體系的建設一直都是依法而行，在國家和相關部門法規指導下進行。」黃潔夫曾多次強調。

他特別提道，「2014年12月3日，宣布從2015年1月1日起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願器官捐獻為唯一合法器官來源，實現了器官來源的成功轉型。」

隨著器官捐獻工作推開，公民捐獻熱情越來越高。據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與施予受器官捐獻志願者登記網聯合匯總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國器官捐獻報名登記人數為276082人，共實現器官捐獻11977例，捐獻器官32984個。

移植運動會是部分發達國家和地區鼓勵器官捐獻的一項公益活動，起源於英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國器官移植事業剛剛起步，發展同樣不盡人意。1974年，英國醫學界希望通過運動會的形式，宣傳器官捐獻。隨後，英國移植運動會於1978年演變成世界移植運動會，同時也成為國際器官移植峰會。

2004年引入移植運動會，初衷也與英國相似，「喚起公眾的器官捐獻意識，以生動的體育運動競技形式向全社會展示器官移植的醫學成就」。此次已經是第六屆，全國500多名器官移植術后康復患者參與本屆運動會。

在新的模式下，器官的獲取和分配，則是通過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進行。這一系統屬於器官捐獻與移植管理的重要一環。

黃潔夫詳細介紹了模式之下的器官捐獻與移植工作的「管理機構」：「器官捐獻與移植工作由國家衛生計生委主管，紅十字會作為第三方參與，共同組成了國家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下設五個管理體系：器官捐獻體系、器官獲取與分配體系、器官移植醫療體系、器官移植后註冊登記體系和器官移植監管體系。」

他進一步補充，這五個體系由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醫院協會、中華醫學會、醫師協會以及器官移植醫療機構等共同組成。同時，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與協調員隊伍、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人體器官獲取組織（OPO）工作委員會等是這一管理機構中的關鍵部門。

其中，器官協調員可謂是器官捐獻工作的關鍵，經歷了「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2010年前後，器官協調員隊伍建設開始，主要從紅十字會系統、衛生行政系統、醫療機構選擇合適對象進行培養，考核合格併發證。

「2010年6月，在深圳舉辦了第一期培訓班。培訓班截至2016年已經舉辦了24期。目前，合格培訓協調員超過1900人，650多人來自紅會系統，還有1200多人來自醫療機構。」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副主任侯峰忠表示。

當日，黃潔夫除了闡述模式的舉國體制、法治框架和管理機構外，還提到這一模式其他的一些特徵，如人體器官捐獻標準、人道主義救助政策、人文精神等。

醫療保障逐漸完善

在，器官移植技術探索開始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最早落地的是腎移植。總體來說，目前是世界器官移植數量第二大國，尤其在肝移植、腎移植、肺移植、心臟移植、胰腎聯合移植等領域更是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

「2015年全國有2776例器官捐獻，實際發生1萬例左右的器官移植手術。2016年全國有4080例捐獻，移植手術超過1.3萬例。2017年器官移植有望增長30%，達到1.5萬至1.6萬例。」黃潔夫在6月11日指出。

儘管如此，一些業界周知的因素困擾著移植事業的發展。比如，器官來源有待進一步擴大，需要全社會的積极參与。此外，移植事業發展還受制於醫療服務體系和醫療保險體系。

2007年之前，器官移植醫院一度超過600家。不過，因為器官來源及其他種種原因，器官移植存在很多問題。因此，2007年移植事業改革啟動之後，衛生部門將合格器官移植醫院一下子壓縮到163家。

提供移植服務的醫院少，醫生必然也不足。與會的醫療行業專家當日以肺移植的窘境來描述醫生缺乏的程度：按照公民捐獻的情況，2016年理論上應該可以完成8000多例肺移植手術，實際上全面僅完成「204例肺移植手術」，而且「其中2/3都是無錫市陳靜瑜醫生團隊完成的」；這樣的情況，「其實是我們很大的損失」，部分一線城市甚至「沒有會做肺移植的醫生」。

為了緩解這樣的局面，2015年衛生部門新增了5家合格的器官移植醫院。截至2017年，符合資質的器官移植醫院達到173家。衛生部門對新增醫院給出的標準也很嚴格，尤其是對器官移植后成活率提出了較高的標準。

黃潔夫指出，「希望在模式主導下，儘快提高移植事業的發展，2020年器官移植醫院能增至300家」。

2015年器官移植醫生新的培養體系已經正式啟動，有望改變移植醫生不足的尷尬局面。黃潔夫展望，「到2018年就有一大批年輕醫生成長起來，屆時器官捐獻移植事業將再上一個台階」。

另外，器官移植費用一般來說整體偏高：「肝移植從住院到出院費用大概在60萬元」「心臟、肺移植和肝移植費用差不多」；腎移植費用略低，也在30萬元。在國內目前的經濟狀況下，器官移植並沒有納入基本醫保賠付範圍。一部分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的就醫壓力大。

不過，目前這一情況也在逐漸改進過程中。2016年兩會期間，黃潔夫在全國「兩會」上提案將腎移植納入大病醫保報銷範圍，醫保部門積極響應。儘管各地步伐不一致，但是北京、上海、江蘇等多個省市已經將都腎移植納入大病醫保。

此外，6月11日與會專家還提道，經濟發展比較好的深圳、上海等地還將器官移植后抗排異藥物納入了醫保。

這樣的大趨勢同樣符合模式的「人道主義救助政策」。與會專家期望，「2020年，基本醫療衛生法要出台，希望器官移植可以納入到基本醫療保險報銷範圍」。

文/記者 曹凱 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