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小傳

嚴 歌 苓

語言就是我的國土，是我每天都能回去的地方

嬌美的面孔，勻稱的身段，長發披下來，細潤柔滑。如果事先不知道，會覺得她是一位隱居的女演員。嚴歌苓是一個很難讓人把文字和本人聯繫起來的人。她小說題材廣泛，語言精練而多變，可溫婉又可雄壯，讓人很難猜測操縱這些文字的會是怎樣一個人。她一度被歸為邊緣群類的移民作家，然而通過幾十年「軍人紀律」般的寫作，遊走於中西方文壇的她，從一位舞蹈演員，到享譽世界的文學家，走出了一條非凡的文學之路。

聰明是頂靠不最住的東西，一個人最優越的素質是頑強、堅韌。只有頑強和堅韌如數報償你所付出的一切：時間，經歷，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

她用英文寫小說在西方暢銷，用中文寫小說，幾乎獲得所有台灣及內地華語純文學獎；她的大部分小說都被買走了影視版權，那個曾被文學界憤憤不平的「嚴歌苓不紅，天理不容」的時代，如今卻被評論家按耐不住地稱：「她的寫作名氣本該大於她在影視圈的聲譽」。

影視作品免去了自己做廣告的麻煩，在純文學不被人重視的情況下，無論是對於我的人，還是影視作品的興趣，最終走進我的小說，我感到惜福知足，不會抱怨。

邊疆、女兵、舞蹈、海外生活、文化衝突……這些都是嚴歌苓作品中的常見元素。人生如文，文如人生，她的人生也恰恰是跟這些元素相關。前半生作為軍旅舞蹈演員，戎馬，後半生移居海外，嫁給美國外交官，她的人生同樣精彩。

嚴歌苓出生於文藝世家。從九、十歲起，即開始大量閱讀文學書籍。那時正逢文革，無學可上。家裡藏書甚豐，雖燒了一些，大部分仍保留下來，貼上封條以遮外人耳目。

父親在文革中停止了工資，嚴歌苓憑藉能歌善舞的能力，十二歲便入伍成為成都軍區歌舞團的演員。這番經歷給她日後的寫作帶來兩大好處。一是，尚在少年時期便進入成人社會，那種複雜險惡的人際關係使她早熟，用她的話，這是「非天然的促動」，「人很快就成熟了」。

二是，歌舞團常年在外巡迴演出，數年之內，她便隨團六入西藏，輾轉於川、滇、青等各地，增廣見聞，眼界大開。這些後來便成為寫作的素材。這樣一段戎馬生活，讓她的作品體現出不同於一般作家的開闊胸襟。

在戰場上你面對著刀光劍影，面對著生死的大問題。這不是小衚衕、小巷子里蠅營狗苟的展示，人自然會比較大氣。

一九七九年中越戰爭之際，她懷揣一隻手槍前去採訪，面對前線下來的傷員，嚴歌苓並未感受到理想主義的洗禮，相反感到英雄主義的幻滅。於是棄「舞」從文。發表了反戰詩歌和歌詞。初期她寫了朝鮮戰爭故事《心弦》的劇本並獲拍攝，還在《收穫》等雜誌發表《七個戰士和一個零》等文學劇本。一九八三年她調回北京，在鐵道兵政治部任創作員。

從1985年起，她轉為寫長篇小說。前二部是自傳性的，《綠血》被解放軍文藝社等評為「1977~1987年十年優秀軍事長篇小說」之一。1988年又寫了《一個女兵的悄悄話》獲《解放軍報》最佳軍版圖書獎。1989年出版的第三部小說《雌性的草地》開始超出自身經驗範圍，描寫更廣闊的場景和更複雜的人際關係，並在當年成為作家協會年紀最小的成員。

我從小就是多思的孩子，多愁善感，在很小的時候就對人性感到悲哀。我給身邊的小朋友講小仲馬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笑面人》，還常常不滿意作者對某些人物的命運安排，即興發揮成嚴歌苓的版本。

1988年，美國新聞總署在英文版《日報》上看到了她的作品，邀請她去美國做訪問研究。1989年，嚴歌苓懷揣藝術夢想，從ABC學起，在1年零7個月後高分通過托福考試，來到美國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學習寫作。她一邊背負繁重課業，一邊辛苦地打工賺錢，餐館生、保姆、模特、售貨員和助教都做過。在寫作常要專門去體驗生活，可當生存成為第一需要時，這種體驗就完全不一樣了。

文化衝擊，表達能力缺失，以及嚴重失眠使她的內心情感變得越來越複雜。一幫美國朋友經常把人的英文口音錯誤編成笑話，用唐人街有很多老鼠、蟑螂的典故進行打趣。嚴歌苓用了兩個詞來形容自己融入西方的過程：「徒勞」和「痛苦」。

我30歲才出國，這種遷移是一個漫長的、痛苦的過程，感覺是把自己的根從這片熱土上拔了起來。這個根是潮濕的、裸露的。它們是我的神經，比所有的東西都敏感，且略帶疼痛。在外面，人家一個眼神都能傷害到你。

她以留學生的身份開始感受移民生活，通過搜集大量先輩的移民故事，創作出《少女小漁》、《扶桑》、《女房東》等一大批移民小說。加之創意寫作的學習，這些小說不僅體現出跨文化與人性的深度，還具有高超的文本敘述和超常規的結構藝術。同時，她通過自身的成長，創作出許多反思文革，反思故土的中短篇小說，《天浴》，《白蛇》等正是這一時期代表作。此時，嚴歌苓小說的創作已非常成熟，作品在台灣投稿后，幾乎包攬所有文學獎項。

在國內時專職寫作十年，生活經驗快要用盡了，知覺也鈍化了。來到國外，像一個新生兒，看一切都是新鮮的，各種刺激劈頭蓋臉而來，使遲鈍下去的知覺又變得敏感了。

在美國讀書期間，嚴歌苓通過友人介紹，收穫了幸福的婚姻。他叫勞倫斯，是美國外交官，為此，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嚴歌苓遭受到FBI的多次調查，甚至要求測謊實驗。勞倫斯忍無可忍，一氣之下把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官出入證剪成四瓣，遞交給上司。這個悲壯的舉動，結束對嚴歌苓持續了4個月的審查，也結束了勞倫斯的外交官生涯。她的長篇小說《無出路咖啡館》就取材於這一段荒誕的測謊經歷。

1992年秋天，兩人在舊金山攜手走入婚姻。丈夫的那份鎮定、從容讓嚴歌苓心裡有了一種永恆的安穩。

我從早上8點到下午1點是雷打不動的寫作時間，一般每天會寫六七千字。幾十年如此。我就是一門心思地過自己的生活，讀書、寫作，生活比較單純，沒有什麼雜念，慾望也不大。這是我活在這個世界里的準則。閱讀對每天成千上萬噪雜信息的的紛紛亂亂的生存而言，有「收心」之效，它讓人回歸嚴肅、優雅、靜謐的文字世界。

隨著作品在港台等地的聲譽，嚴歌苓的作品也逐漸受到內地的關注。 當她創作的《扶桑》、《人寰》、《魔旦》等具有實驗性的作品，頻繁收穫專家認可時，讀者卻不甚響應。父親指出作品逐漸走向理性，要再回歸形象思維。從那時，嚴歌苓加大了「白描」的寫實創作，於是有了《誰家有女初長成》，《花兒與少年》等小說。作品發表后，均榮獲內地中篇小說獎。

把《花兒與少年》這篇小說寫下來，對我是個考驗。 自從我主動給國內投稿之後，發現國內讀者們對傳統敘事接交得好一些，坦白說：這篇小說是我爭取他們接交的一個姿態。 它是我寫實功力表現得比較全面的一部作品。

隨著豐富的人生經歷和文化身份的轉變，嚴歌苓創作出對歷史更具開闊視野和深度的作品。2004年，她隨復職的外交官丈夫一同前往非洲定居。當地人苦難的生存境遇，觸發了她對民族苦難的記憶。

於是她完成中原背景的《第九個寡婦》，跨越各種建國運動的《一個女人的史詩》，英文小說 banquet bug（赴宴者），散文集《非洲手記》等作品。后又在台灣定居，創作了《小姨多鶴》。嚴歌苓為這些作品赴當地考察，與農民一同吃住，甚至寫《小姨多鶴》時，數次赴日本和東北，為《赴宴者》還做起記者宴會的卧底。

幾部具有史詩的小說加大了傳統敘事，一經面世，不僅深受評論家讚譽，還獲得讀者的好評，幾乎斬獲當年所有的文學獎項。這些作品都儘可能突出民間，從小民角度來觀察恢弘的歷史事件。戰爭、社會變革、重大災難化作日常環境，從而凸顯出歷史在民間的本真面貌。

嚴歌苓說，自己不為政治訴求寫歷史，而是體現藝術，挖掘人性的礦藏。評論家投向她對女性包容與強大的獨特闡釋，以及對歷史觀與價值觀的展現，認為她的作品打破了以往戰爭作品二元對立邏輯的藩籬，書寫「戰爭結束之後」，這種跨文化角度寫出了真實的人性。

全世界的民間都有相似之處，非洲的民間老百姓，也是同樣吃命中的苦，隨遇而安地過他們自己的日子。了解他們，更幫助你了解的民間。

嚴歌苓說，「人在最初善惡不知，但極端事件發生后，你才能知道真實的自己，並由此完成人格的成長和轉變。」 她筆下的 《金陵十三釵》，《寄居者》無不是透過一個個不尋常的女性，呈現出對歷史的反思和寫實的意義。她筆下的二戰，寫出戰爭暴力對人的傷害，生命經歷的磨礪被她寫得如此深切而又純凈，她在打撈逐漸被遺忘的歷史。

嚴歌苓希望有超越故事本身的更深層的思考。2011年，她追溯家族歷史，赴青海等地考察，寫就迄今為止字數最多的長篇小說《陸犯焉識》，其中不乏詼諧、自嘲的方式，透出苦難歷史的蒼涼與荒誕。小說榮登小說協會長篇小說排行榜榜首。「出身於書香門第的孩子們，特別是長子，沒有什麼自由，陸焉識一輩子的掙扎和渴望都是圍繞自由的。這部作品可以詮釋為主人公用一生領悟自由的意義」，通過這部作品，讓她更了解祖父和自己。

我認認真真地讀了祖父在經濟學方面的論文，知道他當時那樣憂國憂民，並企圖為國家畫一個藍圖。原來我並不是家族中第一個有『憂』的人，祖父曾『憂』過，我父親他們那代人更是無可救藥的憂國憂民的作家。

「無論人在哪裡，我總在為一個很小的故事拚命準備與積累，我相信它越積越多時，就會變成一個自然發生的故事。」 嚴歌苓說到，「一般在寫作一部作品時，我會籌備下一部作品。我會體驗幾年，做research，有時也是一場空，發現這個題材沒什麼價值，激情沒了，或資料你看到這不是你想寫的，就放棄了。準備時間很長，很花力氣，但寫作時間並不長，三四個月到半年就寫好了」。

我不會為我的高產道歉，我是一個非常能夠在生活中發現故事的人。我是一個聆聽者，我很喜歡聽人家講故事。小說的產生是因為有故事，通過講故事，我們發現了故事之外更深遠的一些東西。

從移民，到歷史反思，再到當下社會，嚴歌苓的小說題材愈發廣泛，她頻繁地回國，用寫當代小說的方式，解決對生活的著迷，她說，「一回來發現，很多過去沒有的生活方式在誕生。我們容易失去度，東方人的理性較差，感性較強。一失去度，就變得惡形惡狀，吃、賭、喝酒、情殺……。有很多魔幻性的人物出現，我現在對社會特別著迷，現實比我們能創造的魔幻世界更魔幻」。

如果用非常純文學的語言來寫,就會把故事性淡化。實際上這些人的生活雖然是真實存在的，但是給人一種超現實的感覺。

曾獲人民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媽閣是座城》便是以身試「賭」而寫就。她將小說發給現實中的疊碼仔，得到他們對小說中「故事細節均無誤」的肯定。而長篇小說《老師好美》也是在校園「卧底」五六年落筆。「我仍舊沒有放棄對小說形式的追求。《老師好美》需要一個特殊的形式，誰也不知道其他人心裡是怎麼想的，所以，我用三個主觀視角來敘述。形式是小說創作的藝術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近年來，國內很多作家寫作過於依賴於新聞資料，將新聞或現實用於小說，而嚴歌苓特別重視用親身體驗來寫小說，格非將她的寫作方法稱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先進的寫作方法」。2015年，她推出的民國與當代為背景的 《上海舞男》（后更名《舞男》），便是親身去上海百樂門舞場體驗后完成。

她說：「現在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以前那種側目而視的位置。我對社會的參與越來越多，這就使我在寫時非常有激情，非常飽滿，感覺到自己牢牢把控著故事、人物、氛圍，應該講《舞男》我這幾年寫當代生活里最有信心、最有把握的一個小說。」

然而，作者也有自己的苦惱，「我的每一部小說都在尋找一種新穎的、對我來說有突破的方式。寫作是比較寂寞的生涯，總是在一種形式中停留，是寂寞上加寂寞。一旦創新就可能失去讀者，我想這也是每個作家的悲哀」，她還認為，適應當代讀者的心理節奏，才能有這樣一個文學閱讀的局面，這是一種人道關懷，但並不意味著妥協。

文學是不能有雜念的，你不要想，我寫是為了遷就誰

「我所處的這種位置使我不大容易隨著一種潮流去走。和美國的文學里都有寫一些時興、好賣的東西，時髦的思潮。而我會保持一種很冷靜的眼光，不大可能去追逐文學的『時尚』。」

當交出《床畔》（護士萬紅）這部小說時，她說，「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輕人是否還會喜歡這種通過保護英雄使自己逐漸變成英雄的女人，但我自己讀完以後流淚了。我是一個認真的人，文學就是我的宗教。不管別人說什麼，不管別人的價值觀如何，我就是想堅持幾十年做自己的事情。」

「生活本身是足夠精彩、出人意料，有時候小說家絞盡腦汁創造意外，但處理不慎或敘事技巧不到位，反而會弄巧成拙」 她說，「小說家在塑造人物時需要大量細節，讓豐富、可信的細節充盈在故事裡，哪怕人物偏離預設路線甚至站到了路線的反面，都呈現了故事最自然的生長，這樣反而會點燃小說的高潮。再離奇的故事，小說家都需要用細節去填充，無論故事多麼戲劇化，依然是令人信服和認同的。這就是戲劇平淡化。生活中最普通的平凡人都能從小說中找到一定的認同感，說明這個小說就活了，擁有了自己內在的生命力」。

她說，「好的作品不在於用不用情節密集的故事，而在於用什麼方式講述故事，文學史上著名的《洛麗塔》，如果單就情節而言，就是一個爛俗的情感劇，但是因它的寫法，讓這部作品成為了永恆的經典」。

文學評論家楊揚評到，《安娜·卡列尼娜》 在一般寫手眼裡，就是女人出軌的故事，但托爾斯泰卻將它變成了照見俄國社會的一面鏡子，因此小說的不凡之力，在於以世俗故事打開作品之門並有所提煉。這才是真正的小說家。

嚴歌苓用小說來探討特殊環境中人性的強弱，通過不同的文化積澱和現實生活的互相抵牾，展現一切的謎。在她筆下誕生出眾多人物，從邊緣到主流，從農村到城市，從底層到精英，扶桑，孫立坤，王葡萄，朱小環，歐陽萸，小菲，簫穗子，墨玉，梅曉鷗，萬紅，陸焉識，石乃瑛，張蓓蓓......也許還會寫她自己。

面對今天這個社會，她用不斷創新的語言，將個體生命的諦視熔鑄進了文化、民族、社會的深蘊，以「寫稿佬」的平常心，「穿進別人鞋子里」的體恤和胸襟，去開創她的小說世界。

我想好好寫一些文字出來，文字是一種非常美的文字，至今為止還不被世界上講其它語言的人欣賞，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現在的文學被外來語，網路語所異化，寫作是在溫故，回歸一個語言的。 我要堅持語言的，通過作品留住文明的語言，這是我的「命」，我要用我的寫作形式來堅持，語言就是我的國土，是我每天都能回去的地方。」——嚴歌苓

嚴歌苓，著名華裔小說家，編劇。作家協會員，美國編劇協會會員，奧斯卡最佳編劇獎評委。作品由中、英文創作，代表作品《雌性的草地》《扶桑》《白蛇》《金陵十三釵》《陸犯焉識》《媽閣是座城》《床畔》《舞男》等。曾獲國內外三十多個重要文學獎項，多部作品改編為影視作品。題材眾多，視野寬廣，被評論家稱為「 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