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廉亞明：德國文藝在上世紀20年代 深受中國文化影響

「文化對德國文藝的影響一直存在，而且在上世紀20年代左右尤其顯著。」在2017「漢學與當代」座談會結束后，德國漢學家廉亞明在接受界面文化（公眾號ID：Booksandfun）採訪時說道。

因「當代文學是垃圾」的言論而聞名的漢學家顧彬退休之後，廉亞明接替他成為了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主要研究元明時期，伊朗、中亞與的關係。此番來華，是與26位國際漢學家、問題研究專家和智庫學者，以及19位學者一起，參與「漢學與當代」座談會。

文化部和社會科學院共同主辦的2017「漢學與當代」座談會，右二廉亞明

20世紀很多德國文藝作品充滿元素

廉亞明認為，上世紀20年代左右，文化對德國文藝的影響尤其明顯。除了記者列舉的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和作家赫爾曼·黑塞，他說受到文化影響最重要的作家當數貝爾托·布萊希特和阿爾弗雷德·德布林。「他們特別有名。尤其是布萊希特，他把自己一些話劇的場景設置在（如《四川好人》）。」

貝爾托·布萊希特著《四川好人》

也有一些當代的德語作者受到文化的影響。廉亞明說，其中之一是阿諾德·施密特，「但他的語言特別艱深，所以作品沒有被翻譯成中文」。在六七十年代，他寫了一本書《無神論分子的學校》，內容是未來世界只剩下美國和，美國由女人領導，則由古代的君子領導，兩個國家在德國北邊一個中立的地方進行談判。

廉亞明曾經同俄羅斯的同事聊天，發現他們沒有多少人閱讀的現當代文學作品，國內的相關翻譯也不多。「但是如果去德國的書店，還是能夠看到很多現代的作品。」不僅如此，德國的出版社還對一些舊譯本進行了補充和完善。他舉例，在過去，的四大名著德語版翻譯得不全，而且常常是從英語譯成德語的。「去年一個翻譯家把《西遊記》從中文翻譯成了德語，這是很偉大的事情。」

不過，充滿元素的作品在二戰以後數目較少，而且也不是很重要。究其原因，廉亞明認為，是因為上世紀20年代左右德國在經濟上領先，文藝也比較發達，而且重視研究其他國家的文化；而「現在的德國文學沒有以前德國文學那麼好，作者的知識儲備沒有那麼豐富。所以現在的德國作品我一般不看。」

波恩大學擁有德國「比較古老」的中文專業

談到波恩大學的漢學淵源，廉亞明如數家珍。他告訴界面文化，波恩大學擁有德國「比較古老」的中文專業。這個專業成立於1926年，第一位教授是施密特（Erich Schmitt）。「30年代，由於我們和關係非常密切，學校里有一些老師，其中最有名的是王光祈。」

「王光祈非常有名，他和毛澤東關係也很好。」廉亞明說，「五四運動」時期，王光祈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先後在北京大學發起「少年學會」和「北京工讀互助團」，介紹馬克思主義，這兩個社團毛澤東都參加了。雖然互助團很快被解散，但是它的發起人和參與者後來紛紛建立起自己的共產主義小組。1934年，他以《論古典歌劇》獲得波恩大學博士學位。在德國的十餘年中，王光祈一方面為德國人介紹的樂器和音樂，另一方面著書給人普及歐洲古典音樂。「可惜，由於患腦溢血，他年紀很輕就在波恩去世了。」

王光祈。代表作《東方民族之音樂》、《歐洲音樂進化論》、《論古典歌劇》等

1938年，施密特教授和陸詒博士合編了一本《現代漢語入門》，因為德國沒有辦法印刷漢字，陸詒把手稿帶到，尋找出版社和印刷廠。「他在坐飛機時，由於飛機上有國民黨將軍，日軍進行了轟炸，飛機沒了，將軍沒了，陸詒和教材也沒了。」這場悲劇發生時，希特勒正當權，施密特教授找了個借口，說為了未來給人宣傳納粹主義，要印刷漢語教材進行學習，就這樣，他親自到了上海，完成了印刷工作。二戰結束后，施密特教授在同濟大學當德語教授，後來回到德國，在50年代去世。

1956年，霍布理（Peter Olbricht）接替了施密特教授的職位，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蒙古人怎麼來到西方。波恩大學從這時開始重視歷史的研究。從1986年到1995年，波恩大學漢學方面的第三位教授是陶德文（Rolf Trazuzettel），他的研究重點在歷史和哲學，寫過一本《古代史》。1995年，顧彬接任，以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和思想史為主要研究領域。

「2010年，顧彬退休后，由我接任。我的研究方向也是歷史，尤其是在元明時期和海外的關係。」

廉亞明介紹，由於得到國家漢辦的支持，波恩大學漢學系目前還擁有一個客座教授的名額，今年的客座教授是主要從事甲骨文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王平，2016年為研究古代語言學的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李文。

當被問及是否認同德國漢學對現實問題不太關注的說法，廉亞明說：「德國漢學也關注現實問題。法蘭克福、海德堡、柏林的漢學研究對現代經濟政治比較關注，但現實問題對我們來說不是那麼重要，波恩大學的研究重點在古代歷史和語言文學。」

學生對本國歷史了解還不夠

在接受界面文化的採訪時，當被問及有的學者認為，國人應該少沉迷歷史，多了解世界文明這一話題，作為漢學家和歷史學者，廉亞明如何看待時，他立即毫不猶豫地回答「都得學。你得了解其他的文明，但也得學習自己的歷史。」他說有很多在波恩深造的留學生。對歷史的很多地方了解還不夠。「的教育里就存在這樣的問題。」

廉亞明

而談到自己的學習經歷時，廉亞明說自己是進大學先學習文言文，第二學期開始學現代漢語，後來出國留學。在學術研究上，慕尼黑大學漢學研究所的鮑吾剛教授（Wolfgang Bauer）對他影響頗深，在南京大學做研究的三年時光也對他影響很大。

在此次「漢學與當代」座談會上，廉亞明說，「絲綢之路」是德國的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創造的名詞。古代的絲綢之路有陸路和海路這兩條，一度甚至延伸到地中海地區。明代初，與中亞、西亞國家的關係比較密切，根據文獻記載，一個使節團從伊朗南邊的克爾曼出發從陸路去，另一個使節團從忽魯謨斯坐船去，結果他們在北京見面了。「所以，那時候人們就都知道去有兩條路，可以從海上走或者從陸地上走。」

「羅馬帝國的時候，歐洲和有聯繫，《後漢書》里寫道，安息人勸班超的使節，去羅馬太危險了，最好不去。」但是羅馬帝國解體以後，就沒有關於通往歐洲道路的記載了。顯然，當時對於來說，中亞和西亞比歐洲更重要。

廉亞明說，不論是過去的絲綢之路還是現在的「一帶一路」，最重要的是商業貿易，然後人與人的交流才會「慢慢發展到宗教和文化」。他舉例，粟特人是唐代的時候是最重要的商人，他們在傳播了宗教。唐朝的摩尼教、景教和祆教這三種宗教，即所謂「三夷教」都是由粟特人從伊朗傳來的。

採訪時，他對界面文化笑稱「中文不太好」，但作為座談會當日唯一一位堅持用中文發言的海外漢學家，他贏得了不少讚譽。「我覺得這個場合應當使用中文，不該說英語」。

廉亞明（Ralph Kauz），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主要研究元明時期的歷史，伊朗、中亞與的關係（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波斯灣和印度洋的政治經濟史。著有《元明文獻中的忽魯謨斯》等。

……………………………………

歡迎你來微博找我們，請點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