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南 | 慈禧太后時代清宮御膳的特點與意義

慈禧太后時代清宮御膳的特點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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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 《浙江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

作者：鄭南

內容提要：宮廷飲食清代飲食文化的最高社會層面，同時也是既往四千年國家宮廷飲食文化發展的典型代表，這種屬性在慈禧太后時代得到了集中體現。文章以《御茶膳房》檔案為基本文獻探討了清宮膳食制度、清宮御膳演變、康熙與乾隆的清宮食制改革、慈禧太后時代「添安」筵式及其制度化、「添安」筵式與慈禧太后時代的官場酬酢風尚、晚清上層社會食尚風氣、「添安」筵式與「滿漢全席」關係、清宮御膳的社會歷史意義等問題，對清代宮廷飲食文化、滿漢文化融匯、社會風氣演變等提出看法。

鄭南，浙江大學古代史研究所博士，黑龍江大學歷史系教師。

清代宮廷飲食，是既往文字、文物記載四千年封建國家宮廷飲食文化發展的典型代表。清代宮廷飲食的食事規模、禮儀建制、管理模式、文化積累等，均超越了在其之前的任何皇朝。與既往封建國家宮廷飲食文化相比，清代宮廷飲食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保存了約近二億字的膳事實錄——《御茶膳房》檔案。這是一份研究清代宮廷典章制度、經濟生活，以及清代社會文化等不可或缺的實錄資料庫。本文根據慈禧太后時代清宮《御茶膳房》的檔案作一探討。

一、《御茶膳房》檔案記錄的清宮御膳

清統治者對宮廷生活的制度性管理始於雍正中期，清宮膳事檔案文錄亦始於此時。清宮檔案建設步入正軌則是以乾隆七年(1742)清高宗弘曆諭令編纂《國朝宮史》為標誌。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高宗閱《明朝宮史》，感其「所記皆宮庭（廷）事實，使後有所考」，故令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編纂《國朝宮史》①。因此，雍正以前的清宮膳食檔案，除了康熙六十年「千叟宴」的幾頁殘片外闕如。清代《御茶膳房》檔案自雍正時期始創以後，應是日月相連，年年不斷，但資料散斷不繼的現象亦較嚴重。《御茶膳房》檔案現存檔目5347件，整理為85冊。

（一）清代《御茶膳房》檔案與清宮膳食制度

清代《御茶膳房》檔案的主要的部分，是記錄皇帝每日膳食及相關事務的《膳單》和記錄皇太后以下宮中諸位膳食用度、皇帝賞賜筵席及各類膳事用料等的《行文底檔》。《膳單》是主膳即御膳房「總管」所擬皇帝每日行膳的依據，用后留存即「膳底檔」。所謂「依據」指「手掐」（御膳總管錄成進呈御覽以供皇帝審定的請膳手本）的底文；「手掐」經御覽欽定后，《膳單》即為以備治膳的行廚依據，與行廚后的備查檔文。「膳底檔」的行文規矩，是於初擬時留有寬大天頭；天頭部分記錄皇帝閱「手掐」后可能提出的膳品要求和行膳實錄。《膳底檔》每日一頁，用毛邊草紙毛筆書寫，長40厘米，寬23厘米。《膳底檔》每月裝訂一冊，於左端邊沿穿兩紙捻而成；封面亦用相同規格毛邊草紙，於左側工書朝年月份。「膳底檔」的內容形制，集中反映了清宮御膳的典制和具體詳備的膳事。《膳單》是皇帝每日膳食品目的準確記錄。清代宮廷膳檔的史料價值，主要有以下方面：

1.《膳單》表明皇帝每日的食制，是由兩次正餐和早晨的點心、晚上的便飯四餐構成。

2.所用膳具明確記錄。

3.皇帝每日四餐的品目結構。

4.皇帝每餐所進品種均有記錄，並且為嚴格循例。

5.清宮歷朝《膳單》在食料選用上的特點，是肉食原料比重甚大；肉食原料以豬、雞、鴨、羊為主；在肉食原料中，野生動物原料為御膳所喜愛，儘管入關以後野生動物原料呈不斷下降趨勢，但這一特點卻一直保留；菜肴原料極為廣泛，凡民間習食的物料大多入饌；主食原料也幾乎是五穀雜糧無所不有。

6.治膳者姓名有時標出，常例之外的膳品均須標明來源與責任者。

7.皇帝飲食，尤其是早晚兩次正膳，具有程儀莊嚴、氣度恢弘的特點。有「天之子」、「臣之父」特別身份的皇帝的飲食活動，便具有他人不可僭越的禮儀特徵。

8.《膳單》有參證史事，訂正敘事之誤的重要價值。

不難看出，《膳單》清楚地反映了宮廷膳事嚴格的等級名分與規章禮儀，政治色彩十分鮮明。

（二）清宮御膳演變的三個階段

1.漢人習尚、游牧遺風——努爾哈赤、皇太極時代的宮廷食禮

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時代，是指滿族入主中原前典章禮制建設具有階段性意義的一段時期，即努爾哈赤1616年（天命元年）宣布后「金」國成立至清軍大舉入關之1644年（順治元年）的29年間。作為國家初創階段的禮制建設，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時代的宮廷食禮具有獨特的意義，其特徵可用「漢人習尚、游牧遺風」八個字來概括。明顯的變化是從入關之後開始的，「順治八年，定元旦、冬至、萬壽聖節為三大節。康熙八年，定正朝會樂章，三大節並設。」②而在此之前則是：「元日宴，崇德初，定製，設宴崇政殿，王、貝勒、貝子、公等各進筵食牲酒，外藩王、貝勒亦如之。」③入關前的清宮食禮，可以概括出以下特點：

典型的民族特徵。入主中原前的滿族清宮食禮，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徵。從汗國的命名，族名的議定，到滿漢利益分配的主導思想、滿漢矛盾處理的原則，甚至涉及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不少領域，均顯示出以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為代表的滿族貴族集團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宮廷食禮的民族特徵因之也得到充分體現。如以匕割食大塊臠煮肉餚的習俗，就被作為宮廷禮食場合的傳統，一直維繫到清帝國的最後歲月④。

典型的區域文化特徵。在滿族入主中原前的清宮食禮中便有體現。由於東北地區多雪寒冷，故宮中宴會所陳膳品，基本是高熱量的動物性原料所制。而滿族習俗的燒煮之法，也最適於東北地區乾冷的氣候條件。當然，宮中宴會所用膳品的原料同樣具有典型區域性。作為肉料來源的豬、羊、牛、馬、雞、鴨、鵝等飼養畜禽，以及鹿、狍、獐、麋、野豬、雁、鳧、雉等野生獸禽，都是東北大地所產。與肉食原料的高比重相對的，是菜蔬原料的幾近於無，也同樣是東北地區無霜期短，菜蔬品種少且短期集中的食物原料供給特點所決定的。

生產力發展階段性的特徵。入主中原前的滿洲社會經濟，具有農業（主要由漢人承擔）、畜牧、採集漁獵和軍事掠奪諸成分複合的性質，宴享與平居飲食多為依據原料自然狀態的直接烹飪，論深加工的食物的品種、數量與技術，均明顯落後於明帝國宮廷及關內地區。

八旗制度的文化特徵。滿族入關前的宮廷宴享禮儀，與宴人等均按所在旗籍出席就座。「各進宴食」，是滿族入關前宮廷宴享禮儀最突出的文化特徵。

發展變化中的特徵。努爾哈赤、皇太極時代的滿族社會，處在向中原文化緊密靠攏和迅速封建化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宮廷食禮，逐漸實現制度化、禮儀化與封建等級化。

2.「應改滿席為漢席」——玄燁至弘曆的清宮食制改革

康熙的宮廷食禮改制。入關以後清宮飲食文化的發展，以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宴制改革事件為標誌。這一年朝廷禮食始「改燔炙為餚羹，去銀器，王以下進餚羹筵席有差。」⑤這種朝廷「大宴儀」的改革，表明以皇室為代表的滿族貴族食習明顯改變，同時也是滿漢飲食文化相互滲透的成功交融。可以說，是滿族傳統粗放古樸「燔炙」烹飪方法與食習的革命，是滿族勁實粗朴飲食傳統在溫文爾雅、優渥華瀚的漢族上層社會飲食文化氛圍中的軟化。事實上，滿族社會、尤其是其上層社會對漢族和中原的烹調風格、飲食文明始終懷著傾慕之心，入關前「飲食服用，皆如華人」的記錄便是明證⑥。入關之後，在傳統文化中心北京，滿族最高權力中心迅速沉浸於「吃」的溫馨之中。因此，康熙的這次宮廷食制改革，不僅是一種價值取向的潛在轉變，亦是典章禮制的變更，以及一種制度方面的認同。事實上，改革在此十年之前就曾試行過一次，不過失敗了：康熙十三年罷燔炙牲酒，「越數歲復故」⑦。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上因禮臣奏筵宴事誼，諭議政王大臣等，元旦賜宴，布設滿洲筵席，甚為繁瑣，每以一時宴會多殺牲畜，朕心不忍。后元旦賜宴，應改滿席為漢席。尋命禮部詳議，酌定餚核酒醴之品，悉有常制。」於是在二十三年變革再次實行並獲得成功⑧。然而約四十年後，當這種情況已經累積變化而無法修飾時，康熙皇帝的繼承人便直稱：「我滿洲人等，因居漢地，不得已與本習日以相遠，惟賴烏拉（今吉林市北）、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縣）處兵丁不改易滿洲舊習」⑨。

乾隆朝的御膳風格。滿族入主中原后的清宮御膳，經歷了初期、中期、晚期三個不同的演變階段。乾隆朝即處於中期階段，是清宮御膳制度較完備的時期。乾隆朝御膳制度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以下方面：

御膳檔案建制完備。乾隆朝御膳檔內容詳備，功用機制齊全，既補康、雍時之所無，又立其後歷朝之范則。前述清宮御膳檔案之諸款功用特點，皆已齊備於乾隆朝。保存至今的清宮御膳檔案，乾隆朝的檔文約佔三分之一以上，乾隆朝檔文則保留至「乾隆六十四年」⑩，高宗弘曆掌握朝政實際長達64年，其後六主合計112年。

御膳風格實現「中華化」。滿族入關之初的御膳風格，與明宮御膳所代表的中華風格存在不小的差異。康熙二十三年後，滿族社會的中原化過程明顯加速，並在乾隆時期基本完成。至乾隆時期，宮廷飲食原料已基本以內地為主，鹿、狍、鳧、雉等類狩獵的獸禽基僅是象徵性入饌。至慈禧太后時期的光緒年間，幾乎是鹿肉絕跡、野雞罕見。與此相反則是雞鴨豬羊肉、「南鮮」、燕窩、魚翅、魚蝦蟹等江海產品及時鮮蔬菜明顯增加。其次是烹調技法的中原化，以炒、蒸為主，兼及燉、煨、烤、烀、氽、拌、炸、爆、熏、熘、燜、釀、煮、火鍋等多種烹調方法。迄今為止我們使用的各種傳統烹調方法，清中葉的宮廷飲膳幾乎都使用過。

二、慈禧太后時代《御茶膳房》檔案的特徵

1.晚清上層社會的食尚風氣

「滿化意識」，是1644年以後愛新覺羅氏既定並一直維繫到退位的基本政策。而這一政策的思想來源，則始於清軍入關前滿漢文化衝突尖銳化的皇太極時期。史載皇太極「曾命儒臣翻譯《三國志》及遼、金、元史，性理諸書，以教國人。嘗讀《金世宗本紀》，見其申女真人學漢人衣冠之禁，心偉其語。曾御翔鳳樓傳諭諸王大臣，不許褒衣博帶以染漢人習氣，凡祭享明堂，必須手自割俎以昭其敬。諄諄數千言，詳載聖訓。故純皇帝欽依祖訓，凡八旗較射處，皆立卧碑以示警焉。」(11)儘管自努爾哈赤始的歷代愛新覺羅氏皇帝對以儒學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傾心吸納，但亦都無一例外持有文化自衛心態，對滿人與漢人的文化往來屢屢厲禁(12)。可以把滿族權力上層的這種政策稱為「滿化意識」的體現。儘管滿族無法違背「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的歷史規律(13)，但在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上，在民族文化自衛、自立方面用力最巨、效果也最顯著的是滿族。在入關後身處漢文化的包圍之中，滿族統治上層便以甚於入關前的嚴厲態度推行這一政策。飲食文化也是如此，康熙二十三年的宮廷宴事「改燔炙為餚羹」的改革為其典型標誌。「改燔炙」即改變「滿洲筵席，每以一時宴會多殺牲畜」的宴事模式。「改滿席為漢席」，宮廷大宴時滿族習慣的「殺牲」「燔炙」取消了，但「滿席」的名義仍然保留，以「滿席」之名納「漢席」之實，就是這次宮廷宴事改革的實質。由「禮部詳議」，按著「漢席」的規制內容「酌定」了對應滿族王公大臣名分等級的「餚核酒醴之品」，「悉為常制」，並且越二百餘年直至清國末日在制度條文上未作任何改變，自康熙以下的歷朝《大清會典》、《大清會典則例》即如此記錄。這種對應漢官等級品秩「漢席」不同規格的「滿席」，又被律令明文確定以尊貴於「漢席」。朝廷規定：元旦、萬壽聖節與冬至，及皇帝大婚、固倫公主下嫁行初定禮、和碩公主下嫁行初定禮和凱旋宴，俱用四等滿席；除夕、賜外藩王公饌宴，俱用五等滿席；經筵禮成賜宴、衍聖公來京賜宴，俱用六等滿席。(14)

2.慈禧太后時代的宮廷飲食

有清一代滿族上層統治者一直厲行「嚴滿漢之大防」的政策。但滿、漢兩個民族的文化接近、吸納大勢無法阻止。在飲食生活領域，滿族統治者最終還是無可選擇地走上了外滿內漢的文化認同之路。

據清宮御膳檔文，乾隆時期的御膳肴饌，無論是用料還是風味、技法，均已是「南北兼及，以北為主；滿漢融通，中華傳統」。而至慈禧太后時代，則將清宮御膳推進到了更隆重尊貴、更嚴格規範的水準，這一時期出現的「添安筵式」可為典型代表。據如慈禧太后膳單：

添安早膳一桌：火鍋二品：金銀奶豬、口蘑爛鴨子；大碗菜四品：燕窩「慶」字八寶鴨子、燕窩「賀」字什錦雞絲、燕窩「新」字口蘑爛鴨子、燕窩「年」字三鮮肥雞；懷碗菜四品：燕窩鴨條、溜鴨腰、荸薺蜜制火腿、什錦魚（翅）；碟菜六品：燕窩炒鍋燒鴨絲、肉片燜玉蘭片、肉丁果子醬、楡蘑炒雞片、蓋韭炒肉、炸八件；片盤二品：掛爐鴨子、掛爐豬；餑餑四品：白糖油糕、苜蓿糕、蘋（當是「蘋」字，下同）果饅首、如意（卷，以下改過）；燕窩三鮮湯。

午正，上進果桌一桌二十三品，添安早晚膳果桌四下分賞。進聖母皇太后早膳一桌，照此添安早膳一樣，多中碗菜四品、碟菜兩品、克食兩桌、蒸食四盤、爐食四盤、豬肉四盤、羊肉四盤。

養心殿進晚膳，用填漆花膳桌，擺：口蘑肥雞、三鮮鴨子、肥雞絲木耳、肘子、燉吊子、肉片燉白菜，後送大炒肉、雞湯白菜、味羊肉汆黃瓜、豆秧汆銀魚、鮮蝦丸子、肉片燉蘿蔔白菜、排骨、醬包（當是「爆」字，下同）肉、饢（同「餉」）冬瓜、熏雞絲、溜脊髓、裡脊丁黃瓜醬、肉片燜雲萹豆、冬筍絲炒肉、包三樣、炒苜蓿肉、炸汁、小蔥炒肉、口蘑羅漢麵筋、烹掐菜、蘇造五香肉、豬肉絲湯、脂油方脯白蜂糕、豆腐湯、老米膳、溪膳、旱稻粳米粥、甜漿粥、煏米粥、小米粥，上進兩碗老米膳、一碗粳米粥。

添安晚膳一桌，火鍋兩品：野意鍋子、蘋果燉羊肉；大碗菜四品：燕窩「江」字海參爛鴨子、燕窩「山」字口蘑肥雞、燕窩「萬」字鍋燒鴨子、燕窩「代」字什錦雞絲；懷碗菜四品：燕窩金銀鴨子、山雞如意卷、大炒肉燉榆蘑、荸薺蜜制火腿；碟菜六品：燕窩炒爐鴨絲、炸八件、煎鮮蝦餅、青韭（韭，以下改過）炒肉、青筍晾肉胚、熏肘子；片盤二品：掛爐鴨子、掛爐豬；餑餑四品：白糖油糕、苜蓿糕、蘋果饅首、如意卷；燕窩八鮮湯。

晚用：羊肉片汆冬瓜、口蘑火肉、煨老菜、肉片燉蘿蔔白菜、肉片燜雲萹豆、炸汁、熏肘子、香腸、老米膳、煏米粥、小米粥。(15)

這份御膳單已經完全「漢化」，飲食文化領域中的「滿化意識」，可說是無影無蹤了，在「滿席」的名稱掩飾之下，實際上完全是「漢席」。

三、「添安」筵式與慈禧太后時代的官場酬酢風尚

「添安膳」筵式最早見於咸豐時期，前後歷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四朝，至民國初期還流行於上層社會的高端宴會場合。「添安」筵式的出現及其制度化，是慈禧太后時代清帝國宮廷御膳的最高格局。由於朝廷「滿席—漢席」食禮制度的制定和施行，為我們提供了一扇認識清朝維繫再造「滿化意識」文化政策的窗口。

20世紀中葉以來，日本、韓國與港台地區，以及歐美等國相繼發表一些關於清代宮廷飲食、清宮御膳和清代官場宴事的論著，上世紀80年代以後，大陸此類題目的論著亦不斷迭出。除個別研究者外(16)，幾乎所有的研究都未曾利用或未曾正確識讀清代宮廷膳檔，不少論著的敘述還有揣測誇大之嫌。

朝廷之外的官府，尤其是遠離朝廷的外省官府，往來酬酢的官式宴席與宮廷宴式有很大不同，主要是不受朝廷食禮規定的約束。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弘曆駕崩，顒琰皇帝隨即對乾隆朝政治開始由和珅入手的清算。在討論到地方吏治嚴重腐敗的原因時，有人指出主要原因是官場酬酢的奢侈之風太甚(17)。而奢侈之風所以長期厲行，根源還在於清朝宮廷膳事的無限豪侈鋪張的表率作用。

官場酬酢筵式與朝廷禮食筵式另一個不同，是朝廷的「滿席—漢席」作為「祖宗成法」，自康熙二十三年至清未作任何改變，而官場酬酢筵式則不然。官場酬酢筵式「滿席—漢席」進入道光年間后，逐漸演變成為「滿漢席」的合一筵式，「滿席—漢席」的並列筵式逐漸被淘汰；而至光緒時期，「滿漢席」又被規格更大的「滿漢全席」所取代。

通過對慈禧太后時代「添安膳」檔文的研究，不難發現該種筵式作為清宮歷史上最高級、最奢華席面的基本結構，與流行於光緒至民初的以「燕翅加燒烤」為特點的「滿漢全席」，從主體結構至具體膳品均極其相似，由此表明兩者之間的緊密關係。「添安膳」及「燕窩字菜」，證實「滿漢全席」與清宮御膳間的關係。不難認識到以下幾點：

清末「滿漢全席」稱謂的出現，表明作為清代飲食史上特有的文化現象——滿、漢飲食文化交流，在二百多年的時間裡走過了「滿席—漢席」——滿、漢兩族民族觀念的文化並存；「滿漢席」——滿、漢兩族文化的進一步滲透與結合；「滿漢大席」或「滿漢全席」——滿、漢兩族文化交融合一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事實上反映了北方草原民族與中原漢族飲食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在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總體運動過程中逐步實現的。

有清一代，自「滿席」、「漢席」的民間分立到「滿漢全席」的出現，在膳品原料、數量和筵式規模格上都已超過清宮御膳。清宮御膳都有「節次照常」和「節慶常例」的規章或成例，有嚴格的「禮」的限制。但無論這種遠離廟堂，不受宮禁之約的「滿漢全席」如何鋪張排場，卻不可能在專一膳具、膳品特殊名目及食禮上仿效御膳，更不要說超過其上了。

清季的「滿漢席」和「滿漢全席」膳品，有相當數目與清宮御膳相同或相似。如一向被視為滿族習尚的「掛爐豬」（即燒豬）、「掛爐鴨」（即燒鴨）、「烏叉」、「哈爾巴」、「湯羊肉」、「燒鹿尾」等，與漢族上層社會的傳統大菜燕窩、魚翅、海參等主體菜肴，基本上一致。表明「滿漢全席」對「清宮御膳」確有仿製承襲的關係。當然，「清宮御膳」也不是無源之水，它的存在、變化，也必然會受到來自廟堂之外的影響。

民國初期，「滿漢全席」更趨張大，名目越搞越多，膳品愈變愈富。由於封建等級禮法的突破，過去皇權制度下宮廷和皇帝特別的食禮，民國時代的市肆與權貴競相效仿。流傳到現在的一些「滿漢全席」菜單，基本上都產生於民國初期。另一方面，膳品名目、數量及格局、禮儀上出現種種差異，於是形成「滿漢全席」不同的地方風格。可以說，民國時代的「滿漢全席」，在規模和數量上都明顯超過了「清宮御膳」。眼下大陸諸多禮賓性質的「滿漢全席」，也已超過民國時代的鋪張，其無一不是隨心所欲的杜撰，並無歷史文化承續的意義。

縱觀清代廟堂禮食、權貴飲食、官場食事與社會食尚的互動關係，我們注意到官場食事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但「中介」的特點是「上行下效」而非平行對流。

如同上述，清代官場筵式由「滿席」、「漢席」的分立發展至「滿漢全席」的出現，反映了清代多元飲食文化融匯的過程。而其背後，則是廣闊得多，深厚得多的民族文化的全面融合。其次，朝廷禮食的「滿席—漢席」制度影響了官場食事，並通過後者影響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了城市餐飲文化的發展以及社會的飲食生活習尚。因「滿漢席」或「滿漢全席」是清代最尊貴的筵式席面，故官場以外的富貴人群也頻頻造用。光緒、宣統間相繼出版的《海上花列傳》(18)、《官場現形記》(19)、《九尾狐》(20)等文學作品，都有此類生活的真實記錄。出版於民國六年的《清稗類鈔》一書更有詳備的記述(21)。它們既反映清代社會食生活受「滿化意識」文化影響之重，亦表明「滿化意識」物化形態的逐漸消融於無形，充其量不過是「滿人所愛漢人食品而已」。

註釋

①鄂爾泰、張廷玉等編纂：《國朝宮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

②《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621頁。

③⑤⑦《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627頁。

④(11)昭槤：《嘯亭續錄》，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77、1～2頁。

⑥畢恭：《遼東志》，金毓紱主編：《遼海叢書》（一），遼瀋出版社1985年版，第456頁。

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71頁。

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全書影印本1987年版，第25頁。

⑩弘曆內禪時定宮中仍行「乾隆」年號，故膳檔有乾隆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諸年文。

(12)蕭一山：《清代通史》，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1～28頁。

(1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1版，第247頁。

(14)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己亥本欽定大清會典》「光祿寺」。

(15)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宮膳檔》「光緒二十一年正月糙卷單」。

(16)參見趙榮光：《滿漢全席源流考述》，崑崙出版社2003年版；趙榮光：《<衍聖公府食單>食事研究》，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版。

(17)《清仁宗睿皇帝實錄》，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05～431頁。

(18)韓邦慶：《海上花列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頁。

(19)李寶嘉：《官場現形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482頁。

(20)夢花館主：《九尾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頁。

(21)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265～62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