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推薦】從意識形態批判到信息批判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傳播媒介的迅速革新與普及在全球範圍內催發了社會領域的劇烈變革，也吸引了眾多不同領域的學者對新的傳播形態和傳播格局進行深入探究。其中，文化研究大師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的《信息批判》(Critique of Information)(出版於2002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在2009年推出中文譯本)被公認為論及全球信息革命的最具野心和啟發性的著作之一。此書中絕不僅僅是一本關於信息社會未來發展的預測或是宣言，而是從信息傳播出發對當代社會和文化中的難解問題進行了極富原創性的診斷，在此基礎上和代表性的批判理論進行對話，進而質問批判理論在信息社會何以可能。

在該書開篇，拉什就指出自己傾向於以「信息社會」而非社會學理論中的後現代主義(利奧塔，2011；哈維，2013)、風險社會(貝克，2004)或晚期資本主義(詹明信，2013)等概念來理解和討論當前這個時代。如果說後現代主義理論主要是在講秩序、碎片化、非理性，那麼拉什的信息社會理論則同時探討當代人所經歷到的(新的)秩序與失序，而最極端的失序(非理性)往往是秩序(理性)的無心之果。拉什指出，信息社會主要不是指信息生產取代了商品生產的社會，也不是指知識或信息成了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的社會，而是指「社會」的原則被「信息」的原則取代了的一種秩序。(拉什，2009：123)

拉什指出了信息社會中主導媒介形態的變化帶來的後果。信息時代之前，在人類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媒介是敘事、律詩、論說、繪畫，如今則是訊息或者通信(拉什，2009：15)。與傳統形態的「有靈韻的」媒介，如劇場、小說、詩歌或電影等相比，如今扮演信息傳遞溝通角色的媒介，諸如電視、手機、網路等信息技術，已不再以「再現」(re-presented)為本務，而是以「表現」(presentation)為主要特質。如果說傳統的「再現媒介」文本以完整的敘事形態、激動人心的情節、邏輯清晰的論述企圖再現及鞏固傳統社會的價值觀，那麼當代以信息為主要內容的「表現媒介」的特質卻是「健忘」的。報紙上不斷更新的新聞、電視屏幕里轉瞬即逝的畫面、互聯網上不同網頁內攜帶的破碎信息、以及手機中瑣碎的內容等等都是這種「健忘」特質的體現。因此，這些媒介使得人們的溝通、傳播實踐不再必然是完整且有意義的，反而常常是破碎的、凌亂的。在信息性的媒介中，傳播不為彰顯特定意義，它們連通其距離遙遠的空間，卻直接得不給有意義的調和留下任何時間。拉什將表現媒介戲稱為「大眾傳播非媒介」(mass immedia of communication)。由於信息技術所呈現的信息、短暫的使用壽命及快速變化的特質使得使用者不再具有反思能力。因為信息技術的主導，信息的傳播與接收顯得機械性而漫無目的，而信息是否建構了什麼內容或意義，則變得無關緊要。當人們生活在「表現媒介」環境中，以一種「消遣」而非「沉思」的模式接受它們之際，消費的是大量缺乏「深義」的符號。信息社會中的主體，不是有機的個人使用著有意義的語言，而是機械性的網路傳遞無生命的信息流。

與主導傳播媒介的變化相伴的是權力運作方式的變化。拉什指出，在信息社會之前，權力的運作大體是論說性的，系屬於機械生產工具之類的財產，而今卻大體是信息性的，系屬於以專利、版權和商標形式存在的知識財產(拉什，2009：17)。如今，不僅反抗是非線性的，權力也成為非線性的——因為權力不再主要是教育性的或敘事性的，而變成主要是表演性的。它不是通過線性的論說或意識形態的反思性論證而是通過信息、通信的直接性來運作。高度理性化和知識密集的生產導致了一種信息擴散和流動的准無政府狀態，這種信息的失序產生了屬於它自己的權力關係——信息秩序。在信息秩序中，權力通常是通過排除而非剝削進行的。關鍵性的關係比較不是在一個個國家之內，而是坐落於不同國家的全球性都市之間(拉什，2009：2)。國家的製造業社會將注意力聚焦於主體(the subject)，而全球信息社會中，物(object)獲得了一種新的自主性，他們在其全球性的流動當中漸漸逃脫了意向，逃離了主體的管轄權(拉什，2009：3)。生活形式越來越信息化，它脫離了「有機的」性質而採取了網路的形式。

在再現的時代，文化是一個分離的領域，媒介能夠孤立於社會生活以及經濟生活之外。因此社會理論解釋媒介，文化理論闡釋媒介。在表現的時代，媒介從分離的領域降落到社會事務的核心位置，包括媒介在內的文化上層建築成為經濟基礎的重要部分。媒介變得不再是再現而是物，是技術。與此相伴的是，我們的生命/生活形式越來越變得具有科技性。在科技的生命/生活形式中，我們通過科技體系去感知世界。我們成為人機(有機-科技)介面，連接著有機體系和科技體系(拉什，2009：31)。拉什引用了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的經驗主義現象學論說科技的生命/生活形式，指出在信息時代反身性不再是隔離的而是在行動中被賦形的(incarnated)，而知識則是被反身性地系屬(reflexively tied)於行動、表達、事件之上。由於知識與實踐之間不再有任何距離，知不再是對行的反省，行同時也就是知。因此，理論也必須在實踐中被賦形。知解和知識變成是與日常行動無法分割的、屬於日常行動的評註和給說法。反身性變成了實踐，變成了溝通(拉什，2009：34-35)。

拉什梳理了西方批判理論的傳統，並將其概述為兩類——辨證論和懷疑論的。懷疑論源出康德，代表有海德格爾和福柯、拉康、勒維納斯、德里達等為代表的法國傳統。辨證論則涵蓋了從黑格爾，馬克思到盧卡奇、阿多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等一大部分的德國傳統。前者探討工具理性界域和純粹實踐理性界域的不可妥協，而後者則會尋找解決或者至少是對兩種界域的一套詮釋。然而，拉什認為辨證論和批判論這兩種批判理論的傳統都建立於工具理性和實踐理性的根本的二元論之上，都預設了一個先驗的思想界域，都停留於意識形態批判的層面上，這種二元思考模式非常適於國家製造業時代。在對信息時代的分析的基礎上，拉什認為，信息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使破碎的、偶發的、中介的溝通行動成為常規。歷史上的批判理論素來需要有先驗/超越、隔絕的另外一個空間好讓批判性的反思從中啟動，而信息秩序已經抹滅并吞噬了一切先驗/超越的事物，使原先的批判在信息時代難以為繼。如今批判理論在面對瞬息萬變的信息文化產物時，本身也變成是信息性的，不能再高踞在先驗的領域裡來反思，而必須附加為信息時代內在的與全球的行動者網路的一個「補充」。在這個全面信息內在性——在其中不再有所謂「外界」存在，任何事物的存在可能性也都沒有根本的或先驗/超驗的前提條件——之中，批判如何得以可能？認識到傳統批判理論的缺陷，拉什拋棄了先驗的思考模式，而採取了一個以「日常生活」為出發點的批判路徑，他認為，批判不再能夠是先驗/超越的，儘管還是一樣的反實證主義，它必須轉變為經驗性的，變得更加溫和審慎。雖然批判不得不作為補充和無所遁逃地在信息媒介中運行，批判依舊能夠對信息的重組、科技之物及其邊界的重塑、具私有財產性質的事物與不具私有財產性質的事物之間分際的重劃做出一些貢獻。

20世紀的批判理論曾高舉揭露意識形態的大旗，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機制、生產形式、科層組織、文本策略以及論述、權力為主題，一方面批判資本化社會裡「物化」現象，另一方面批判工業社會中的工具理性。但在拉什這裡，批判的對象不再是牢固的理性本體，而是新社會形態里流動、拔根、中介化、時空壓縮的信息秩序。與聚焦資本、工具理性的傳統批判理論不同，拉什論述的重心是信息文化的生產在高度技術化、資本化社會中如何重新建構空間與時間觀，更進而影響社會關係的形成。拉什關注「失序」現象，但對象卻由「資本」轉換為「信息」，他潛在的主要對話者也由馬克思轉變為麥克盧漢。拉什的批判理論從意識形態批判正式走向了信息批判，這個批判以流動的、非線性的網路社會為主體，而批判的主角，是以「表現」為本務，結合信息傳播媒介的新形勢的信息傳播科技。在信息作為軸心原則的當代社會，批判理論越來越多地成為媒介理論。這一方面為人文社會研究指出了一條有別於意識形態批判傳統的批判新路徑，另一方面似乎也意味著新聞傳播學在當代批判理論的發展中發揮更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作用。

參考文獻：

拉什：《信息批判》，楊德睿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哈維：《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清僑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

利奧塔爾：《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車槿山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貝克：《風險社會》，何博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

編輯：方師師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