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發聲：網約車准入戶籍限制是「懶政」的體現

在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開幕的前一天，滴滴平台獲得了天津市頒發的《網路預約計程車汽車經營許可證》，這意味著繼首汽約車、神州專車等B2C模式之後，消費者通過網路進行交易，出售給另外一個消費者的C2C模式也得到了政府的認可。如此一來網約車的共享經濟使得資源能夠發揮最大優化作用，然後達到綠色和節約的目的。但在2016年網約車經歷了國家政策改革的洗禮，正面臨著，網約車門檻高、網約車監管缺失等問題。所以在2017年3月3日全國兩會正式拉開帷幕之後，作為共享經濟代表的網約車同樣也成為本屆兩會代表委員熱點討論的話題之一，其中呼籲聲最高的就是政策降低網約車門檻，或取消戶籍限制。

網約車准入不應限制戶籍

2016年7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首次提出將互聯網專車納入預約出租汽車管理，明確網約車的合法地位。隨後幾個月內，各地紛紛出台網約車地方實施細則，通過各地公開的細則中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區都設置了司機戶籍、車輛軸距和排量等門檻。

以北京為例，根據北京市出台的《北京市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規定，要求網約車和駕駛員必須京牌京戶。

「作為一個法律從業者，我對歧視性規定特別敏感，」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律師協會名譽會長陳舒表示：「簡單地通過行政限制，不能達到真正共享經濟中資源的最優匹配；不少政府部門貌似從消費者安全形度出發推出的政策 ，其實只是懶政的體現，應該叫停那些帶有歧視性的規定。」

網約車需要社會化、市場化的監管

「交通部等7部委發布的《暫行辦法》為保障網約車乘車安全而加大監管力度，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要求司機具有3年以上駕齡；要求司機接受背景調查，包括犯罪記錄和違章記錄；要求車輛為7座及以下乘用車；要求安裝具有行駛記錄功能的車輛衛星定位裝置、應急報警裝置；要求車輛技術性能符合運營安全相關標準要求等。」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鼎立律師事務所律師施傑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政府應當科學引導網約車發展，建議各類許可證明的核發程序盡量從簡，以便節約社會管理成本。

全國人大代表陳舒廣州市律師協會名譽會長陳舒認為，大數據在促進新經濟發展中是起到關鍵作用的，陳舒說「在新經濟發展上，大數據就是領頭羊、牽牛鼻子的，包括網約車在內，其新型的經濟模式，在對勞務關係處理方面形成極大的顛覆。」，網約車是一種新型勞務關係，其完全可以通過大數據來常態化考察從業人員，加之消費者的評價打分，形成對網約車從業人員的數據管理。

建議「降准」倒逼出租行業改革

作為新興行業，它有利於倒逼傳統領域的改革，既然提到倒逼傳統領域，那麼，就得先了解新舊兩種模式的不同和差異。首先是價格優勢，網約車的價格一般可以隨行就市，同時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選擇順風、快車等形式，但是計程車不能議價，計程車要佔路面資源，不可能站在路面上跟你談價格，所以必須保證計程車價格在一個地方是統一的價格。其次，對傳統計程車司機的要求比較高，要考試，要年檢，定期還有培訓，管理非常嚴格。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副教授張效羽表示，傳統的計程車有很多強制性的規定，比如計程車價格是政府定價，數量是控制的，這些控制措施在張效羽看來，恰恰是基於互聯網的基礎條件不得已採取的措施，張效羽說「網約車發展到與世界並肩的程度，應該跟寬鬆的監管政策有關係，為此，我認為網約車的監管還是要發揮平台治理的責任，關鍵是調動平台治理的積極性，因為整個網約車的監管，從全世界來看都是屬於探索的階段，總的來說共識就是平台掌握更多地數據，也更有積極性。」張效羽還表示，網約車之所以有價格等方面的優勢，主要是因為新技術導致它的效率更高，新舊產業更替會有一些陣痛，但是最根本的利益還是人民群眾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