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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警鐘長鳴！大國之間的製造業之爭，意味著製造真正的考驗到來。成本、勞工、技術、營商環境、貿易摩擦……多重製約之下，誰能成功圍？
實業強，則國家強。今天（2月16日）下午，董明珠、宗慶后、劉永好、李東生等50位實業領袖，都站出來為實業代言。
董明珠呼籲人們關注實體經濟，她指出，「作為消費者，並不是買了產品就是關注，而是要站出來對產品挑毛病，追著產品打，讓產品質量達到國家乃至世界標準。」
講到代言實體經濟，董明珠表示，「代言，這兩個字是有重量的。第一，是勇氣；第二，是責任；第三，是擔當。」
第一個是勇氣，特別是企業家要有勇氣，「這個勇氣就是我們要回顧過去，不忘初心，然後展望我們的未來，我們該幹什麼。」她表示企業家要花力氣、財力、人力、物力，要培養自己的人才，拿出資金進行研發投入，創造更好的技術，領域內站到最高的位置，讓每個消費者感受到這個品牌的存在和力量。
第二個是責任，董明珠表示企業的責任是要打造出世界最好的產品，讓人們在新的環境下能夠生活得更美好。而不是把別人的健康作為代價來開發產品，實現利盈利。「不因為有了空氣凈化器霧霾就沒有了，霧霾反而越來越嚴重。所以企業要有一種責任和擔當，企業家首先想到的是不破壞環境，不以消耗資源為代價發展。」
這種責任還體現在另一方面，董明珠稱，企業要國際化，要給世界做貢獻，首先要自身強大起來，要有創造能力，不能再寄希望於買別人的技術。「我們要崛起，崛起的目的就是為了改變了別人，讓別人感到溫暖。」
第三是擔當，她表示企業家在改革開放初期讓自己先富起來了，但企業家的擔當是要讓所有人都富起來，「因為我們而更加富有，這就是我們的擔當和責任。」
作為格力的代言人，相信她是最了解這形象背後的分量和責任的。董明珠曾表示，「動輒花幾千萬元請一個明星代言是一種浪費」，有人說董明珠太摳了，但在中企哥看來，董明珠更多的是希望人們把對她能幹的印象轉移到對產品的信任，這正體現了董明珠作為企業家的勇氣和對消費者負責的態度。
她提到，「能成為網紅我非常感謝格力這兩個字，沒有格力大家不會認識董明珠。」並表示，格力2016年市場佔有率接近55%，正是因為市場份額的增加，消費者有好的體驗，才會尊重她。
董明珠還表示，「政府能積極推動實體經濟，讓我很感動。」她說，「既然代言了，就一定要在這個領域裡走在別人前面，挑戰自己，改變自己，面對過去的成績不滿足，這才能永遠往前走，才能名副其實做實體經濟的代言。」
最近，「李嘉誠已經跑了」，不要讓「曹德旺跑了」，「洋鬼子」希捷還真跑了這樣的標題頻繁刷屏。這些論調的背後，是人們對於製造經營環境逐漸變得不自信，實體企業對於未來發展的預期有些悲觀。
製造背後到底遇到了什麼問題？真到了要跑路的時刻嗎？什麼樣的企業才能逆勢破局突圍？《企業家》記者近期走訪北京、浙江、廣東三地，採集了央企、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小型民營企業等各種樣本，尋找問題的答案。並為大家帶來了最新一期雜誌的封面故事《製造突圍記》：
文| 本刊記者 王芳潔 梁宵 胡坤
編輯| 米娜
攝影| 佔有兵 鄧攀
老唐打開了樓道里的燈。
在這位製鞋廠協理上樓之前，晚班的工人們已經摸黑上了樓，沒有人想到去開燈。身後跟著記者，老唐有些不好意思，嘟囔了一句：「要記得開燈啊。」從生產線出來已至晚飯時間，走到工廠門口，他又一拍大腿：「不好，我忘了關辦公樓的燈。」
製造業以精細化管理為本，其背後是收入與成本之間微薄的差距。即便精細到一盞燈，老唐說，2016年工廠每生產一雙鞋，會虧損3美元。這家為眾多世界知名運動品牌代工的台資工廠 ，最高峰的時候有6000名員工，現在只剩下了1900名。兩年前，老唐輔佐的第三代老闆決定在越南新建一個製鞋廠 。
「那麼，為什麼不幹脆把整個工廠都搬到東南亞去？」記者問。
「雖然東南亞國家在人工成本上有優勢，但的工人素質、政府的辦事效率比它們高多了。」老唐回答。
這家上個世紀80年代末由台灣遷徙來廣東的製鞋廠，是作為世界工廠的一個縮影。身處要素成本上升的環境中，工廠在面對買家時，因為行業產能過剩失去議價能力，同樣它們也在面臨東南亞等國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誘惑。
和很多企業一樣，這家製鞋廠並沒有像外界宣稱的那樣徹底跑路，而是將低端產品、勞動力最密集的生產線設在了東南亞，將高端產品、偏自動化的生產線留在。
這種微觀企業的轉移，同樣反映在區域經濟中。開車走在東莞的小鎮上，老唐感到很落寞。他指向窗外，這裡原來是傢具廠、玩具廠，但現在都是電子廠。
製造正在從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從勞動力密集型走向技術密集型，這個過程有些痛苦，但並不絕望。至少在現在，還沒到被製造業拋棄的時刻。
在安永稅務及商務諮詢服務合伙人諸斌看來，現在全球的產業布局有兩方面的流動，「第一個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所謂的直接成本比較低的地方流動。另外一個則是反向的，流向所謂生產成本很高的地方，比如美國和德國本土的製造業迴流，後者憑藉的是技術紅利。」
對於前者來說，大範圍的製造業遷移早已經開始出現，富士康的產業布局軌跡就很說明問題。它把工廠從沿海轉移到內地，還不斷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新的人力成本窪地，在印尼、墨西哥、越南等到處設廠。在一些評論人士看來，這實際上是以轉移的模式來迴避轉型的問題。
「不要誤解為，把工廠搬出去，就是製造業轉移了，工廠只是產業的一部分，我們應該考慮的是如何留住最有價值的部分。」諸斌指出。
這也是製造真正的危機——與大國之間的製造業之爭，美國《華盛頓郵報》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技術消除了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有的企業正想方設法將其高附加值的製造業遷回美國和歐洲。
這篇「看空」製造未來競爭力的文章雖然危言聳聽，但也說明全球製造業的競爭正日趨激烈。商務部發布的《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對美國的直接投資中，製造業以40.08億美元的投資額居於首位，主要分佈在汽車製造業、黑色金屬冶鍊和壓延加工業、醫藥製造業等領域。
「以前的製造業是把別人不做的拿來做，而現在則要跟它們並頭競爭，走一條大家都沒有走過的路，所以不確定性就非常大。」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合伙人兼董事總經理周園認為，以現在製造這樣大的盤子，這麼多的問題，又有國企的因素放在裡面，「當中的難度真的很大。」
在周園看來，全球的貿易戰一觸即發，這種擔心也成為一些企業在美國設廠的重要因素，比如玻璃業就是美國反傾銷的重災區。
「跑路說」乃警世之言，因為從國際競爭的趨勢上看，確實到了必須提高營商環境競爭力的時刻。在西方，歐美髮達國家已有復興工業的決心，在東南亞，很多國家早就開始悄悄侵蝕產品的市場份額。
「上篇：稅費——不能承受之重？」
李東升 TCL董事長
「沒有什麼可抱怨的。」臨近春節前的一個星期，記者在深圳見到了李東生。談到稅的問題，他言辭拘謹。但就在一年前，李還是稅負問題上的「犀利哥」。他曾在2016年的全國兩會上提出，過重的稅費將進一步降低製造業本就微薄的利潤，使其在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出現諸如企業內生投資動力不足等問題，對製造業在未來的結構調整、轉型工作造成阻礙。
在製造業稅負問題上，李東生是第一個「捅破窗戶紙」的知名企業家。而且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提出了具體建議的企業家。「將製造業的增值稅稅率由17%降低至12%，取消企業附加稅，包括城建稅和教育附加稅」，這是李東生的具體建議。
很可惜，李東生的建議只是在2016年初激起了一點小水花。直到當年年末，製造企業負擔問題才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在接受採訪時指出，「製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后又在電視上公開表示，娃哈哈需要繳納的附加稅費有500多種。
這些企業家的吐槽，顯然與2016年國家稅務總局大減稅的基調有所背離。據國家發改委統計口徑，2016年企業減負總額超過1萬億，根據國家財政部統計口徑，2016年企業減稅總額超過5000億。此次大減稅主要是通過制度改革進行的，即將原直接稅種營業稅改為流轉稅種增值稅。當然，製造企業原先便按照增值稅納稅，針對這類企業的減稅，主要通過增加進項稅抵扣項目來進行。
談及減稅的效果，李東生確認服務性費用被納入到增值稅的抵扣範圍內，確實可以為企業減少一些稅費負擔，「不過，這項措施對於服務型企業來說，減稅的效果更好，對於製造業企業來說就沒那麼大。」李東生說。
製造業作為國家經濟的重要支柱，為何沒有在此次大減稅中受到特別的照顧？針對這個問題，李東生說：「相信國家出台一個政策會有綜合考慮，我們眼下提意見，但國家相關部門再檢討和調整也要有個過程。」
在中美製造的拉鋸戰中，稅收正在成為一個難以繞過的焦點。
2017年1月23日，美國總統川普「兌現」了他的承諾，表示新政府將大規模減稅和放鬆監管，並對生產外遷的企業徵收高額邊境稅，川普的「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是否奏效還不得而知。但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在回答《企業家》雜誌的提問時表示，2016年7月份的政治局會議已經定調要「降低」宏觀稅負，這個方向本來也是確定的，不過川普的政策會增加資本和美國市場的吸引力，增加企業的投資壓力，對也形成了挑戰，所以落實降低宏觀稅負的緊迫性又增強了。
另外，記者還了解到，雖然制度改革上傾向於減稅，但實際操作上會有一些調整。以北新建材為例，2016年該公司在前三季度凈利潤同比上漲25%的情況下，整年稅負同比漲幅達到50%。主要原因是，北新建材主要以工業廢料為原材料，以往可享受的循環經濟相關稅收優惠政策力度較大，但2016年相關政策收緊了。
在諸斌看來，稅收的競爭並非高低的問題。因為即便美國降到15%的所得稅，也僅僅是邦稅，如果加上州稅的話，肯定不會低於20%，針對某些企業，比如高科技企業的法定所得稅率就是15%，而一些地方對某些製造企業的稅收也是這個水平，所以這方面並不高。
對整體的製造來說，最重要的原則應該是，希望鼓勵企業發展哪些方向，就要在哪些關節點上做出稅收調整。這也是諸斌所說的「靶向精確化」，將優惠政策下放到最想鼓勵的行業，包括未來營改增的進一步優化和細化也是如此。
「如果傳統製造業經營本來已經沒有任何起色，而是要通過稅收優惠養活自己，我覺得這個是不應該被鼓勵的；但是涉及到製造業轉型升級，這是國家政策鼓勵的，那麼在稅收層面就應該給予一定的支持。」諸斌表示，比如對於一些傳統的玩具製造企業，希望去構建自己的品牌和IP，那麼稅收就應該有相應的保護和優惠機制。
還應該理清的，是明稅和暗稅的問題。在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看來，企業負擔的稅並沒有顯著比美國的高，但「關鍵是費，還有中間的交易成本，這些確實是需要解決的問題。」董明珠告訴《企業家》記者。
2017年年初，財政部和發改委特意就娃哈哈的稅費問題進行核准，娃哈哈2015年有支出數據的實際繳費項目實為317項，共計金額7412.07萬元。雖然和宗慶后所說的500多項有出入，但已足夠令人震驚。
一家北京果醬廠的老闆，給《企業家》記者算過一筆賬。一瓶凈重100克的藍莓果醬，零售價格6.44元，出廠價3.094元，其中包括原材料採購、檢測、加工在內的生產成本佔去了2.30元，減去這部分，每瓶剩下0.69元的毛利。但這瓶果醬的凈利潤只有6.9分錢，因為在毛利的基礎上，還要扣除15%的企管成本、15%的營銷成本、10%的儲運成本、10%的租金成本，以及40%的稅費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上述40%的稅費成本，並不包含增值稅，很顯然，它已大幅超過了25%的企業所得稅。
「對於一些企業來說，費和稅往往分不清，因此政府首先要把稅率盡量透明化，不要再以費代稅。」諸斌表示。
在不久前的一次公開演講中，周其仁介紹了體製成本上升的情況：在1995~2012年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名義GDP增長了8.6倍，但稅收漲了16.7倍，政府除稅收入漲了18.8倍，社保增長了28.7倍。
硅寶科技前董事長王躍林認為，現在企業繳納的社保確實比較高。目前，企業為每個職工繳納五險一金的費用已經相當於工資的40%。
雖然社保費用體現在會計記賬上為員工福利，但由於五險一金的繳納具有強制性，天津財經大學財稅專家李煒光認為它等同於國外的勞務稅。也正是由於這個因素，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發布關於全球企業稅負情況報告，與官方統計的宏觀稅負產生了很大的差距。
根據世行的統計口徑，總稅率的分子由企業稅、勞動力稅費、其他稅費三部分組成。2016年所有國家（地區）平均總稅率為40.6％，而總稅率為68％，位列世界第12。但財政部前部長、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則認為，比較各國稅負，應以宏觀稅負為準，即總收入與名義GDP的比值，按此數據，的稅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許善達告訴記者，未來會優先降低社保比例，人社部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出了降低社保繳稅率的目標。如今已經有城市開始進行「五險一金」變「四險一金」的試推。在許善達看來，「未來的社保缺口，可以由國有資本劃歸社保來解決。」
周其仁將現在面臨的狀態比喻為兩個海平面，成本的海平面上升了，但我們手上並沒有多少獨家的東西，歐美髮達國家的競爭力海平面也在上升，被夾在了三明治的中間。
在經濟從8%的高增長下降到6%~7%的中高速增長過程中，必然會產生一股離心力，將一些企業甩出去。但肯定也有一部分企業，能在整體經濟增速下行的環境中，找到向上走的力量。3月，李東生將赴京參加2017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年過去了，他期盼的降稅率、取消附加稅還沒有實現。但他平靜地對記者說：「政策對於產業的所有競爭者是一樣的，抱怨是沒有用的，我們要做的是保持自己的競爭力。」
在客觀面對外部環境后，企業自身實現突圍的路徑是什麼？記者通過採訪總結了三條，包括：擁抱新需求、新模式和新技術；穩定人員的流動性；多維度的國際化戰略。
64歲的李建全身體很好，酷愛長跑，還能耍個倒立。有時候開會開高興了，他會突然彎腰舉腿，倒立起來，再用手走幾步。換個角度，人能看到不同的世界，商業也大抵如此。
迄今為止，李建全創立穩健醫療已經26年，自2001年起，穩健醫療一直是醫用敷料產品標杆企業，出口規模穩居行業前三，現已進入全球600多家醫院和近2萬家藥店。2005年，穩健醫療在美國開始OTCBB櫃檯間交易，2010年轉入納斯達克市場。
雖然很多行業都在面臨全球市場需求低迷的困境，但由於全球人口老齡化，醫用敷料產品的需求還處於增長期。作為全球第一大醫用敷料出口國，產品在全球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和議價能力。與此同時，跨界在紡織業和醫療產業之間，醫用敷料行業本身具有一定的資質和技術門檻，所以穩健醫療面臨的外部環境一直不壞。
就在2009年，穩健醫療註冊了一個全新的商標——全棉時代，這是一個面向大眾消費市場的日用棉製品品牌。截至2016年末，全棉時代的銷售額連續7年翻番，2016年已近16億元，與穩健醫療的醫用品業務基本持平。
對於李建全來說，全新的大眾消費市場是一個由於技術創新帶來的意外收穫。深耕傳統醫用敷料行業十幾年後，李建全開始思考一個問題。一直以來，以紗布為主的傳統乾性敷料都是手術室用敷料的主流產品，然而紗布的特性決定其在使用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掉絮、線頭斷裂或脫落等情況，容易造成手術部位感染，進而影響院內感染髮生率，這個問題同樣困擾著醫護人員。
2003年，李建全發現化纖無紡布不存在掉絮問題，他開始想：「是不是可以製造出純棉無紡布來取代傳統紗布？」2005年，穩健醫療自主研發成功全棉水刺無紡布工藝，並在、美國、歐盟、日本、巴西、印度等全球33個國家取得專利證書。
2005年研發成功后不久，穩健醫療便從日本、德國採購設備，實現了純棉無紡布的規模化生產。但處在興奮期的李建全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無論哪個國家，對於醫療用品都有嚴格的標準要求，沒有哪個醫院會採購國家標準之外的新產品。雖然後期全棉無紡布醫用敷料被寫進了多個國家的相關採購標準，但在2005~2009年間，這個項目已經佔用了企業大量資金。李建全不得不開始考慮日用品市場。於是，一個以一朵棉花為LOGO的品牌誕生了。
「從來沒有聽說過一個以纖維為品牌的公司」，曾有專家懷疑全棉時代的發展前景，但作為棉花的狂熱信徒，李建全要讓「一切都圍繞棉花發生」。
全棉時代的產品，雖然從純棉無紡布開始，但同樣綜合了穩健醫療在傳統棉製品上的優勢，品類從最開始的一次性棉柔巾、紗布嬰兒用品，逐漸擴展到了其他純棉家居用品和成人服裝。就記者的觀察來看，其定價比同品類國產產品略高，接近於國際名牌。這樣的定價，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李建全試圖擁抱消費升級市場。
但李建全告訴記者，作為一個老牌的OEM廠商，雖然也做過一些市場分析，但定價的主要策略仍然是成本加上一定的利潤。造成全棉時代產品價格不低的主要原因，是其原材料成本較高。為了保證產品質量，問世以來，全棉時代產品均採用美棉和澳棉，雖然進口棉花的價格並不高於國產棉花，但作為民營企業的穩健醫療需要花費大量進口棉配額採購費用。
談起定價，李建全有些激動，他隨手舉起了桌上的一盒棉柔巾說：「你覺得我們的產品貴？可是我們的棉柔巾一直都不賺錢！」他告訴記者，全棉時代採用的棉花，纖維長度達到4.8公分，比一般的棉花纖維要長50%以上，「棉花纖維越長，柔韌性越好，產品也越舒服。」李建全說。
全棉時代的產品樣式比較普通，也沒有絢麗的印花，乍一看並不起眼，但因為質量好，逐漸受到一二線城市白領人群的追捧，在母嬰市場尤其受到歡迎。就李建全的經驗來看，導向消費升級市場的路徑不是定價，而是質量。
然而，即便質量好，在過度豐富的大眾消費市場中，一開始就形成爆款是很難的，市場總是需要一個培育過程。最初，由於商超的渠道費用太貴，李建全選擇的是開門店，2010年就在深圳開了20來家，當年實現銷售額1900萬。但門店也有門店的問題，比如輻射人群有限，租金成本很高，2012年，全棉時代的天貓店開業了。
值得注意的是，選擇線上銷售後，李建全並沒有放棄線下渠道，這些年，全棉時代仍然不斷在一二線城市的主流商業中心開店，也逐步滲透到一些中高檔商超中。就他的觀察來看，線上渠道是有短板的，比如不能讓消費者親身接觸產品，展示能力也有天花板，「不可能將所有的產品都放到網上去，消費者往往翻幾頁就不耐煩了。」
「現在不是說新零售嗎？就是線下和線上要融合。」李建全說。現在，全棉時代的線上、線下銷售規模大概六四開。在他看來，這是比較合適的比例。
在耳順之年，李建全似乎做對了所有的事情。他實現了新技術，創造了新品牌，擁抱了新消費，搭建了新零售，但這並不意味著，全棉時代的發展道路是一帆風順的。實際上，在2010~2014年，這個新品牌一直虧損，總額超過1.5個億，「資金上的困難是一方面，最大的難關是心理關。」李建全說，直至2014年，紅杉向穩健醫療投資3億元，艱難的時期才算過去了。
一個可以肯定的事實是，2017年全棉時代的營業收入會超過穩健醫療醫用產品。由於2013年穩健醫療已完成私有化，李建全告訴記者，公司已經在排隊上創業板。
作為一個長跑愛好者，李建全打過一個比喻：「商業是一場馬拉松，在黑暗中奔跑的人總會看到黎明。」那麼，什麼是他經歷的最黑暗的時刻？
「當全棉時代還不為人所知的時候。」李回答說。
新勞工
工號43號，一位不願透露自己姓名的外省女工來這家足療店上班剛剛一個多月，這是她猴年換的第四份工作，也是她來廣東兩年多來，從事的第八份工作。顯然，和之前在電子廠、傘廠的工作相比，她更喜歡現在這個，儘管她在這裡用工號代替了自己的名字。
「流水線上，一天十來個小時，都是一個動作，真讓人崩潰。」她說，那不是她想要的生活。而現在在足療店，每天可以和不同的客人聊天，接觸外面的世界，這讓她感到很新鮮。同時，每天下午，老闆還給她們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同事們可以一起出去逛街吃東西。
不過，她說過完年，也許不會再回到這裡，也許去考個證什麼的，畢竟她的家境還沒有到需要讓她養家的地步，「讀寄宿高中的時候，我爸給我每個月的生活費是1500元。」她說。
新生代工人對自我個性的追求，讓製造業企業，尤其是勞動力密集型的製造業企業感到很困惑，儘管沒有哪個工廠打算把工人變成《摩登時代》里的查理，但一旦人進了工廠，簡單重複勞動的流水線，本身就營造了一個消磨人個性的環境。
王躍林認為，比流水線工人更難管理的，是工廠里職能部門的員工，在他的另一家公司——廣州吉必盛科技實業有限公司中，最短在職時間記錄是2個小時，小夥子剛辦完入職手續，在辦公桌前坐了一小會便收拾東西走了。王躍林問他原因，他說不喜歡這份工作。「他甚至還沒有了解這份工作。」王躍林覺得很無奈。
陳姣在一家模具工廠從事商務工作，見記者的當天她剛剛提交了辭職信。她告訴記者，自己討厭灰色的廠服和一成不變的生活。的確，像陳姣這樣的職能部門員工，比流水線的工人有更寬泛的職業選擇，比起工廠，她們更嚮往寫字樓裡衣著光鮮的白領生活。
對於製造業企業來說，現在需要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人員的流失。一扇大門將工廠內外隔絕成兩個世界，儘管每天還會有人排隊想進到門裡去，但從絕對數量上來說，更多的人想從門裡走出去。國內的物質生活越豐富，人們能夠選擇的生活越多；產業結構越完整，人們能夠選擇的工作也更多。
此外，在過去數年中，勞動力成本也處於線性上升的狀態。以富士康為例，自2009年至2015年，富士康深圳園區一線職工基本薪資從900元上漲到了2450元，漲幅達到172.2%。自2011年至2015年，富士康鄭州園區、成都園區一線職工基本薪資從1200元增長至2100元，增幅達75%。
幾乎所有企業都認為，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沒什麼可抱怨的，畢竟比工資漲幅更高的是生活成本。一個微信群中，銀寶山新董事長陳南輝說，其實深圳市政府近兩年對實體經濟的扶持力度空前大，可惜比不上房價上漲的負面影響。
讓企業感到困惑的是現行的勞工保護制度，《勞動法》嚴格規定了勞動時間，勞動者每天的工作時長是8小時，每周最長工作時間為44個小時，每個月最長加班工時為36個小時，每周至少休息一天。根據這個制度，工人平均每天的加班不到3個小時。
對於製造業企業的經營，陳南輝認為《勞動法》的負面影響很大。「是不是有點太超英趕美了？」老唐也有此擔心。
「前兩天，我打電話給台灣的大兒子，才四點多他就下班了，因為他這個月的加班時間已經超出了規定。」老唐認為，過度的勞工保護是台灣製造業喪失活力的重要原因，現在他擔心內地的製造業也會受到類似的影響。
工人的工資由基本薪資與加班費構成，同時還需要扣除個人繳納的社保和超出個人所得稅免征額部分的個稅。由於加班費為平時工資的1.5倍至3倍，工人每個月拿到手的薪水中，幾乎有一半是加班費。例如富士康的一線職工，大部分都能拿到4000元以上的月薪，比其基本薪資要高出2000來塊。
「其實打工者的第一訴求還是掙錢。」一名工廠的管理人員告訴記者，他們做過壓力測試，工人可接受的加班時長為每個月80小時。在富士康工會接受的勞資糾紛案中，相當一部分工人認為自己的加班時間不夠。
越來越貴的人工成本，越來越難留住的工人，讓幾乎每個企業都在考慮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一些企業甚至會有具體的目標。李建全要求穩健醫療生產線的勞動效率每年必須提高5%以上。近期，穩健醫療向西門子採購了MES系統，目的是實現生產信息化管理。李建全做過測算，儘管MES系統的價格不菲，但大概一年多就可以收回成本。
在周園看來，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不可逆的。「德國、美國製造業回歸的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認為未來的自動化可以彌補本國人力成本上的劣勢。」但在機器取代人工方面不一定處於弱勢。BCG的研究數據顯示，2015年世界前五的「機器換人」製造業大國為中、美、德、日、韓。而且，針對不同的行業，機器取代人工是有一個理想比例的，一旦突破邊界，效用就會遞減。「比如一些精細手工的東西，人工還是優於機器的。」周園表示。
因此對於來說，不應該繼續去挖掘人口的成本紅利，而應該提前轉向人口的創新紅利。許小年就曾在公開演講中指出，對於製造業來說，勞動力成本上升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的技術水平不能夠適應新的形勢。「的製造業現狀，大致是處於2.0的階段——自動化的階段。有些企業連2.0都沒有做到，談什麼4.0？」
新工會
臨近春節的時候，富士康深圳龍華工廠的大門前異常清靜。聽說一年中的大部分時候，這裡都會排起長龍，大批的年輕人等待進入到這個最大、最出名的工廠里，成為百萬員工中的一員。富士康進入大陸約30年，在這裡排隊的人也隨著時間更迭了三代，從70后，到80后，再到現在的90后。
在富士康工會副主席楊嵩元看來，70后、80后和90后的工人是不同的，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會有70后的大專生陳鵬這樣的人，放棄家鄉英語老師的工作來到富士康做了一名一線工人，只是為了多掙一些錢，「那時候在內地當老師一個月才幾百塊，來富士康當工人可以掙一兩千」，楊嵩元說，現在應聘的90后中，這樣的例子幾乎絕跡了。90后們不用考慮全家的生計問題，最在乎的是自己的感受。在富士康工會設立的78585幫助熱線中，比例最高的來電來自於員工家屬，他們有的是尋找已經失聯很久的子女，這些孩子離開家鄉往往為了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到了新地方很快就將父母的叮囑忘在腦後。
每天一想到要管理百萬人就頭痛的郭台銘，將自己的辦公室設在工廠大門口的一棟鐵皮房子里，除了進出方便，他還需要不斷適應不同年代員工的變化。低調的辦公室，或許對員工心理上不會造成貧富差距的刺激。2007年，富士康設立了最大的非公企業工會，其主要課題之一，就是將工人留在生產線上，將員工流動性穩定在一個良性的水平上。「我們的月流動性在3%~5%，這是一個我們感覺比較好的水平。」楊嵩元說。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每個企事業單位都需要按職工工資的2%撥交工會經費。但事實上很多小規模企業並未成立工會組織，它們的工會經費通過地稅上繳；大規模企業一般會在地方總工會的要求和指導下成立企業的工會組織，但大多數只承擔「吹拉彈唱」和發放勞保用品的功能。
此前亦有媒體報道，富士康的工會也流於形式。「我們的工會，是真正有錢有權的工會。」楊嵩元辯解道，截至2016年9月，富士康在大陸總員工數為98.8萬，工會會員數達到93.7萬，龐大的規模讓富士康工會掌握了大量資金，同時也具有很強的話語權。「在90后員工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還需要充分考慮員工的個人感受，讓他們有受尊重的感覺。」楊嵩元表示。
首先需要維護的當然還是員工的收入權益，隨著物價水平的提升，工人的工資不漲不行。但漲多少，怎麼漲，才能讓勞方和資方都滿意？2008年開始，富士康工會組織代表團，與資方開展集體協商，先後簽訂了7份集體合同，從保險福利等基本條款的不定期協商，到約定工資增長幅度的定期協商。
「談是真談」，楊嵩元介紹，整個勞方的代表團共十人，由工會主席帶隊，其他職工代表由基層員工層層推選。「被選舉人需要上台演講競選，由工會會員不記名投票」。通常談判不能一次達成，需要反覆磋商，例如2009年，即經過了5次集體協商，確定工資增長機制。此後，每年勞資雙方代表團都會談判工資漲幅。
2011~2014年，富士康的工資漲幅不低於3%。2015年年初，通過收集深圳市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企業營運狀況等信息，勞資雙方再次談判后達成，2015年工資漲幅不低於5%，並且約定2016年的工資漲幅不低於3%。
談判不可能一直順利，最長的一次進行了多少次非正式協商，連楊嵩元都記不清了，「正式的談判就用了三次，富士康內部的成員單位很多，盈利狀況各有不同，但確定的工資漲幅又必須一致，這便造成了一些單位因為漲工資加重負擔，所以大家必須多次協商。」楊告訴記者。
受制於規模和名聲，富士康嚴格執行與每個員工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繳納五險一金，限制工作時長，富士康工人實際到手工資並沒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因此，這種集體協商的工資漲幅機制，雖然不能實現實質上的高薪，但會給員工帶來比較好的心理感受。有時候，形式和內容一樣重要，尤其是對那些更在乎自我感受的90后員工而言。
要吸引一個人長期留在工廠里，對於新生代工人來說，工資已經不是全部的吸引力了，還有什麼可以作為企業的競爭力？精神上的歸屬感是一方面，畢竟在很長的時間裡，富士康幾乎成為了血汗工廠的代名詞，工人們枯燥的重複勞動，貧乏的精神生活被外界吐槽得乾乾淨淨。讓記者印象最深刻的，是走進富士康工廠后，各處可見的IE（工業工程）學院，它們比生產車間更顯眼，幾乎存在於每棟宿舍樓下面，這讓這個生產全球40%電子產品的工業機器，看起來更像是一所大學。
這些年，富士康的勞資糾紛比例大致為1%~2%，和其他企業大致相當，但由於員工基數特別大，勞資糾紛的絕對數量非常多。2008年，富士康工會下設了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專門負責調解勞資糾紛。這些年取得了不錯的效果，調解成功率達到70%~80%。
當然，由於富士康工會人員的薪酬福利由企業發放，難免還是會讓人心存疑慮，工會在履行職能時，屁股能否完全坐在勞動方的板凳上？這個問題，楊嵩元自己也思考過。他的結論是，如果仍然要維持製造業大國的地位，工會便不能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動輒組織罷工。特色的工會還是應該盡量緩和勞資關係，既維護職工權益，又照顧資方利益，「我們的工資增長機制有兜底條款，如果當年企業沒有盈利，工資是可以不漲的。」楊嵩元說。
國際化
曹德旺很尷尬，福耀玻璃的海外業務佔到了集團總收入的35%，這是他不得不選擇在海外設廠的主要原因，這就像下象棋，小卒很容易過河，但大象不行。當然，非貿易條約國本來就有一條高額進口關稅護城河，與它們不同，貿易條約國不能針對「外國大象」提高關稅，但卻能祭出法器——打一場反傾銷官司。福耀玻璃和美國的反傾銷官司從2001年打到2005年，雖然福耀玻璃最終勝訴了，但這可能是曹德旺於2013年決定在美國設廠的重要原因。
「如果你想發展成為一個全球性品牌，那麼國際化是你的必經之路。」李東生對記者表示。和福耀玻璃相比，TCL的海外業務比重更大，幾乎是集團收入的半壁江山，它的國際化啟程也更早。1998年，TCL在莫斯科設立了代表處，通過品牌代理和OEM方式進入俄羅斯。次年年初，TCL收購了越南彩電企業陸氏同奈電子公司，進入越南市場。
作為最早探路國際化的企業之一，TCL的海外征程已歷時20年，不僅搭建起了全球化的運營架構和國際化的管理團隊，更實現了三級海外布局，包括渠道搭建、獨立或合資設廠、對海外品牌的資本併購。
李東生指出，針對不同的海外市場，TCL的戰略有所區別，例如美國這樣進口關稅不高的國家，TCL會選擇將生產的產品出口過去；目前巴西、印度、阿根廷、非洲的大部分國家的進口關稅非常高，TCL就會考慮在當地設廠；而併購則視機遇而定，大的原則是在本行業範圍內。
根據市場調研公司IHS Research的統計，截至2016年11月，TCL電視在北美的市場佔有率近5%，已躍居第四位，而在北美的亞馬遜網站上，則是僅遜於三星的第二名。目前，TCL電視在Target、Costco、Amazon、Sam』s Club和Walmart等主流渠道均實現布局。「其實美國商超對進入的電視品牌把關是非常嚴的，每個品類只允許有限的品牌在賣。」李東生告訴記者。
那麼，2010年才進入美國市場的TCL是如何敲開美國終端渠道大門的？「我們會逐步培育建立渠道的能力，以及與合作夥伴之間的信任。這些合作夥伴會先給你一個機會，好就進來，不好就踢出去。」李東生表示。
TCL最初進入美國Walmart是借著黑色星期五，雖然那時價格很低，但「那樣我們也做」，李東生介紹。第二年，Walmart給了TCL正常的銷售訂單，不久后又將TCL列為主流供應商。
2016年夏天，TCL很忙。它先於6月與埃及當地最大家電業者Elaraby簽約合作，共同在埃及當地設立液晶電視生產線，次月又牽手了巴西家電龍頭企業SEMP，共同成立合資公司。這是繼波蘭、阿根廷之後，TCL海外設廠計劃的進一步拓展。顯然，這家公司不斷在海外圈畫輻射半徑，並找到產品生產的中心點。針對這部分海外戰略，李東生告訴記者其中的關竅，在發展家，TCL會盡量選擇與當地企業合作建廠，這樣可以充分利用合作夥伴在當地社會的資源，保證企業的經營少犯錯誤。
TCL確實犯過錯誤，著名的法國湯姆遜收購案中，企業對於CRT技術的淘汰速度估計不足，以至於集團的經營一度被拖進泥潭。但如今回頭來看，TCL在湯姆遜身上也並非一無所獲，它至少藉此打開了歐洲市場。湯姆遜遺留下來的波蘭工廠，如今已成為TCL輻射歐盟市場的重要生產基地，「歐盟對電視徵收14%進口關稅，哪個電視廠商能有14%的利潤？」李東生介紹。現在TCL電視在法國的市場佔有率已經超過8%，佔據第三位。
當然，和很多選擇國際化的電子品牌一樣，TCL在征戰海外多年後，回過頭來，也發現錯過了市場。2002年，TCL手機曾是市場佔有率第一名，但IHS Research的報告顯示，2016年第三季度，智能手機市場銷量為1.23億台，較2015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長15%。但排名前十的手機廠商中，並沒有TCL的身影，TCL被記錄於「其他」項目中，與一眾手機廠商共享9%的市場份額。
「在2016年手機市場競爭加劇的情況下，我們的渠道和品牌競爭能力都不夠強，是我們自己做的不夠好」，作為一個寫下《鷹的重生》的人，李東生非常善於反思。但這並不意味TCL會像外界猜測的那樣，去花大成本彌補國內市場短板。因為在李東生看來，國內市場品牌的集中度已經很高了，競爭環境很惡劣，「在冬天我們首先考慮的是活下來，而不是過度燒錢。」
TCL的通訊業務仍然將錨甩向了海外，但和其他國產手機品牌一樣，TCL手機的定位仍在中低端，李東生考慮的是，如何將銷售網路拓展到海外高端人群。2016年12月，TCL通訊與黑莓（BlackBerry）達成長期授權許可協議，TCL將設計製造和在全球銷售黑莓手機。
李東生感到很興奮：「通過與黑莓的合作，我們可以一下子拉高產品在海外的定價能力，畢竟美國總統都在用黑莓。」
「下篇：未來的三重考驗」
宋志平 建材董事長
「為什麼每雙鞋虧3美元還要接訂單？」記者問老唐。
「為了讓企業能正常運轉下去。」老唐回答，一個創立接近30年的工廠，簡直「想死也死不起」。這裡有很多工齡十年以上的員工，一旦關閉工廠，企業要一次性賠付大筆補償金。所以，老唐的流水線必須一直轉下去。過去幾個月，大量美國訂單被轉移到其他東南亞國家。對於老唐來說，這時候哪怕虧錢的訂單也得接了。
李東生告訴記者，由於人力成本因素，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正在發生。
而更令人擔心的是掌握了先進技術的歐美髮達國家，也在陸續推出工業復興計劃。建材董事長宋志平告訴記者，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土地非常便宜，現在當地已經聚集了一批企業。
但李東生認為，至少目前，工業仍然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因為政府的辦事效率、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勢都很突出。另外，王躍林認為，製造最難被超越的優勢，是工業體系的完成。以硅行業為例，從最上游的硅礦，到最下游的硅酮密封膠、納米硅添加劑，在都可以找到一條完整的產業鏈條。
為應對更加複雜的國際競爭局勢，已經提出了「製造2025」發展綱要，從政府近期對製造業的態度上來看，未來也一定會在政策上有所傾斜。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僅就國內而言，製造還面臨多重考驗。
第一重競爭來自於各梯次產業之間，除了人才更喜歡互聯網、金融等企業，在吸引資本方面，製造業在與其他產業的競爭中也處於劣勢。
浙江義烏華鴻控股集團副總經理馬金才向記者抱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已經說了好多年了，但這兩年並沒有明顯改善」。據馬介紹，目前銀行在給製造業企業貸款時，利率一般會在基準利率上上浮20%~30%。並且銀行一般還要求貸款企業在銀行開立存款賬戶，保持一定存款餘額，甚至買一部分銀行理財產品。因此，企業最終貸款的實際利率比名義利率高很多。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的研究顯示，從2011年以來，銀行實際貸款利率一直高於所有企業的稅前利潤率，這意味著「實際利率」高於「自然利率」，「這也是（實體企業）投資下行的主要原因」。
另一重考驗來源於產業本身，過剩的產能、無序的競爭都在影響行業和企業發展。宋志平與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曾經有過一場對話。王健林說：「你們建材企業真不錯，這些年房價翻了好多倍，但水泥沒怎麼漲價。」
「不是沒漲價，比起20年前，每噸水泥的價格還降了100元。」宋志平苦笑。
儘管建材已成為全球水泥老大，但在這個充分競爭的行業里，它仍然沒有定價權。同樣，作為建材的控股子公司，北新建材在石膏板市場上擁有50%的市場份額，但它仍然要與作坊式的企業進行價格戰，後者受制於資金、技術實力，往往只能通過壓縮成本，甚至是假冒偽劣來賺錢。北新建材集團董事長王兵認為，製造業發展的前提，就是要創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讓假冒偽劣者難以生存，讓優質企業得以發展。
「有時候，企業是自己把自己做死的。」義烏佛堂鎮工業園區企業辦公室主任毛劍告訴記者，一件內衣成本5美元，A企業報價6美元，B企業就會報5美元，C企業馬上報4.5美元。「最可氣的是，ABC三家公司的老闆還互相認識。」對於小微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毛劍感到很無奈。
但讓很多大企業感到困惑的是，自身的生存環境甚至不如小企業。例如富士康，作為受關注度極高的企業，富士康在社保費用的繳納、加班時長的控制方面極守規矩，但小企業很喜歡在這方面鑽空子。這便導致，雖然富士康的基本薪資比其他家高，但工人最終拿到手的現金收入卻不具備競爭力。
最後一個不容樂觀的考驗來自於稅費改革。王立在2015年開辦了第二家工廠，原因是之前的企業年產值已經超過5000萬元以上，按照規定，應該納入重點稅源監控名單。在計算之後，王立決定把企業「由大變小」，由此消失在政府的關注視線里。
「好多企業說的合理避稅，我覺得就是逃稅，因為不逃根本就沒錢賺，即便這樣，我現在幾乎都沒有凈利可賺。」王立表示。
在諸斌看來，對稅收最敏感的是那些中小企業。對不同類型的企業要有不同的稅率設定，「現在稅率上對小微企業有一個特殊的考量，那麼針對中小型企業也可以依次做出相關的調整，另外則是那些大型的、運營比較穩定的。」諸斌指出，這樣分層次的進行稅率調整，也會更有針對性。
2015年，國務院發布《製造2025》，部署全面推進實施製造強國戰略，但距離這個目標製造還需要跨越很多道關隘，這同時也考驗著監管層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藝術，如何在淘汰落後產能的同時給企業減負，如何創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支持好企業發展，如何在引領全球化的同時將高端製造業留在。
(應被採訪對象要求，文中老唐、王立均為化名)
2017《企業家》雜誌「兩會調查」已正式啟動，我們誠摯邀請您參與此次問卷調查！
此次兩會調查主題為「實體經濟如何破局」。實體經濟困難已經討論了很多年，我們認為實體經濟已經到了破局的臨界點，未來將會出現一大批有競爭力的新型實業公司。那麼實業經濟到底面臨什麼困難，什麼樣的公司能夠脫穎而出？歡迎您來貢獻您的智慧。
本次調查結果將形成一份調研報告，在3月3日「兩會沙龍」活動中發布和討論，並刊登在《企業家》雜誌上。
點擊圖片即可直接參与兩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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