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戰期間中共王牌特工：五重間諜世界罕見

導讀：1927年袁殊北伐途中攝於皖贛邊境 左起：張景惠七夫人徐芷卿、張景惠、張景惠二兒子張紹紀(張夢實)和侄子張紹維 中西功

1927年袁殊北伐途中攝於皖贛邊境

左起：張景惠七夫人徐芷卿、張景惠、張景惠二兒子張紹紀(張夢實)和侄子張紹維

中西功

抗日戰爭期間，為了相互刺探對手的戰略方針、兵力部署、軍事動態等各種情報，中日雙方相互展開了極為激烈的情報戰，各方各路人馬輪番上場，高潮迭起、異彩紛呈。

早在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前，日本就派出了上千人潛入進行非法測繪，並建立了規模極為可怕的在華間諜網，為日後對華軍事、政治、經濟侵略做了極為充分的情報準備。為了對付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順帶為可能的反共作戰等做準備，國民黨當局也積極努力建設自己的情報系統。雖然捅出了許多幺蛾子，但也為抗戰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共產黨在根據地進行反情報戰的同時，也在淪陷區，甚至日本軍國主義的老巢東京積極建立自己的情報網，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紅色特工」。這些黨的地下工作者不分出身，不分國籍，都在默默地為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本文就要介紹當中的3名「紅色特工」，以紀念抗戰中的我黨地下工作者們。

袁殊：人類間諜史上罕見的「五重間諜」

在間諜圈裡，雙重間諜乃至三重間諜都頗為常見，但同時為五家客戶做事的間諜恐怕在這個世界上屬於獨一份了。這為名叫袁殊的「紅色特工」除了是我黨情報系統的工作人員之外，還同時有著中統、軍統、侵華日軍以及青紅幫的五重身份。

正是由於這種奇特的五重間諜身份，這麼多年來，關於袁殊的評價可以說是眾說紛紜，早在抗戰結束時就有人說他是「民族敗類」，國民黨甚至一度還打算在抗戰結束的時候以漢奸罪名起訴袁殊;解放后袁殊也因為捲入了潘漢年案而被捕入獄，直到1982年才獲得平反。即便如此，近年來民間關於袁殊的爭議都沒有平息下來。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袁殊的多種身份是以為共產黨服務為主的。

1911年4月，袁殊出生在湖北蘄春一戶沒落的官宦人家。在袁殊8歲的時候，他隨母親賈氏來到了上海投奔父親袁曉嵐。雖然當時正在和女學生打得火熱的袁曉嵐把賈氏冷落在了一邊，但他仍然關心著袁殊的成長。在讀書的這幾年中，袁殊接觸了各種思潮，參加了五卅運動，還改掉了自己的原名「袁學易」。

1927年，袁殊參加北伐軍，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第18師政治部連指導員，還在他父親的友人胡抱一的提攜下加入了國民黨，但這一關係並沒有避免袁殊在「4·12」反革命政變后被清黨的命運。1929年，袁殊留學日本專攻新聞學，接觸了一些進步思想，並於1931年加入共產黨並參加中共中央特科，在潘漢年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

由於袁殊與上海市社會局長、中統特務頭子吳醒亞是同鄉，表哥賈伯濤還擁有黃埔一期畢業生的身份，因此袁殊接到了打入了國民黨特工組織的指示。在1932年進入系統后，「朝中有人」的袁殊可謂是平步青雲，成為中統的一枚紅人。後來他在吳醒亞介紹下，成為當時最重要通訊社之一新聲通訊社的記者。

在新聞學學術領域，袁殊是一個標準的天才。他是第一個提出「報告文學」概念的人，還在新聞學史上留下好些個「第一」的紀錄，而且袁殊善於交際的性格也為他做記者獲得了極大的便利。期間袁殊團結了一批新聞工作者為中共的事業工作，還認識了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副領事岩井英一，成功打入日方情報機構。正由於他擁有這一渠道，袁殊的涉日消息又快又准，連吳醒亞對他都刮目相看。過了一段時間，岩井便開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際費」，這樣，他又成了日方的情報人員——這自然得到了中共地下黨負責人的批准。

但在1935年，袁殊暴露了自己中共黨員的身份，被軍統特務逮捕，這成為了他人生最大的污點，著名左翼學者夏衍還差點因此被捕。但在審訊中，袁殊除供出自己參加「中統」的內情外，幾乎什麼都沒交代。考慮到吳醒亞的面子以及日本方面的反應，袁殊很快就被釋放了，隨後他再次赴日留學，繼續為日本外務省工作。

在全面抗戰爆發前，袁殊1937年春回國，同時為中統吳醒亞，以及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特務機關「岩井公館」工作。為了加強自身的保護色並開拓情報來源，袁殊於1937年4月加入了青紅幫，成為可以和杜月笙、黃金榮平起平坐的「通」字輩師兄弟。

在「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前，潘漢年重新回到上海，此時袁殊主動找到了他，認真彙報了自己近幾年的經歷，同時將一份從日本帶回的軍用地圖作為情報資料交給潘漢年，表示願意繼續為共產黨工作。從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區，袁殊在潘漢年的導演下，成功地演出了一場場出色的情報戰。

抗戰爆發后，戴笠一時找不到熟悉日本問題、又與日方頗有聯繫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個叫袁殊的日本留學生與日本領事館副領事岩井英一關係不錯，戴笠聽了很高興，於是親自登門拜訪。袁殊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去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沉吟了一會，說：「這是件好事，機會難得，你千萬不可錯失良機，答應戴笠的一切要求。 」

這樣，袁殊獲得了軍統的身份——上海區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後來他還出面組織了「興亞建國同盟」，儼然成為了一個漢奸小頭目。這樣，袁殊湊齊了共產黨、國民黨中統、軍統、日本和青紅幫的五方背景，成了「五面間諜」。

在「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袁殊置生死於度外，深入日軍陣地偵察，把這些軍事情報統統提供給了潘漢年，部分情報也在經過選擇之後交給了戴笠;而在上海淪為孤島后，袁殊奉潘漢年之命(表面則是戴笠之命)留了下來，成立了秘密行動小組，專門懲辦侵略者與槍殺臭名昭著的漢奸，率領軍統特工成功炸毀日本在虹口的海軍軍火倉庫。

此後，袁殊通過各種關係，大量獲取日本情報。自然，他先向潘漢年彙報，然後，有選擇地向國民黨方面彙報——畢竟是國共合作時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另一方面，袁殊打著「岩井公館」的招牌，利用岩井英一的錢為黨組織設立電台、提供活動經費，「岩井公館」幾乎成為了中共的情報工作據點。

後來，袁殊又擔任了一系列偽職，如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江蘇省教育廳長、清鄉專員以及偽保安司令……等等。與此同時，袁殊的情報工作日益老辣。與對待國民黨方面一樣，袁殊交給日本人的情報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都可以通過公開途徑找到，全都沒有特別的情報價值。

但袁殊從日本人那裡獲得的情報有哪些呢?我們簡單列舉一下：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1941年6月德國即將進攻蘇聯、蘇德戰爭爆發後日本戰略動向是南進而非北進、日偽內部的人事更迭、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和清鄉行動具體時間……總而言之，袁殊獲得並交給黨組織的，有相當一部分是極為重要的戰略情報!

依靠著袁殊獲得的戰略情報，黨組織建立了一系列通往根據地秘密交通路線，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這包括袁殊親自救出的魯迅夫人許廣平，掩護潘漢年、范長江、鄒韜奮等進入根據地;同樣由於袁殊的情報及時，栗裕部隊迅速跳出了日偽合圍的「籬笆牆」……一言以蔽之，當時的袁殊雖然公開背著「漢奸」的罵名，但他卻在隱蔽戰線為抗戰事業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袁殊與日偽、國民黨、共產黨都有聯繫;對此日偽、共產黨、國民黨等各方都是知道的，但在多種面目中，袁殊是以為共產黨服務為主的。他擔任日偽職務期間，沒有做一件危害人民的事，而是盡量保護和營救被俘的抗日幹部。雖然日偽和國民黨對袁殊都不太放心，對他進行過調查，但自1937年到抗戰勝利，袁殊竟然幾乎沒有發生過任何意外，這無疑是與他的智謀與出色的活動分不開的。對此袁殊在建國后常常對人說，抗戰期間我黨的敵後工作，幕後指揮的是潘漢年、王子春，但在台上表演的是我——袁殊。

抗戰勝利后，得知國民黨將以漢奸罪名起訴袁殊，中共將袁秘密轉入根據地，並於1946年在根據地重新入黨，後任華中聯絡部第一工委主任，建國后袁殊被調往北京，擔任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中央情報總署亞洲司司長等職，負責做日美動向的調研工作。1955年袁殊受潘漢年案牽連，被捕入獄;1982年後隨潘漢年徹底平反而獲得平反，1987年袁殊病逝於北京，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從大漢奸的公子變成「紅色特工」

稍微了解抗戰史的都知道偽滿傀儡政權「總理」張景惠的大名，但很少人知道這麼一個大漢奸竟然有一個為共產黨做事的兒子。這位原名張紹紀，后改名為張夢實的紅色間諜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正義事業，毅然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成為了一名「紅色特工」。

雖然張紹紀是張景惠的第二個兒子，但由於長子不成器，因此張景惠待張紹紀如同獨生子一般嬌寵，甚至他到了九歲還不會系褲子。與此同時，張夢實從小就受到了嚴格的教育。

1932年3月，偽滿洲國成立，原本住在哈爾濱的張景惠舉家遷往長春，出任偽滿「參議長」和「軍政部長」。當時張紹紀的堂兄張紹維(又名丁非)正在上中學，回家后就經常給年幼的張夢實介紹民主、自由、反封建、反剝削、共產主義等各種進步思想;同時因為漢奸兒子的身份，張紹紀在校園裡經常受欺負，被同學無緣無故地針對。正因為如此，雖然張夢實從小錦衣玉食，但他的童年卻過得十分壓抑。

1940年，張景惠把張紹紀送到日本，與張紹維一道在早稻田大學學習。就在留日期間，張紹紀接觸並喜歡上了馬列主義著作，還加入了堂兄所在的共產黨領導下的青年組織。就這樣，在堂兄的引領下，張紹紀走上了一條在他看來滿眼光明的道路：革命。對此張紹紀曾這樣描述過他當時的心情：

「我就感覺著我眼前一亮，亮什麼呢?我也找著出路了，出路什麼呢?抗日。就是你有一個真正的奔頭，你就是要為這個努力，人活這一世應該是這樣子的，應該為點什麼，應該為自己的信仰。」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的敗局已經明顯，本土不斷遭到美軍轟炸。此時的張紹紀接到了黨組織的命令：結束留學生活回到父親身邊，他從此也正式開始了跌宕起伏的「潛伏」生涯。

從表面上看，偽滿的執政形式是：偽滿國務院總務廳制訂政策法令的草案，提交給偽滿皇帝溥儀批准后，再由總務廳交由下設的職能部門執行。但這一套執政形式是公開的也只是名義上的，對實際操作的程序，溥儀曾形象地比喻道：「關東軍好像一個強力高壓電源，溥儀自己像一個精確靈敏的電動機，而吉岡安直是傳導性能良好的電線。」但這個「強力高壓電源」的具體運作是如何呢?此時的張紹紀接到了中共上級組織指示——儘快摸清偽滿政權決策過程。

當時張紹紀被分配在長春情報小組，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獲取日軍情報，安插我黨同志。一次，偽政府次長谷次亨在聚會中自我吹噓，無意間透露了一個重大情報：長春有一個秘密的「火曜會」，是日本關東軍對偽滿傀儡政權實施監控決策的機構。

張紹紀清楚地了解谷次亨愛吹牛的性格，因此他便經常有目的地奉承谷次亨，和他聊天閑侃。漸漸地，張紹紀摸清了「火曜會」的內部組織機構和決策內幕。此外，張紹紀還通過特殊途徑，陸續刺探到了偽滿以及關東軍兵員編製、武器裝備、秘密軍事部署等信息，甚至還搞到了偽滿主要城市、要塞、港口設施、機場基地等詳細地圖。

據說，當東北情報完整、準確地陸續送達延安時，毛主席曾經興奮地說：「東北並不是鐵板一塊啊，偽滿洲地下工作看來大有可為!」然而當時毛澤東卻並不知曉，這些絕密情報竟來自偽滿洲國「總理大臣」的公子之手!

日本戰敗后，根據黨的指示，張紹紀與蘇軍「長春城防司令部」建立了聯繫，向蘇軍提供了大量情報，對肅清殘匪流寇、維持治安、處理各種複雜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

後來，張紹紀被混在偽滿大臣和高官等漢奸里，一起抓到飛往蘇聯伯力的飛機上，被關在伯力監獄。作為一名「囚徒」，張紹紀心裡十分難受，度日如年，他多次反映申訴，要求立即回國，但蘇方管理人員回應說：「這麼大的一場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事情太多了。哪裡能有時間專門甄別你一個人?等你們的政府一成立，馬上送你回去。」

1950年5月，張紹紀作為第一批被遣返回國的戰犯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被關押在瀋陽監獄，讓他苦悶不已的是手頭沒有可以證明自己身份的材料。正在這時，監獄下發了一張個人簡歷表，其中有一欄是「是否參加過何種反動會道門?」張紹紀眼睛一亮，機會終於來了，他用筆勾掉了「反動會道門」，填上了「沒參加過反動會道門，參加過東北青年救亡會」，並註明了證明人。恰巧，張紹紀填寫的一個證明人此時正在東北公安部工作，並管理著這個監獄。表格交上去了，東北公安部在了解情況后很快將他釋放，重新分配了工作。張紹紀百感交集，向組織申請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張夢實，寓意著夢想實現了。

1950年8月，當父親張景惠隨同溥儀等人作為第二批遣返戰犯回國時，張夢實已經是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看守。為了安撫溥儀等人的恐慌情緒，我黨和政府特意安排張夢實和溥儀、張景惠等人見面。父子相見，百感交集。1959年1月，張景惠病逝。若干年後，張夢實在檔案館中看到了父親的自白，其中有一句話寫道：感謝政府對自己的寬大，感謝政府給自己的子侄一條出路。而張夢實在1956年正式入黨，擔任北京國際關係學院日法系系主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與家人過著平靜的生活。

中西功

在抗戰中，世界各反法西斯國家的人民還有著一群特殊的「敵國戰友」。在日本國內，有相當一部分反法西斯反侵略志士，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反法西斯的戰鬥，在情報戰線上衝鋒陷陣。中西功就是這些日本同志的代表。

1910年，中西功出生於日本三重縣多氣郡一戶貧苦人家。從國小習勤奮的中西功在19歲時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公費留學資格，前往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讀書。

1930年的日本，全國上下都瀰漫著一股強烈的軍國主義氛圍，「東亞同文書院」這所學校也是日本豪門近衛家族為訓練侵華骨幹而建立的特務學校。當時的中西功對幾乎一無所知。在日本質樸善良卻受過許多對華歪曲教育的他，到滬后發現周圍的人常用異樣的眼光看著他們，開始時他認為是「支那人」對日本的固有敵意，經過中共地下黨員、書院教師王學文的講解后，再認真了解歷史，中西功才知道這是日本的侵華政策造成的。

隨著不斷的學習，中西功對國情的了解日益加深，他拋棄了軍國主義的祖國日本，堅定站在了人民一邊，還對馬列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30年，當他發現日本海軍士官生隊來滬參觀是為了熟悉侵略戰場后，中西功立刻趕印了反戰傳單加以宣傳;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后，中西功又立刻以「撤出侵略戰爭」為口號組織鬥爭，迫使領事館同意包括中西功在內的一大批被強制送上戰場的日本學生回國。

在回國的輪船上，中西功遇到了尾崎秀實這個改變他一生的人。那一年，中西功22歲，尾崎秀實31歲。當時，尾崎秀實的公開身份是《朝日新聞》常駐上海的特派員，而他的真實身份則是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成員。

1934年，中西功進入日本在華最重要間諜機關「滿鐵」調查部工作。由於中西功深諳國情，他於1938年被提升為「滿鐵」上海辦公室調查處主任。同年日本「支那派遣軍司令部」成立，其特務部從「滿鐵」將中西功借調來滬，沒想到這個「支那通」從事的卻是相反的工作。

中西功這次到達上海后，通過同文書院同學、中共黨員西里龍夫介紹，正式加入共產黨，成為一名「紅色特工」。此後，中西功把日軍特務部的絕密資料，如日軍佔領武漢后已決定停止戰略攻勢、對蔣介石的誘和進展、日蔣汪三方關係變化，以及日軍在華兵力調配，秘密發往延安。

對於中西功的工作，八路軍總部作戰參謀楊迪曾回憶道，當時日軍的重要行動，未經發起我方均能提前得到可靠情報，而八路軍總部被襲擊和左權將軍犧牲等重大損失，則都是發生在中西功小組被日軍破獲之後。

1941年夏蘇德戰爭爆發之後，日本的戰略動向成為了反法西斯國家關注的焦點。在了解到日本決心同英美開戰後，蘇聯將大批部隊西調，為衛國戰爭的勝利加重了砝碼，而這個情報的獲得，中西功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在1941年10月，中西功收到來自東京的一封電報，這份非常簡單的電報上只有三個字：「向西去」。

這封電報的意思是勸告中西功從速避往解放區。當時尾崎秀實和佐爾格均已經被日寇逮捕，而日本決策層對發動太平洋戰爭具體日期尚未最後拍板。在這樣的情況下，中西功相信尾崎不會供出自己，又考慮到這一崗位他人難以替代，便以高度責任感，決定冒死也要「向東去」返回東京。經過中西功的努力，他終於獲得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準確日期，向中共組織作了報告。

1942年5月，日軍為摧毀浙贛兩省軍隊機場，打通浙贛鐵路，發動了浙贛會戰。期間中西功搞到了「從軍調查員」的資格，打算到戰場后出走，前往根據地。但在中西功發出日軍將發動中途島海戰情報的第二天，他在杭州被「特高課」特務逮捕，被直接押往東京。中西功被捕后，他一度被拷打至內臟出血，不省人事。但他始終不肯說出接頭人，只坦然承認為了信仰曾向中共提供過情報。

在中西功不幸被逮捕后，日本軍國主義者憤怒地批判中西功，稱他的行為「出賣了日本國家利益」。如果說軍國主義者對反法西斯戰士的憤怒可以理解，但在今天的國內，竟然也有個別人附和日本右翼，稱中西功和他的同志們是「標準的日奸」。對於這樣的聲音中西功是如何回應的?

在接受審判時，中西功列舉了掌握的大量國內數據，說明了侵略戰爭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經濟崩潰和徹底戰敗，日本國家和日本人民將因為侵略戰爭而萬劫不復，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證明了在二戰期間，反對侵略戰爭就是日本最高的國家利益所在。在東京法庭上，中西功反駁「叛國罪」的指控時說：「制止日本侵華戰爭，能使日華人民從毀滅性的災難中解脫出來，實現日華和平和日華人民世代友好，這是兩國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從這個角度看，中西功不僅是一個英雄的國際主義者，更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不把「日奸」的名頭按在昭和軍閥而是扣在中西功等日本同志的頭上，是一種極為荒謬的觀點。

1944秋，日本法庭判處中西功死刑。宣判書以驚嘆的語言稱 ：「彼等不怕犧牲，積極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長期進行偵察活動，其於帝國聖業、國家安全、大東亞戰爭及友邦勝負，危害之大，令人戰慄。」

但幸運的是，死刑並沒有馬上執行，據說是因為中西功在被判刑的同時開始寫《共產黨史》。中西功在書中展示了他極高的知識水平，翔實的資料和嚴格的邏輯分析讓「特高課」十分感興趣，於是準備讓他寫完了再處決。誰知中西功越寫越多，還點名要求同判死刑的西里龍夫合作撰寫。雖然《共產黨史》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還是沒寫完，但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卻因此親眼看到了日本法西斯的最終失敗，兩人也於不久后出獄。

出獄后的中西功繼續從事著革命活動。1946年6月，他加入日本共產黨，並於同年參加設立研究所。1947年4月，中西功作為日本共產黨員，參加第一次參議院議員選舉併當選。隨後，中西功還擔任過日共神奈川縣委員長。

1973年，63歲的中西功患胃癌去世。據中西功的夫人回憶，中西功在彌留之際，懷念的仍是在上海的地下鬥爭歲月。他在臨走前斷斷續續地說：「我真想去(今天的)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勝利的人們，他們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國……」

除了這些「王牌特工」，抗戰期間還有無數青年在隱蔽戰線上奉獻青春甚至犧牲。比如《永不消逝的電波》主人公李白夫婦，1942年9月就曾被日軍逮捕。日寇對李白施以酷刑，但他堅不吐實，堅稱自己是私人電台，1943年5月，經黨組織營救獲釋。

然而，他們中的許多人，事迹都已難以考證，筆者只能謹以此文作一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