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鄧國勝：中國富人慈善應往哪個方向走？

鄧國勝 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慈善事業需要每個人的常態性參與

《慈善家》：七年前，你曾提出，「我們的困境是因為我們只認識到慈善對政府財政資金的補充作用，但沒有認識到慈善真正的意義和價值」，「慈善更重要的是弘揚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愛的精神」。七年過去，這種境況有根本性的變化嗎?

鄧國勝：我們為什麼要發展慈善事業?各國的經驗表明，慈善事業能募集到的資金跟政府的財政收入相比，佔比非常低。所以，發展慈善事業，其意義絕不僅僅在於資金，它真正最重要的意義是在人人追逐利潤的市場經濟背景之下，弘揚一種相互關愛和幫助的精神。應該說，在這方面，近年來還是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還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變化之一是政策層面。隨著政府對慈善組織、慈善事業認識的不斷提升，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助於慈善事業發展的政策、法規。例如，雅安地震之後，民政部就出台了《關於四川蘆山7.0級強烈地震抗震救災捐贈活動的公告》，首次不再指定僅少數公益慈善組織可以進行救災募捐，也不再將公益慈善組織募集資金集中由政府統籌使用。政府的角色定位準確，不再將慈善資源簡單作為財政資金的補充，而是注重激發社會的活力，這樣才能讓公眾和慈善組織更好地參與救災。

2016年《慈善法》的頒布，也再次說明政府和社會對慈善產生了更多共識。特別是認識到慈善活動重在人人參與，重在發揮慈善組織的作用。然而，從各地的實踐看，當前仍然有不少地方存在政府角色錯位的做法，仍然只看到慈善對政府財政資金的補充功能，而沒有真正認識到慈善事業發展的作用與價值。

《慈善家》：當時你總結稱，現代慈善的主要組織體系有慈善會系統、基金會系統、紅十字會系統。這一點如今有什麼變化嗎?公益行業中是否崛起了重要的新力量?

鄧國勝：2016年《慈善法》頒布后，慈善信託的興起意味著慈善事業發展中，出現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目前，全國已經有30多個慈善信託備案，而且，個別慈善信託的規模比較大，例如，美的集團創始人何享健最近捐贈了20億現金和1億股權，(總共)60億，主要通過慈善信託的方式來運作。另外一個重要的新生力量是社會企業。近年來，社會企業發展比較迅速，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種新的創新模式。

應該說基金會自身也有很大變化。原來我們的公募基金會更多是官辦背景的基金會，這些年，非公募基金會快速成長，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家族基金會、社區基金會、企業基金會。

慈善有可能借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

《慈善家》：據近幾年數據，美國年度慈善捐款中個人佔比高達三分之二以上，而慈善捐贈中個人佔比從2013年開始連續三年不到20%，並且還有波動與下降。我們的慈善捐贈應該如何由外部刺激導向變成內部自發?

鄧國勝：未來還是要加強慈善文化的培育，這有一個過程。客觀地說，目前的公眾捐贈與志願參與度不高，我們的捐贈主要還是依靠企業，企業捐贈大約佔到70%到80%左右。與美國相比，正好是相反的。美國個人捐款佔比大概是70%到80%。然而，慈善最重要的就在於人人參與。這一方面說明慈善捐贈的結構還不盡合理，公眾參與度太低;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未來慈善事業發展的空間很大。

這些年，隨著互聯網行業的發展，人們可以通過阿里巴巴、騰訊等公益平台捐贈，個人捐款的門檻急劇降低。以前人們需要通過郵局和銀行捐款，大災的時候，甚至要排長隊。錢匯少了，手續費都不夠。而現在，人們通過互聯網捐贈，非常便捷，而且可以一次捐幾分、幾元。

互聯網公益平台的反饋也比較及時。以前，人們捐錢之後，很難知道捐款的流向，更不清楚捐款的效果，因為反饋的成本太高。現在，通過微博、微信等信息技術，信息反饋、監督的成本極大降低，這也有利於激勵人們的自願捐贈行為。這些年，一個積極的變化就是基於互聯網的個人捐款發生急劇增長，參與的人次也大大增加，支付寶、騰訊等平台的公益捐贈人次都是以億為單位。

《慈善家》：基於互聯網的公益創新是否處於世界領先位置?

鄧國勝：應該說，這些年，基於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公益創新發展很快，甚至在一些領域比美國的發展還快。我個人的總體判斷是，原來我們的社會創新跟國外相比差距很大，而現在，隨著被稱為「新四大發明」的共享腳踏車、網購、網付與高鐵的崛起，信息技術的彎道超車，基於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等信息技術的公益創新完全有可能快速追趕發達國家，甚至超越發達國家。

例如，當前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最大瓶頸就是信任問題。然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能夠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全新的方案。以前，由於信息披露成本高、信息不對稱，公眾很難信任某個公益組織，但現在，通過互聯網技術、區塊鏈技術，公益組織可以以較低成本及時披露信息，從而建立互信。

這幾年基於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社會創新層出不窮。以螞蟻森林、蔚藍地圖等為代表，這些創新模式都源自。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抓住互聯網公益的機遇，的公益慈善事業完全有可能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慈善家》：可能我們的現代慈善文化也會從互聯網公益中生長出來?

鄧國勝：對，會有一些新的生長點，但是技術不是萬能的，也要建立在人文的基礎之上。為什麼我們這幾年發展快?也是因為我們理念已經跟進了，之前技術沒有跟進，所以就有一個隔閡在那裡。現在信息技術進步這麼快，就能幫助我們縮小价值與技術之間的差距。

富人慈善需要交流、團結和聯盟

《慈善家》：缺乏美國的宗教文化基礎，你認為富豪的慈善啟蒙來自於什麼?目前完成得如何?

鄧國勝：西方慈善事業的發展受基督教文明的影響很大。基督教認為人是有原罪的，因此上帝要求大家做慈善來贖罪，慈善是一種他律行為，例如「十一稅」，屬於強制性的。歷史上受佛教、道教與儒家文化等的影響較大。佛教講究發心，基於自律行為。儒家文化也主張「仁」，但不是強制性捐贈。雖然東西方文化傳統不同，但東西方慈善各有各的特色。例如，晚清和民國初期的慈善也比較興盛，只是文革時期中斷了。現在，台灣地區和香港特區公眾的捐款都非常活躍。

目前，富豪的慈善啟蒙、財富觀念還處於起步階段。不過，這些年富人慈善確實發展很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法律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另外就是富人財富的快速增長，原始資本積累初步完成。現在的富豪數量已經排在了全球前列。當財富累積到了一定程度，富人們就會開始思考社會責任問題。

這幾十年來，全球興起了企業社會責任的運動，人們逐步認識到企業家不僅要創造財富，增進就業，而且要對消費者、員工、社會負責。企業家也會認識到，能力越強責任越大，他們應該為構建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否則即使財富增長了，但土地和水資源被破壞了，空氣變糟糕了，疾病肆虐了，富人也很難獨善其身。企業家不僅要掙錢和納稅、解決就業，而且要利用自己的力量與資源，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反過來也可以為自己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相輔相成。

《慈善家》：截至目前，共有170名來自21個不同國家、年齡從30多歲到90多歲不等的慈善家宣誓加入沃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茨夫婦發起的「捐贈誓言」(The Giving Pledge)，而放眼財富數量同樣令世界矚目的企業家群體，不但缺乏一呼百應的慈善領軍人物，而且富豪的捐贈行為似乎更易引起爭議?

鄧國勝：這個原因很複雜。之所以爭議很多，還是因為人們在慈善方面缺乏共識——為什麼做慈善?怎麼樣做慈善?怎麼樣才算好的、智慧的慈善行為……整個社會缺乏共識，有時候就容易出現道德綁架，甚至仇富心理，富人的捐贈行為也就容易出現爭議。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富人做慈善就容易陷入兩難，不做慈善是缺乏憐憫之心，而從事慈善活動就是作秀。

我以為，問題的解決之道還在於培育良好的慈善文化，要加強媒體的宣傳、學校的教育，增進人們的共識。另外，富人慈善也需要多交流，多溝通，相互學習，引導慈善事業健康發展。這也是這個領域需要慈善家聯盟的原因之一。如果缺乏交流與學習，社會在慈善方面就容易缺乏共識，好的、高效的慈善創新就不容易擴散，就難以惠及更多的窮人，難以推動社會文明的進步。

《慈善家》：如果從影響力角度來說的話，從「首善」到真正的慈善家領導者，你認為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鄧國勝：目前不能對企業家的慈善行為要求過高。發達國家企業家做慈善也是經歷了上百年的歷史。雖然的慈善有悠久的歷史，但是我們的現代慈善起步很晚。所謂現代慈善跟傳統慈善的區別之一就是前者是以組織化的方式進行，有健全的治理結構，有完善的問責與監督體系。傳統的富人慈善行為主要是輸血式慈善，屬於個人行為，不是一種組織化的行為，就好比家族企業而不是現代企業，現代企業是產權明晰、治理完善、管理高效的。

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慈善事業的發展是晚近的事情了，缺乏積澱，經驗不足，發展需要有一個過程。美國有悠久的慈善歷史，才慢慢形成了一批有影響力的慈善家，而且出現了一批年輕時就開始全身心投入公益慈善的企業家。我們的慈善家可能更多還是以生意為主、慈善為輔的，其慈善的專業性肯定還是有待提升的。

制度瓶頸被打破后將吸引更多富人參與慈善

《慈善家》：十餘年前被問及是什麼原因使得企業家對社會公益事業不太熱心，你表示主要是他們剛剛結束自己的原始積累。而《2017胡潤慈善榜》發布后，胡潤表示，「客氣地說，企業家還在忙著賺錢，慈善榜第100名的捐贈額與十年前相比沒有變化，而百富榜第100名企業家的財富已經漲了7倍。」你覺得這個數據能夠說明一些問題嗎?

鄧國勝：只能說明一部分問題吧。這個數據只是說，富人捐款的數量占他們自己財富的比例還是比較低的，財富增長得快，捐款數量增長得相對慢。但客觀地說，這些年富人從事慈善事業的比例其實越來越高了，捐款的數量越來越大，以前哪有什麼巨額捐款，現在動不動一捐就是幾十個億。

富豪捐贈雖然比以前要多，但是總體來說，跟國外比還是相對少的。美國三億人口，有超過十萬家基金會，大部分是家族基金會和私人基金會;將近十四億人口，基金會不過六千家左右，很多還是公募基金會，私人基金會其實不多的。說明美國富人對慈善的認同和參與程度遠遠高於富人。

不僅富豪參與度低，我們普通老百姓的參與度更低。2016年蓋洛普市場調查公司在全球140個國家和地區做公眾慈善參與程度的調查，就三個問題：你上一個禮拜是否捐過款、是否做過志願者、是否幫助過陌生人，最後得出來的指數，排在倒數第一。我們慈善參與人數的基數小，雖然在增長，但是水平跟別人還不在一個檔次。

《慈善家》：互聯網科技應用的迅速發展使得公益出現了一些新氣象，但似乎主要集中在平民慈善方面，比如螞蟻森林、輕鬆籌等。相對而言，富人慈善的創新是否更困難?但國外也有類似冰桶挑戰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富人公益形式。的富人慈善近些年有哪些創新嗎?

鄧國勝：記得有一次我在北師大公益研究院的一個培訓班講課，講到公益慈善的創新問題，當時我提出希望更多富人設立的基金會跟公募基金會不一樣，因為是花自己的錢，所以可以做一些創新項目。而公募基金會要向社會籌款，要對捐款人負責，所以不太容易創新。特別是家族基金會花自己家族的錢，更應該從事一些引領性的、創新性的、有影響力的慈善活動，開展更可持續的、更有生命力的慈善項目，而不是像傳統的慈善，誰生病了給誰錢，撒芝麻一樣，這其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只是一種輸血，無法治本。

當時我講到這個觀點的時候，一家非公募基金會的秘書長就表示反對，她認為那些創新性的慈善項目太超前了，不符合國情。也有學員認為學者站著說話不腰疼。當然，這是幾年前的事情。這幾年，的富人慈善還是有一些變化。這家基金會自己也悄悄轉變了，也在鼓勵社會創新，支持一些創新性的項目。

特別是在信息科技迅速發展的今天，富人從事慈善事業的方式方法也更加多元，更加具有創意。而富二代們，包括一些新富階層的慈善家都很年輕，跟國外接觸很多，能夠及時把國外先進的慈善方法引進來。另外，現在一些非公募基金會的管理團隊比較專業。以前一些非公募基金會就是企業的員工兼職管理，而現在有的非公募基金會甚至聘請一些留洋歸國的、專門學公益慈善相關專業的人才來管理，其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

《慈善家》：2014年，谷歌CEO拉里·佩奇表示，他寧願將數十億財產捐給像埃隆·馬斯克這樣的資本家來改變世界，也不願將錢捐給慈善組織，因為他認為馬斯克將火星作為人類「第二家園」等想法意義深遠。佩奇說，「這才是一家公司應該做的，這也是一家公司博愛的象徵。」對這一說法你怎麼看?慈善仍屢屢面臨「救急」還是「救貧」之問，而佩奇這樣的「慈善」思路是否能夠算作更先進的慈善思想?

鄧國勝：我們希望捐款人是多樣化的，有人願意捐給基金會，有人願意直接捐給窮人，有人願意捐給一些大的資本家，沒有誰對誰錯，無非就是佩奇認為，錢應該捐給最有效率的人。當然，這也提醒我們的慈善組織，要不斷提高自己的能力。他(佩奇)認為慈善組織效率低下，並不能真正有效解決社會問題。

《慈善家》：十年前你提出了「富豪捐款為何這麼難」之問，並指出嚴格規範基金會、降低民間基金會創立門檻與完善出台相關法律法規三條改善路徑。如今再看，你認為這十年的公益發展在這三方面分別有怎樣的進步?而下一個十年的發展將有哪些新的路徑?

鄧國勝：應該說都有進步，但是也都沒有完全解決，比如說降低基金會登記註冊門檻，跟以前比當然有很大的進步，但實際操作起來，有一些地方基金會登記還是蠻困難的。

未來，運用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等信息技術，肯定是慈善事業發展的方向。的社會創新有可能藉此實現跨越式發展，超越歐美。如今，無論是富人還是平民，這種基於互聯網的慈善參與發展很迅猛，雖然現在總量規模還不大，但是增長非常快。

另外，我們的法律法規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制度上還有很多瓶頸，比如慈善信託的稅收減免仍然沒有落地，的社會組織怎麼參與到國際公益慈善事業中去也還需要不斷完善政策法規。一旦相關的制度瓶頸被打破，未來可能會吸引更多的中產階級、富人參與慈善事業。所以，總體來說，未來的公益慈善事業前景還是非常廣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