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每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明月幾時有》

屬於每一個普通人的《明月幾時有》

開宗明義，出生於1947年的許鞍華導演的《明月幾時有》是一部特別的歷史人物傳記片，編劇何冀平取材於真實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以周迅飾演的傳奇女性「方姑」為代表的仁人志士在1940年代初期的香港，展開對八百文化名人的生死救援，以及通過城市游擊戰和輿論戰爭來展現香港淪陷下的平凡人抗爭故事。《明月幾時有》既是獻給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也是紀念香港人民反抗日本侵略76周年的「不能忘記過去」的電影。《明月幾時有》跨越了所謂商業片和文藝片的鴻溝，我們不能以任何一側的角度來要求本片必須如何，許鞍華給出的依然是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浮沉，以及為了人生方向而做出的抗爭，至於成敗和過程卻是事先無從得知，明月可有、千里嬋娟、人生無恨，這便是坦然赴死的犧牲精神。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一警句濃縮了猶太哲學家阿多諾對二戰的深刻反思。《明月幾時有》則描寫了在中共領導下遠在香港的抗戰英雄們，始終不曾忘記漢語是詩一般語言。大文豪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將人世間的悲歡離合、跌宕起伏、戰爭與和平等納入對人生與宇宙的整體追尋之問。把酒問青天，何日雲開君再來。千江有月千江約，秦時明月香港圓。《明月幾時有》的導演、編劇和主演都是女性，女性意識非常強烈，香港的一再處於陰柔位置、被割讓和二度淪陷本身也象徵著中華民族的沉淪和失落。《明月幾時有》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解決了問題，「為有犧牲多壯志」，也讓當今更多觀眾認識到了香港不太為人知的抗戰歷史。必須指出，《明月幾時有》並非口號和宣言為主題的類型片，本片的主人公其實就是香港，香港的包容、求索和想象。

從日常生活到家國敘事，是作者導演許鞍華一再的嘗試。從香港電影新浪潮時期一直到現在，許鞍華作為香港電影導演中作者屬性最持久的導演，香港與中華作為重要的母題敘述得以持續四十年的表達。香港至於中華，方姑至於香港乃至於中華，都是以小顯大、以點概括全面，在民族危亡時刻，個體如何選擇，小人物的命運與大時代的波瀾，借問「明月幾時有」來詮釋日常與家國之隙的文化愁緒。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提出「亡國與亡天下」的深刻話題，1940年代的局面，幾乎又是到了「亡天下」的大危局。《明月幾時有》以營救文化名人開場，顯然編導有著極為清晰和明確的文化感嘆。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這句更為知名的話語，可以題括《明月幾時有》的深層含義。編劇、導演、傳主都是女性，她們共同的集體意識，便是超越了性別、時代、地域而集合於中華文化這一概念之下，在亂世浮動的散文花的電影中，在躁動的戰爭氛圍里營造出靜靜的文化景象，「明月幾時有」的浪漫是方姑、許鞍華等香港人、人等共同體認的文化鄉愁。即便在殘酷的戰爭間隙，方姑讀書的盎然也是一種天地之間的難得的趣味。戰爭勝利之後，無論是方姑還是以紀錄片採訪形態出現的梁家輝飾演的小鬼，都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回歸到廣東與香港的平凡生活當中，無疑這才是《明月幾時有》最好的答案，明月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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