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四張標準像是如何誕生的

攝影博物館陳石林/攝影博物館網站——載文記錄：攝影家協會圖片社的創始人，毛澤東標準像的製作者陳石林，製作毛澤東主席標準像的經歷如下：

第一幅標準像：將周圍人物去掉

1950年毛澤東和全國戰鬥英雄、勞動模範部分代表合影的照片

陳石林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時，還沒有毛澤東主席的標準照，人們舉著的巨幅照片仍然是陝北時期頭戴八角帽的圖像。1950年1月，毛澤東和周恩來訪問蘇聯，參加了許多重要的政治和經濟活動，美國一家報紙發表報道的時候，同時刊登了斯大林和毛澤東頭像，頭戴八角帽的毛澤東主席與身著華麗元帥服的斯大林並列在一起，顯得很不協調。當時，身為中央新聞總署副署長兼新聞攝影局局長的薩空了發現這個問題，感到作為國家元首的毛主席標準照過於簡單，與的形象不太吻合，當即向時任新聞總署署長的胡喬木建議，希望儘快為毛主席拍攝製作標準照片。

這個建議最終上報到毛澤東那裡，得到首肯后，新聞總署派出幾名攝影師前往拍攝。由於燈光、拍攝時間等許多客觀條件的局限，最終拍出的照片不太理想。於是，薩空了請來攝影局攝影處副處長陳正青，請他物色一名技術優秀的圖片後期製作人員，在主席以前拍攝的照片中選擇合適的圖片加工製作第一幅標準照片，經過反覆挑選比較，我被光榮地選中了。

第一幅標準像照片

接到這個重要的任務后，我非常激動，馬上投入工作，很快把一年多來攝影記者們拍攝的毛澤東活動照片全部找出來選擇。最終，看上了1950年毛澤東和全國戰鬥英雄、勞動模範部分代表合影的照片，我選取合影中毛澤東的頭像部分，再運用各種技術方法將周圍的人物去掉，將背景處理完善，一張使用普通相機拍攝的、圖像質量一般的照片，經過精心地修繪翻拍，終於成為毛澤東主席首幅標準照片，由新華社向全國正式公布，當年的印刷數量就達到2000萬份，除外，還發行到40多個國家。

1999年發行最新版百元人民幣，2000年發行20元面值的人民幣，鈔票上面的毛澤東形象，也是臨摹第一版毛澤東側身標準像完成的。

第二幅標準像：大量登載於《毛澤東選集》中

50年代相機非常稀少，毛澤東正面形象的圖片就更少了。上級領導布置任務，要製作一幅毛澤東的正面標準照片。

我查閱了當時毛澤東活動的各種照片，經過反覆挑選，我終於從一個大的團體合影中找到形象較好的毛澤東正面照片，由於照片是使用美國航空膠捲拍攝的，反差很大、顆粒粗、層次差，如果不進行後期處理，根本無法使用。

經過認真地修繪翻拍製作，一幅形象端重、和藹可親的正面標準照誕生了，被運用為早期的天安門城樓掛像，也大量地登載於《毛澤東選集》中。

第三幅標準像。有人提出質疑，認為第三幅標準像只露出一隻耳朵，而且左眼珠偏上，有「偏聽偏信」的感覺。

1959年國慶十周年前夕，中央決定製作一幅反映毛澤東當年形象的正面標準照片。攝影記者為毛主席拍攝了一張清晰度和皮膚質感較好的照片，但是，由於存在一系列的攝影技術問題，畫面的整體效果不太理想。

最終領導還是決定讓我來加工製作。

我用反轉顯影、複製底片的方法，完成了第三幅標準照的製作工作。

1960年至1966年天安門城樓懸挂的巨幅畫像就是以此為摹本繪製的。

1976年，天安門廣場上百萬人追悼毛主席大會上使用的大幅畫像也是使用第三幅標準照片放大的。

第四幅標準像：主席老人家很喜歡

1964年，人民對領袖的崇拜達到了一個新高潮，有人提出質疑，認為第三幅標準像只露出一隻耳朵，而且左眼珠偏上，有「偏聽偏信」的感覺，因此，中央決定重新製作一幅露出雙耳的標準照，選派攝影記者專程為毛澤東拍攝，但是圖片的整體效果不理想，有關領導決定還是讓我進行後期暗房加工製作。

我運用新研製成功的「透正拷負」工藝，對影像進行了精細的修整，製作出層次豐富、質感強烈，形象莊嚴的標準照片。

1998年元旦前夕，毛澤東女兒李訥見到我時熱情地說：「第四幅標準像太好啦，老人家很喜歡，是老人家親自圈定的」。第四幅標準照從1964年起一直沿用到現在。

誰是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畫像的製作者

畫像時，左輝、張松鶴等人站在腳手架上繪畫，辛莽則站在遠一點的地方指揮。但畫像畫完掛出之後，一些群眾提出了意見：「毛主席有一隻耳朵不好看，而且眼睛向上，好似『目無群眾』」。

誰是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畫像的製作者

畫像時，左輝、張松鶴等人站在腳手架上繪畫，辛莽則站在遠一點的地方指揮。但畫像畫完掛出之後，一些群眾提出了意見：「毛主席有一隻耳朵不好看，而且眼睛向上，好似『目無群眾』」。

在天安門城樓正中上懸挂著一幅人民最敬仰的毛主席的畫像。毛主席畫像歷經風雨，畫像有數次更迭。人們不禁要問，歷年來繪製毛主席畫像的人是誰？

1949年9月2日，周恩來簽署：「閱兵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閱兵地點以天安門前為好」的批示，明確地表明天安門城樓將作為開國典禮的主席台。

天安門城樓將接受人民的檢閱。

天安門城樓的修葺工作迅速展開。國立藝專家實用美術系教師周令釗受領的任務是為天安門城樓繪製毛主席巨幅畫像，為開國大典之用。

周令釗受領任務之後，便和他的學生陳若菊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靠東的空間緊張地工作起來。他們把木板豎在牆上，搭起三層腳手架。負責古建的油漆師傅為他們打底、調顏色。

他們以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為摹本，把主席的衣領畫為敞口式樣。但聶榮臻同志看后指出，主席的衣領敞口式樣不妥，因為開國大典，要嚴肅一點兒。

周令釗和他的學生便遵照聶榮臻的指示，重新改畫了衣領。

9月底，繪製工作完成了，工人們把巨像掛上了天安門城樓。

這幅主席畫像就是10月1日開國大典時懸挂在天安門城樓的主席畫像。

1950年，北京市人民美術工作室的辛莽同志應胡喬木邀請來到中南海，接受畫毛主席巨幅畫像的任務。

曾是延安魯藝的美術教員的辛莽，挑選了一張毛主席免冠、雙眼略向上看的半側畫像。由於當時畫巨幅人物肖像缺乏經驗，辛莽便找來從解放區來的左輝、張松鶴等人協助。畫像時，左輝、張松鶴等人站在腳手架上繪畫，辛莽則站在遠一點的地方指揮。

但巨幅畫像畫完，掛出之後，一些群眾提出了意見：「毛主席有一隻耳朵不好看，而且眼睛向上，好似『目無群眾』」。

辛莽等幾位專家聽到這些意見后，又選擇了主席一張基本正面、雙眼平視前方的照片。這幅畫像掛出后，反映很好。

毛主席的畫像每年都要更換一次。一般是在八月「立秋」前後開始畫，到國慶時換上新的。

工作人員在天安門城樓上更換新的毛主席畫像

1953年後的毛澤東主席畫像是由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傑出的肖像畫家張振仕所畫。張振仕求學艱難，繪畫功底深厚。他在窄小的側院里默默作畫。一畫便是11年，直到1964年，繪製巨幅畫像感到力不從心時才停手。

1964年以後的毛澤東畫像是由美術公司的王國棟畫的。

他繪製的畫像以毛澤東半側面、雙眼平視的照片為摹本。他注重對毛澤東眉宇和眼神的表現，力求在描繪主席慈祥和善的同時，表現出他性格中敏銳、機智和洞察一切的層面。

王國棟在繪製巨像時，既能準確地掌握人物的輪廊，又能以老百姓可接受的方式著色。他畫的主席像雖然是油畫像，卻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這是1949 年以來畫家們從事毛主席像創作的一個關節點。十幾年來，畫家們慢慢改進，不斷積累經驗；有關部門對主席照片幾經挑選，並做修版等技術處理。到了60年代中期，王國棟在多位畫家工作的基礎上，終於通過中西結合的方法使主席巨像愈益顯示出領袖的風度和神采，能普遍地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

王國棟在繪製主席像時，曾遇到不少的難題。因畫像巨大，沒有整塊的畫布，只好用3塊畫布拼接在一起。因接縫不平，畫面上兩道直續上下的稜子十分顯眼，這樣就影響了肖像面容的美感。為解決畫布問題，哈爾浜亞麻廠與天津地毯廠合作攻關，終於試織出密度不同的幾種寬幅亞麻布。

毛主席畫像是以稍微傾斜的角度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每逢雨雪，畫布后的五合板受到浸泡，很快就影響了畫像的色彩。為解決這個問題，天安門管理處經過逐步摸索與改進，最後用鋁合金板置於五合板后，雨水可順著鋁合金板流下，從而保證了畫像在較長時間內不變色。

1976年毛澤東主席逝世，舉國哀掉。王國棟懷著悲痛的心情繪製毛主席像。這是他最後一次畫主席巨幅畫像了。他把顏色調得很淡，把無限哀思凝聚於畫布了。在舉國追悼的日子裡，天安門城樓換上了新華社製作的毛主席巨幅黑白照片，追悼會後仍懸挂王國棟畫的畫像。

1992年初，王國棟退體。他早在1971年就開始培養接班人，接班人是18歲的葛小光。

葛小光在北京市美術公司油畫，后在創作室畫毛澤東、孫中山和馬恩列等領袖像。

葛小光在師從王國棟繪製毛主席巨像的過程中，深深地感到只照一兩張照片臨摹，很難體現人物的神貌；要更生動、更準確地把毛主席的偉大形象再現在巨大的畫布上，光靠畫筆下的功夫雖然是不夠的。於是，他便廣泛搜集資料，先後收集了60多幅主席畫像，從中篩選出十多張有特點的照片，編成一個小集子，作為畫像時參考。

葛小光的畫室在天安門城樓的西北角，是一座面積為90平方米，高8米多的鐵棚子。以鐵皮為材料搭棚主要是為了防火，頂部由半透明玻璃鋪就，是為了讓陽光從頂部均勻地透射進來。這樣的畫室，夏天暑氣蒸人，冬天寒風刺骨，但為了畫好毛主席畫像，為了保證每年「十一」天安門城樓懸挂嶄新的主席畫像，葛小光不畏酷署嚴寒，如醉如痴地畫著。

眼睛是心靈的窗戶。葛小光力求通過對毛澤東眼神的刻畫，表現出一代傳人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部襟，并力圖通過這雙眼睛，在領袖與人民、歷史現實甚至未來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在畫像時，他總是在尋求一種「感覺」，這種「感覺」難以表述，但也正是這種感覺達到了他所追求的神似。正如許多人在天安門城樓前仰視毛主席畫像時，都會說出同一句話：「真像」！

天安門城樓毛主席畫像，高6米，寬4.6米，加上像框，總重量達1.5噸，這是在全國、亞洲甚至在東半球，也是最大的手工繪製的肖像。

（摘自《天安門廣場備忘錄》作者：樹軍 西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