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魔咒：定都江南的王朝為何多短命？

文 | 逆北

縱觀歷史，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雖然自唐安史之亂后，江南地區憑藉著自身相對安定的發展環境等優勢逐漸成為中原王朝賴以立國的經濟重心。但在此「風水寶地」建都以「號令天下」的王朝政權卻多如白駒過隙而匆匆「壽終就寢」。

江南風景

即使是享國二百年左右的東晉與後來的南宋政權，雖壽命較長，然後卻無力擔負「一統天下」的重任，最終還是被北方崛起的軍事集團加以兼并。朱元璋雖北伐成功，但是之後的靖難之役卻使王朝的政治中心由江南移向華北地區。那麼導致其政治壽命短暫或在政治進取方面表現「弱勢」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筆者不妨與各位探討一番。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江南地區東臨大海，西臨荊襄之地（即長江中游地帶），南為兩廣丘陵。四周或臨大海，或有盤沿曲折的山地丘陵同江河相輔來發揮屏障江南地區的作用，這樣一個地理環境同當時遍地狼煙的北方地區相比可以說是極為難得了。更何況江南地區在歷史上屬於較早被開墾的南方地區，農業經濟相比周圍地區更為發達（同時還靠海，商業發展也較蓬勃）。這種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對於又掌有一定武裝力量的「野心家」來說可算是如虎添翼。

但是問題又來了，既然要錢有錢，要兵有兵。為何還是難以堪當統一的大任呢？其實原因很簡單。孟子曾言：「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意指優越的現實條件並不能使人或一個組織更好生存，反而會使其有恃無恐，從而滋生「滿足於現實不思進取」的「享樂基因」。而在潛在或直接威脅的逼迫下，人或組織反而會迸發出「勵精圖治」的勇氣與決心，從而死中得活。

但是不幸的是，江南的立國者們大多跌入了前者的「陷阱」。例如南北朝時期的南方政權陳朝，在陳霸先開國之時，南陳軍隊尚且擁有一定戰鬥力。但陳霸先辭世后，南北政權對峙的「邊境線」逐漸進入一個相對和平的狀態中，在這個階段，北方新崛起的隋政權在對突厥與吐谷渾等游牧民族的作戰中逐漸培養起了一批可靠的軍事骨幹，同時其軍事動員能力，在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后，同南陳相比也顯得無比高效率。

而反觀陳朝方面，和平的態勢反而使其滿足於既成的現實，而陳後主對於隋朝步步緊逼的動向所持的一笑置之的態度也將整個南陳拖入了覆滅的深淵。

荒淫的陳後主

我們可以看到，把江南地區作為政治重心的政權雖然在短時期內獲得了一個較為穩定的生存環境。但是從軍事方面看，軍隊因有天險的屏障而疏于軍事訓練，同其他軍事力量作戰以獲得寶貴軍事經驗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相反，上層指揮者因懼怕承擔主動出擊所存在的風險而更加自閉與保守，軍隊也由政權的生存支柱轉變而為賭博談判的資本或籌碼。存在於表象的「良好生存環境」無法帶來政權的勃興，反而成為其各種弊端賴以滋生的溫床也就不奇怪了。

隋滅陳的戰爭中，陳軍雖倚仗天險試圖死守，然後在隋出奇兵且水陸並進的聯合打擊下瞬間崩潰

朱元璋為何能「反其道而行之」？

接下來筆者認為還需解釋一個「反面事例」，即朱元璋也把江南作為他的政治重心，並逐漸統一全國的原因。首先朱本人出身貧寒，而在社會中幾十年流浪漂泊不僅豐富了其人生經驗，同時也孕育了其同同時代人不同的眼光和格局。

影視劇《朱元璋》中的少年「朱重八」

但是反觀當時其他的「野心家」們，多數地方精英在元末的混戰當中多僅圖自保。因此他們所組建起的自衛「鄉兵」雖具有一定戰鬥力，但都僅滿足於自保而無暇將眼光拋向「爭奪天下」。而朱元璋則不同，卑微的出身不僅使其甩掉了做事顧及「「禮義身份」的沉重枷鎖，同時也擺脫了「祖產」束縛住其邁步「走向天下」的腳步。所以朱逐漸由元末群雄中脫穎而出。

而更重要的是，朱在以應天府為根據地逐步向周邊地區擴張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遭遇到了陳友諒與張士誠這樣的「競爭對手」（北方地區的元軍因忙於鎮壓紅巾軍主力而無暇顧及朱元璋，因此可暫時忽略不計）。拋開他們個人性格不說，他們所擁有的實力並不遜色於朱本人（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朱的「憂患意識」同他們相比反而更為強烈，而這種意識也促使其更加下一番決心，以積極的「禮賢下士」的行為與強化「賞罰分明」的體制來吸引新的支持者。

在徐達與李善長等人的支持下，其逐漸的統一了整個南方地區（雲南除外），因此朱元璋對中原的爭奪已經不僅僅只靠江南一地，而是挾大半個南方地區的人力物力，來發動對陷入四分五裂的北方地區的最後一擊。朱本人能夠破除掉「江南定都國家多短命」的「魔咒」也就不奇怪了。

描繪「徐達北伐」的連環畫作

參考文獻

韓昇：《隋文帝傳》，人民出版社

吳晗：《朱元璋傳》，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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