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被以色列右翼政府批評的書 德國總理卻成為了它的粉絲

一年前，以色列小說家多莉·拉比尼安（Dorit Rabinyan）無意間捲入一場風波。她的第三部著作《所有的河流》（All the Rivers）剛被選入國家課程不久，便很快被教育部剔除，理由是題材有問題。該書主要講述巴勒斯坦藝術家希米（Hilmi）和以色列女子麗雅（Liat）之間的情感故事。

拉比尼安表示，這件事鬧出來之後自己多少有點因禍得福。以色列於2016年1月發起文化戰爭，這本書作為其導火索，爾後銷量瞬間暴漲。如今它已有20種不同語言的譯本，上個月還在英國出版了。此外，最近在美國還會圍繞此書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推介活動，拉比尼安正在為此進行各方面準備。

以內塔尼亞胡為首的以色列右翼執政聯盟近來頻頻針對媒體及藝術界發難，某些不受其歡迎的紀錄片作者以及對當局持批判態度的NGO亦遭牽連。拉比尼安的遭遇，不過是這場風波中的一個小插曲。

福的方面說完了，接下來談談禍——當然拉比尼安寧可忘記這方面。截至目前為止，距離該書被教育部下架大約有14個月，期間她更收到各種人身威脅。拉比尼安表示，這一連串事情簡直讓她大開眼界。「我現在還是感覺這搞得有些興師動眾了。它讓我進一步去思考書被禁掉的種種可能原因，也讓我開始認真審視以色列國內的一些新動向。」

對拉比尼安來講，這看起來意味著以色列當局開始把藝術視為某種危險的存在。

「文學和藝術作品能以奇妙的方式幫助人去思考身份認同和同情心之類的問題。當文學作品里那個虛擬而陌生的身份『傳遞』到你身上時，你似乎就有了另一個人的視野，可以與他同呼吸共患難。它好比一針清醒劑，能幫我們卸下重重防備，例如無知、冷淡及漠然。卸除戒心以後，你會感受到更多的東西，而這當然會有些痛苦的。」

拉比尼安認為，正是這種訴諸同情心的做法，令右翼感到她的小說對現代以色列有威脅。回想起此書被指「顛覆性過強」——她自己當然對所謂顛覆性有不同理解——的那些瞬間，她似乎悟到了一些東西：這無非是因為她想要好好紀念一下自己曾經在紐約邂逅過、但爾後不幸過世的某位巴勒斯坦藝術家。

「國內有報紙記者聯繫我，想要曝光整件事情。實話實說，我們一開始是把這當笑料看的，因為禁這本書的理由太荒唐了：它被指有損猶太身份認同的純正性。因為這可能讓讀到它的青年人對以色列的非猶太居民產生親近感，」她說道。

然而，這的確是以色列教育部教學委員會給出的禁書理由，此決定是在持極右翼立場的教育部長納夫塔利·本尼特（Naftali Bennett）的支持下作出的。

教育部官員達利亞·菲尼格（Dalia Fenig）在一份拒斥這部小說的書面聲明中表示：「社會上的大多數人認為，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親密關係、特別是現存的某些可以使此種親密關係獲得制度承認的途徑，如婚姻及組建家庭等，均威脅到了猶太（及阿拉伯）身份認同的純正性——即便它們在故事中最終並未發生。」

官方後來逐漸有所讓步，允許教師個人自主決定是否在課程中使用該書，然而對拉比尼安而言，負面影響總歸已經發生了。她指出：那些反對這部小說的人其實從根本上誤解了它的主題，因為它所探討的正是「對喪失身份認同的恐懼」，而這無疑是十分諷刺的。

「猶太人曾有多年顛沛流離經歷，難免會在自己所居住的社群中堅守身份認同的純潔性，乃至人為地設立許多抽象的區隔，這種隔離的概念在我的小說當中也有所反映。譬如主角麗雅就特別擔心身份認同的失落，尤其擔心兩人的愛情會沖淡這一認同。事實就是：男方是一名巴勒斯坦人，而她自己有這麼一堆禁忌——這折射出一些重要的問題。你可以把這位女子帶離中東地區，但沒法拆掉她心中的那堵牆。而這居然還成了不準上課用這本書的理由，簡直荒唐至極！「

拉比尼安區分了正常的身份認同和那些持民族主義立場的政客所鼓吹的所謂「身份認同「，她認為後者」就像吞噬一切的陰影一般「。

她在寫作的時候，桌上經常擺著一本法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書。「他教導我們說，不可只局限於自己的小世界，在人山人海之中用心留意一下他人，同樣能令自己的人性更加豐滿。」

如今，拉比尼安面對著更大的挑戰：一場打擊範圍更廣的運動正在徐徐展開，內塔尼亞胡政府又盯上了那些資助及支持不反映右翼觀點的藝術作品的人群。

當我與她茶敘時，電影及紀錄片產業又遇到了麻煩：最近問世的一套新紀錄片《米吉多》（Megiddo）有牽涉到一些因安全問題入獄的巴勒斯坦犯人的生活，那位討人厭的文化部長米莉·蕾吉夫（Miri Regev）便又把矛頭對準了它們。

拉比尼安對內塔尼亞胡及其同黨壓制言論及表達自由的行徑表示譴責。「不過是傳播一下鼓勵了解他人的觀點，對這幫人來說居然成了威脅。」

她對國內文化界的發展趨勢頗為悲觀。「這是一場麻木以色列人心靈的陰謀，它已經產生某些效果，導致人們對自己被操縱的情況渾然不覺。這種無知反過來又縱容著一些野心勃勃、圖謀不軌的政客。」

如果說，圍繞那本小說的爭議還有什麼地方仍能讓她有所觸動的話，那就是她目前又打算寫一些相對比較私人的東西。事情的起因是哈桑·胡拉尼（Hassan Hourani）的不幸溺斃，2005年時，他曾鼓勵拉比尼安在《衛報》上發表過一篇長文。

「我希望重新喚起對自己曾經在紐約見到過的那個人的回憶。他是一位巴勒斯坦藝術家，見到他才幾個月，他就不幸去世了。我見證了他最後的那些日子，理應對此有一份責任。這部小說所做的工作正是一種拯救。我並不覺得自己有多勇敢。我想表達的是，對於一些捲入生死爭鬥的個人而言，友情比浪漫愛情更高貴。」

教育部長本內特的介入令拉比尼安發自內心地反感。「他簡直是個喪門星。這種噁心的感覺怎麼講……我有次參加活動，幸好及時躲在窗帘後面，才避開了跟他握手的機會。」不過，她也因此次事件而收穫到一份意想不到的支持。「我收到了一封來自安格拉·默克爾的信，她讀過我這本書的德文版。看吧，事情就是這麼出人意料。我被以色列政治家噤聲，而德國總理卻成了熱心讀者。「

最後，令拉比尼安最困擾的事情，倒不是她個人在目前這種「文化戰爭」中應當何去何從，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以色列政客試圖撲滅各種爭論的長期後果

她表示：這不僅對當下有惡劣影響，更會葬送以色列的未來。「如果只准許大家用一種角度看世界，那就太狹隘了。這會漏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它們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為自己的未來定向。「

（翻譯：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