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氣候變化的時代重溫經典小說

當前的氣候變化和19世紀的英國存在著奇妙而難以理解的密切聯繫。正是在19世紀的英國，伴隨著煤動力工廠、鐵路和汽船的發展，全球化石燃料經濟開始成型，推動了消費資本主義的出現。

現在，如果回過頭來重新審視19世紀的文學作品，我們可以發現什麼呢？儘管維多利亞時期的作家缺乏對全球變暖的認識，我們仍可以從他們對當時社會快速而影響深遠的變革的深刻認識中了解到一些東西。在他們手中，小說成為了一個思考個體、社會、經濟、自然間關係的有力工具。

北與南

思考此類問題可以從伊麗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Gaskell）的《北與南》（North and South，1855）開始，這是19世紀中葉興起的「工業小說」中的一部經典作品。

小說中大部分故事發生在英國北方彌爾頓（曼徹斯特）這個工業小鎮上，那裡是維多利亞時期燃煤工業的生產中心。小說里的主人公瑪格麗特·霍爾（MargaretHale）由於家庭原因被迫遷居到那裡，她對這個小鎮麻木的第一印象是：當地的環境、經濟和城市規劃都因化石燃料的使用而改變。

在距彌爾頓還有幾英里時，他們看到一條深鉛色的雲懸在那個方向的地平線上......離小鎮更近時，空氣中開始有一股淡淡的煙塵味；也許，青草的香氣比其他任何氣味消逝得都快。很快，他們就迷失在又長又直、兩側規則排列著小磚瓦房的令人絕望的街道上了。

彌爾頓由於城鎮工業化而被厚厚的污染層籠罩著，正如BBC迷你劇《北與南》（North and South, 2004）里描繪的那樣。劇中瑪格麗特（Margaret）由丹妮拉·丹拜-阿什（Daniela Denby-Ashe）扮演。

蓋斯凱爾（Gaskell）讓優雅但貧窮的女主角與有權有勢的紗廠廠主約翰·桑頓（JohnThorton）相遇——想象一下發生在工廠里的《傲慢與偏見》。他們的愛情故事象徵著一種讓被新經濟模式擾亂的國家恢復和諧的方法，正如瑪格麗特（Margaret）緩和了桑頓（Thornton）自由放任措施的後果，改善了他與工人的關係。正如小說快結尾時桑頓（Thornton）向他一個熟人承認的那樣，

我唯一的願望就是有機會用雙手耕耘一些超越金錢利益的人際關係。

然而，結合化石燃料經濟來考慮這個解決方案，值得關注的是，這樣一種和諧的社會願景在當時社會和環境的大背景下十分脆弱。在小說的結尾處證明，全球市場——原材料、投資者和顧客的來源地—是強大而不穩定的，桑頓（Thornton）的工廠充其量只能提供暫時的安慰。最後，他破產了。

與此同時，在彌爾頓，煙囪噴吐著煙霧，無休止的發出咆哮聲和巨大的撞擊聲，並且運轉起來令人眼花繚亂的機器沒完沒了地工作著......很少有人來買東西，而那些買東西的人被賣家充滿疑慮地打量著，因為信用根本沒有保障......大量的投機行為已經在美國造成惡劣影響，並且影響越來越近，不言而喻，一些彌爾頓的商家必然會蒙受損失。

現在回顧《北與南》，可以從它對使用化石燃料的社會與經濟的展望中看出這兩者之間內在聯繫的緊密，同時證明了在面對國際上的不穩定時，國界形同虛設。

時間機器

澳大利亞作家詹姆斯·布拉德利（JamesBradley）表示，那些探究如何表達氣候變化的當代作家已經發現，類似於科幻小說的體裁比古典現實主義更適合這類內容。

「某種程度上說，這並不奇怪，」他評論說，因為這些體裁傾向於「脫離」日常生活，它們熱衷於描繪「超越人類存在的體驗」。

維多利亞時代的最後十年，就像現在一樣，是一個文學體裁革新的絕妙時代。在這些十九世紀末的革新之中極為著名的一個就是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Wells）的科學浪漫小說了。

《時間機器》里對人類未來的悲觀展望（圖片來自1960年的改編電影）令人害怕。

在《時間機器》（TheTimeMachine，1985）里，威爾斯（Wells）建立了一種敘述手法，可以使自己在巨大的歷史跨度下思考社會和環境的改變。在小說的結尾，時間機器的發明者開始了一段去宇宙終結處的旅行。

我環顧四周，想要找到一丁點生命的痕迹......但看不到任何移動的東西，無論是天上還是海里。礁石上的綠色黏液證明這裡沒有生命的存在......海邊細浪低語。除了這些了無生機的聲音之外，一切都是寂靜的。寂靜？這份寂靜難以用語言形容。所有人類的聲音，那些標誌著我們生命的背景音——所有的一切都結束了。

在想象這片荒涼的海灘時，威爾斯（Wells）借用了一個當時盛行的預言：熵定律意味著不可避免的宇宙熱寂，只是最終結局是全球變冷而不是全球變暖。但至今仍值得關注的是，這部小說將人類看作一個有限的物種，而不是從更加局限的個體或國家角度來看待人類。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最先開始凝望地質時間的深淵，並大膽地將自然史視為物種消亡史。

因此，威爾斯（Wells）描繪了一個科技也無法克服災難性的自然進程的未來，並勇敢地想象出了一個沒有人類存在的地球。

德伯家的苔絲

小說家阿米塔夫·戈什（Amitav Ghosh）近期表示「針對氣候危機，想象力和文化存在極大的局限性，認為現實主義小說的特點使它無法表達環境和社會的複雜性。現實主義小說真的在氣候變化的時代里無立足之地嗎？

冰島布雷莎穆克冰河口瓦特納冰川（Breidamerkurjokull』s Vatnajokullglacier）正在融化的冰山：現實主義小說在氣候變化的時代里是否有自己的地位？

答案可以在另一篇維多利亞時期的著名悲劇小說中找到，托馬斯·哈代（ThomasHardy）的《德伯家的苔絲》（Tess of the D』Urbervilles，1891）。故事的開頭，苔絲（Tess）的父親發現自己的姓氏德北菲爾德（Durbeyfield）是德伯（D』Urberville）的改寫，他們事實上都起源於一個曾經統治這塊區域的古老家族。德北菲爾德（Durbeyfield）一家最終被驅逐出自己的家園，在一座教堂尋求庇護，周圍是他們祖先的墳墓。

這些墓碑帶有華蓋、祭壇形、看起來樸實無華的，上面的雕刻已經殘缺了。黃銅從基體上剝落下來，鉚形器件留下的洞口就像沙崖上貂打的洞一樣。這些損壞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有力地提醒著她，她的家族已經從這個社會上消失了。

與我們現在這個資源逐漸變得緊缺的時代有些相似，在苔絲（Tess）生活的年代，家財已被耗竭，她被先人揮霍無度留下的廢墟所圍繞。

哈代也深深習慣於日益工業化的農業對生態的破壞。在小說的最後，當苔絲（Tess）被她的戀人，安吉爾·克萊爾（AngelClare）拋棄時，她被迫接受了在弗林特石灰谷（Flintcomb-Ash）農場廣袤多石的原野上的工作。

她在嚴冬中辛苦勞作，忍受著蒸汽動力的打穀機(「一個便攜勞動力」)沒完沒了的運作，讓工人也逐步淪為機器。與此同時，安吉爾離開英國去了巴西，才發現英國人的身體適應不了熱帶的生態。

他看到來自英國農場的母親們懷裡抱著嬰兒步履沉重地行走著，當那些嬰兒發燒至瀕死時，這些母親會停下來，用雙手在鬆軟的土壤上挖出一個洞，將孩子埋進去，灑下一兩滴淚水，然後繼續步履沉重地行走著。

傑瑪·阿特登（Gemma Arterton）在2008年由原著改編的迷你劇中飾演苔絲（Tess）。被困在農場時，苔絲（Tess）試圖做出道德的選擇，儘管哈代（Hardy）在小說中為她設定了種種無法抵抗的限制。

苔絲（Tess）和安吉爾（Angel），還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背景離鄉的殖民地家庭，就像氣候難民，受困於被大農場經營破壞了的環境和充滿敵意的氣候之間。

《德伯家的苔絲》中所有的悲劇都以苔絲（Tess）為中心。因為她不把自己看作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看作社會和生態集體（包括她的家庭、她的擠奶女工同事，甚至鄉村的土地）的一部分。

她堅定地關愛著身邊的一切——甚至包括最富有爭議的，因被強姦而生下的兒子——儘管在倫理和經濟的重壓下。在她父親拒絕接待教區牧師后，苔絲（Tess）選擇親自為瀕死的兒子施洗禮——給他取名為悲傷（Sorrow）——然後為他爭取了一個基督葬禮：

儘管處於逆境......苔絲（Tess）勇敢地用兩片木條和一小段細繩做了一個小十字架，繫上鮮花。某個晚上將這個十字架插在了墳頭......在十字架下也放了一束同樣的花，花插在一個盛水的小罐子里來保持新鮮。

雖然毫無意義，苔絲（Tess）依然不願放棄照顧別人，即使身在災難中心也仍堅持著這份執著。

文學本身並不會將我們從全球變暖中拯救出來——如果目前有可能被拯救的話——但單單依靠經濟或科學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阿米塔夫·戈什（AmitavGhosh）是正確的，氣候變化已經揭示了西方文明中想象力的不足。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則提供給了我們一種重新思考和感受當下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