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代時期的文化大傳統與小傳統 ——以神人像類文物所反映的長江流域早期宗教信仰傳統為例（下）

四、神人像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和區域文化傳統

為什麼這類神人像持續地集中出土於長江流域古文化遺址中呢？它反映出怎樣的一種區域文化傳統呢？

我們認為神人像文物出土於從新石器時代到兩周時期長江流域諸多遺址中，並延續至漢代，顯示出長江流域文化中存在一種歷史悠久的獨特的神鬼信仰文化傳統。如果我們結合其它方面資料所提供的信息，這一文化傳統的存在就更為明顯。

鎮墓獸

首先，從隨葬品看，中原地區墓葬隨葬的基本是宗廟祭祀用禮樂器和日用品，而南方楚系墓葬隨葬品中除了有與中原地區相似的禮樂器、日用品之外，往往隨葬一些特有的物品，如詭異神秘的鎮墓獸、繪有巫鬼形象表示辟邪、升天、通神等寓意的帛畫、彩繪圖案，如曾侯乙墓棺板上的壁畫、信陽、長沙楚墓出土的彩繪、帛畫等等。這些葬俗反映出在南方楚系文化中存在一種獨特的鬼神信仰體系。

鎮墓獸

廣泛存在於南方兩湖、江西、安徽等地的獨特的非墓葬出土青銅器現象（三星堆祭祀坑也應屬於這類現象），青銅器往往出土于山前水邊。據研究這是一種祭祀山川鬼神的遺存。這一現象也應與當地獨特而悠久的宗教信仰體系有關，是長江流域獨特的宗教信仰的表現。

三星堆祭祀坑

其次，從傳世的文獻中也可以看出這種不同地域文化傳統的差異，如從以詩歌為代表的文學作品來看，中原文化以《詩經》為代表，長江流域楚文化以《楚辭》為代表，兩者反映了不同的區域文化面貌。

《詩經》基本是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人們在宗教、政治和社會生活等方面活動的記載。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周人祭祀祖先的材料。例如，《詩經•大雅》中的《生民》是讚美周始祖后稷，並以後稷配天，《公劉》是讚美周先祖公劉遷豳、《緜》是讚美太王（古公亶父）遷岐，《文王》是讚美文王圖商，《皇矣》是讚美文王伐密、伐崇，《思齊》是讚美文王母大任（王季妃），兼及祖母太姜（太王妃）、妻大姒，《大明》是讚美武王伐紂，《下武》是讚美文王作豐、武王作鎬。這些詩全是在宗廟之上祭祀各位祖先所唱之歌。其它與祖先祭祀有關的詩還有《生民》、《既醉》、《鳧鷖》、《假（嘉）樂》、《棫樸》、《旱麓》、《泂酌》等。「從《詩經》看，在許多典禮中，以祀祖的典禮最為重要」 。

除了以上周王室的祭祖歌外，各諸侯國也有自己的祭祖歌，如《魯頌•悶宮》中追述了姜原、后稷、大王、文王、武王、成王、周公、魯公伯禽等魯國的直系祖先，《商頌》是宋襄公所作，因宋是商末王子微之後，故《商頌》中追述了簡狄、契、成湯、武丁等祖先。

這些詩歌應該都是在宗廟之上祭祀祖先時吟唱的，體現了一種以祖先為對象的、理性的、禮儀化的祭祀活動與政治活動相結合的宗教信仰與儀式，與以《楚辭》為代表的無處不在的、濃重的鬼神觀念和神秘的招魂儀式之類的宗教信仰和儀式大為不同。

當然，周代除了祖先崇拜以外，也有一些其它的原始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如《周禮•春官》中所記對山川、河流、四方等的祭祀；生殖崇拜，如《詩經》、《禮記》中的祭祀「高媒」活動，但這些宗教信仰均不佔主導地位。

除了以上這些與宗教祭祀和政治活動有關的詩歌外，還有許多反映現實生活和男歡女愛的詩歌，如「風」部分的詩歌。

中原地區的這種祖先崇拜及與之配套的祭祀禮儀活動和宗廟、禮器等物質文化形式往往具有明顯的世俗政治實用功能，成為象徵、強化政治等級、地位，加強群體凝聚力和認同感的工具，與孔子所宣揚的「敬鬼神而遠之」、「祭神如神在」、「子不語怪力亂神」的精神相一致。

然而，如果我們考察長江流域的楚文化，雖然在考古學文化面貌上明顯可以看到與中原文化一致的禮樂文化因素，如青銅禮樂器、相似的墓葬制度，以及基本相同的文字系統等，其自身獨特的文化傳統因素也相當明顯。在《楚辭》中，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精神面貌的宗教信仰和神秘的宗教儀式，如《楚辭•大招》、《楚辭•招魂》顯示了楚人相信人類魂魄和另一種鬼神世界的存在，並描述了楚人巫鬼信仰中的東南西北四方和天上、地下的恐怖的鬼魅世界，如東方「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 ；南方「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 ；上天「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地下幽都「土伯九約，其角觺々些。敦脢血拇，逐人駓々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等等。

正是因為這些鬼魅的存在，所以楚人在為逝者準備隨葬品時，需要準備神秘怪異的鎮墓獸或神祇繪像，以護佑死者在地下的平安，不受邪魔惡鬼侵害。

試將《詩經》與《楚辭》兩相比較，中原地區與長江流域兩地的宗教信仰差異非常明顯，故《漢書•地理志》記載「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信巫鬼，重淫祀」。著名思想史家張豈之先生也說：「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成為春秋戰國時期齊魯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質基礎。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成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質基礎。儒家的原創性文化厚重、紮實，提高了人的道德價值。道家的原創性文化飄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審美價值。兩河（黃河、長江）是的兩條母親河，由她們哺育出的兩大體系的原創性文化構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

五、長江流域神鬼宗教信仰傳統的地位與影響

如果說無偶像崇拜傳統反映的是一種「青銅禮器文化圈」大傳統內居主導地位的中原地區禮樂文化的宗教信仰特徵，那麼，長江流域區域文化中出現的作為原始宗教信仰表現形式的人形化鬼神形象，則展現了一種歷史悠久的區域鬼神文化信仰，並對中原文化產生了一些影響。但這種鬼神信仰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在文化大傳統中一直未獲得主流地位，而形成於黃河流域的以祖先崇拜為基礎的禮樂文化一直佔據著歷史文化的主導地位，成為文化大傳統的核心內容和基本特徵。

另一方面，雖然黃河流域的禮樂文化在古代文化中佔據著主導地位，但形成於長江流域的區域文化傳統在歷史文化大傳統中也發揮了重要的補充作用，尤其是兩漢時期，長江流域區域信仰文化通過來自於長江流域的統治階層將自身的諸多文化因素帶入文化大傳統中，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兩漢文化中出現了一系列關於神仙世界、天上地下、羽化升仙、東王公、西王母、巫蠱之術等等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觀念，它們成為墓室壁畫、畫像磚、銅鏡紋飾等的主題。漢代文化中的這些因素與中原地區傳統的禮樂文化差別很大，而與以楚文化為代表的長江流域文化關係更為密切，似一脈相承。以此來說，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在宗教信仰上也是有所體現的。

在較早的三代時期，我們透過相關的文物也能看到長江流域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區的出現和影響：灃西西周早期墓葬曾出土一件獸面神像玉飾，形制與天門石家河遺址出土的玉質神像風格一致，推測應是石家河文化玉器流傳下來被西周時期人們收藏的。寶雞 弓魚 國墓地茹家莊M1、M2出土的小銅人也顯示出來自南方巴蜀文化的影響，該墓地出土遺物包含有多方面的南方文化因素，有學者認為該墓地家族來源於早期蜀文化 。周原出土的扁莖人面紋銅短劍也應來自南方地區。同樣，婦好墓的某些玉器可能也來自南方文化區域，如玉鳳、神人形象玉飾等 。

殷墟婦好墓出土玉鳳

六、古代文化大傳統與各區域文化小傳統

在強調長江流域具有某種共同宗教信仰的同時，我們也要強調因生態環境、資源條件、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的不同，更小的區域也會形成自己的文化小傳統，鄰近的區域文化傳統之間雖然有交流、互相影響，但彼此更有差異。對地域廣大，各地環境、文化傳統、生產生活方式差異巨大的更應如此。

在古代，不同的區域之間文化傳統和發展道路存在差異的現象不是商周時期才有，也不僅僅局限於宗教信仰方面。蘇秉琦先生將新石器時代文化劃分為六個大區，張光直先生提出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交互作用圈理論，嚴文明先生提出的「中原以外五個文化區都緊鄰或圍繞著中原文化區，很像一個巨大的花朵，五個文化區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區是花心」的觀點 ，都指出大地上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存在幾個區系、幾個小文化圈，它們有自己各自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圈又相互作用，每個文化都在後來形成的華夏民族文化中貢獻出自己的一些文化因素，起到一份作用。新石器時代各文化圈雖具有各自強烈的個性特徵，但隨著不同區域文化的頻繁接觸，各文化圈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也是明顯的。從龍山時代開始，這些小文化圈就構成了一個大的「相互作用圈」，「多元」漸漸走向「一體」，至夏商周三代時期，某種層面的文化一體化完成，文化大傳統初步形成。這個大傳統的突出特點就是禮樂文化、禮樂制度及其物質化的表現——禮樂器、宗廟建築等，故我們可以稱之為「禮樂文化圈」，其背後是祖先崇拜信仰 。這種文化可以視為的「文化大傳統」，即一種官方的、主流的文化。但在這個大傳統下仍然存在著因環境、語言、歷史傳統、生產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而形成的許多區域文化小傳統。如果從考古學的視角看，以考古學文化最常見的陶器風格和組合為標準，在夏商周每個時期都存在許多區域文化。這些陶器特徵的差異正是我們劃分考古學文化類型的主要依據。這些陶器組合與風格的不同是否代表族群或政權的不同尚值得推敲，但作為某一方面文化小傳統的表現是可以肯定的。

從考古學文化面貌所顯示的古代不同區域文明演進模式和發展道路的差異來看，也存在不同的區域文化傳統。近年來，李伯謙先生通過比較研究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墓葬的隨葬品，提出古代文明演進存在兩種模式。「在古代文明演進歷程中，距今5500年至4500年這個階段，無論是北方的紅山文化、東南的良渚文化還是中原的仰韶文化，都已發展到蘇秉琦先生所說的『古國』階段，但它們所走的道路、表現形式並不相同，如果說它們都是蘇秉琦先生所說的『古國』，則紅山文化古國是以神權為主的神權國家，良渚文化古國是神權、軍權、王權相結合的以神權為主的神權國家，仰韶文化古國是軍權、王權相結合的王權國家。」「其中，紅山文化類型與良渚文化類型有某些接近之處，仰韶文化類型則與之區別甚大。」 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雖然盛極一時，但最後都逐步消亡了，只有仰韶文化持續發展下去，並衍生出中原龍山文化和夏商周文化 。李先生明確提出了古代存在不同區域文化傳統，非常有意義。這些區域文化傳統影響到它們採用不同的生存、發展策略和文明演進模式，甚至最後的成敗。而其中以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為代表的長江流域文化是以重視神權、具有濃厚的神鬼宗教信仰為特色，長江流域濃厚的神鬼信仰可謂源遠流長，與相關文物和文學作品展現的深層次文化面貌一致。

一個區域的文化傳統一旦形成，是很難被完全放棄和割裂的，即使它在政治上不能佔據主導地位，但它也會作為地方文化小傳統，以各種方式被傳承，併發揮著某些作用。費孝通先生曾把小傳統細分為「地上」和「地下」兩層。「在民間的生活中有種種思想信仰和活動，士大夫是看不入眼的，認為不雅馴，而沒有被採用，未成為大傳統。這部分依舊在民間活動，凡是到民間去觀察的人還能看得到，而且在民間是公開的，不受限制的，這些就是我所說地上的小傳統。但有一部分是犯了統治階級的禁例，不能公開活動，但是在民間的信仰里還是保留著，只是大人先生們不屑看或視而不見。這些我認為可以包括在地下的小傳統里。」 如果我們將三代時期長江流域的鬼神文化信仰與早期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特徵和文化演進模式聯繫起來，就能很明顯地看出這種區域文化傳統的傳承和影響。

七、大傳統與小傳統：重新理解文化發展史

在新石器時代存在多元文化，文化是多源的觀點現在已經為學界普遍接受。但進入文明社會以後，文化的面貌如何？是融合成為一種文化，還是仍然是多元文化並存的局面？華夏文化與周邊文化是何種關係？即使是在中原華夏文化區內，文化是否就完全一致了？物質形態的考古學文化是否還應該因功能、意義的不同而作更細緻的劃分與研究？我們認為，理解三代以後的文化，仍然不能預設只有一個單純的文化傳統。實際上，在文化發展史上，不同時期都存在過多個更小區域的文化傳統。僅從宗教信仰來說，就有本文提到的長江流域鬼神文化傳統、嶺南的銅鼓文化傳統、北方的薩滿教文化傳統，等等。這些區域文化傳統與以中原為中心的主流文化傳統是怎樣的關係？彼此又是如何互動的？小傳統文化是如何不斷豐富、促進大傳統文化的更替、演進並保持創新活力的？這些問題都是很值得深入探討的。

因此，研究夏商周三代以後的歷史，我們在關注具有一致性的文化面貌，佔據上層主流地位的大文化傳統時，要承認不同區域、居於社會下層非主流地位的各種小文化傳統的存在，並予以重視；另一方面，我們在研究不同區域小文化傳統特徵和彼此差異時，要重視對它們之間的共性及其背後原因，即文化大傳統的研究。只有對大小文化傳統進行綜合考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歷史發展過程。在考古學研究中，尤其要注意糾正那種「抓小放大」的傾向。試以夏商周三代考古為例，我們不僅要關注以陶器特徵和組合為標準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劃分和研究，也要對以青銅禮器為主要特徵的「禮器文化圈」及其背後的社會、文化意義予以重視。兩者之間反映出怎樣不同的文化意義、社會行為和人際關係？彼此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從大小傳統理論來看，陶器文化與銅器文化雖然有關聯，但彼此的社會作用和象徵意義是有明顯區別的，我們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論。

此外，從大小文化傳統的視角來看，夏商周朝代政權的更替不是一個文化代替另一個文化，而應該是不同區域文化在認同、接受文化大傳統的過程中不斷壯大自己，奪取主導地位的同時，又以自己的文化不斷補充、修正和發展著文化大傳統。正如趙輝先生所總結的，「業已從考古學角度明確分辨出夏商周分別是三種有聯繫、卻不相同的考古文化，各有自己的發祥地，彼此都有一定的並立共存期。三者的關係，並非『父子』，卻似『兄弟』。按照蘇秉琦先生的說法，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教育中存在一種『大一統觀』，將夏、商、周、秦、漢視為一脈相承的改朝換代。這種觀念雖然不斷遭到質疑，然最終使之化為陳腐者，全賴考古學的證據。」

這種大小文化傳統的互動現象在後來的歷代王朝更替和各種族群之間的互動、融合過程中不斷上演，由此，文化在不斷調整變化之中廣納百川，融合創新，保持活力。歷史上沒有一個延續的、一成不變的、囊括全國範圍的所謂文化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