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盧溝橋的炮火來臨之際，他們搶救下了最後的民族瑰寶

1937年7月7日，北平西南郊盧溝橋槍聲大作，炮聲隆隆。侵華日軍挑起事端，攻擊守軍，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這一天，一份電報從山西五台發至北平。7月9日，《北平晨報》披露了電報內容，題為《營造學社調查組發見唐代建築寺院，梁思成由五台佛光寺報告，測繪故宮趕製模型即開始》。這是首次發現唐代木結構建築的報道，披露了佛光寺唐構的發現時間——1937年7月5日，所發現建築即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發現者為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紀玉堂組成的營造學社調查隊。

此前，日本建築史學者關野貞以異常肯定的口氣宣稱：「全境內木質遺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實際說來，和朝鮮一千歲的木料建造物，一個亦沒有。而日本卻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築物。」

這一判斷，建立在日本與西方學者對建築遺存長達20多年大規模調查基礎之上，卻在盧溝橋事變前兩日，因佛光寺東大殿之發現，遭到顛覆。

▽梁思成1937年拍攝的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

|關野貞與佛光寺失之交臂，10年後，佛光寺得遇知音

1927年4月，日本學者關野貞與日本佛教史學者常盤大定合著出版《支那佛教史跡》第5卷，已收錄佛光寺照片9幀。但關野、常盤未親赴現場調查，所選用之照片，6幀由日本僧人、佛學家小野玄妙攝於1922年9月，3幀由常盤大定托太原美麗興照相館攝於1925年10月，它們皆以佛像、經幢為主要內容，建築物只是作為局部的背景或遠景存在。

1928年3月，關野貞、常盤大定發表《支那佛教史跡評解》第5卷，對佛光寺9幀照片進行解說，考證了寺史、佛像、經幢，唯對建築未作任何研究。

關野、常盤稱「佛光寺之寺院規模、伽藍並不雄偉，它卻是隋唐之後一大名剎，特別是大殿內三尊佛像是五台山中唯一傑作」。他們對比了小野玄妙與美麗興照相館拍攝的內容，發現短短三年之間，佛光寺已有改變：

一是佛像被重妝，「中央的釋迦如來像變化尤顯，令人驚詫，其左手添持了寶珠，袈裟衣紋被抹上甚俗惡之色，卒然視之，已不似同一尊佛像。雖然重修並附加了近代的色彩，但佛像之面容、姿態和衣褶尚存宋代之前的氣息。」

二是大殿前的經幢，底部添設了基台，頂部增置了蓮座，蓮座所託火珠已非原物。「著者對兩幀照片的內容不能作出異同之斷，甚感困惑。幸運的是，看到了小野氏帶來的拓片，再細覽大正十四年的照片（1925年10月美麗興照相館攝影——筆者注），皆有大中十一年年號，遂斷定兩幀照片所攝為同一經幢。佛教遺物變化之路徑得此印證，亦令人欣喜。」

關野、常盤已知殿前經幢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原物，卻對建築年代未予探究。佛光寺東大殿所在台地高狹，實難近攝全貌。可是，關野、常盤所選9幀照片之6幀，已顯示建築物碩大的斗栱和內部平闇等，哪怕只是局部，亦能看出其與彼時已發現的遼代建築大同下華嚴寺薄迦教藏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以及日本所存相當於唐代的殿宇，存在相似或一致之處。

「佛光寺之寺院規模、伽藍並不雄偉」，這是關野、常盤對佛光寺建築發表的唯一評論。事實上，佛光寺佔地還包括周邊的墓塔區，論其規模實乃大寺；關野、常盤選用的照片（圖版編號：V-24）已顯示佛光寺東大殿之正面與建於金代的佛光寺文殊殿之側面輪廓，與日本同時期建築相比，此二殿皆為巨構。

1937年7月5日，佛光寺遇到了知音。對這一刻，梁思成如此記錄：

工作數日，始見殿內梁底隱約有墨跡，且有字者左右共四梁。但字跡為土朱所掩。梁底距地兩丈有奇，光線尤不足，各梁文字，頗難確辨。審視良久，各憑目力，揣擬再三，始得官職一二，不辨人名。徽因素病遠視，獨見「女弟子寧公遇」之名，甚恐有誤，又細檢階前經幢建立姓名。幢上有官職者外，果亦有「女弟子寧公遇」者稱「佛殿主」，名列諸尼之前。「佛殿主」之名既書於梁，又刻於幢，則幢之建造當與殿為同時。即非同年興工，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之時也。殿之年代於此得征。

林徽因審視的，正是關野貞、常盤大定通過照片反覆打量的唐大中十一年陀羅尼經幢。

她那雙遠視眼立了大功。

▽林徽因1937年在佛光寺東大殿內與「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塑像合影

|一路都是民警拿著槍送我們

1995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58周年，當年營造學社調查隊成員莫宗江接受了筆者採訪，談話錄音整理如下：

王：關於佛光寺，您能和我談談當時發現的過程嗎？

莫：咳，別提了，佛光寺，我的老師高興得不得了！我們第一次看到唐朝建築！我們當初為什麼高興到那種程度呢？原來日本人說，已經沒有唐朝建築了。日本人說什麼呢？日本學者是善意的，他說，人要想研究唐朝建築，只能到日本來。日本有比佛光寺早的建築，從建築史上是很清楚的一個事情，日本留下了幾個最早的唐朝建築。日本自己的建築發展史，前頭沒有。所以，很明顯的是，這些建築是日本當時派的遣唐使帶回的工匠乾的，所以是地道的唐朝建築。特別是鑒真大師去蓋的那個唐招提寺，完全是式的。請工匠過去很容易，你請一個當地好的師傅，跟著天皇派來的代表團，到日本去，工匠是願意的。好工匠希望自己能搞出一個作品來，用現在的話，叫給自己樹一個紀念碑吧。他希望搞出自己理想的好建築。所以，那種情況，請好工匠，他一定去的。

日本留下了這些東西，我講建築史的時候沒辦法，講到唐朝，我還得引用日本的這個。有了佛光寺以後，我們才開始發現了兩個唐朝建築，可都沒有日本那麼早，佛光寺已經是晚唐的了，日本有唐朝早期的建築。

王：聽說梁先生是看了一幅敦煌的壁畫，是這麼找過去的，是吧？

莫：那是法國伯希和拍的《敦煌圖錄》，我們用的是北京圖書館的《敦煌圖錄》。當時我們條件好，北京圖書館館長——當時的——也是營造學社的理事，所以，我們借北京圖書館的書很容易，北京圖書館給了營造學社一個研究室，研究室在內部借書，不需要通過外頭，直接到倉庫里，寫個條就調到研究室來了。沒有外頭人借的時候，那個書就一直在研究室，外頭有人借，然後到研究室提出去。所以，我們有時候，從研究室借出來送到營造學社去。《敦煌圖錄》什麼的，就一直擺在辦公桌上。

王：就這樣找到佛光寺的啊。你們去找佛光寺的時候，是從北京出發的？

莫：不是。我們過去的工作條件是這樣的。這次計劃，到哪一省？走哪幾條線？先到北京圖書館，把原先所有的地方志，縣誌、府志，全借出來，順著縣誌、府志上的，順著線路一路抄過去。這裡面記載的有哪些有名的廟？哪些古廟？哪些重要的文物？都抄在一個本上。我們走的時候，就順著這個本子一路找過去。到了地方上，挨著個問：這廟是在哪兒？什麼地方？現在保存情況怎麼樣？哪個地方能去？可是，從前，很多地方不能去，縣裡就告訴我們，那個地方不能去，因為對你們的安全沒法保證，離城遠了。

王：土匪多，是吧？

莫：怕你們出了問題，他沒法交代。因為都是從上頭拿著介紹信來的。他也不清楚，好像是很重要的科研單位來的，又是有名的人物。一聽，梁啟超的長公子，這可不得了！就怕萬一你出了問題他負擔不起。所以，遠的地方，不安全，就不讓我們去。我們也知道，那時候交通非常困難，你真是在離城幾十里的地方出了問題，只能人把你抬進城去，真是摔了、傷了，甚至於碰到搶劫的刀傷了，也許進城的時候，就已經流血過多了。

王：你們遇到過這種情況嗎？

莫：一路都是民警拿著槍送我們啊，一到不安全的地兒，民警就叫我們停下來，他上高處看，看完打招呼，可以走，就過去。因為，據說，當地那些警察跟土匪之間是有契約的，默契，他一看那情況，就知道不要給他們去找麻煩吧，來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一看那個，好像招呼打通了，走吧。真是動手的時候，民警打不過土匪。

▽發現佛光寺唐構之後，營造學社調查隊轉赴台懷考察

王：聽梁從誡先生說，找到佛光寺，是在黃昏的時候。

莫：我們測量完了，大家高興，下來，該吃晚飯了。於是，就不在和尚的屋子裡吃晚飯，這是林先生出的主意，走，我們上大殿前面去，上那兒！好像野餐似的。地上鋪上席子、毯子，在那兒吃的晚飯。一邊吃，一邊看。

王：一邊欣賞啊！

莫：那是林先生的成績。

王：怎麼回事？

莫：整個佛光寺我們去測的時候，建築全刷了土朱，就是後來重修的時候，沒有錢畫彩畫，通通用土朱刷了一遍。我們測量完了的時候，林先生忽然跟梁先生講，她說梁底下好像有字。

王：測量完了之後，是吧？

莫：她看見梁底下土朱淡的地方，隱隱約約有字！

王：測的時候，你們知道是唐代的嗎？

莫：測的時候我們不敢說。

王：不敢說是唐代的？

莫：因為我們測應縣木塔什麼那個的，跟佛光寺非常像。你看那個大相片，佛光寺也是那大斗栱、大椽檐什麼的，所以，我們一直拿不準。後來，林先生說，看著像有字，她是遠視，梁先生就跟著拿望遠鏡看，說好像是有字。於是，請紀先生到村子里找人，搭了架子，湊了點木料紗包搭上去，紀先生拿水去刷它，沒想到這一刷，濕的字刷出來了。一刷濕了以後，土朱底下的字透出來了。梁先生趁著紀先生把它洗濕的時候，照的相。後來發表的，是洗濕的那個字。沒洗濕的時候，是這樣的，全是土紅色的。這梁底下寫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是施主的名字。然後呢，大殿的前頭，有一個石幢，上頭刻著唐朝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寧公遇，由此知道梁底下那個題名，是這個年代的。

王：女弟子，寧公遇。

莫：唉，一晃六十年過去了。

|一場學術競賽，如同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1944-1945年分兩期在《營造學社彙刊》發表的《記五台山佛光寺建築》一文中，梁思成隻字未提《支那佛教史跡》第5卷關於佛光寺的內容。他引用了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敦煌圖錄》，謂「敦煌石室壁畫五台山圖中有『大佛光之寺』。寺當時即得描影於數千里沙漠之外，其為唐代五台名剎，於此亦可征矣」。

1951年梁思成發表《敦煌壁畫中所見的古代建築》，透露當年是以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圖」作為「旅行指南」，在南台外豆村附近發現了佛光寺唐朝木建築。

1931年9月，梁思成出任營造學社法式主任，即與以伊東忠太、關野貞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展開一場學術競賽，這如同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那個特殊年代，即便是純正的學術，也會為武力的殖民提供邪惡的借口：你這個國家對自己的歷史全然不知，淪為「非歷史」之「墮落」一族，我這個「進化」的民族，不但要來為你寫史，還可以殖你的民。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迅速淪陷。日本為其侵華行徑開列理由，竟向國際聯盟理事會調查團辯稱，內政紛亂，缺乏統治能力，幾不成國。言外之意，得靠日本人治理。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學者，梁思成與營造學社同仁對建築國故之整理，帶有鮮明的反侵略色彩。

1901年，伊東忠太受日本內閣派遣，在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之際，對紫禁城進行了拍攝與測繪。同一年，梁思成出生於日本東京，其父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至此。伊東忠太1867年出生，關野貞1868年出生，皆梁思成的長輩。他們是日本明治維新引入西學之後脫穎而出的第一代建築史家。

清季以降，中華大地成了日本與西方學者的競技場。伊東忠太、關野貞等日本學者與鮑希曼（Ernst Boerschmann）、喜龍仁（Osvald Siren）等西方學者，紛紛潛入腹地，攜帶照相器材，對古代建築進行持續調查，並以「圖版+解說」方式發表成果，使世人第一次對建築遺存有了較大範圍的直觀認識。

1928-1932年出版的《支那建築》上下捲圖版和解說（伊東忠太、關野貞、塚本靖編著）精選各類圖片364幀，堪稱日本學者的成果總匯，以少量西方學者的圖片為補充。該書將已發現的建築遺存進行分類，顯示其欲建立建築史研究體系之企圖，亦顯示該研究領域已積累相當可觀的田野基礎。這正是關野貞1929年在向萬國工業會議提交的論文之中，判定千年以上木結構建築「一個亦沒有」之背景。可恰恰是這位固執此見的學者，將佛光寺收入了《支那佛教史跡》第5卷，卻「不識廬山真面目」；在總結性的《支那建築》中，它甚至不見了蹤影。

▽梁思成1937年在佛光寺東大殿內工作

|「始有致力之途轍」

1927年梁思成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獲碩士學位之後，入哈佛大學研究東方建築，系統閱讀了日本與西方學者的調查成果。對鮑希曼與喜龍仁這兩位歐洲學術界的代表性人物，梁思成在1947年評論道：「他們誰也不懂建築的『文法』（grammar），對建築的描述不得要領。兩人之中，喜龍仁要好一些，他引用了《營造法式》，卻漫不經心。」

1945年，梁思成撰文指出：「建築的『文法』是怎樣的呢？以往所有外人的著述，無一人及此，無一人知道。不知道一種語言的文法而研究那種語言的文學，當然此路不通。不知道建築的『文法』而研究建築，也是一樣的不可能。」此語道出梁思成、林徽因這一代學者與外國學者之分野。

正是由於不知宋《營造法式》與清工部《工程做法》內蘊之「文法」，當時日本學者只能通過題記、碑刻、文獻記載，及其與日本古代建築的類型比對，來推斷建築的年代，難以深入闡釋其構造之法。

梁思成、林徽因取得的突破，就是破解了《營造法式》《工程做法》這兩部古代建築官書，釋讀了宋代的材栔分°模數制、清代的鬥口模數制，理解了建築之「文法」，對建築實物的構造年代及其設計思想，作出基於建築學的論證與發凡。

梁思成與林徽因篤信「無論美的精神多縹緲難以捉摸，建築上的美，是不能脫離合理的、有機能的、有作用的結構而獨立」。他們的建築史研究，正是站在此種立場，期待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為建築之復興提供史學支撐。懷著這樣的願景，梁思成加入營造學社，面臨的一大任務，即釋讀北宋將作監李誡於1100年編定之《營造法式》。

這是一部難懂的「天書」，學社創始人朱啟鈐1918年在南京發現此書，迅速將其整理出版，謂「海內同志，始有致力之途轍，年來東西同志，項背相望，發皇國粹，靡然從風」。

伊東忠太卻不以為然。1905年，他與大熊喜邦在奉天（瀋陽）抄錄了文溯閣四庫全書本《營造法式》，將抄本存東京大學工學部建築學教室，發表評論：「此數種書，不獨解釋困難，且無科學的組織，故有隔靴搔癢之憾。」

《營造法式》確實「解釋困難」，但稱其「無科學的組織」、「隔靴搔癢」，實屬誤解。對《營造法式》的忽視，不但限制了日本學者研究建築史的深度，還對一脈相承的日本古代建築的研究帶來消極影響。

梁思成正是將田野調查與《營造法式》研究相結合，傾力發現早期建築遺存，綜合運用美術考古、建築測繪、文獻研究等多種方法，全面釋讀、證實了《營造法式》所記載的古代建築模數體系，進而識其流變，總結規律，開闢了建築史研究新局面。

▽梁思成《圖像建築史》載佛光寺東大殿縱斷面與正立面圖

|調查資料嚴重受損，梁、林聞訊，痛哭幾至失聲

發現佛光寺唐構之後，梁思成一行「游台懷諸寺，越北台至沙河鎮沿滹沱河經繁峙至代縣，工作二日始聞盧橋烽火。時戰事爆發，已逾五日」，隨即中止調查，輾轉返回北平。打給營造學社的那份電報，應是他們告別佛光寺前往台懷途中，在五台縣發出的。為確保資料安全，梁思成「囑技工攜圖錄稿件暫返太原候訊」，「圖稿抵平，多經挫折」。返平之後，誓不做亡國奴的梁思成、林徽因偕家人流亡至雲南昆明，雙雙病倒。

噩耗傳來：天津海河突發洪災，營造學社為躲避戰亂存天津英資麥加利銀行地下室的資料嚴重受損，其中就包括佛光寺調查資料。梁、林聞訊，痛哭幾至失聲。幸朱啟鈐及時搶救，囑學社舊社員重抄，托帶至滬，再由滬郵寄內地，輾轉再三，終遞至梁、林之手。

1944-1945年，已顛沛流離至四川李庄的梁思成，在貧病交加之中，在揚子江畔的一處農舍，揮筆寫就《記五台山佛光寺建築》，分兩期發表於《營造學社彙刊》。時距佛光寺之發現，七年矣。在這篇調查報告中，佛光寺的價值得到準確書寫。1932年梁思成在遼代獨樂寺調查報告中作出的關鍵性判斷——「以材栔為度量之制，遼宋已符，其為唐代所遺舊制必可無疑」，得到證實。

供圖/王軍 部分照片由林洙提供

全文共一萬五千多字，首發於《建築學報》2017年第6期。本公號刊發的為刪節本，經作者審訂，特致謝意。編輯/王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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