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延續性：常態、變態與回歸

最近熱播的《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據說是把「三國影視」拍出了美劇范兒。該劇製作方表示，這部「高規格」的作品不僅要表現魏國大軍師司馬懿跌宕起伏的傳奇一生，還要為觀眾展示一個波瀾壯闊的后三國時代。在歷史上這段動蕩不安、群雄競起時期所發生的故事再一次為人樂道。如何認識這個並非「大一統」的年代在政治文化體制中的位置呢？如果以皇權政治為主軸的觀點來審視，那麼這個並非「大一統」的年代便無疑是一種歷史的「變態」。而「常態」「變態」「回歸」這些概念，恰為人們理解歷史的連續性，提供了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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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魏晉南北朝在政治史上處於什麼地位呢? 一種看法，把戰國至秦視為封建社會的發端。 這個「發端」，與戰國間的巨大歷史轉型合拍了；而漢晉間所發生的，則是同一社會形態下的較小變動。 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一些學者，則認為秦漢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奴隸制，魏晉南北朝才是「封建化」的時代。 那麼漢晉的社會變動，就具有了劃時代的意義，這些「封建」概念，都可能與政治學意義的「封建」發生衝突。 還有一種分期模式，認為秦漢以前屬古代，六朝屬「中世」，其特點是「貴族政治」；唐宋間再度發生「變革」，由此進入了「東洋的近世」。 如果說「魏晉封建論」只凸顯了對中古的「進入」的話，「六朝貴族」和「唐宋變革」既凸顯了對中古的「進入」，又凸顯了由中古的「走出」，從而為解釋唐宋間的各種變遷提供了框架，因此特別受到了唐宋研究者青睞，尤其在各種「封建論」後繼乏力之時。 對同一歷史進程，從不同視點能看到不同景象。 各種分期之說都推動和深化了相關認識，構成了不可或缺的學術積累。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有句話說得很好：對歷史最好的理解，往往產生於歷史分期問題討論的開始和終結。確實， 20世紀史研究的大量重要收穫，都是在「分期論」的引導之下做出的。

田餘慶先生的著作《東晉門閥政治》，在敘述魏晉南朝政治史時採用了「變態」與「回歸」的用語。 士族門閥政治是中古最突出的政治現象之一，而在田先生看來，以「門閥與皇權共治」為特徵的「門閥政治」只是「皇權政治的變態」而已，它來自皇權政治，最終必將回歸於皇權政治。 這其中包含著一個「變態—回歸」的敘述模式，同時也順理成章地引出了「常態」的問題。 「常態」「變態」「回歸」這些概念，為人們理解歷史的連續性，提供了啟示。

歷史的連續性，在較早時候是被稱為「停滯」的。 18世紀的歐洲人閱讀歷史時，他們感覺，這個帝國從早期到晚期好像沒多大變化，於是就產生了「停滯」的說法。 亞當·斯密、黑格爾都有過「停滯」之說。 「停滯論」在20世紀低落了。 隨著研究的深入，歷史前後期的各種變遷不斷被揭示出來，「傳統—現代」成為觀察歷史的基本參照系，「停滯論」被「分期論」取代了。 不過「停滯論」雖有不當但卻不是向壁虛構，它也是基於一定史實的有感而發。 這在20世紀，更多地被表述為「連續性」。 與「停滯」不同，「連續」的提法不含貶義，可以容納「發展」和「變遷」。 余英時先生指出：文化的延續性很強，從商周到明清、直到今天，一直存在著一個獨特的政治傳統，它在秦以後表現為大一統的政府；此後只有「傳統之內的變遷」，除了秦與近代，歷史上缺乏里程碑式的事件。為此余先生提示要多研究政治史，不要存一種現代的偏見，以為經濟史或思想史更為重要。

余英時

專制集權官僚體制自秦而始，皇帝—官僚—編戶齊民的三元體制、官僚行政組織和法律、士大夫的支配地位和儒家正統意識形態等，作為基本或經常性的特徵，連續發展直到明清。 所謂「二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謂「百代多行秦政法」的說法，表達的都是類似的「兩千年一貫制」的觀感。 所謂「連續性」的提法，必然是就一個主體而言的。 歷史變遷的主體是什麼呢? 除了種族之外，我們認為就是其獨特的制度與文化。 在這個意義上不妨說，歷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歷史，前者奠定了制度的基石，後者奠定了文化的主調。經濟關係和經濟形態雖然重要，但那不是歷史「連續性」的主體，而是一個作用於主體的影響因子。在傳統，「政治」這一塊兒的權重很大，皇權、官僚體制和士人在支配社會生活上、塑造社會面貌上舉足輕重，這使經濟變遷所帶來的「社會形態變化率」，大為減小了。 好比一幅圖畫，若某種色彩太重，則其他顏色的幾筆塗抹，就不大容易改變整體的色調。 對秦始皇的事業古人有「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之贊，近現代之交的歷史變動也被稱為「古今一大變局」。 然而帝制兩千年，今人所認定的某些「變革」「轉型」，如租佃制的成熟、商業的繁榮、城市發展、技術變革、文化的繁榮、理學的思想等，卻沒能讓古人生出「變革」「轉型」的感覺來；他們依然作為編戶齊民，生活在皇帝、官府之下。 畢竟是古人而不是我們直接面對那個時代，他們對生活變遷程度的真切感受，必定有其道理在內。總之，帝制兩千年的政治文化體制，在發展中保持著若干基本特徵，可以將之看成「常態」。 也許有人會認為「常態」的提法是「非歷史」的，是用主觀標準剪裁歷史；其實恰好相反，這裡「常態」不是先驗的預設，而恰好就是歷史的，因為它是兩千年的歷史結局最終顯示出來的，是由歷史觀察得到的。 它既是古人的觀感，也是後人的觀感。 為此，在經濟史觀、文化史觀之外，我們採用一種「制度史觀」。

秦始皇陵兵馬俑

在思考「連續性」的時候，「變態—回歸」視角有什麼理論價值呢?價值在於，它可以進一步豐富和拓展對「連續性」的認識，一種把「變態—回歸」考慮在內的「連續性」。 其實，歷史本來也蘊含著多種其他的可能性，各王朝、各時代，都經常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態」。 相對於中央集權，有割據分權的因素；相對於官僚政治，有貴族政治的因素；相對於士大夫政治，有軍人政治、文吏政治；相對於正統的綱常名教，有玄學「無君論」及道教、佛教等最初形成「異端」的因素；等等。 尤其是帝制早期，歷史的另一些可能性，就展示得更充分一些，或說起伏波動就會來得更大一些。 所謂「兩千年一貫制」，並不是一個線性上升的進程，然而在各種事象的沉浮動蕩中人們看到了一條「軸線」，它最終呈現為各種上下波動、左右搖擺所圍繞和趨向的東西。 這個變遷的「中軸」，就是我們所說的「常態」。 這也意味著，「常態」其實是「動態」的，它不應被理解為某皇帝的統治就是「常態」。

秦漢王朝是官僚帝國的奠基時代，它確定了中華帝國的各種基本特徵。 此後兩千年中，那些基本特徵在制度形式上不斷完善、不斷精緻化。 當然秦漢王朝統治之時，各種其他可能性，或說「變態」也是同時存在、不斷發生的。 而魏晉南北朝，更呈現為一個多方「旁逸斜出」的段落，以致在「分期論」的視角中，它被若干學者視為一個特別的開端或特殊的階段。 但本書不僅參用了「分期論」視角，也在「變態—回歸」的視角中觀察它。 這就是說，有兩個評價的尺度：第一個尺度，是著眼於它與前朝後代的差異，盡量突出它的特殊性，這是「分期論」的尺度；另一個則是「變態—回歸」的尺度，即在觀察特殊性的同時，去尋找那些抑制「旁逸斜出」，並最終使歷史步伐回歸於「中軸」的力量和條件，及造成「變態」與導致「回歸」的機制與過程。 后一敘述模式，與「分期論」的敘述就不相同了。

基於「制度史觀」思考秦漢與魏晉南北朝歷史，「治」「亂」的傳統概念具有新的啟示意義。 比如，從經濟關係看魏晉是「封建」時代，從權勢集團看六朝是「貴族政治」的時代；但換個視角，魏晉南北朝又有一定「亂世」性質，某些特徵性現象具有暫時性和過渡性。 即令在「王與馬，共天下」的東晉，士族宣稱「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南朝，「尊君卑臣」「選賢任能」仍是最具正當性的政治論說；制度的運作發生了扭曲和鬆弛，但制度架構本身依然是保障「尊君卑臣」「選賢任能」的。 而權臣當政、官貴世家現象，在其他王朝也存在著。 再拿五代十國做個類比：能否因為其分裂割據、軍人當政，以及私屬、庇護和恩主關係的普遍化等，就把五代十國單獨劃為一個「封建時代」呢? 大概不能吧，因為這五十多年是「亂世」，其暫時性、過渡性太明顯了。 十六國北朝與遼金元等異族政權的部落因素，最終也沒有成為制度史的主導，其主導的方面是在「漢化」現象中體現出來的。 為此對「亂世」就需要區分出兩個層面來：第一，中央政權是否在穩定運作，對較大疆土與較多人口有效行使國家權力，假如不是這樣，則屬動蕩和失序；第二，體制本身是否在保持基本特性的情況下繼續進化著，否則就是發生了扭曲和變態。 兩個層面顯然不是同一問題。 史的後期，照樣有動蕩、有失序、有王朝崩潰，但體制本身的波動幅度，明顯地是越來越小了。 反過來說，歷史前期的體制波動幅度大得多，周期性衰敗后再度復興需要的時間長一些，魏晉南北朝這個波谷也長得多。 但歷史最終穿越了扭曲和變態，向其「中軸」回歸了。

若從「治—亂」角度觀察，「連續性」還應把「周期性」考慮在內。 社會學家告訴我們，官僚組織存在著「僵化周期」( rigidity cycle )；傳統專制官僚政權也有類似的「王朝循環」，存在著「盛衰」的變化周期。 王朝在初創期往往富有活力，但隨後就積累著僵化、老化、腐化的因素，導致了一個個王朝的崩潰。 所謂「循環」，所謂「周期」，其起伏的波形當然不一定很規則，其中包含著很多律動的疊加。 我們知道，不規則的電波波形，其實是由很多規則的正弦波疊加而成的；與此相似，影響歷史軌跡的經濟、文化、政治、制度、民族甚至環境等各種因素，它們各有自身的律動，在觀察時是有可能將之解析開來的。 問題在於，王朝衰敗后經歷了一段混亂動蕩，它們又以類似的樣子建立起來了。 其間就存在著「連續性」。 即令動亂時分，看上去也存在著一塊「模板」，它跨王朝地傳遞著基本的制度文化信息。 古人把王朝更替表述為「一治一亂」「一分一合」，一些朝代是「亂世」，另一些是「治世」。 今人可以自居於歷史的最高點，指責那種治亂分合的傳統歷史觀的簡單膚淺。 不過那種史觀依然不是沒有意義，因為其中包含著衡量「治」「亂」的尺度：一些穩定強盛的王朝被認為代表了「常態」，其間又存在著一些過渡性的「亂世」。 衡量與評價「治—亂」的尺度作為一種政治文化觀念，推動君主、官僚和士人們去尋求「常態」，從而影響了歷史進程。 那種「治—亂」歷史觀念，也承載著帝國體制的「模板」。

《波峰與波谷》書影

在王朝周期性地僵化、老化並因而解體之後，士人階層的活動及其承載的政治思想，無疑會發揮不可或缺的繼往開來功能。 然而軍人也有其特殊貢獻。 李開元先生對「馬上天下」有論，他認為，歷史的通例是「由政治軍事集團通過戰爭建立政權」，這是一種缺乏創造性的改朝換代方式。 而在我們看來，「馬上天下」也是維繫和強化舊有體制的特殊機制。 梁啟超早已指出：「專制權稍薄弱，則有分裂，有分裂則有力征，有力征則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則專制權高一度，愈積愈進。」軍事和戰爭既是摧毀王朝的手段，也是激活舊體制的途徑。 軍隊的暴力性質、集權結構、嚴峻法紀和功績制度，與專制集權和官僚政治有天然的契合性。 在歷史上常能看到，血與火中一個生機勃勃的軍事集團重建政權，新興的皇權把動亂所激發出的暴力體制化，並進而向官僚組織注入了新的政治能量。

那種「馬上天下」也可能來自外部，即異族入主。 民族征服和民族壓迫，北方騎馬民族的軍事性格和主奴觀念，在異族政權中造成了更大的結構性張力；在其與漢式的官僚組織結合之後，能夠孕育出更強悍的專制與集權。 所以魏晉南北朝這個帝國的低谷，是以北朝作為「歷史出口」的。 十六國北朝並不僅僅是歷史的一個「不必要的曲折」。 異族入主既是造成體制「變態」的動因，但也是一種振作帝國體制的「回歸」動力。 類似的事實提示人們，北方民族的存在及其歷次入主，不僅僅是給傳統王朝造成了外交和國防問題，也是影響帝國體制及其變遷的重要因素。 由此，「從民族史看史」的相關研究，就呈現了更大的開拓空間。

十六國北朝時期的工藝品

若把「變態」「回歸」和「周期」考慮在內，「連續性」的概念就豐富寬闊多了。 對兩千年的政治進程，綜合考慮其發展的連續性、階段性和周期性三者，就可以得到一個「螺旋式上升」的演化軌跡。 進程的兩端— — —戰國和清末— — —則是斷裂和轉型期，進程本身則出現過各種波動和失序。 具體到本書，對秦漢我們將主要敘述帝國體制的「奠基—定向」，當然是將之處理為一個動態進程，也要考察其間的各種起伏波動；對魏晉南北朝歷史，則參用「變態—回歸」的敘述模式，這「回歸」是指「回歸」於發展的軸線，是包含進化和發展的，而非全盤復舊。

政治文化體制的連續性，幾乎是舉世無雙的，它顯示了吸收異化因素的巨大能力，歷經變遷而保持著其基本特徵和深層結構。 四千年的史，夏商周的早期國家可以說是其政治文化體制的1.0版，兩千年儒教帝國可以說是其2.0的升級版。 直到今天，世界這五分之一的人口，依然生活在一種獨特體制之下。 國家升級換代的3.0版，正在形成之中。 它在多大程度上，將繼續保持其制度文化的獨特性，或在多大程度上，逐步與世界潮流一體化，已是其所面臨的最重大選擇之一。歷史考察的主題，總是與時代主題相關的。 近代的變遷，以往是用「傳統—現代」模式來解釋的，這也是「分期論」在20世紀佔據主導的原因之一。 而21世紀的「崛起」，以及「道路」「經驗」「特色」等等卻暗示，近代的變遷和轉型，也可能是一種吸收現代因素或消化異質因素的自我更新過程，成為制度文化的一個3.0升級版。 是否真會如此呢? 這反過來為歷史學提出了新的課題，即從「制度史觀」出發，通過對其漫長進化中的常態、變態、周期等等的考察，來探索其「連續性」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