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揚：世界與中國雙重視野下的多元文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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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與雙重視野下的多元文化主義

高宣揚 | 上海交通大學歐洲文化高等研究院院長、講席教授

原載於《探索與爭鳴》雜誌2017年第2期

現代化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長遠歷史使命，因此，我們對現代化與多元文化的對話，充其量也只能是當代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場實驗性的初步探索，它所提出的問題和觸及的範圍，僅僅是全球現代化事業的極其微小的部分，我們的結論當然只能是暫時性和試探性的；現代化是進行中和未完成的事業，我們的結論也只能是未完成的，有待於新的現代化經驗的補充。現代化方興未艾，它是歷史上極其複雜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性事業，有待世界範圍內各國各民族在其自身長期實踐中積累經驗和發展經驗，有待我們不斷地吸收各個方面的現代化新經驗，才能使我們獲得對現代化的新認識。總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要以發展的理論指導發展的實踐。

21世紀的現代化所遭遇到的種種危機以及由此激起的理論爭論，進一步反映和證明全球現代化過程的長遠性和複雜性，不但顯示反覆進行現代化整體歷史總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尤其顯示重新認識和重新估價現代化的意義及其實踐經驗的必要性。西方人從14世紀準備並從16世紀開始的現代化，只是人類整體現代化事業的開端，它為全球現代化拉開了序幕。西方人隨後400年實行的現代化，一方面積累和提供了現代化的經驗，奠定了全球現代化的基礎；另一方面又使西方各國掌握了歷史的優勢，使它們有意識地利用這種優勢，設計一系列西方現代化的論述，甚至製造使之提升為現代化典範的神話，試圖繼續維持它們原有在現代化論述領域的壟斷地位，以進一步加強它們對全球現代化的掌控。

最早的時候，多元文化主義的提出就是從18至19世紀基本上完成了單一性民族統一的西方「民族國家」的實際狀況出發的。當時，這些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地存在原住民與外來移民，因而在執行法律和各種社會政策的時候，要求考慮到主流族群與各種社會族群（少數種族）的特殊利益關係，適當調整整個國家的社會文化制度，試圖減緩其內部存在的各種矛盾。20世紀70年代之後，也就是西方社會學家指稱為「后工業社會」形成之後，西方各個大國的主要城市大量湧入非西方國家移民，陸續出現了多彩多姿的文化景象，一方面激活了西方文化本身的更新過程，另一方面也導致各種新矛盾，最主要的是激化了西方國家內的種族矛盾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衝突。

20世紀末至21世紀的現代化，開啟了世界現代化的新階段，使它的時間和空間，擴展到史無前例的維度，西方人原來優先進行的現代化，不僅受到重新評價的考驗，而且也經受各種新的危機的挑戰。由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初先後採用的文化多元主義政策，很快又被歐盟各國採用實施；但曾幾何時，僅僅30年的實踐，就遭遇挫折：荷蘭、丹麥等國帶頭恢復傳統的單一文化政策，英國也由於恐怖事件頻繁發生而激發對文化多元主義政策的爭論，接著歐洲各國政府紛紛對他們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產生普遍的質疑。

全球現代化的多元文化主義思潮及其曲折遭遇，恰好表現了全球現代化在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轉折性質，因為多元文化主義在20世紀下半葉的蔓延及其挫折，恰好應對西方現代化所引起的各種危機，而多元文化主義在21世紀的新爭論，又表現了全球化新階段經受的多種矛盾的性質。21世紀初以來，現代化已遠遠超出西方的範圍而成為當代席捲全球的歷史潮流，成為全球各國各族在理論上和在實踐上共同探索的根本問題，不但開啟了空前未有的現代化新時代，也使人類進入一個重建全球文明的新時代。正如馬寶善先生所說，一個新的全球村的曙光已經出現在我們面前，現代化已經突破此前由西方國家控制的範圍，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事業。

基於本國豐富文化傳統與世界歷史經驗相結合的現代化，為當代全球現代化提供了珍貴的範例，為解決全球現代化面臨的各種矛盾開闢廣闊的新視野。在此次對話中，馬寶善先生所提出的地球村新理念和「共同理性」的新概念，是把傳統文化思維方式與當前現代化結合起來的典範；而杜保瑞教授對東方人生哲學多元性的探索，也典型地表明傳統思想從古以來處理多元文化的一貫智慧，可以為當前解決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的矛盾提供借鑒。

實際上，以西方現代化和西方文化為背景所提出的多元文化主義，儘管看到了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也試圖為弱勢文化尋求合理的出路，但多元文化主義發展歷程中所遭遇的種種困境，恰好顯示了西方傳統思維方式的弱點：即一方面沒有徹底放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政策，始終突出了西方文化霸權思想，致使被邊緣化和被忽視的弱勢群體及其文化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自身的歷史地位，就連號稱自由民主的美國，南北戰爭以來所制定的種族平等政策只留於表面；另一方面，倡導多元文化主義的西方政府與少數群體自身，也未能徹底擺脫西方主體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充其量也無異於「販賣幻影」，使它們無法走出自身利益的範圍，自欺欺人，促使多元文化主義轉化成為維護群體利益的多種意識形態，甚至有可能膨脹成為新的民粹主義和各種保護主義。

作為一種文化形態的文化多元主義，如同各種社會和文化一樣，本來不是凝固不變的人為創建成果，它既不能一勞永逸地滿足社會發展的所有需要，也不能成為解決西方社會和現代化複雜矛盾的萬靈藥方。作為西方社會文化的一個組成因素，文化多元主義只能發揮其有限的作用，何況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更可能轉化成為部分社會文化勢力的功利性策略，在全球化和現代化進一步的發展中發生自我分化，分裂成多種相互矛盾的主張。在「文化多元主義」的同一標籤下形成多種相互矛盾的「文化多元主義」的主張，一旦同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制度性、實體性、行政性機制以及知識性結構混合成具有多重悖論的複雜「裝置（機器）」，就淪為特種政治勢力實施其權力目的服務的工具，這樣一來，當初創建文化多元主義的積極因素，就被消融在全球化各集團之間的權力鬥爭漩渦。

根據現代化的全球現狀所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政策，考慮到全球文化多樣性、多元性、文化多種類性和差異性，主張以理性的對話形式，平等互利互惠地解決現代化進程中的各種矛盾，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具有西方色彩的文化多元主義的偏差以及西方現代化經驗中的弊病，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21世紀的共同繁榮做出貢獻。

實際上，西方現代化在時間上優先取得的經驗，不論對西方還是對，都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它提供了現代化的先例及寶貴經驗，另一方面又顯示了它的有限性、欠缺性和危險性。的現代化是在西方現代化的影響下開展起來的，它的起步點的遲到性，並不意味著現代化的「落後性」。通過這次對話，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到作為一個歷史文化大國所實現的現代化歷程的戰略價值及其對人類現代化理論作出的貢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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