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形式主義與哲學

內容提要：文學形式主義起源於二戰後哲學(現象學)的衰退，它與思想場中結構主義的出現密切相關。薩特曾在《境況I》中宣告了某種現象學形式主義，但戰後他的實踐哲學和介入理論導致其作品的形式削弱，成為結構主義者攻擊的薄弱環節。德里達試圖找回哲學的至尊，他以尼采和海德格爾的名義，譴責結構主義威脅創造行為，揭露結構分析的技術主義，但他同時借文學形式主義摧毀邏各斯中心主義。雅各布森把詩歌行為定義為縱聚合軸在橫組合軸上的投射，對海德格爾關於詩的現象學定義「言語言說的空間」進行了有效的形式化。巴特揭示出意識形態的生產和再生產機制是完全受一個語言結構事實支配的一個特定符號學系統，既顛覆又完善了薩特的思想。可以說，是文學形式主義侵入了哲學空間並推動哲學擴大其自身的界限，由此革新了哲學的問題域。

關 鍵 詞：形式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意識形態/符號

作者簡介：埃里克·馬爾蒂，巴黎第七大學當代文學教授。劉暉 劉暉，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論(文學)形式主義侵入思想空間

我們的第一個論點是：文學形式主義，在我們將要描述的意義上，只有把它與哲學①的衰退聯繫起來看才是能夠理解的，理解它是如何可能發生的。

這種衰退可以通過一個地點——法國，通過一段時期——戰後，以及一種明確的哲學話語得到確認，而這種哲學話語在當時是唯一可能出現的，那就是現象學，雖然它本該盛行才符合歷史邏輯，可是終究還是衰退了。這種衰退是由於思想場中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新事物：語言。人們原以為非常了解的這個新事物以一種幾近完美的狀態出現，如同雅典娜全副武裝地從其孕育者宙斯的頭顱生出，因而，這個新事物愈發顯得出乎人們意料之外。而且，這個新事物還具有一種完美無缺的完整性，同時它以「能指」為全部裝備，而這個能指出自人們不太理解的一個用語，即「結構」這個詞。語言在其特有的結構中，在笛卡爾意義上好像魔鬼一樣，能夠在執行自身法則的同時描述這些法則。可以說，它以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能力，獲得了現象學數十年來試圖從意識中推導出來的東西，而且，現象學對意識深入細緻的推論與描述儘管連篇累牘，卻從未建立其號稱真實性結論的絕對可靠性。在某種意義上，現象學可能會(像黑格爾那樣)主張，意識本身即其概念，那麼由此而來的是，人們對意識及其影子的令人疲憊、循環和徒勞的追求，如同在捉迷藏遊戲中那樣。②語言——結構主義予以發揚光大的語言——由此見證並造成了現象學的名譽掃地，因為本質直觀所特有的明證性名譽掃地，而本質直觀就這樣將自身變成先驗主體性的依據。③

但是，畢竟有過更模糊不清且不那麼聳人聽聞的情況，語言對於意識哲學家而言遠不是一個問題，反而能成為一種新理論衝擊——充分融入胡塞爾開創的異乎尋常的事業。④此外，不是有幾個智識之士——他們確實並不總是漠然的，比如德里達——試圖清點結構主義虧欠現象學的哲學債務嗎？⑤而且，我們看到，在現象學陣營中，至少有一個傳教者——最出色的傳教者梅洛—龐蒂就歡呼索緒爾的發現，把意義視為內在於語言形式的東西，而且早在《知覺現象學》就開始了。⑥莫里斯·梅洛—龐蒂給人這樣的印象：在現象學話語中有足夠的出口，而且有足夠的可能通道與結構主義相連，這樣一切都可順利進行。

但是，哲學上的問題也許向來無法歸結為一個簡單的思想開放問題。我們判定為哲學衰退的東西，又摻雜了並不嚴格屬於純粹思想的範圍但屬於包括歷史、政治、文本、力量關係、偶然個人之立場的因素，應該說，這些因素在十幾年當中由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路易·阿爾都塞和米歇爾·福柯發起的一種極端狂暴的、有時漫畫般滑稽的進攻維護著，他們攻擊現象學最薄弱的環節，因為最暴露所以最薄弱的環節，那就是讓—保羅·薩特。列維—斯特勞斯在《野性的思維》(1962)全書特別是第九章《歷史與辯證法》中，米歇爾·福柯在《詞與物》(1966)的第九章《人及其副本》中，路易·阿爾都塞在《答約翰·列維斯》(Réponse à John Lewis，1973)中，就是這麼做的。

二、薩特與無形式

薩特的情況對我們的問題而言特別恰當，這樣我們就能稍作變動地重新提出我們最初的論點，特別將思想場中文學形式主義的突現，與毫無疑問地被證明是後果最嚴重、最不可預見的衰退，即薩特的衰退相關聯。

之所以說它是最不可預測的，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文學形式主義作為學說體系其實本來可以滿足於薩特《境況I》中對於文學的強大批判分析，如同文學形式主義的某些代表最終滿足於從保爾·瓦萊里的直覺中汲取他們的形式主義一樣，而瓦萊里的直覺是從馬拉美、波德萊爾和埃德加·坡的深奧的象徵主義，也是從帕納斯詩派的新古典主義繼承而來的。⑦實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之中所發表文章的結集《境況I》中，已經有維護一種堅實而深刻的形式主義的東西，一種現象學的形式主義。在這種形式主義中，常常涉及語言，無論是論及福克納或多斯·帕索斯的時間，還是圍繞全知的敘述者問題摧毀莫里亞克，抑或最後在《〈局外人〉的解釋》中，如同20世紀60年代的形式主義那樣，指出最終涉及的不過是「技術」。這個詞重複不斷地出現，薩特當時似乎提前應用了巴特論述卡夫卡的公理，這條公理正是形式主義公理，依據這條公理，文學的存在就是它的技術。⑧但是文學形式主義並不是由戰前的也就是往昔的薩特、瓦萊里或巴什拉的有力的和精彩的描述所塑造的一種聽話的形式主義。這是一種思想的經驗、一樁現時的智識事件。

若說文學形式主義遇到了結構主義，也就是一種理論，而不是局限於一種唯美主義的、優雅的隨筆主義，那麼，在這種哲學衰退中，形式上的責任也許部分地落到薩特身上。薩特實際上放棄了《存在與虛無》給予他的哲學上的至高地位，《噁心》給予他小說上的至高地位，《境況I》給予他批評上的至高地位，分別以《辯證理性批判》、《自由之路》、《文學是什麼？》取而代之，還要加上關於熱奈和福樓拜的瑕瑜參半的鴻篇巨製。

正是形式從中永遠地失去了。而且這種徵象可以從這些書大多未完成或篇幅巨大看出來。⑨薩特的薄弱環節在於如是的象徵結構，也就是作為文學形式主義對象的東西：它的物。薩特無法為其話語找到一種形式，在某種程度上縫合它並以某種方式認證它。

作品的象徵結構的這種脆弱性對應於兩個錯誤，當然薩特這個時期令人眩暈的工作顯然元法用這兩個錯誤來概括。一方面是一個哲學錯誤，一個立場錯誤，把作為系統的語言置於實踐—惰性場(le champ du pratico-inerte)中的錯誤；⑩另一方面，是一個政治錯誤，與第一個錯誤相關，相信政治的實在性是以法國共產黨為核心和過渡點的。這是一個後果最嚴重的政治錯誤，因為對歷史和政治形勢的錯誤判斷事實上導致薩特令人費解的選擇，即把法國共產黨當作其主要對話者。然而他從前的所有作品都與這種選擇相反，這表現在《噁心》的反人道主義、《存在與虛無》的反實證主義以及《境況I》中對現代、形式的抗拒。在自《什麼是文學？》起為自己洗脫形式主義原罪的徒勞中，我們可以覺察到薩特的衰退。這就是說，在這裡構成我們那個新事物的東西，由此也許來自薩特的倒退以及這種倒退產生的空虛。因為，思想生活如同大自然一樣厭惡這種空虛。

可能令人困惑的是，薩特在這方面的個人背叛為何如此突然，而且與智識錯誤相對應的恰恰是其作品的形式削弱。「無形式」正好表明了這種削弱，它有時是崇高的，顯示了他這個新時期著作的特點，(11)與其前期精心設計、巧妙構思、完美寫作的著作截然相反。從1945年起薩特就開始變化無常，他再也無法接受有關結構的觀點，也就是找到一種形式，無論概念、形式、還是存在上的一種形式的觀點。他弄錯了，而且他不知道自己弄錯了。

我們的假設，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理論虛構，因為它捨棄了薩特冒險的許多特徵。這個假設就是，通過放棄立場，特別是放棄在《境況I》中展開的立場，薩特迫使形式主義遠遠超越了一種形式主義，超越了一種美學，也就是知識樹的最寧靜最無害的枝條。他迫使形式主義求助其他盟友、其同代人依賴另一種思想，併產生對抗他的思想。形式主義在20世紀50-80年代，即便不是人們可稱之為現代性或理論的同義詞，也是其要點之一，人們從中可引申出一種可稱之為「反哲學」的東西。

我們這裡給予文學形式主義的這個主要角色，自然而然地取決於這一點，即自從結構主義把語言作為一切可能的思考的始與終，只要語言在本體論的層面上展開，文學就註定無法迴避了。

三、雅克·德里達與形式主義問題

我們的第一個假設是，文學形式主義只有從哲學的一種衰退出發才是可能出現的。這個假設在文學被賦予的這個關鍵角色中得到了一種新的涵義，這種新涵義還通過哲學試圖退出形式主義這樣描繪的迷宮的很多嘗試，在歷史上得到了證實。這些嘗試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們恰好發生在迷宮的中心，而且它們是那些進入迷宮或一度出現在其黑暗入口邊上的人所做的。在這些走出形式主義迷宮的嘗試中，我們可以舉出例子，比如福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宣布的與文學場的斷然決裂，(12)阿蘭·巴迪歐1989年在其《哲學宣言》中表達的「把哲學從詩學中剝離」的意願，最後，德勒茲在遺囑《什麼是哲學》中通過知覺、情感、概念這三個部分的論述，告訴我們，要找回哲學的至尊地位。

這些嘗試中最有意義的是德里達1963年在一篇題為《力量與意義》(Force et signification)的文章中的嘗試，因為它與事件本身是同時代的，這篇文章構成了他第一本書《書寫與差異》(1967)的首章。這篇文章是以對當時一個文學形式主義者的書評為借口、為虛假借口的，這個人今天有點被遺忘了，他就是讓·魯塞，書名是《形式與意義》(Forme et signification)。(13)通過德里達的文章標題《力量與意義》所經歷的轉換(《形式與意義》)，我們就可以理解，是形式這個詞提出了問題或成了問題。

德里達當時仍舊沉浸在現象學話語中，他以這種話語的名義在同一年對米歇爾·福柯的《瘋癲史》進行了無情抨擊，把結構主義表現為一種「專制主義」(這個用語絕非無關緊要)，結構主義的暴力特別且正是由此機會受到譴責的，因為結構主義把笛卡爾的「我思」還原為一個物質世界內部的事實，(14)其實這正是福柯的計劃，因為這計劃是嚴格結構的。

在《力量與意義》中，德里達有所旁涉，因為這一次他是以尼采和海德格爾的名義全力清除結構主義和文學形式主義的。在德里達看來，後者在其對象上缺乏根本的東西。根本的東西，就是「創造」、創造行為。事實上，結構形式主義威脅了這個範疇，因為它把作品理解為有限象徵的嚴格組合，巴特曾把這個組合比喻為希臘神話的著名阿爾戈船。(15)形式主義對純粹形式的迷戀，在德里達看來，是與創造行為的失敗相對應的，他總體上以一種相當高傲的心態輕蔑稱之為「批評家」的人，只有掏空本質的一張外殼可用了。而德里達揭露的是結構分析的技術主義勝利，在技術主義勝利中，我們認出了海德格爾的技術統治「此在」的主題。德里達專門將一種憂傷的做作歸於技術統治，在他看來，這種做作是形式主義特有的。我們還在技術統治中辨認出尼採的怨恨、病態、黃昏、頹廢時代、災難主題，而海德格爾本人則提供了威脅、危難、(作為離散時代的)時代這些辭彙。(16)康德本人也被喚來以「想象」相援助，「想象」即人們無法公開展示的隱藏的藝術，只在其作品中顯示的自由……

為了不過度陷入形而上學的絕境，德里達在胡塞爾和梅洛—龐蒂的掩護下，還是要服從於這個觀點，即意義並不先於語言。「意義應該等待讀出或寫出以包裹自己」，(17)他有點誇張地承認。但是，因為受海德格爾影響，他沒法不這樣想：即使寫作是原創性的，也根本不是由於結構的首要特點，而相反是「因為它(寫作)使已在(déjà-là)出現在其符號中。」(18)

而且，德里達最終找回了反現代的腔調，這是為了把「美」與藝術作品的一切「幾何化」分開，或為了宣告「天才」就是抵禦幾何化的人，(19)概言之，為了符合對崇高和升華的最傳統閱讀，也就是為了符合一種尚未將雅克·拉康的決定性貢獻納入問題的閱讀。(20)

應該注意的是，德里達的立場是一種臨時的，充滿憂慮、計謀、猶豫和策略的立場，儘管他賦予《書寫與差異》中的這篇文章以原創地位。另一篇更有名的、為這第一本書收尾的文章，來自1966年10月在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個大型研討會上的一次紀念講座。(21)在這篇文章中，德里達採取了另一種行動，不是以意義、我思、創造和天才的名義在笛卡爾、康德、胡塞爾、尼采或海德格爾的幫助下竭盡全力抵抗結構進攻，而是顯示了即將或應當成為後結構主義的東西的雛形。這項行動尤其容易，因為1966年結構主義已經過氣了，正如巴特在1963年的一篇題為《結構主義行動》(22)的文章中大膽預見的，這篇文章還確認了一種結構主義的反哲學性質，這種結構主義被表達為純粹的實踐，因此，在這種結構主義中，實踐的「有效性」最終取代了邏各斯的真理。在拉康也參加的1966年這次大型研討會上，巴特做了題為「寫作，不及物動詞？」的發言，這個發言是把《寫作的零度》的主題激進化並把它納入文學先鋒場之中的一種新方式，當時最重要的文學先鋒的作者是羅伯-格里耶和菲利普·索萊爾斯。

德里達暗中引進了他從胡塞爾專家歐根·芬克(Eugen Fink)那裡借鑒的遊戲概念，多虧了後者，他才消除結構概念的穩定性，而結構概念被他過度等同於不變的形象和中心的慾望了。這裡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這一點，即德里達即便在1966年也對作為反哲學話語的結構主義可能對哲學產生的損害，懷著一種行會主義的憂慮。他寫道：「超越哲學，並不是翻過哲學這一頁」，(23)好像即使缺失傢具也要保住哲學這棟房子。這句話深刻地復活了他在《力量與意義》中對文學在結構主義事件中的過渡性、隱暗地位形成的判斷。他為了描述結構主義精神氣質的特點，將它稱之為「一種思慮語言的盛大運動」，(24)按照他的說法，在這場運動中起作用的是「文學事物」。(25)德里達的困窘及其攻擊性憂慮，並不是以如是的文學為對象的，鑒於他本人不斷地通過哲學圍攻文學，而是因為這種文學逃避哲學，逃避本質、創造、發明、天才，逃避概念，逃避意義。使德里達困惑的是當代運動，這種運動在當時接受文學，並通過接受而超越其學科——美學限制，由此恰恰摧毀了一切美學，並把文學對象從邏各斯哲學帝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是，眾所周知，這種對邏各斯的摧毀，在《書寫與差異》墨跡未乾之時，就成了雅克·德里達的事業。

我們把德里達的立場描述為摻雜著焦慮、攻擊性的策略，其實是因為，除了其中具有對哲學的捍衛促使哲學家表現出的張狂之外，還有許多策略的或戰術的技巧。在戰術上，我們看到，他對文學形式主義的質疑是以對讓·魯塞的一篇隨筆的評論為掩護的，在這種質疑中，當時的所有「形式主義者」都被點了名，有讓·魯塞、傑拉爾·熱奈特，甚至還有不大稱得上形式主義者的讓—皮埃爾·里夏爾(26)……只有一個人沒被提到，他本應構成當時唯一一個真正的智識焦點，這就是羅蘭·巴特，他那時候實際上是真正的形式主義推動者。德里達的論戰激進性與一種燒毀戰船的策略截然相反。

無論如何，德里達指出了某種根本的東西，這就是文學和文學形式主義作為結構主義的惡精靈、也許是唯一的「精靈」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但這種結構主義無疑不是作為學說外形，而是作為事件，作為中斷，作為認識論行動存在的，假如我們最終需要認真對待認識型這個詞的話。

四、形式主義行動與現象學遊戲：海德格爾與雅克布森

如果說在結構主義和現象學之間最終存在著一個未解決的問題，那是因為，從兩方面來看，沒人是真正固守單義的。

我們應該回到這個話題，回到我們開始時提出的現象學在其描述中遇到的永久問題。這個問題被不斷地提出是由於這個事實，即現象學的描述或快或慢地轉向一種關於對象的贅言，一種意譯，往往極其打動人，然而畢竟是一種意譯，對象在其中不斷地從指間溜走。儘管這個對象遭受了數不清的中斷(épochès)，但它總是以正好無形式的、從未足夠形式化的形式出現，這僅僅是因為現象學並未真正牽動處在它引起的體驗之核心的東西，也就是語言，作為結構的語言。儘管有了中斷，但現象學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模仿的藝術。

讓我們想想海德格爾吧，他最終遠離了傳統現象學，因為意識、意向性、明證性在他看來是死路一條，阿多諾還不是很巧妙地針對他的荷爾德林評論，將他的話語明確地描述為「意譯」，以一種形式的象徵反對這種話語？阿多諾是通過將這種形式的象徵與文學形式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做法反對這種話語的，而這種形式的象徵，唯一的象徵，凝聚了整個荷爾德林，它正是屬於結構範疇的，是1964年那篇不同尋常、恰好同名的文章中的「並置」(parataxe)。(27)

即使我們停留在海德格爾及其著名的詩歌定義——「言語言說」(28)的空間上，我們自己就不想把阿多諾的嘲笑當面拋給海德格爾了嗎？或者，我們比阿多諾更仁慈，通過瞬息的形式化，還原這種贅言所包含的豐富真理。當結構主義和形式主義大師羅曼·雅克布森把詩歌行為定義為縱聚合軸在橫組合軸上的投射時，他就以一種具有曠世影響的幾何思想，提出了這種瞬息的形式化。

要賦予海德格爾的陳述——在詩中，言語是言說的——一種幾何真理，還有比這更好的方式嗎？

在日常的語言實踐中，我不懈然而徒勞地將符號、音素、詞語、陳述組合在語言的橫軸——橫組合軸上。詩歌行為旨在通過縱聚合的切分來中斷流淌的話語，使話語變成言說的：節奏切分，格律或韻腳、頭韻或疊韻、並置和平列的音節範式，隱喻、換喻、象徵、擬人法和寓意的語義切分。所有這些垂直形式都阻擋語言(langage)向非言說的言語(parole)的日常流散，並把這種流散變成了結構。

縱聚合軸向橫組合軸的投射，就是這個結構性的過程或事件，在這當中，出現了現象學揭示的「常人」的、日常的言語流動，故而這種流動是中斷的，而且通過這個過程或事件，在這種中斷中，言語返回其存在，變成言說的和可記憶的。兩者是一回事。

由於詩，縱聚合軸不再像在日常言語中那樣是受壓抑的，被貶低為選擇音與詞的嚴格功利的活計並隱沒在這項卑微的任務中。它忽然尊貴地展開，並在言語的中心印上純粹形式的開縫、切分和縫合，並把常人的饒舌變成詩語，也就是使言語成為言說的，也就是結構。

海德格爾對詩的意譯，「言語本身既不是表達，也不是人的一種行動。言語是言說的。」(29)忽然產生了意義。為什麼？就是因為，對雅克布森，如對海德格爾一樣，詩歌行為其實與其說體現了一種意識或一種詩歌主體性的個人意願，不如說是語言本身的一種根本回歸的產物，這種回歸如此必不可少，乃至它關係到索緒爾揭示的終極結構法則，將兩個軸即橫組合軸與縱聚合軸連接並對立的法則。

文學形式主義給予哲學的忠告就揭示了這一點，即完全由技術支配的結構描述，比別的更能揭露現象學不斷試圖揭示的東西。於是我們可以說，語言變成了對「物本身」的全部領會必要的過渡點，提出了人們可稱之為一種現象學唯物主義的東西，這種現象學唯物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也許是一種理論的金羊毛。而且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正是結構形式主義似乎充當了一種現象學的指南，這種現象學本來可以放棄意識閃光的命定困境。因此，邦弗尼斯特通過「說『我思』的是『我思』」(30)這一簡單陳述就解決了這個難題，而這是通過揭示第一人稱的語言符號的獨特結構實現的，這個語言符號形成了一個特定的符號等級，因為它既不是指向一個概念，也不是指向一個個體，而是指向說「我」這個行為本身，別無其他。這無非表明整個現象學衰退了，但同時從其對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永恆思考中被拯救出來。(31)按照讓—克洛德·米爾奈日益聞名的一個說法，現象學的無盡話語被結構主義用一種話語取代，這種話語的真諦在於其認識論的極簡主義。

五、羅蘭·巴特

在這種行動中，羅蘭·巴特是大師之一。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如阿爾都塞試圖使馬克思脫離其被異化理論重重圍困的黑格爾或后黑格爾蕪雜，但在這裡仍舊重複了一種主體和意識的形而上學，這時，巴特來援助他們，他揭示了這一點，即意識形態其實既不處于思想的天空中也不處於意識的暗室中，它的生產和再生產機制是完全受一個語言結構事實支配的一個特定符號學系統。神話或意識形態型(l'idéologème)是植入一個預先系統的一種元語言，這個預先系統是元語言的原料，也是其寄生物。穿軍服面向法國國旗敬禮的非洲青年，為了一個法國的總所指、至上性、最高力量而被剝奪了他自身的、複雜的、本來的形象。這個所指壓倒並摧毀了面容的年輕、目光的美、黑皮膚，並取代了這些特定的多種符號，因為這個所指是受元語言型的一種特定語言公式支配的。意識形態無非是一種元語言。它像語法的例子一樣，不為我們傳達陳述的意義，而是表達屬性和主體的規則，並因此而摧毀陳述的獨特性，陳述變成了一種被盜用的、形式上異化了的語言。因此，對異化的批判不再類似於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特有的專橫手法，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從宗教模式借鑒頗多。再也不是深挖意識和靈魂，以使它們擺脫對重返天真之幻想的虛假信仰。意識形態，首先來自於語言的質料和形式，它是符號學揭示並呈現在眼前的一種形式的制度和配置。意識形態並不屬於壞思想或好思想的範圍，而屬於顯然要解析的一種特定語言用途。

我們可以順便說，巴特《神話學》的後記對哲學場產生了多麼大的影響，以至於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米歇爾·福柯幾年後在《瘋癲史》中打開的視角，在《瘋癲史》中，福柯也脫離了關於異化的后黑格爾視野，他按照巴特的神話模式，把瘋癲當成虛假的對象，當成虛假的明證性，尤其當成符號學事實，這個事實依賴瘋癲通過元語言摧毀的第一個符號：非理性。

我們已經出於方便並以一種不可避免的簡化方式，把薩特變成了結構冒險的否定點，巴特針對薩特的策略與福柯、阿爾都塞和列維—斯特勞斯針對薩特的策略不同，不是蔑視，不是惱怒，不是粗俗，不是狂熱。(32)這是一種區分的策略，也是一種尊敬的和同情的，但充滿洞察力的態度。《寫作的零度》(1953)與《什麼是文學》(1947)之間的對抗本身就值得做一篇博士論文，因為《寫作的零度》說到底是一種轉換行動，在這種行動中，語言、形式、結構突然變成了一種理想框架，而薩特從前的分析——戰前的分析通過這個框架進入了其固有的真理空間。因此，後來巴特寫下關於卡夫卡——這個名字在這裡並非偶然的象徵句子：「卡夫卡的真理不是卡夫卡的世界，而是這個世界的符號」，(33)這當然是一種反薩特的陳述，但同時完善了第一個薩特，我們不要忘了，薩特在《境況I》中以這個深刻的表述為關於莫里亞克的論文開篇：「小說呈現的不是物而是其符號。」(34)

由於薩特不具備與一種語言理論相連的一種符號思想，他無法真正地深化這個至關重要的真理，而且應該很快就忘記了符號概念本身，從而讓我們進入投射到人物主體性中的讀者主體性中，而且這是通過對意識立場的一種不斷贅言的主題化實現的。我們很快就明白了，薩特的「物」/「符號」區分，對薩特而言，並不是像「世界」與「符號」之間的區分對巴特而言那樣重要。薩特得出的結論不是使物與符號對抗，而是使物與意識對抗，而且這是通過一種純粹存在的視角：「只有物存在：它們只有外表。意識不存在：它們構成。」(35)巴特本人當時可以用一種反薩特的表達方式——「告別卡夫卡主義」，(36)也就是告別對意識、世界和意識世界的描寫，來總結他的卡夫卡論題和對「卡夫卡的世界」的觀點的擱置。

巴特與薩特拉開距離的最驚人例子，也是一個很小的例子，就是在一篇論述阿蘭·羅伯-格里耶及其對事、物、空間和符號的反常安排的文章中的影射話語。巴特寫道：「人們也可以想象與羅伯一格里耶的方法相反的物：比如浸入水中並逐漸溶化的糖塊。」(37)顯然，我們在這裡認出了薩特在《境況I》中從柏格森那裡借鑒的著名意象，他這是為了給人物的自由提供理由而攻擊莫里亞克：「莫里亞克先生一點也不喜歡時間，也不喜歡這種等糖塊溶化的柏格森式的必然。」(38)巴特用羅伯—格里耶的形式空間性反對將時間粘在人類意識中的時段，在這個空間性中，物的嚴格視覺建制使得人們有可能把這段「被遺忘的時間」納入空間性，而「被遺忘的時間」由它的效用，而不是由它的時段得到把握，也就是被除去了悲愴性：(39)在結構的世界中，我們拿人物的自由做什麼呢？主體的真理就是在結構的世界里形成的，人類及其悲愴性難道沒有遮住這真理的光？

巴特反薩特的暴力是一種無暴力的暴力，接近他嚮往的中性。在這種中性中，僅僅通過引用的影射這種換喻活動，薩特的整個哲學就被傳喚了，而且完全被轉換了。

實際上，薩特當時的基本思想又一次遭到了廢除，而且是通過無可挽回的舉動。最根本的就是薩特的介入理論，介入終究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對斯大林的一種意識形態路線敲詐的讓步罷了，這種意識形態路線完全被巴特所摧毀的神話神秘化了。這種舉動是巴特在他寫的論羅伯一格里耶的小說《窺視者》的文章的最後幾行完成的：「《窺視者》無法與文學目前的構成性的反動地位分開，但它通過為敘述形式本身滅菌(這個詞在這裡是褒義的)，也許為讀者擺脫資產階級小說的本質主義藝術的影響做了準備，儘管尚未完成。」(40)在這險惡的20世紀50-60年代，通過對政治形勢如此精確的判斷，如此辯證地考慮一個其實不是物的而是符號的世界中小說形式與讀者的關係，還有比這更好的政治教訓給薩特的嗎？資產階級小說的本質主義藝術當時無疑既指右派文學，也指薩特自《什麼是文學》以來推動的文學，也就是一種人道主義的、人性負擔過重的文學。

形式主義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那個在形式上讓步的人，如同薩特在20世紀50年代那樣，連累了他的言語，「這種言語為一個產生、消費並證明它的異化社會開脫罪責。」(41)形式主義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為它是一種主要的工具，人們通過這種工具在自我與斯大林歧路之間建立了一道詮釋屏障，形式主義正是斯大林歧路的眼中釘。

結語與悖論

難道不應考慮巴特將《明室》題獻給薩特或不如說薩特的一本書《想象》這一非常奇怪的舉動嗎？因為《明室》顯然是一本私密的書，他母親的形象縈迴不去。多麼奇怪的舉動，將一本書題獻給另一本書，尤其《明室》離薩特的作品很遠。《明室》不僅依賴符號學裝置，這種裝置通過刺點(punctum)和知面(studium)這類範疇，作為攝影圖像的描寫裝置呈現出來；還依賴20世紀60年代的整個符號學活動，沒有這種活動，書就不會寫成。

薩特在《想象》中對圖像和圖像意識進行了精細、令人眩暈和有力的分析，在這些分析中，如同在實驗心理學中，人們竟然發覺自己無法在腦子裡數清帕特農神廟的柱子。與這些分析相反，巴特在這些奠基性文章比如《攝影信息》(1961)中，反駁了這種對照片的符號學定義，他通過一個結構事實讓我們擺脫了薩特的糾纏：照片被定義為「無符碼的信息」。(42)這就是說符號學作為一種信息有其例外和獨特性的悖論，在這種信息中，能指與所指的關係不是由一種轉變行動予以編碼的關係，如同言語的狀況那樣，而是一種類比關係。只有描述作為無符碼的信息的照片的特點，才能對攝影圖像進行現象的揭露，攝影圖像按照當時的說法屬於「已在」(l' avoir-été-là)，巴特後來在《明室》中把「已在」變成了「此在」(-a-été)。這個表達方式，儘管說的是現象學風格，實際上是一種結構類型的明證，只有符號學工具使我們有可能揭露這種明證。

薩特的《想象》中沒什麼真正化育《明室》的，相反，《明室》中的一切都可照亮薩特的《想象》的內部。這就是題獻的悖論意義，巴特帶有挑釁意味的遺言證實了這一點：「從未有一位哲學家是我的導師。」(43)

當然巴特可能對這第一個薩特、《想象》的薩特表現出真正的同情，除了這種同情，也許人們還可以在這個題獻中辨認出曾是現象學和形式主義的共同歷險的寓意：即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如同在一種輸者為贏的遊戲中，題獻釋放出一種與其意圖相反的信息，沒有把受獻詞者變成人們向其致敬的父親或權威的象徵，也不是人們向他欠的債的象徵，而是一種債券的象徵，形式主義持有向現象學發放的一種虛擬債券，可惜現象學還沒開始從裡面花一文錢。

這種虛擬、且未使用的債券可以解釋從那時起表現現象學活動特點的慢性危機。然而這種危機並不是多大的不幸。它也許是繼續存在並繼續統治的方式，相反，形式主義則死去了。但這無疑是最大的誤解，另一個最大的誤解。文學形式主義之死，其實遠遠不是一個問題，也許這種死亡最明確地顯示了文學形式主義的歷史特定性或它在現代序列中獲得的如此特別的事件特點。難道巴特自己沒有以一種完全現代的愜意預言這一點嗎？他也曾說過：「對於結構主義者來說，結構主義本身也是世界的某種形式並隨世界而變化；如同其在以一種新方式說世界上古老語言的能力中體會其有效性(而非真理)，同樣，只要言說的一種新語言從歷史中出現，其任務就完成了。」(44)

文學形式主義之所以在短短的十年內如此撼動知識場，是因為它轉瞬即逝的統治毫不意味著統治慾望，或者可以說，文學形式主義以對作為實踐的思想的唯一關注，代替了哲學家對於傳統所塑造的大師地位懷有的陳腐激情，而這唯一的關注從根本上排斥文學形式主義永久存在的期限和設想。

毫無疑問的是，儘管文學形式主義如此突然、令人意想不到地消失了，文學形式主義還會以另一種形式，以其他的面目、另一種話題，再次回到思辨場中，還會突襲哲學，又一次鼓動哲學違犯其自身的界限。

註釋：

①本文中的「哲學」主要是指現象學。——編者

②拉康在1959年很好地概括了這種狀況，儘管是通過笛卡爾，但針對的是現象學：「傳統哲學中的主體本身無限地將自身主體化。若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如此下去——那根本沒理由停下來。」J.Lacan,Le Séminaire:Livre VI,Le Désir et son interpétation,texte établi par Jacques-Alain Miller,Paris, De La Martinière,Le Champ Freudien,2013,p.354.

③關於這一點，參見這篇文章Karl-Otto Appel,《Le problème de l'évidence phénomélogique à la lumière d'une sémiotique transcendantale》,Critique,n°464-465,juillet- 1987，儘管結論令人失望，因為作者最終或多或少地倒向了分析哲學的實證主義。

④這是一項宏大的事業，我在《耶路撒冷短居》(E.Marty,Brey séjour à Jérusalem,Paris,Gallimard,coll.L'Infini,2003)中，通過對《大地不死》(La Terre ne se meurt pas)的評論向這項事業致敬。

⑤「結構主義(曾)在對現象學或多或少公認的依賴中生出並長大」，參見J.Derrida,《Force et signification》,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Paris, du Seuil,coll.Tel Quel,1967,p.45-46.

⑥特別參見第一部分的第四章「作為言語表達的身體」(Le corps comme expression et la parole)，也參見他的收入《符號》(M.Merleau-Ponty,Signes,Paris,Gallimard,1960)的非常重要的文章《論語言現象學》(Sur la phénomélogie du langage)以及這本書中題贈給讓—保羅·薩特的《間接的語言與沉默的聲音》(Le langage indirect et les voix du silence)，他在文中提到的第一個名字就是索緒爾。格雷馬斯後來同樣在195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索緒爾主義的現狀》(L'actualité du saussurisme)中向他致敬，還把他與巴特聯繫在一起(Le moderne,n°24)。

⑦關於這一點，參見阿多諾傑出的文章(T.Adorno,《Les écarts de Valéry》,dans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traduit par Sibylle Muller,Paris,Champs/Flammarion,1974)。

⑧R.Barthes,《Essais critiques》,Oeuvres Complètes,tome II,Paris,Seuil,2002,p.397.

⑨我們列舉的這些書中，只有《文學是什麼？》和《聖熱奈》是完成的書。

⑩參見J.-P.Sartre,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Précédé de Questions de Méthode,tome I,Paris,Gallimard,1985,pp.210-214.這個論斷是薩特與結構主義者爭論正酣時，1966年10月在《弓》雜誌上發表的重要談話中明確提出的。薩特把一方面作為「系統」的語言與另一方面作為「實踐」的語言對立起來，前者是實踐—惰性，也就是非個人的社會化形式的接受者，這些社會化形式致使人處於一個異化地位，後者因為是實踐，所以讓主體有可能運用語言，這樣，薩特重回自己的現象學固有的整個二元論，並不允許自己把語言當作構成主體本身的結構來思考。但是，這種對語言的關注儘管有限，已經包含著薩特對這個問題的現狀的一種讓步的成分。在《聖熱奈》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他向我們提出了一種內在於物質世界的「意義」的理論，在這個世界中，意義表現為「物的一種自然品質」。這種理論同樣也是二元論的，因為它把「含義」放在詞語一邊，並放在非個人的、外在的和惰性的約定俗成一邊，這種約定俗成並不「通過符號的外在原則」提供對客體的直覺，而且他把「意義」確定為落入內在性的超驗性，「意義」給出了對內在性的即刻直覺(J.-P.Sartre,Saint 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Paris,Gallimard,2006,p.340-341)。

(11)其實我們需要明確的是，這種「無形式」絲毫也不妨害在這個時期的書中有異乎尋常的段落，尤其在《聖熱奈》和《福樓拜》中。

(12)參見比如M.Foucault,《De l'archéologique à la dynamique》,Dits et Ecrits,tome I,Paris,Gallimard,Quarto,2001,p.1280-1281，也見同一本書中第986頁或1071頁。顯然一切更為複雜，如同他在《性史》的最後兩卷中不斷參照勒內·夏爾所證明的，這種參照與1961年的《瘋癲史》序言銜接起來。參見我的書E.Marty,Pourquoi le XXe siècle a-t-il pris Sade au sérieux? Paris,Seuil,2011.

(13)這本書1962年由Corti出版社出版。

(14)J.Derrida,《Cogito et histoire de la folie》,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Paris,Seuil,Coll.Tel Quel,1967,pp.88-89.

(15)R.Barthes,《Essais critiques》,Oeuvres Complètes,p.278.「阿爾戈船——在其漫長的歷史中——不包括任何創造，無非組合而已；每個構件都擔負一個固定的功能，但又是無限更新的，船體卻一成不變地是阿爾戈船。」

(16)J.Derrida,《Force et signification》,op.cit,p.12-14.

(17)J.Derrida,《Force et signification》,p.22.

(18)J.Derrida,《Force et signification》,p.23.

(19)J.Derrida,《Force et signification》,p.30-32.

(20)關於這一點，參見E.Marty,Pourquoi le XXe siècle a-t-il pris Sade au sérieux? éd.cit，尤其是第二部分第二章。

(21)就是這次「結構主義爭議：批判語言與人文科學」大型研討會將德里達引入美國學術空間。

(22)收入R.Barthes,《Essais Critiques》,Oeuvres Complètes,éd.dit,tome II,1964,p.466-472.

(23)J.Derrida,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éd.cit,p.421.

(24)J.Derrida,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éd.cit,p.9.

(25)J.Derrida,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éd.cit,p.9.

(26)但確實他的《馬拉美》可以歸入形式主義，甚至結構主義。因此巴特在《結構主義行動》中把他與結構形式主義聯繫在一起，參見R.Barthes,《Essais critiques》,Oeuvres Complètes,op.cit,p.468.

(27)T.Adorno,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Paris,Champs/Flammarion,1974.1964年出德文第一版。

(28)M.Heidegger,Acheminement vers la parrole,trad.Jean Beaufret,Wolfgang Broemeier et Fédier,Paris,Gallimard,1976,p.21.

(29)M.Heidegger,Acheminement vers la parole,p.21.

(30)E.Benveniste,《De la subjectivité dans le langage》,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tome II,Paris,Gallimard,Tel,1980,p.160.

(31)這裡我與讓—克洛德·米爾奈(Jean-Claude Milner)的評論拉開了距離，在我看來，他過於直接地從科熱夫(Kojève)對黑格爾的現象學評論——「人第一次說『我』的時候就意識到了自己」(Le Périple structural,Lagrasse,Verdiet,2008,p.93)——中得出了邦弗尼斯特的意圖，因為即使科熱夫的意圖與一種對語言的考慮相關，也不意味著在邦弗尼斯特那裡由「我」(je)的特定語言符號結構完全特定化的那個「我」(moi)，而且它立刻把「言說」逼向意識。

(32)比如路易·阿爾都塞給他的朋友弗蘭卡寫信談到《詞語》：「應該讓他(薩特)除去他的幸福癖，為此只有鞭子：用他自己的笞杖打他的臉。」L.Althusser,Lettres à Franca(1961-1973),présentées par Matheron et Yann Moulier-Boutang,Paris,Stock/Imec,1998,p.518.

(33)R.Barthes,Oeuvres Complètes,op.cit,tome II,p.397.

(34)J.-P.Sattre,Situations I,Paris,Gallimard,coll.Idées,1975,p.43.

(35)J.-P.Sartre,Situations I,p.58.

(36)R.Barthes,Oeuvres Complètes,op.cit,tome II,p.397.

(37)R.Barthes,Oeuvres Complètes,op.cit,tome II,p.300.

(38)J.-P.Sartre,Situations I,éd.cit,pp.62-63.

(39)R.Barthes,Oeuvres Complètes,op.cit,tome II,p.300.

(40)R.Barthes,Oeuvres Complètes,éd,cit,tome II,p.331.

(41)R.Barthes,Oeuvres Complètes,éd.cit,p.331.

(42)R.Barthes,Oeuvres Complètes,op.cit,tome I,p.1121; Oeuvres Complètes,op.cit.,tome II,p.576.

(43)R.Barthes,《Vita Nova》,Oeuvres Complètes,op.cit.,tome V,p.1011.

(44)R.Barthes,《L'activité structuraliste》,Oeuvres Complètes,op.cit.,p.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