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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少年太宰治,我們一生都得活在告別中

太宰治,作為日本無賴派大師,在日本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並列戰後文學的巔峰人物。他是日本讀者閱讀得最多的作家之一,甚至成了不少青少年的精神導師。在作品中他毫不掩飾地向人們披露自己失去人格的罪惡感,顯示了自身的誠實;加之他將自己的苦悶用調侃的筆法寫出,文筆華麗,幽默風趣,拉近了和讀者的距離。我們總能從他的作品里找到一個保持了純粹性卻長不大的「永遠的少年」。這個少年也總能喚起我們內心深處一種深深的戰慄和鄉愁般的情愫。

在短暫的三十九年生命中,太宰治寫了二十年,自殺五次,並且在他的四十餘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和隨筆集中,對自己和日本社會的陳腐、偽善和罪惡做了無數次顛覆性的挖掘。

比較起太宰治晚年的《斜陽》(一九四七)和《人間失格》(一九四八),這本發表於一九四○到一九四四年間的短篇集《小說燈籠》已經算是非常明朗、溫柔的了。在這本集子里,太宰治暫時收束起他早期作品中支離破碎的文體,讓自己和讀者都從現代主義龐大而紛亂的魔影下逃生,喘了一口氣——然而,對於曾入精神病院治療藥物中毒的作者而言,這幾年的「安定期」宛如囚者「放封」一般,只是為他晚期凄絕猛厲的自我毀滅蓄積精力的一個熱身運動而已。

近乎凌虐儀式的自我質疑與解剖,似乎一直是日本近代小說家的文學救贖動作。太宰治即使處於一個溫和的安定期間,彷彿也未曾背離這個傳統。就拿《小說燈籠》這一篇為例子吧,它記述西畫家「入江新之助」遺族——五個喜愛說故事的小兄妹,合為一篇「王子與女巫的女兒的愛情故事」接力小說,隱伏在浪漫熱情(敘事情境)和親切和睦(後設情境)的氛圍之下,愛情故事「草草結束」,而「自己都不知道為了什麼」的長兄(一個沉默陰鬱一如太宰治本人的傢伙)以抄寫《聖經》道德講義來覆按這原本十分可愛的傳奇故事所引發的輕蔑、訕笑卻強有力地暴露出作者對「幸福家庭」的輕嘲。

較之《小說燈籠》,更具殺傷力的短篇《貓頭鷹通信》《誰》乃是直接搗向作家(小說家)在虛矯冷漠和自卑疏離之間左支右絀的困境。這樣的困境在《作家手札》之中,更藉由馬戲團主人對「我」的特殊待遇而深刻揭露出來——那是身為大地主富商幼子的太宰治的一份誠惶誠恐、「嚮往民眾」的心態。一方面,太宰治無法擺脫自己貴族般的出身,卻隱然以之為個人的歉疚與罪孽;另一方面,他又敏銳地警醒到,文學救贖根本是一個不實無力的傳統——寫作除了益發將他和「產業戰士」的距離拉遠之外,更只能帶給他自我撻伐的痛苦。讓我們看一段《厚臉皮》的原文:

以電影來說,這三十張稿紙大概就像預告片,擺明了在宣傳。無論如何低頭垂眼,佯裝謙虛美德,鄉巴佬就是厚顏無恥,還以為他要說什麼,居然是創作的甘苦談。甘苦談,真是受不了啊。那傢伙最近認真起來了,好像也賺了不少錢,似乎也努力在鑽研學問,還說喝酒很無聊,而且留起鬍子。這會令聽到的人瞠目結舌,直呼真的假的?總之甘苦談還是算了。看到觀眾仔細聆聽,肚子里的蛔蟲都跑出來胡言亂語,作者也深感困惑,所以這篇作品就命名為《厚臉皮》吧。反正我的臉皮本來就很厚。

在稿紙上寫了大大的「厚臉皮」后,心情多少也穩定下來了。

如果把太宰治短暫的「安定期」看成是他一九三九年再婚之後,因生活美滿而與生活妥協的結果,固然無可厚非;不過,如果用一個更廣大的視野來審視,讀者不難發現:一九四○至一九四四年,正是整個「日本帝國」有史以來最狂飆也最挫敗的時期。此時中日戰爭邁向中途,太平洋戰爭揭開序幕,日本充滿自信地闖向一個以鮮血燃祭櫻花的狂熱荒原,試圖以征服全世界來否證其邊緣人的島國神話與歷史。反而是在這場充滿虛浮野心與頓挫悲情的戰爭之中,太宰治的理情特質遂以彰顯。換言之,一個精神狀態趨近於無休止之自苦自毀的作家,反而在瘋狂的氛圍中獲得了和「時代脈動」一致的、形式上的穩定。所以我們會在《永別》這篇小說中讀到如下敘述:

不過,我介紹以上三封信,絕非為了構思《永別》這篇小說。起初我的意圖只有一個,我想寫收到最後一封信時的感動。

您好嗎?

從遙遠的天空問候您。

我平安抵達任務地點。

請為偉大的文學而死。

我也即將赴死,

為了這場戰爭。

然而,太宰治心目中「大東亞戰爭」的目的顯然並非浮淺的勝利而已,「太平洋戰爭」還包藏了和文學救贖動作一樣非常「真理中心(logocentric)」的自證——那就是選擇毀滅的深層意識。太宰治虛無消沉的一生始終浸沉在某種叛離舊價值的憧憬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以「後設小說(Meta-fiction)」的俏皮努力揭露著文學作品不可救藥的媚俗性(哪怕是非常晦澀的現代主義作品亦然),但是這種叛離依然十分弔詭地落入了大和民族的另一個根深蒂固的舊傳統之中——櫻花總是在燦爛的巔峰乍然凋落,太宰治也總是迫不及待地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從這裡我們可以窺見,為什麼他會在《新郎》這篇小說中說:

我想搭這輛馬車去銀座八丁逛逛。我想穿著鶴丸(我家的家徽是鶴丸)的家徽和服、仙台平的裙褲、白足袋,以這身打扮悠哉坐著這輛馬車去逛銀座八丁。

啊,最近我每天都以新郎的心態在過日子。

在《新郎》的結語之後,太宰治寫道:「本文寫於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這天早上聽到日本和英美正式開戰的報道。」或許,太宰治在這年十一月因通不過徵兵體檢而免役的遭遇,恰恰使他益發體認了文學救贖之無效性與欺罔性,也恰恰催迫他更進一步邁向寫作,他越寫下去,就越證實了「嚮往民眾」之蒼白乏力,也就越能用理性撻伐(亦控制)自己,越撻伐自己,也就越適用「新郎的心態」來反諷著精神趨近毀滅的無奈和空虛。

太宰治, 原名津島修治, 生於一九○ 九年, 死於一九四八年。《小說燈籠》是這位作家顛覆其個人與現代文學的一部輓歌,他和他的讀者都會以黑塞那樣「失落的一代」所慣有的「輕微的喜悅」來閱讀這種自我撻伐的深邃理性和深邃瘋狂。

太宰治的故鄉,美麗的津輕半島

普通讀者對太宰治的認識,多半建立在《人間失格》與《斜陽》這兩部作品上。放蕩酒色、心靈矛盾、哀傷為人的掙扎,是太宰文學的典型。而他五次自殺的經歷,也常讓人與其小說聯想在一起。相對地,閱讀《津輕》將是完全不一樣的明亮經驗。

一九〇二年,二十二歲的魯迅赴日,兩年後進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成為仙台唯一的學生。二十多年後,才有那篇知名的《藤野先生》,以及裡頭所回憶的「幻燈片事件」。

《藤野先生》里魯迅陳述的日本經歷成為魯迅傳奇的一部分,文章中提及課堂上觀看日俄戰爭的其中一張幻燈片,引起日本同學歡呼,讓魯迅意識到自己同胞的麻木病源,也成為他棄醫從文的關鍵。許多論者認為,魯迅後來到東京著手翻譯俄國與東歐文學,參與革命活動,寫出《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都跟這個「幻燈片事件」有關。彼時一代文學家太宰治尚未出生。

一九四四年,三十五歲的太宰治受日本內閣情報局與文學報國會將所謂的「大東亞共同宣言」予以小說化的委託,開始閱讀魯迅,並且於暮冬之際赴仙台探尋魯迅事迹。翌年,日本戰敗,《惜別》出版。

太宰多數小說都有很濃厚的個人色彩,但《惜別》卻是「他傳」,寫的是魯迅在仙台的生活。太宰治虛構了一位名叫田中卓的醫師,在記者的來訪下,回憶和魯迅相處的點點滴滴。太宰為了寫作魯迅,將七卷本《大魯迅全集》(改造社)細讀過,作為他理解魯迅的基礎。小說中魯迅對田中的自白,內容顯然都來自於魯迅的作品。與此同時,太宰治還讀了兩本魯迅的傳記,分別是太宰治評述「像春花一樣甘美」的《魯迅傳》(小田岳夫),以及「像秋霜一樣冷峻」的《魯迅》(竹內好)。

《惜別》在日本文學界的評價並不高,竹內好甚至批評太宰誤讀魯迅,但我卻認為它是一部極有意味的作品。原因之一在於,這部受政府委託的著作里,太宰借魯迅之口,某種程度批判了軍國主義思想。其次是,太宰也藉由魯迅的文學觀,發揮了自己的文學觀。更有意思的是,在接受委託寫作的同年,他也受了小山書店之邀寫作故鄉,這就是你手中這部美麗的重訪(或告別)故鄉之書——《津輕》。

《津輕》分為「序文」及「正文」(《巡禮》《蟹田》《外濱》《津輕平原》《西海岸》五章),乍看像是以地理與特色進行「導覽」的遊記,實質上則不然。太宰認真閱讀了大量地方歷史文獻,再穿插訪友經驗與回憶片段,寫出了這部「不只是遊記」的作品。

書中內容我自不必贅述,但不妨提醒讀者注意幾個部分:論者多半認為太宰治的憂鬱性格,與他的家族有關。選擇文學為志業的太宰,很想逃離父親與兄長的權力環境(他的父親津島源右衛門是地方名紳,也是縣議員、眾議院議員、貴族院議員,同時經營銀行與鐵路),而《津輕》正好為此觀點,埋藏了情感線索。

另外,讀者當會發現,除了嘲弄、戲謔的「無賴派風格」外,太宰寫景與敘事都十分出色。《津輕》與《惜別》里的景色都十分溫暖,那些小酒館、漁村巷弄、堤川、觀瀾山,在港口緩緩落下的粉雪、粒雪、綿雪、水雪、硬雪、糙雪、冰雪(只有雪國的子民才能分得清楚),以及水色淺、鹽分淡,隱隱飄著海潮香味的蟹田海岸……他是如此努力想展示自己故鄉的美與自己文化氣質的根源。此外,太宰的歷史觀、文學觀與思想,也在這部書里與故舊的飲宴討論中,很自然地鋪展開。

比方說在與阿竹重逢的那段,太宰刻意把拉雜的尋人過程都寫出來,卻讓人緊張地期待。他提到「在兄弟姊妹當中,只有我一個的性情粗野而急躁,很遺憾的就是來自這位養育我的母親的影響」,指的就是十三歲起就照顧他的阿竹,這是對一個女傭的最高禮讚。而當他與好友N君談及故鄉的「歉收年表」,看到每隔幾年就出現的凶年,太宰不禁義憤。他說津輕人將歉收說成「饑渴」,而「我們的祖輩一生下來遇上了歉收,在艱難的困境中長大成人。這些熬過困境的祖輩的血液,也必然在我們的體內流動著」,甚至大膽批判了政府無能。

引用京都名醫橘南谿《東遊記》中的幾則奇幻故事,更讓我彷彿看到眼神天真澄澈的少年太宰——畢竟太宰留下的照片,眼神總是如斯憂鬱。

太宰或許不能理解魯迅留學時所受到的歧視,以及作為一個沒落帝國的子民,在日俄戰爭中所受到的刺激,但他顯然很努力地想理解這個影響的作家,並且與他在文學中對話。研究者藤井省三曾為文討論過太宰的《惜別》,提及小說里魯迅寫了一段文章給「我」,內容正是《摩羅詩力說》的部分段落。「我」回應說:「我覺得,該短文的主旨,指出了與他從前說的那種『為幫助同胞的政治運動』的文藝多少有些差異的方向,不過,『不用之用』一詞讓人感到豐富的含蓄。終歸還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實際的政治運動那樣對民眾的強大指導性,而是漸漸地浸潤人心,發揮使其充實之用的東西。」「我」並進一步說:「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文藝這種東西,就會像注油少的車輪那樣,無論開始時怎樣流暢快速地運轉,都可能馬上就損毀。」

或許,這才是太宰治抵抗家族權力,對時局與自身情感的迷惘,依靠酒精、毒品、放縱情慾外,真正支持他的根本力量?他希望自己的文學是不斷滾動人生的潤滑劑,是無用卻能浸潤人心的物事。

太宰與魯迅的相似之處,還在於他們對父親形象的抵抗。在這特別的一年裡,他或許短暫地從多重的糾結情感里抽身出來,體驗了人跟土地的純粹情感。

只是他終究選擇再次告別。

在太宰治的遺作《Good-bye》的前言中,他提到唐代於武陵的詩:「人生足別離。」勸酒的人說,不要再推辭斟滿酒杯了啊,因為「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太宰說他有一位前輩將詩句翻譯成「唯有再見才是人生」,相逢的喜悅轉瞬即逝,離別的傷心卻黯然銷魂、如影隨形,因此我們一生都得活在告別中。

我將《津輕》視為一部「告別」之作,因為那個太宰歸去的故鄉,正是他要道別的故鄉。而他寫魯迅的作品名為《惜別》(這是藤野送給魯迅照片背後的題字),則是太宰文學精神的另一面向:他一生中多次想以死亡與世界告別,在我看來,正是太宰「惜別」這個世間之故。那個他想離棄的生命,就是他燃燒的生命;而他離去的故鄉,正是他留戀的母土。關於這點,你手上的《津輕》正是美麗的明證。

太宰治「人生三部曲」

太宰治鮮有自傳作品

溫情描述家鄉人事物

太宰治冬粉必讀之書

《津輕》

內容簡介

津輕地區位於日本本州島北端,太宰治在這裡度過了他前二十年的人生,這裡的人與景更成為太宰治日後諸多作品的原型。

一九四四年,已經有了四次自殺未遂經歷的太宰治回到這個睽別許久的故鄉,一掃往日的陰霾愁緒,賞山水、訪舊友,展開了一場自我治癒的巡遊。

此行,太宰治本是受人所託為故鄉津輕創作風土記,可他不僅用幽默自嘲的口吻講述了偕友人登高、吃蟹、飲酒、暢談的經歷,更以少有的溫柔筆觸,為讀者描繪了這片他生命中僅存的光明之地,使得本書收穫了可以媲美小說的效果。

「正因為我是血統純正的津輕人,才能如此肆無忌憚地大講津輕的壞話。但是,如果其他地方的人聽到我講這些壞話,因而全盤盡信並且瞧不起津輕,我想自己還是會覺得不大高興。再怎麼說,我畢竟深愛著津輕。」

讀了這本書,才能讀懂《人間失格》

太宰治以其自殺經歷

向讀者剖析真正的自我

《小丑之花》

內容簡介

太宰治二十一歲時,在銀座咖啡館認識一有夫之婦,同居三天後,他倆吞下安眠藥,在鎌倉投水自殺。結果太宰治獲救,年僅十八歲的女方死亡。太宰治因而被控「幫助自殺罪」,后雖被判不予起訴,但他基於相約殉情卻讓女人獨自死亡的罪惡意識,創作了《小丑之花》。

《小丑之花》主角大庭葉藏與《人間失格》主角同名,描寫的是葉藏殉情失敗後進療養院的事,但不同於《人間失格》中葉藏的自卑、怯懦、頹廢,《小丑之花》里的的葉藏,年輕、衝動又驕傲。太宰治在這篇作品里,剖析了他日後的巔峰之作《人間失格》里看似消極頹廢,實際上卻在絕境中求活的主角大庭葉藏的心路歷程,還透露了許多關於寫作的秘密。

另收錄有太宰治記錄鎌倉自縊未遂經歷的《狂言之神》;

與《小丑之花》《狂言之神》同屬「虛構的彷徨」三部曲的《虛構之春》;

第一屆芥川獎入圍作品《逆行》;

及《他已非昔日之他》。

太宰治生涯罕見的浪漫之作

幽默浪漫小說集

囊括不為讀者所知的每一面

《小說燈籠》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太宰治的十六篇短篇小說,這些作品一反太宰治充滿頹廢、內疚與自我否定的刻板印象,呈現出宛如燈籠般的明亮與溫暖。

本書共分為四輯:

輯一《喧嘩》:生活安樂時,做絕望之詩;失意受挫時,寫生之歡愉。

輯二《幻滅》:我不太喜歡聽別人的戀愛故事,因為戀愛故事裡,一定有所粉飾。

輯三《獨白》:其他生物絕對不會有「秘密」,那是只有人類才可能擁有的東西。

輯四《人間》:我的善良是,毫不斟酌地讓對方看到我的全貌。

在太宰治的故事裡,沒有壞人,只有軟弱的人。但軟弱並非罪惡,因為軟弱更能體會點點溫情。太宰治總在內心痛苦、身感疲憊時,反而拚命製造愉快的氣氛。太宰治本人,即是哀傷的喜劇。眾人以為他極度自私,事實上,他總顧慮著他人的感受。或許他認為只要帶給周遭溫柔,自己也能溫暖起來吧。

作者簡介

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島修治,出生於青森縣北津輕郡金木町的知名仕紳之家。其父雖為貴族院議員,但太宰治卻從未享受到來自財富或權勢的種種好處。他一生立志文學,曾參加左翼運動,又酗酒、殉情,終其一生處於希望與悔恨的矛盾之中。在短暫的三十九年生命中,他創作了五十餘部作品,包括《人間失格》《斜陽》等。曾五次自殺,最後一次是在一九四八年,和仰慕他的女讀者在東京三鷹玉川上水投河自盡,結束其人生苦旅。

本文內容來源於文治圖書,感謝文字圖書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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