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離「低慾望社會」還有多遠？

「買車難道不是笨蛋做的事嗎？」不久前，日本諮詢大師松田久一在他的《厭消費世代的研究》中，發出了這樣的反問。而在不久后，日本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也在《低慾望社會》中警告日本國民：不婚、不生、不買房的年輕人，已經使日本進入了低慾望社會。

在他的定義中，所謂低慾望社會，就是指作為社會主體的新世代不願再背負風險和債務，喪失物慾、成功欲、結婚欲、生子欲、甚至是性慾，遠離時尚、遠離名牌、遠離買車、遠離喝酒、甚至是遠離戀愛……為此，他感到憂心忡忡。

對於來說，雖然尚無人發出這樣振聾發聵的聲音，然而不容否認的是，大陸的80后、90后與日本新世代不乏相似之處，似乎都不再像父輩一樣，將奮鬥、拼搏看做人生意義最重要的部分。在很多人看來，二戰後日本社會走過的路，大陸正沿著部分相似的軌跡行走。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很多人都開始預言，大陸也將步入類似日本的低慾望社會。果真會如此嗎？

一.低慾望社會的本質

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低慾望社會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歸根結底，低慾望社會的表徵就是經濟和社會缺乏活力。那麼，缺乏活力又是什麼造成的呢？那就是經濟的停滯以及人口的老齡少子化，而「低慾望」只是這種現象的個體化表現。

從經濟角度講，日本經濟增長隨著日元升值和泡沫破滅的影響，自1990年代起陷入長期停滯（日本作家池田信夫有「失去的二十年」一說），很多日本新世代對於未來不抱樂觀期待，他們對賺錢、奮鬥、消費、買房、結婚、生子也就降低了「慾望」。客觀講，一個國家自二戰後狂飆突進地發展了將近50年，已經是一個世所罕見的奇迹了，它的減速、停滯甚至衰落，只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非常自然的現象。

而從社會文化的層面講，社會階層的板結、社會秩序的生硬、福利制度的完善、傳統婚姻觀的桎梏、女權運動的滯后、甚至AV業色情業的泛濫等，也降低那些不願承擔更多社會和家庭責任者的結婚生子慾望。它讓年輕人既看不到突破的希望，也找不到結婚生子的樂趣和必要性。導致人口的老齡少子化自這一代年輕人愈演愈烈。從1990開始，日本的人口紅利消失，2015年人口總數首次下降，截止2015年10月，日本65歲以上的老人佔總人口的26%。

當然，這種解釋也許太過悲觀，彷彿歷史的終點，難以讓所有人滿意。畢竟我們這個時代的信念就是「可持續發展」，我們相信自從人類找到了克服「馬爾薩斯陷阱」的方法以後，我們就可以憑藉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工業-科技革命找到新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著力點，從而不斷進步、持續繁榮……

然而，「低慾望社會」只是日本的獨特現象嗎？經濟的減速和停滯只在日本一個國家身上應驗嗎？人口的老齡化和少子化只在日本出現嗎？當然不是。低慾望社會的真正原因，不在別處，只在日本這個國家本身的性質：發達社會（developed country）。英文「developed」相當恰當，它既是形容詞也可以表達一個動作的完成，非常生動地體現了日本以及其它發達國家的本質：「已經發展完成了。」既然「完成了」，當然會慢、會停，還必須等一等那些「還在發展中的國家」（developing country）。

因此，日本今日的「低慾望社會」不光是國內各種因素導致的，也有著深廣的國際原因。其中，南北差距（即發達國家和發展家的差距）的拉大正是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離開其它國家（尤其是亞非拉廣大發展家）的帶動，日本「獨木難成林」，其發展速度必然受挫。

放眼全球，經濟減速和人口老齡少子化幾乎是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通病，道理其實也很簡單：當你不需要再為生存而奮鬥，住著上一輩留下來的房子，享受著上幾代人創造的經濟成果和社會福利時，既沒有成功的希望也沒有餓死的危險，你還需要那麼拼嗎？更進一步說，經濟減速是因為原有的增長方式（包括各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全球化的產業分工模式）已經不夠用了，需要重組、升級和轉型；人口老齡少子化也是「發達」的副現象：越富有、越有文化的人群生育率越低，結婚生子的年齡越晚，因為他們更看重自己的感受，更珍惜自己的享受，而不是把希望寄託給下一代。

而大陸的老齡少子化現象，除了跟經濟高速發展有一點微弱的關係外，它更是超過3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所結出的惡果；雖然放開二胎會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口的危機，但過低的生育率已經積重難返。反觀非洲、印度、拉美和中東地區，人口出生率正在節節高升，穆斯林正在佔領歐洲，拉丁裔已成為美國的第一大少數族群，印度和非洲也正在迅速崛起……

因此我們可以說「低慾望社會」是發達社會的普遍現象，只是在日本表現得尤為突出。歐洲、北美、澳洲等發達社會若不是因為開放的移民政策，其人口也會出現類似日本的負增長。另外，換個角度想，日本的低慾望社會之所以能夠形成並得到維持，也間接表明它代表的是一種更高級的社會形態。雖然日本的經濟不景氣、消費需求刺激不起來、年輕人進取壓力大，但是並沒有形成大範圍的生存恐慌。也就是說，經濟低迷和衰退即使影響了總的「蛋糕」份量，卻沒有影響到基本的生活水平和居民的消費結構，日本並沒有變成像巴西或辛巴威那樣的國家。

另外，由於「國土狹小、環境惡劣、資源匱乏、災害橫行」，日本人一直有著強烈的危機意識。從《日本沉沒》這樣的災難小說，到大前研一這一系列憂國憂民的作品（《低智商社會》《低慾望社會》等），我們可以輕易感覺到日本人對自己的國家有著「愛之深責之切」的心理慣性，愈是在國家發展蒸蒸日上的時候也愈強烈。當日本第一次超過所有西歐列強、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之時，舉國上下談論的並非「日本崛起」，而是「日本沉沒」。如果放在大陸，類似的作品一定會被說成是「散布負能量」或「危言聳聽」，相反，《可以說不》《不高興》這樣的作品去能得到民粹式的追捧。因此，我們大可以把「低慾望社會」這樣的說辭當作是日本人憂患意識又一次發作。當大陸的愛國人士們幸災樂禍地談起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時，卻不知道在過去20年中日本的科技創新、企業發展、海外投資、製造業轉型等方面取得了何等了不起的成就。僅新千年後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就達到了17位之多。

總之，日本的低慾望社會表面上雖然死氣沉沉，但它並非是一件絕對的壞事，某種程度上反而證明了日本年輕人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日本經濟的低調轉型。

二、是否會重韜覆轍

那麼，大陸也會步入類似的低慾望社會嗎？從中日兩國的對比可以看出異同。

先來看相同之處。第一，日本和大陸都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而且在高速發展的後期都遭遇了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第二，日本和大陸都要面對政府債務急劇攀升的問題；第三，日本和大陸都有人口結構老齡少子化和勞動力下降的問題；第四，日本和都有國內消費不足、難以拉動內需的問題。

但是兩國的差異卻遠遠大於相似之處。

1.經濟差異

第一，大陸的經濟發展水平遠沒有達到日本當年的程度。日本陷入高等收入陷阱和人口紅利消失的時候，人均GDP是23,472美元（1989年），而據說已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紅利也在2012年結束），但人均GDP只有8,069美元（2015年）。日本是「已富才老」，而是「未富先老」。雖然已經是全球製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但說到汽車、攝像機等高端製造方面，並沒有掌握核心的技術，其經濟轉型難度大於當時的日本。

因此，就大陸目前的實力來說，很難達到日本那種發達式的「低慾望社會」，卻有可能進入低質量的「低慾望社會」。在那樣一個社會中，年輕人的「低慾望」可能並不是因為有福利和保障，而僅僅是因為失去了上升通道和奮鬥希望之後所產生的「怨氣」；另外，日本年輕人追求「小確幸」是因為見識過了父輩們買車買房買股票甚至「買下美國」的萬丈豪情之後而回歸的自得其樂，但大陸的年輕人所追求的「小日子」可能只是對「寒門再難出貴子」的消極反應。

2.階級差距

第二，大陸的貧富差距要比日本高出很多。日本一直以來都是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2014年的基尼係數為0.37）。當然，由於近年來日本享受再分配的人群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收入低的年輕人並沒有被照顧到，這才導致年輕人怨聲載道，「低慾望」正是年輕人選擇自保的方式之一。但是，大陸貧富的巨差（2016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係數為0.465）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顯著的社會問題。人們所直接感受到的貧富差距遠比官方數據大得多，再加上隱性財富和灰色收入的問題，大陸的貧富差距已經醞釀了激烈的社會矛盾。如何緩和這種矛盾，順利達到日本目前「和諧的低慾望社會」還是一個挑戰。

大陸的貧富巨差導致窮人被迫「低慾望」，住房、醫療和教育三座大山牢牢地壓在每一個工薪階層的身上，這樣的日子怎敢「高慾望」？如果說前兩年還有收入不高的年輕人為買一台iPhone手機而預支兩個月工資的話，這兩年則很少看到這種現象。很明顯，低收入人群逐漸回歸了理性消費，量入為出過日子總比提前享受更實際、更安全。另外，隨著新一輪互聯網+創業潮逐漸落幕，更多的年輕人看出了所謂「逆襲」的虛妄，逐漸接受了難以突破的天花板，走上了「低慾望」的路子。

中產階級雖算不上「低慾望」，但也只能謹慎地滿足「慾望」。窮人是沒錢消費，中產則是戰戰兢兢地投資、小心翼翼地消費，只要一場大病或是房市股市的波動就能讓許多家庭重新跌入低收入的行列。在大陸的社會構成當中，中產還是一個比較薄弱的階層，雖然據某機構推算出有2億人口，然而其富裕程度和人口佔比遠低於日本，在財富分配的結構上，則是呈「金字塔型」而非日本的「橄欖球型」。日本曾有「一億總中流」的說法，即有1億人進入了中產階級的隊伍，雖然近些年有一些中產滑落到中下層，也就是「下流化」，其人口佔比還是遠高於大陸。中產階級的薄弱導致大陸的內需總是拉動不起來。所以才有了「經濟，且行且刺激」的段子。

3.觀念的差異

第三，同屬東方文化的中日兩國在婚戀觀念上也有不小的差異。同樣都是「重男輕女」的男權社會，但日本的男權化程度更甚一些。「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讓很多職場女性拒絕走上結婚生子的傳統道路，因為那樣即意味著犧牲自己的職業前途。在這一點上，大陸的女性要稍微幸運一點，68%的女性工作率超過大多數發達國家。儘管在職場地位、收入方面跟男性還有一定的差距，但大陸的女性畢竟面對的障礙要更少一點。

正是由於這樣一點可憐的「女權」優勢，再加上世代相傳的香火觀念，使得大陸的年輕人在結婚和生育方面有著比日本的同代人更強的慾望。但繁殖的慾望不得不遭遇現實壓力的圍追堵截，高額的教育經費和房貸壓力，讓多數已養育一子的家庭不敢再填人丁，二孩及以上只佔45%（2016年國家計生委的推算數據）。出生率方面，大陸1.7的出生率（2016年）僅比日本1.43的出生率（2013年）略高，仍遠離正常水平。在這一點上，大陸的情況只能算是在墜入「低慾望社會」的過程中打開了一個降落傘。

4.政治制度的差異

第四，中日兩國有著不同的政治制度，這使得大陸社會的未來更加撲朔迷離。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和高效率的宏觀凋控能力，使得大陸政府能通過內部重組的方式調節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之間的債務問題。但是，一黨制政府的獨特性質也很有可能讓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陷入停滯。過去三十多年來，政府都是通過「做大蛋糕」的方式實現精英執政集團和福利生產集團的平衡增長。當增量開始減少，可拓展的改革空間變小的時候，如何在不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情況下繼續帶動經濟增長，這也是一個不小的難題。

總體而言，目前的大陸還不具備進入日本式「低慾望社會」的條件，年輕人不光不容易滿足，也沒有日本新世代所擁有的退路。因為「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目標還沒有實現，不論低收入階層還是中產階層都有著極大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只有不斷提高的收入和穩定的職位，也就是「成功」，才能暫時緩解這種壓力。因此，大陸社會所顯露出來的「高慾望」現象更多是為了抵消不安全感，用經濟學的術語說，這種現象本質上屬於一種需求（needs）而非慾望（wants）。同時，為了在嬰兒階段的法治社會獲得一點產權和資本方面的安全感，的富人必須做出額外的努力，既需要正規渠道的，也需要一些非正規渠道的努力。這些努力都是日本的同代人不太需要面對的。在這一點上，他們同樣也是更多地被「需求」而非「慾望」驅動著去奮鬥。

如果說大陸即將進入一個「低慾望社會」，那也是一個極度不穩定的「低慾望社會」。年輕人需要滿足不僅僅是物質和自然的「慾望」，還包括非經濟層面的「需求」，比如對尊嚴的需求、對安全感的需求、對公民權利的需求、對法治的需求等等，而後者的滿足情況才是決定大陸能否順利跨過「低慾望社會」（低質量版）的關鍵。

本文由星火記者聯盟（微信ID:cctv11227)莫言主筆，於無聲處聽驚雷，敢講話、講真話，是財經愛好者不可多得的內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