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與《紙牌屋》對比

那小兵：您作為一個問題研究學者如何看《人民的名義》這部電視劇？如何把它和美國著名電視劇《紙牌屋》相比較？

舒爾茨：感謝您的採訪。我終於花了一天時間看完了《人民的名義》前十九集，用所看到的內容和《紙牌屋》做一些比較。要說藝術水平，我還得把票投給《紙牌屋》，但我並不想談藝術問題，而是要從一個美國普通公民角度看這兩部戲，發現其中最具內涵的思想對比。一個美國普通公民會非常容易理解《紙牌屋》的所有內容，不論它是否真實，它都讓美國人證明了一個信條：「政治是黑暗的，政客是騙子」，無論是否涉及陰謀論，美國人都對政治感到敵意，至少是疑心重重，這和美國人警惕政府的心態一是一致的。Frank.Underwood這個人是美國人眼中的典型野心家，他讓人恐懼之餘，也讓人對他的權術感到佩服，更讓人羨慕他的毅力。這些都非常個人化，美國人不會當著別人這麼說，但心裡會這樣感受。相比之下，一個普通美國人看《人民的名義》會有一些意外的感受，首先，他會疑惑為何官員如此熱衷經濟建設，這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是他會認為官員具有很高的工作熱情和效率，如果對比美國公務員的懶散而言的確如此，當然，許多美國人對的社會發展程度會大吃一驚，他們還是習慣拿五十年前的當標本看的。

不過，許多美國人很快就會覺得《人民的名義》塑造的人物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人，而是特定宗教模式人物，他們各自都有一種特製的臉譜，第一位是沙書記這樣的「聖徒」，他和其他人的腐敗是不沾邊的，他天然具有神聖性，還有老革命陳先生也是一名聖徒，或象徵聖徒的人物，這種人物在美國人眼中看來太過理想化，比如在《白宮名單》中的那類，現實中幾乎不可能存在。大家知道，美國人在建國之前一直相信英國殖民政府，建國后也抗拒美國自己的政府，這種心態來自清教徒們的教會自治傳統，他們天然地把政客看成質疑對象。清教徒們深信「人性惡」這個觀念，甚至不相信一部法律典籍，不肯像歐洲人那樣搞法典，而是採用普通法，也就是所謂的習慣法，通過陪審團審判每個具體案件。在清教徒們看來，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善性平等，惡性也平等，人本身就靠不住，要用制度把人限制住，然後由大家監督。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喜歡看《人民的名義》恰恰是他們著迷於這類「聖徒」人物，這類人物是正義的化身，是精神的寄託，是公平的體現，和歷史上的包青天們一樣。這點和儒家的賢人政治觀念有莫大關係，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信仰部分。古希臘的柏拉圖有類似的哲學家王者概念，天主教有「封聖」觀念和實際做法，東正教更是把王者權力和上帝恩賜合為一體，從不同程度體現出和儒家類似的觀念來，唯獨英美人不相信這類道德偶像。我不想把話題引入一個「好文化」和「壞文化」糾纏的陷阱中，我只是要大家知道人和美國人之間的確存在在著這種價值觀區別，導致了審美觀的差別，最終也導致了兩個偉大民族採用了不同的政治管理體系。

我作為一個文化研究學者，首先不能戴著有色眼鏡看文化問題，以事論事，實事求是，文化政治學首先就是接受各自文化的差異之處，以此建設最適合這種差異性的政策和體制，這與科學和哲學追求尋找事物的普遍性規律不同。美國人的宗教信仰深信人類具有一種普世價值，這就是「上帝的普遍性」觀念，如今這種觀念被自由派改為「人權和民主價值」，顯然被賦予了自由派的價值觀念，人權大於主權便成了一個常見的口號，其實就是個人大於上帝，和康德的「自由就是自律」的理論產生了矛盾，在現實中往往成了一種麻木不仁的政治正確。我並不認為人在情感上傾向於「聖徒模式」是一種罪惡，這種習慣來自儒家的「聖人曰」理論，即聖人在人心目中就是個人自我塑造的榜樣，是否能真的達到目標是另外一回事。從這點看，《人民的名義》反映了人對現實的願景，也是對現實的一種妥協，就如美國人把《紙牌屋》看成一是一種超然自嘲和個人情感釋放，把人性惡看成是一種天性，與之達成一種妥協一樣。我們不必從這兩部戲中太過追求文化超越感，更不應當認為發現了政治突破口，那些想法最終都是虛幻的。（201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