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經典 | 《傳習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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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習錄》三卷是王陽明心學思想的代表作品，比較全面完整地體現了陽明心學的思想體系，是學習、了解、研究陽明心學的必讀著作。《傳習錄》上卷，正德十三年（1517）刻於贛州；《傳習錄》中卷主要由王陽明的論學書信所構成，嘉靖三年（1524）刻於紹興；《傳習錄》下卷，嘉靖三十四年（1555）以「遺言」之名刻於湖北江陵，經錢德洪刪削，名為《傳習續錄》，復刻於安徽寧國的水西精舍，次年（1556）再經增刪，刻於湖北蘄春的崇正書院。隆慶六年（1572），謝廷傑刻王陽明全書，更《傳習錄》為三卷，又附《朱子晚年定論》於卷末。《傳習錄》從最初的編輯到現在的三卷本「定本」，歷時50多年，經過多人之手，但最終的定稿人應該是錢德洪。

《傳習錄》既是陽明心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又是了解傳統文化之歷史發展的一部重要典籍。宋代理學出現之後，經過「北宋五子」的卓越思想努力，特別是經過朱熹的精研覃思，理學作為一種「新儒學」形態已經被體系化地建構起來，成為時代新學。朱熹撰《四書集注》，為這一「新儒學」確立了新的經典文本系統，理學的問題意識、核心理念、致思方式、實踐路徑等等，根本上都來源於《四書》。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四書集注》不僅是體現了朱熹本人的思想，實質上還體現了「宋學」的基本思想。漢、宋學術之所以分野，根源上即在於其所依據的經典文本系統的差異。王陽明崛起於明代中葉，對前人學說能夠兼宗博會，思想視域有了進一步的弘大開拓，又經他本人的親身實踐，確實領悟到朱熹學說的某些偏弊，從而翻出新意，開闢出了關於《四書》解釋的別樣視域，代表了一種不同於朱熹的新見解。而隨著陽明心學的流行，實際上又再次改變了宋代以降思想發展的整體格局，《傳習錄》也因此而成為足與《四書集注》比肩的心學經典。《傳習錄》的內容十分豐富，是理解陽明心學體系的必讀著作，而以下諸種觀點，對我們理解陽明心學則是重要的。

朱熹像與《四書集注》

心即理。陽明嘗稱之為「立言宗旨」，是為陽明心學的理論基礎。陽明說：「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傳習錄上》）可知在陽明那裡，「心」是能使人實現視聽言動之生命活動的本原，即是本原生命本身，是天道在人的本原性實在，所以「便是天理」。在宏觀意義上，包括人在內的一切萬物之所以可能獲得其自身存在，皆因有得於天道而各成其性，因此講「心即理」，就必然同時肯定心、性的同一，所以陽明說：「心即性，性即理。」（《傳習錄上》）「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傳習錄中》）既然「心即性」，那麼心與天下萬物的存在就有了本質上的根本聯繫，「吾心」與「物理」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在現實性上是圓融共在的，所以既不能在「吾心」之外去求「物理」，也不能在「物理」之外去求「吾心」，「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傳習錄中》），而若「遺物理而求吾心」，則非但不能得心之全體，並且會導致懸想一個本體的空疏之弊。陽明的「心即理」說，既要求個體以宇宙生命之全體為本原來建立主體性，從而為其「知行合一」說張本，又強調了天下萬物之整全的統一性乃歸原於心體本身，從而為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預設了理論前提。

知行合一。如果「心即理」是哲學意義上的本體論架構，那麼「知行合一」即是其工夫論，是人在其現實生存過程中把同一於天道、天理的本心實現出來的根本方法。「知行合一」的「知」，在陽明的論述之中，至少包含四個層面的基本意思：感知、知覺、知識、良知；「行」則涉及兩個方面的基本內涵：內行（思想、情感、意識之流行）與外行（外向體現的身體行動）。按照陽明的闡釋，不論在「知」「行」的何種意義上，它們都是兩相合一而不是相互分離的，也就是說，「知行合一」實際上是人的現實生存的真實狀態，而若「知」「行」分離，不能合一，那麼實際上是被「私意」「私慾」所間隔的結果，從而喪失了「知」「行」的本體。日常生活經驗告訴我們，我們如果發出某種行動，總是在某種「心意」的主導之下的，如「知渴」則飲，「知餓」則食，因此「知」既是「行」的主導意識，又是「行」的起點或開端，「行」則是「知」所外現的行動，是「知」的貫徹落實，所以陽明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傳習錄上》）也就是說，「知」「行」實際上是一個相互聯貫的過程。更簡單地說，「知」「行」之所以在過程性上是相互統一的，因為它們原是同一過程所呈現出來的兩個面相，因此陽明說「知行合一」，實質則是說「知行同一」，是用兩個字說一個工夫，「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傳習錄上》）。就知識活動而言，任何「真知」都本原於行為的實踐活動，行動的過程與獲得知識的過程是同一的；本原於實踐的「真知」，也必然是能夠還原於實踐本身的，因為「行」即是「真知」的體現，所以陽明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傳習錄中》）若用傳統的體用觀點來看，那麼「知」「行」兩者實際上互為體用的：知是行之體，行為知之用；行是知之體，知為行之用。知行兩相同一，一體圓融。從這一即體即用的觀點來看，「知行合一」在終極本體意義上的展開，就是「致良知」。

王陽明像

致良知。這是陽明先生晚年對其畢生思想的綜括與總結，他曾稱之為「真聖門正法眼藏」，是聖人相傳「一點滴骨血」。在理論上，「良知」說是「知行合一」說的進一步發展與完善。陽明曾說：「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錢德洪《刻文錄敘說》）說明陽明思想的前後發展，其實是有其內在的連貫性與統一性的。按陽明的闡釋，良知在人的存在是人人平等具足的，即是「本心」。正是這一「本心」，不僅使人成為完全意義上的人，並且使人的生命境域獲得了多重維度的綿延。就人的自身存在而言，「良知」是生命存在的本初原始，或謂之生命本原。這一本原的自身實在性同一於作為宇宙全體的終極實在之天道，因此人的生命存在境域便獲得了向形而上的天道維度的無限綿延；良知「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是聖人道命傳統之真髓，那麼良知在人的本原性存在，也就使人的存在境域獲得了歷史縱向維度的無限綿延；以良知為本原的現實存在者，正是因獲得了這一本原所本具的本原能力，才使包括知識、情感、理性、願欲等等在內的全部生命活動成為可能的，因此就人的存在的現實性而言，他同時就具備了在現實性上呈現其生命力的廣袤空間，從而使其存在境域獲得了現實維度上的無限綿延。正是基於這三重維度的綿延，在陽明看來，人的存在就必不可能是單向度的，而是多維度關聯的現實存在者。他既是現實的，又是歷史的；既是後天的，又是先天的；既是形而下的，又是形而上的。這才是人的生命狀態的本相。了知良知的本相是如此，在現實的生存過程中把這一本原良知表達於、體現於實際的生活境域，即是「致良知」，所以說「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進一步完善。作為本原性實在，良知的自體狀態總是「明瑩」的，不染任何渣滓，毫無私意私慾；良知總是「自知」而「常惺惺」的，是永遠能夠對其自身的真實狀態保持清楚明白的自我覺知與自我肯定的，因此它永遠不會陷入於二重化，而總是保持其自身的絕對性的。因它「自知」，所以能夠「知他」；因它絕對，所以即是中道。「致良知」是人實現其真實生命的途徑或方式。「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見《傳習錄中》），不僅是陽明所理解的「致知格物」，更是生命存在本原意義上的人的使命，是全人格的實現與完善方式。「致良知」的過程，既是現實的生存過程，是生活世界的建構過程，也是價值世界與意義世界的建構過程；既是盡人道的過程，也是達天道的過程。「良知即天道」，所以「致良知」的現實意義，就是要將天道本身的大中至正、永恆的普遍正義實現於天下。

天地萬物一體之仁。這是「致良知」的終極境界。人總是在與現實世界的交往當中來實現其自身生存的。現實的交往過程，既是人把交往對象攝入於主體之心靈世界的過程，也是把自己向交往對象開放的過程。只要交往關係存在，這種雙向互動就必然存在。通過這種互動性的實踐活動，我們現實地建立起與對象的「關心」的聯繫，從而實現與交往對象的「主體性互滲」。在「致良知」的意義上，如果我們通過自己的生活實踐而把本原良知呈現於、落實於全部的交往領域，那麼我們的生活世界，便是以良知為核心、以「知行合一」為實踐方式而建構起來的自他圓融的世界，也即是與物一體的。良知的表達，即是仁的體現，因此在終極意義上，我們便實現了「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而終究能夠享有一個無限、光明而又崇高博厚的價值世界。

最後，向讀者推薦兩個學界公認為權威可靠的《傳習錄》讀本：一是陳榮捷先生的《傳習錄詳註集評》（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重慶出版社2017年），二是鄧艾民先生的《傳習錄註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它們都是《傳習錄》研究的一流著作。另外，善於閱讀白文的讀者，則可採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2011年再版）的《王陽明全集》本。

（「怎樣讀經典」由中華讀書報、杭州驫馬文化傳媒公司聯合推出。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中華孔子學會陽明學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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