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視角下的老哈爾濱故事

《洋鐵皮蓋兒的房子》孫且／青年出版社

讀完作家孫且的小說《洋鐵皮蓋兒的房子》，彷彿跟著作家又「重遊」了一遍哈爾濱這座城市，每天上下班都要路過的撫順街，因為看過作家塑造的「偏臉子」世界變得熟識起來。孫且筆下極具濃厚地域色彩的描寫，留下了那些漸行漸遠的關於老哈爾濱故事的記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於哈爾濱的文化想象。

「偏臉子」里的人和事兒

孫且的童年記憶貫穿了《洋鐵皮蓋兒的房子》一書，他專註於偏臉子的市井，敘寫那些傳奇的人物和故事，但更多的筆墨給了普通老百姓，寫他們瑣碎的日子，寫他們高尚又齷齪，美好又醜陋，心酸且苦難的生活，以及他們的悲悲切切、生生死死。

受英國作家奈保爾《米格爾大街》的影響，《洋鐵皮蓋的房子》書中每個故事均相對獨立又彼此之間存在著相互關聯和互文性。小說中用大量的、可觸摸到的細節，「復活」了偏臉子當年的「原生態」。比如偏臉子那些縱橫的街道，雜亂的大雜院，石頭道的撫順街，嘈雜的地包小市，機務段廢棄的調車場，安紅街去車輛廠的鐵道，莫斯科兵營（撫順國小），安升街的水樓子等等景物，以及在這裡居住、生活的收泔水的老人，小鋪的營業員，焊洋鐵壺的手工業者，走街串巷的小販，養奶牛的俄羅斯少女，落魄的白俄貴族等等，他們的言語，他們的音容笑貌，他們酸甜苦辣的故事……這些人和物大多已不在了，可這些人和物仍在小說中活著和存在著。

「偏臉子」不是街道名稱而是地域名稱，是哈爾濱方言里的「偏崗子地」、「偏坡地」。現在經過城市改造，「偏臉子」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我們還是依稀能夠看到它的某種形態：從撫順街往下是傾斜的，那個時候就是一片「偏坡地兒」，就是現在的安紅街、安道街。作者從小在偏臉子長大，童年記憶成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部分，在他的作品中，用童年視角將其熟識的「偏臉子」故事向讀者娓娓道來，讓讀者看到了不同於遲子建、阿成等作家塑造的又一個哈爾濱一隅。

真實的細節和濃郁的方言

姥娘，那咱，喂得羅，《洋鐵皮蓋兒的房子》一書中，方言的大量使用讓作品充滿了濃濃的「東北味兒」，也給小說打上了深刻的地方特色。孫且執著地使用這些方言，一如硬幣的兩面，一方面使得外地讀者會產生閱讀隔閡，影響到順暢的閱讀體驗，但另一方面來講，對於想了解哈爾濱這個地方的讀者和研究者來講，小說中的那些方言無比珍貴。

哈爾濱方言的辭彙，以外來詞舉例，「地包」就是俄語「火車庫」的譯音，還有我們非常熟悉的「列巴」，「喂得羅」，「笆籬子」，「布拉吉」等，可以說不勝枚舉，這些活著的文化遺存，頑強地向人們展示著哈爾濱這座城市曾有的「洋氣」和輝煌。小說里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和俚語，包括外來詞，地域的某些事物是使用方言來命名的，在地方經驗還沒有成為共同的知識之前，方言和俚語會阻礙其他地域讀者的閱讀和接受，這對於有著強烈地域特色的作家來說，堅持方言特色和讓地域外讀者接受，確實是兩難問題。

《洋鐵皮蓋兒的房子》中，用大量真實鮮活的細節，再現了哈爾濱百姓當年的生活。「哈爾濱的馬路上，跑叮噹叮噹的有軌電車，我們叫摩電。石頭道街的頭兒，是有軌電車的終點，我們叫摩電頭兒。哈爾濱有好多好多路鋪著槽子麵包形狀的方石頭，卻只有一條路叫石頭道街。」孫且的小說追求真切而綿密的細節，細節的作用除了具有寓意和象徵意味，更是小說的目的和歸宿。作家力圖通過細節超越語義，進入到生命的內里去，把握存在的意義。

傳統勞動女性的縮影

《洋鐵皮蓋兒的房子》扉頁上有這樣的題詞：「謹以此書送給我的姥娘——戴張氏。這是我姥娘的名字，也是千千萬萬跟我姥娘一樣勤勞、善良、堅忍的老式勞動婦女不朽的名字！」作者在書中飽含深情地刻畫了他姥娘的形象：一個堅忍、善良的勞動婦女。「不認識字的我姥娘當然也不懂啥大道理，我忘記了好多好多的事兒，忘記了好多好多說過的話，可我永遠記得我姥娘告訴我的話，『吃多了不餓，穿多了不冷』，『這輩子不許做一件壞事兒』，『吃虧就是佔便宜。』我姥娘的這些話讓我受用終身。」

偏臉子裡面的姥娘讓人想起那些現今已經遠去的身影，她們穿的衣物都是自己親手縫的，天冷時戴一頂黑大絨的布帽子，總是一件斜大襟上衣，因為從小裹腳，只能圓規那樣叉開兩腿用腳後跟一搗一搗地顫顫走路。偏臉子裡面的姥娘在城裡，但她也來自山東農村，她的天地只有自己家屋子裡邊那麼大。每天每日年復一年在家做著做飯之類的家務，特別是針線活，天天縫到半夜，在那些物力維艱的歲月里，縫補出一家人的緊密和齊整、溫暖和踏實。她們的世界只有自己的家庭，愛惜生，敬畏死，雖沒讀過書卻有顆善良的心，憐憫比自己更為貧弱的人。和現代女性相比，家是她們的靈魂和宗教。她們以最繁瑣卑微的方式滋養了我們後輩的人生。書中的姥娘已不僅是作家記憶中的姥娘，更是那個時代傳統勞動婦女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