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山修司：去世三十多年的日本劇作家，為什麼突然又火了？

2017年10月即將在日本上映的電影《啊，荒野》（あゝ、荒野）改編自已故劇作家寺山修司生前發表的唯一長篇青春小說，由新生代實力派演員菅田將暉和韓國導演/演員梁益准（Yang Ik-Joon）主演。消息一經確定即引起廣泛關注，打開電影宣傳主頁，可以看到兩位主人公的海報旁「擊碎孤獨」的標語，電影簡介寫道：2021年，人類依舊孤獨嗎——

電影海報寺山修司是日本昭和時期的前衛藝術家，寫短歌俳句、詩歌評論、隨筆小說、還創作戲劇電影，涉獵範圍很廣，享有「語言的鍊金術師」「先鋒戲劇四大天王之一」等讚譽，還創辦了當時震驚國人的先鋒劇團：「天井棧敷」，是個名副其實的怪才。2013年是寺山修司逝世30周年，大型連鎖商店「Tower Records」的日本店鋪發售了兩款寺山修司的紀念T恤，並將寺山的照片放大製作成宣傳海報，下方的黃色空白處用豎排小字寫著寺山為動畫片《明日之丈》主題曲寫的歌詞：「あしたはきっとなにかあるあしたはどっちだ」（明日總還有些什麼 明日在何處）。以此為起點，日本各個領域迎來了空前的「寺山熱」。

寺山修司紀念宣傳海報重新回溫的「寺山熱」反映出當下日本年輕人的某種心態。而要弄清楚這種心態是什麼，除了對現代日本社會狀況有所把握，也有必要簡單了解他究竟做過、說過些什麼。
戲劇實驗室「天井棧敷」
1935年，寺山修司生於青森縣弘前市的一個小城，父親寺山八郎是警官，在他九歲那年病死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西里伯斯島，母親阿初為了養活他做起酒水生意，后移居九州，把寺山寄養在兄弟家。寺山母親的兄弟家經營電影院和歌舞伎座，或許是從這時候起，他與戲劇結下了不解之緣。1967年年初，寺山創立名為「天井棧敷」的獨立實驗劇團，集結戲劇、視覺設計、攝影、漫畫等各領域藝術創作者，製作並上演了大量先鋒藝術作品，旨在打破迄今為止戲劇界和劇場的固有模式，並在60年代後半到70年代中期這段時間內，掀起遍及全國的小劇場熱潮。劇團活動一直持續到寺山去世。

「天井棧敷」獨立實驗劇團

「天井棧敷」獨立實驗劇團日語的「天井」是「天花板」的意思，「天井棧敷」則是指劇場中離天花板最近、離舞台最遠、最便宜的座位。劇團以此為名，來源於1945年法國電影《Les Enfants du Paradis》（中譯名：天堂的孩子）的日譯名《天井桟敷の人々》。名稱中包含著寺山的戲劇理想——不僅僅是地下劇團（underground），更要登上戲劇界的頂端。
劇團創立之初刊登的成員招募啟事打出「招募怪人奇人侏儒巨人美少女等」（怪優奇優侏儒巨人美少女等募集）的口號，此後較長一段時期都保持著「不同尋常、退學和離家出走者佔大半數」（一癖も二癖もある退學者や家出者が大半を占める）的成員結構。以此劇團為根據地，寺山先後創作了大量異色作品，逐漸為大眾所熟悉。

「天井棧敷」寺山修司於47歲因病去世，卻在各個領域留下大量作品，出版了三百多本（包括再編輯而成的）書籍，製作了約20部電影，被評論家和冬粉們稱為日本最具生產力和創造力的叛逆藝術家。他的風格受到歐洲前衛藝術家們的影響，故鄉青森的民俗文化也成為靈感的來源。

扔掉書本上街去
寺山修司關心社會，寫過一系列評論文章，也對各種稀奇古怪的玩意兒充滿興趣，發揮獵奇精神搜集了一籮筐海內外冷知識（圖書館系列）。近期在國內出版的隨筆集《扔掉書本上街去》（書を捨てよ、町へ出よう）是一本寫給當時日本年輕人們的書，書名中的「扔掉」二字在文中多次出現，涵蓋「扔掉家」「扔掉故鄉」「扔掉風景」「扔掉陳腐價值觀」「扔掉中產階級的平庸夢想」等思考。當然，他所謂的「扔掉」並非字面上那麼消極，而是從「扔掉」這個行為中獲取可持續的動力。

《扔掉書本上街去》【日】寺山修司 著，高培明 譯，雅眾文化/新星出版社，2017年8月版
那麼扔掉書本上街去之後呢？
寺山修司到市井中接觸了許多社會底層及邊緣人士，通過與他們的短暫交往或僅僅只是聽旁人轉述，對社會現象與其後隱藏的文化現象進行了一系列思考，內容涉及青春與性、正義與邪惡、生與死、真實與假面、幸福與理想等。他調侃年輕人，批判守舊者，用幽默中略帶挑釁的語氣刺向彼時追求「穩定」「幸福」的日本夢。
言及文章開頭「自殺理論」的《自殺學入門》便是一例，寺山修司表面在談論自殺，實則是用一種迂迴的方式告訴低落絕望的人們，絕大多數自殺都是一種逃避，真正的自殺源於一種高度抽象、藝術化的審美意識，譬如太宰治、譬如三島由紀夫之死。
既然不能輕易自殺，那麼殺人呢？

莫衝動，少年郎
在書中「銀幕殺人文化」一節中，寺山修司提到一樁少年持槍殺人案（少年ライフル魔事件），對今天的我們仍不乏啟示。
事情發生在1965年夏天，一位名叫片桐操的18歲少年在山林里用氣槍射擊麻雀，引來警察訊問，他奪過巡警的步槍將其射殺，並換上警服逃跑，途中還打傷一名巡警。連續換乘4台計程車之後，在傍晚6點左右，少年到達澀谷區北谷町一家槍支彈藥店，他搶劫了店內的武器彈藥，並將3名店員挾為人質藏身店中，與追擊而來的警隊展開了槍戰。為減少傷亡事故，國鐵山手線全線休營，交戰區附近聚集了3000多人圍觀，引起一片嘩然。少年向警隊、媒體人士及行人發射了110發子彈，導致16人受傷。警隊放出催淚彈，終於引出少年，他以2名女性為盾牌試圖逃跑途中被警察抓捕。
經調查，少年家境優渥，是家中第四子，父親曾是戰時陸軍上級士兵。他從小對槍支著迷，家人也並未對此產生警惕，父親曾說「如果是10萬左右的槍，隨時都能買給你」，姐姐甚至在片桐操中學畢業時買了支3萬日元左右的步槍送給他。也許是對槍支的迷戀太深，終於走火入魔，想實際操作殺個人試試，少年走上了犯罪之路。
針對這件案子，橫濱地方法院的判決原本為無期徒刑，但少年主動申請死刑，並表示「至今尚不能擺脫對槍支的沉迷，將來回到社會或許還會給周圍的人添麻煩，為了杜絕這種結果，希望接受死刑」。最終，東京高等法院將他處以死刑。

少年持槍殺人案 （1、2）或許因為發生在當下，寺山並未在當時的文章里詳述前因後果，只是針對各家報紙對少年劈頭蓋臉的譴責提出疑義，認為「不能簡單地責難這個叫片桐操的少年」，他的罪行是因為受了電視電影的蠱惑，一念之差才走上了不歸路。
寺山說：「一天的電視里有多少人被殺？而我們呢，對這些已經習以為常了。」「電影電視里的雖然不是事實，但卻是真實。人們把事實和真實都混同在一起了，所以只要高倉健殺人，那麼片桐操也會殺人。」「問題不在於實際死了多少人，而在於殺戮已經變成了一種文化。如果將這一點與越南戰爭聯繫起來考慮的話，大概就能明白了。」
在電影電視廣泛深入家庭的時代，娛樂/藝術作品對青少年的影響不容小覷。小說、電影里的「殺人」因為文字渲染帶來細節美感，或是由於光影烘托、主人公身世、外貌、情感的影響，殺人行為被美化，進而被合理化，成為一種帥氣的野蠻、或情理之中的無可奈何。青少年的價值觀尚未成型，很可能忽略其中的隱性條件，愛上簡單、粗暴、刺激的暴力場面。
在銀幕文化的影響下，寺山認為，被片桐操用槍打死的警察「與其說他是被殺，我看還是把他作為事故死比較妥當。」但緊接著，他又質問：「把殺人是一種快樂教給片桐操的到底是誰？只要把殺戮變成文化的行為不被追究罪責，就算判決片桐操有罪，也還是沒有觸及這起事件的本質。」
的確，比起事件本身，事件背後浮現的社會傾向更讓人擔憂。法律能懲處一個片桐操，卻阻止不了更多片桐操的湧現。事實上也的確如此，3年後（1968年）的10月到11月，一名叫永山則夫的19歲少年用從橫須賀美國海軍基地偷來的槍支連續射殺了4名成年人，並非私人恩怨，而是為了向社會復仇。
在社會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犯罪年齡卻開始年輕化。曾幾何時，作為「天真無邪」代表者的少年兒童成了死亡的獵手與獵物。
少年犯罪的原因有很多，往上可以追溯到家庭環境和成長經歷，但社會環境的影響、文化/亞文化產物的熏陶也在無形中成為點燃犯罪引線的潛在火苗。不止電視電影，幾十年後的今天，當市場開始以商業為導向，文化後退為被消費的對象，許多披著亞文化外皮的犯罪之手在網路這張巨網中抽取人性最醜陋、最陰暗的蛛絲，想方設法將你拉入陷阱；不只暴力，還有犯罪、色情等，受害者不止成年人，還包括未經世事的兒童。
網路通訊的發達使信息流通變得快捷、易得，也給犯罪者提供了溫床和助力。利用網路實施犯罪的人不少，同樣利用網路舉報、揭露犯罪行為的事例也很多，這也反映出網路本身的矛盾屬性。
而另一方面，犯罪意識究竟是如何產生、從簡單的念頭膨脹進而被執行，也是寺山修司在手槍少年案一文中想要引起社會關注的問題。
在《小巷紳士錄 手槍迷》一文中，寺山站在片桐操的立場用浪漫感傷的筆調寫了一個單純卻也危險的少年夢：少年從小迷戀槍，而文明時代已不再需要槍；他不懂什麼是「死」，只知道槍擁有毋庸置疑的「絕對性」。那是絕對的權威，絕對的自由，只要掏出槍，不管面臨任何困境都能逆轉形勢——他在電影里看過好多次類似的場景。在這個故事裡，少年對槍支的狂熱在夢裡得到發泄，夢醒之後，他還可以繼續生活；而現實中，名為片桐操的少年舉槍殺害無辜之人，只能接受懲罰，進入永恆的沉睡。

寺山修司無論自殺還是殺人，在最初或許都只是一種淡淡的念頭，心懷殺機的人未必都會變成現行犯，因為我們從小所受教育使我們具有基本的是非、倫理、道德觀，也給我們的行為上了一道保險。但另一方面，層出不窮的犯罪案例又告訴我們，從邪念萌芽、變質到實質化為犯罪手段的過程可能來得很快，是非倫理道德意識在某些情況下根本不頂用，要從根源上理解並化解殺意，還需要從家庭、成長、教育、社會環境等因素中尋找原因。
借著即將上映的《啊，荒野》，離世三十餘年的寺山修司或將再次回到大眾的視界中。小說、戲劇、電影、評論集..……他那光怪陸離的腦洞，不按常理的作風、跳脫靈活的思考方式，既是打破現代社會平面化、單一化的有力武器，也是促使青少年對自我、他人、社會重新加以注視的另類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