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虹：變遷時代的觀察者

群學書院創始人周曉虹

|| 本文原載《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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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南京大學高研院十周年慶典時，舉辦了一個「學術伉儷」系列講座活動。周曉虹和夫人朱虹是其中一對嘉賓。周曉虹是社會學教授，朱虹是管理學教授。報告廳擠滿了聽眾。

周曉虹和朱虹的學術領域有一些交集。比如，消費主義。周曉虹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文化反哺：變遷社會中的代際革命》，就談到了家庭代際關係的變化與消費革命的興起。這本書，從萌發靈感到完成，整整用了25年的時間。

周曉虹調侃，如果讓講究效率的商學院教授來寫的話，可能只要兩個半月，但他認為很值。「從1988年到今天，這麼長的時間、這麼多的變動，才使議題的討論有了更寬廣的論域。用25年邂逅一個宏大的場面，非常有意義。」

文化反哺，是周曉虹1988年提出的概念，用來指在急速變遷的時代，年長一代向年輕一代學習的現象。這個詞近年逐漸從學術界走向大眾，已經成為一個流行概念。2010年，浙江省聯考作文題目就是從角色轉換談文化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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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周曉虹的父親從部隊離休，領了一筆服裝費。父親給了他200元，讓拿去買衣服，但規定不能買西裝。在父親腦子裡，西裝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象徵。周曉虹當時還在南開大學讀研究所，他背後雖然已經穿上了牛仔褲，但這200元錢卻嚴格接受了「投資人」的決定。

但三年後，1988年的大年初一，父親拿出一套西裝，讓周曉虹教他打領帶。「當時我就震驚了。父親也穿西裝？從來嚴肅的父親，竟然也為此向我請教。」周曉虹立即嗅到一些變化，這成為文化反哺概念的最初由來。這一年，周曉虹寫了《試論當代青年文化的反哺意義》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反哺的概念。

1998年，周曉虹正在專心研究蘇南和溫州農村的比較，寫出了博士論文《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

這年裡的一天，他聽到好友美學教授周憲跟人談電腦，談不過了，使出殺手鐧：「不對，不對，我兒子說……」。周曉虹像觸電一樣，立即問旁人，聽到沒，他在說什麼？大家並不以為然。

就是這句話再度給了周曉虹「社會學想象力」。他意識到，文化和知識的來源，判斷對錯的標準，開始從老一代到了年輕一代手上。「《文化反哺》這本書的副標題，『變遷社會中的代際革命』，為什麼是革命？因為兩代人的關係整個顛倒過來了。」

學富五車的美學教授的論證方式，證明了新的文化傳承方式的出現，甚至預示了一種全新社會的到來。在數字化時代，親代甘願拜子代為師的現象，是這個急劇變化的世界親子關係「顛覆」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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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曉虹開始做一些案例研究。最先在南京選擇了7戶家庭，在北京「浙江村」選擇了2戶家庭，做田野調查和焦點組訪談。此時，人們對「文化反哺」的概念，還持「謹慎肯定」的態度。但調查結果出乎預料，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認為，父母向孩子學習已經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高知」父母也不例外。研究結果讓周曉虹相信：文化反哺這個概念是成立的。

此後十多年，周曉虹繼續做這項研究。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和重慶五個城市做了77戶家庭的訪談。從食品、器物、行為方式、價值觀等各方面，對文化反哺現象作了全方位的解讀與分析。

在他看來，計算機是父母人生的「滑鐵盧」，原來「無所不能」的父母開始在計算機面前敗下陣來。手機，也體現了代際溝通的主導權，從上一代轉移到下一代。訪談寫道：幾乎所有父母都承認，在操作手機上，尤其是發簡訊方面自己極其低能，這構成了他們向子女學習的內容之一。

文化反哺是當今獨有的嗎？

周曉虹認為，的特殊性在於，作為一個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家，經歷了30年的封閉、停滯后，突然劇烈轉型，這種強烈的反差使得年長一代從「至尊」到「落伍」的過程幾乎是瞬時性的。因變遷導致的社會兩代人的差異之大是絕無僅有的。

《文化反哺》寫到三分之二，周曉虹被查出患了「腎癌」。他做好了一切準備，結果手術前一天檢查，核磁共振卻發現沒有問題。經歷了一次「生死」，他在書的後記里寫了一段很煽情的話：「爸爸，我終於寫完了。我用我的心血將我們父子因心靈的碰撞激起的一束情感的浪花，開掘成了一條汪洋恣意的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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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周曉虹注意到，在市場上，羞答答地出現了第一本以中產階層趣味為定位的《時尚》雜誌，其基本主題是倡導中產階層「消費、消費、再消費。」而當時，在大多數人腦中，過度或超前消費仍是一種「錯誤」的觀念。

2001年，「想象力」豐富的周曉虹開始關注的中產階級。他是最早提出這一說法的學者之一。2005年，他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和武漢五個城市做調查，為當時的中產階級畫了一副像：月收入5000元，有大專以上學歷，主要從事腦力勞動。他認為，在這五個城市，有12%的人達到這個標準，「現在覺得這個數字保守了。」

這一調查發布出來，引起一片質疑。幾周后，在Google搜索「周曉虹＋中產階級」，有75400條消息。上海的一位白領把每一筆收支曬到網上：月入7000元，除掉開銷，每月只剩下200元。他質問周曉虹，我也算中產階級嗎！？而國家統計局的劃分標準，年收入6至50萬，也引起了爭議。

「當時人們確實懷疑是否存在一個中產階層。」周曉虹感到很疑惑，「改革開放快30年了，為什麼很多人對存在中產階層持懷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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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秋天，周曉虹去印度開會，在德里的一個三星級飯店，跟大堂經理閑聊，問他是不是中產階級。大堂經理的月收入相當於人民幣1000多元，但卻自信地說，of course，I am middle class。接下來，經理的下一句話，差點讓周曉虹驚掉下巴：「你不知道嗎，我們印度是中產國家」。那一刻，他想起了100年前訪問芝加哥的韋伯，而孟買正像當時的芝加哥。

就是在這一年，印度號稱有7億中產階級。為什麼兩國對中產階級的認識有那麼大偏差？周曉虹想了很久，發現，人對中產階級的否認，可能源於對「middle class」這一詞的誤讀。

「人一向很注意這個『產』，強化了人們對財產多寡的過度重視，而忽視了現代中產階級或者說新中產階級的職業特徵。其實中產階級，就是從事腦力勞動的工薪階層，如果不受雇於人，除了自謀生計的個體戶，那可能就是資產階級了。而且由於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官方多用「中等收入階層」一詞來替代。」

另外，周曉虹認為，人們對中產階級和中產社會產生了混淆。一些學者寫文章反駁，以中產社會的五條標準作為理由：第一，城市化率達到70%；第二，白領工作者大於或等於藍領工作者；第三，恩格爾係數降到0.3以下；第四，基尼係數保持在0.25至0.30之間；第五，人均受教育12年以上。顯然，對照以上幾條，遠遠不夠。

「我顯然不認為已進入了』中產社會』。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金字塔型』不復存在，但目前還只是一隻中間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蔥頭』，中產階層的成長還面臨許多嚴峻的考驗。」

周曉虹認為，中產階層的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儘管它像股市和樓市一樣，多少有些泡沫。但他的態度十分鮮明：一方面，中產階層的成長剛剛開始，具有相當的上升空間。另一方面，從不幻想中產階層的成長能夠解決全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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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曉虹曾下鄉插隊兩年。在農村時，他很喜歡寫東西，小說、詩歌都寫，創作熱情很高，在田間地頭宣傳隊要上台，他五分鐘就能寫出一首詩來。1977年，恢復聯考，670萬人參加考試，錄取27.8萬人。周曉虹考取了南京醫學院醫學系。他沒有考中文系，「那時候傻乎乎的，覺得文學家都從醫生出來的，郭沫若、魯迅，所以就想乾脆學醫吧，就這麼簡單。」

進了醫學院，他還是「不務正業」，繼續寫小說，鼓搗傷痕文學。年紀稍大，理性漸長，發現當年寫的小說，就像調查報告，已不能卒讀。於是放下小說，研究起社會學。「那時候剛剛改革開放，一切百廢待舉，再說我一看那時領頭的又是費孝通先生，我就考到南開去，把自己的一生都改過去了。」

1990年代，全國上下涌動著一股野蠻的活力，高校教師紛紛下海。1993年周曉虹碰巧到海南授課。先期下海的南開和南大兩所學校的十位朋友來接他，十輛豪華轎車一字排開，讓他隨便挑，想上哪輛上哪輛。周曉虹上了一輛最豪華的車。半路上，十數位武警端著衝鋒槍跳出來，喝到：把手舉起來。朋友說別怕，估計是「出事了」，例行檢查。第二天報紙報道，海口一家銀行被搶走50萬元，打死兩人。

下了車，一行十幾人向燒烤城走去。領頭的朋友拿著磚頭一樣的大哥大，像黑社會老大，兩排女服務員齊刷刷地鞠躬，大喊「請」。朋友說，看到了嗎？這就是金錢的力量。周曉虹現在還能記得朋友當時的表情。

那時，他的月薪是一個月150元，三個人住學校的宿舍里。朋友們的月薪都是5000元以上，還有原始股。朋友說，乾脆甭回去了。周曉虹還是回去了。1992年，周曉虹給儀征化纖寫了一句廣告語：「儀征化纖，與世界共經緯」，得到一萬元報酬。後來那句廣告語出現在各地的機場碼頭。當老師能維持興趣，還能掙點外快，過得比較寬裕。朋友的飛黃騰達，沒有給他太多刺激。

「如果換種生活方式能讓掙的錢以幾何級數增長，我也許會放棄興趣；但如果只能以算數級數增長，當然興趣第一。」周曉虹說，「其實商人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我跟他們一樣，只是角色不同，Calling（天職）不同。我在課堂上的滿足感也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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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大的一次學術午餐會上，新聞系教授潘知常笑言：周曉虹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遺憾。

在周曉虹看來，遺憾其實是有的。「當你用25年完成一本書，而你又有許多研究興趣時，你會感到以生之有涯對知之無涯，非常悲涼；我一生想寫很多書，而留給你的時間只夠寫兩三本好書，怎麼會沒有遺憾？

《理論的邂逅：

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的路徑》

周曉虹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在社會學學科分類中，有關宏觀和微觀，或結構與行為的劃分最為常見。這一傳統分野，決定了社會學家是將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行為或所謂「人性」之上，還是放在結構或所謂「社會秩序」之上，是認為人性構成了社會秩序的基礎或不斷建構著社會秩序，還是社會秩序派生或不斷塑造著人性。作者從社會學起步，踏入以人性或社會行為研究為對象的社會心理學領域，近30年來在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領域撰寫了一系列理論文章，從理論、歷史、流派等向度對這一學科的宏觀與微觀或結構與行為兩個面向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尤其為大陸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的確立和發展做了系統而長期的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