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是什麼文化

在最近幾年時間裡，儒學成了一門顯學，為的是復興傳統文化，學術界忙碌地研究起來，據說要重新發現和開掘傳統文化中的價值觀念以指導當下的現代化。今天，否定傳統文化將不得人心，新文化運動也因為其徹底地反傳統文化而受到質疑。但要問傳統文化是什麼，卻各說紛紜，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傳統文化三個各不相同的概念糾結在一起，傳統文化的內涵變得含混不清。

「傳統」和「文化」是兩個內涵極為龐雜、外延十分寬廣的詞，每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在酒桌上正當人們酒酣耳熱之際，傳統文化就是酒文化。有品茗之雅好的人視茶文化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喜歡舞文弄墨者，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就是傳統文化。從哲學和玄學的角度，諸子百家，陰陽五行之說，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無不在傳統文化之列。但是當把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提並論時，文化一詞便有了特定的含義，它指的是一個社會特定的價值取向。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將西方文化歸納為民主與科學，準確地抓住了西方文化的實質。今天，即使在世界範圍內對西方文化的理解也是清晰和清楚的，它的基本內涵就是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

中學（傳統文化）的概念是在19世紀西學東漸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它一開始就具有兩大基本特徵，第一，它是一套與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相對立的價值體系，第二，它專指儒家思想體系。政府近年來在國外開辦的幾百所孔子學院，也同樣表明把儒家與傳統文化等同起來。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也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兩極對立，統治階級提倡它和維護它，有新知識的知識分子則否定它和批判它。這種對立在戊戌維新和袁世凱稱帝兩大政治事件前後達到了頂峰：因為嚮往「西法」，才產生了康、梁領導的維新變法，袁世凱為復辟帝制發動「尊孔讀經」，才直接導致了陳獨秀、胡適等人領導的激烈反傳統文化、高唱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近代以來的文化之爭實質是制度之爭，西學與中學的命運與國家政治和國家命運聯繫在一起。統治階級執迷於傳統，知識精英熱心於西學。當國家遭遇巨大的外部挑戰、統治權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政府就大倡西學或積極尋求西方支持，在甲午戰爭之後、聯軍攻進北京之後，日本發動九一三事變之後，抗日戰爭期間以及中蘇發生軍事衝突、有遭受北方大國大規模攻擊危險的時候都是如此，只要外部危機不甚嚴重，或者過去，或者緩和，政府日子比較好過的時候，文化排外主義就會抬頭，傳統便受到青睞。

儒家文化能不能代表傳統文化暫且不提，而什麼是儒家文化也遠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樣有確定的含義，每個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理解，這也是對儒家文化褒貶不止和爭論不休的源頭。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它就成為一種統治工具。術者，技也。儒家思想變為儒術的過程，就是根據統治的需要對孔子思想進行解釋、強調、取捨、發揮的過程，也是儒家思想變為儒家文化的過程，它最後歸結為一套約束臣民思想和行為的綱常倫理。如果沒有西方人的到來，它不會受到任何質疑，但在晚清時期，儒教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致命衝擊，乃至於到了需要「保種、保國、保教」的嚴峻地步。在朝廷看來，「中體西用」解決了中西之學的矛盾。中學指的是儒家的價值觀體系，如張之洞所言，「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在知識精英如辜鴻銘眼裡，儒教是教導人們修身的指南，《論語》闡述的是君子之道。辜鴻銘極力要調和中西文化的差異，使它們能兄弟一家親，他把《論語》比作人的《大憲章》，把人的學堂比作西方人的教堂。他捍衛傳統，他也喜歡西方文明，在他看來，中西文化其名雖異，其實相同。到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那裡，儒家文化不過是一片以仁義道德之名掩蓋人吃人的罪惡歷史的遮羞布。當代，剛剛去世的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一個頗能見什麼人說什麼話、迎合聽眾的天才人物，稱頌儒家文化在主導亞洲發展中的重要價值，一如他在面對西方聽眾時稱頌法治制度，是世界政壇唯一讚賞儒家文化的重量級政治家。他看重儒家文化中權威主義，為他在新加坡的家長式統治進行辯護。儒家權威主義最重要的特徵是家長式權威主義。

當人們在談論儒家的時候，常常對兩種不同意義的儒家不加區分，一是孔子的儒家，指儒家思想，一是統治階級的儒家，指儒家文化。前者屬於法家、墨家、老莊思想等等諸子百家之一，後者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為統治階級提供統治的合法性。但無論哪種意義上的儒家，儒家思想還是儒家文化，都不能等同於傳統文化，因為儒家的價值觀並沒有在事實上成為人的價值觀。

二

新文化運動領袖以看似激進的話語戳穿了儒家文化作為意識形態的遮眼法，觸及了真實的歷史。在孔子的政治倫理中，施仁政是一個核心概念。仁者愛人，忠恕是仁政的根本，忠恕基於愛，忠恕就是愛。統治者本著愛人之心統治他的子民。愛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沒有愛就沒有仁政。可事實呢，打天下、大肆殺戮，何曾有仁愛？鉗制言論、讓天下人道路以目，何曾有仁愛？濫施酷刑、剷除異己，何曾有仁愛？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何曾有仁愛？在一個被公正而慈仁統治的社會，不會有餓殍遍野的慘象，更不會有朝野上下的普遍腐敗和貪婪。

仁政在孔子的思想里是一種政治理想，可這一理想從來都沒有變成現實，更不用說具有制度保障了。它只是專制主義的欺騙。任何專制主義都需要堂皇崇高的外表。青天思想和民眾對仁政的永久期盼確實是文化中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它不是仁政文化，而是奴性文化。孔子闡述的「君子之道」同樣無法變成普遍的社會實踐，對於千千萬萬的普通人和飲食男女，他們無意成為道德超群的君子，只有西方的公民——為法律所保護、具有基本政治權利的人——才能成為每一個普通人的身份。作為價值觀體系的文化，它只能植根在社會生活中，而不是存在於儒家的教誨中，只有為社會所有人接受的普遍觀念，並實際指導著他們的行為，才能成為社會的價值觀。它必須有相對應的制度形態。從價值觀方面理解的西方文化，不能只從柏拉圖《理想國》、洛克的《政府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中去尋找答案，而是要從古希臘的雅典民主、羅馬的法律制度、英國的憲政、美國政府的三權分立體制中去獲取結論，正如理解基督教文明不是從《聖經》去理解，而是從基督徒的行為中去理解。

信仰不是觀念，而是行為。意識形態是觀念體系，信仰不是。信仰上帝，信仰基督，不只是相信上帝和天國的存在，而是按照基督的教導檢查自己的內心，修正自己的行為。《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絕對不會忘記給荒島上的魯濱遜留下一本《聖經》，使得他雖然長期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但能依然能接近上帝。他經常對照基督徒對上帝的義務來思考自己的責任，使自己的行為符合一個基督徒的行為。天朝的官員人人自稱是儒家的信徒，皇帝就更是儒家的代表，可他們有多少成為了儒家的「君子」，踐行了儒家以待己之心待人的忠恕之道？對於共產主義信徒，我不得不想，他們是不是都知道信仰共產主義對自己意味著什麼。按照信條，他們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就是向社會無私奉獻，我看到了無數共產主義的信徒——共產黨員，但我很少看到，幾乎沒有看到無私奉獻的信徒（我並不認為無私奉獻是適合人類社會的良好的行為方式）。在這裡信仰不是行為，頂多只能算是一種關於「英特耐雄納爾就一定要實現」的模糊信念。

對今天那些醉心於傳統文化的人士，或那些尾隨權力而大倡傳統文化的人士來說，由於不能從歷史和傳統的社會結構中挖掘他們想要的價值觀，便只有到書本中、到儒家經典中去尋找傳統文化了。不能不遺憾地說，他們研究儒家經典其實只是研究儒家思想，研究孔子的思想，而不是研究傳統文化。儒家思想對社會的巨大影響毋庸置疑，但一個社會在漫長的歷史中只接受一種思想的支配是不可思議的。社會有它自身的結構，以及由社會結構引起的驅動力。孔子思想實際上是一些隨感，通常是他與弟子在一起時發出的感想，因此其所思所想忽此忽彼，研究者可以各取所需，從專制思想到民主思想，從革命思想到改良思想，從保守主義到激進主義，都能在孔子的言論中找到思想源泉。康有為為牽強附會的研究方法作出了表率，他以《孔子改制考》來包裝和宣傳自己的改制和改良主張，他證明孔子就是以改製為務的偉大改革家。

要研究儒家文化，必須要研究王朝政治的實際運作，要深入到社會的結構中去。從政治運作上看，正如人們所說的，傳統政治具有儒表法里的基本特徵。儒家文化是王朝專制的一層包裝紙。包裝當然不是內核和全部，但包裝也不是毫無意義。仁政、仁愛和忠恕顯然不是王朝政治的實質，王朝政治中能真實體現儒家文化的部分是君權的絕對性。它的絕對性不是來自於（理論上的）君權神授，而是來自於（理論上的）萬民愛戴。君權的家長式權威構成了儒家文化最富於特色的部分，家長和皇帝不是給予愛，而是給予恩惠；不是給予愛，而是接受膜拜。儒家的君權權威有別於西方君權的權威，前者不受制約，西方的王權雖在萬民之上，卻在上帝和上帝的律法之下。從社會結構上看，儒家的「權威—服從」倫理並不是規範社會行為的唯一準則。雖然人口眾多，但社會結構簡單，只有官民兩個階級的分野，兩者有「權威—服從」關係，但也有「壓迫—反抗」關係。這樣，在傳統文化中，不但儒家的權威主義秩序觀具有正統性，造反和顛覆的觀念也同樣具有正統性，肯定了官逼民反，就肯定了被壓迫者反抗暴政的正當權利。

三

文化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傳統文化就是傳統社會的產物。生活在共同體中的人們對其生活和生活環境會形成一定的看法和觀點，他們必須以此指導自己的生活，協調自己的行為。這些看法或者稱之為價值觀念就是文化最核心的部分。隨著人口的自然繁殖和延續，它們也會一代接一代人的傳承和延續，這就是傳統文化。因此，傳統文化既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也是一個當下的概念，傳統文化的遺傳密碼就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研究傳統文化的最佳起點不是古籍，而是自身。

西方人把傳統文化歸納為東方專制主義文化，既區別於西方的專制主義文化，又區別於西方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文化。先進社會才可能有先進文化。皇朝專制社會只能產生皇朝專制文化，而不可能是別的什麼文化。如果要用一句話概皇朝時代的社會生活，我想最準確的莫過於「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句古代俗語，它不但準確反映了兩大社會階級的生存狀況，也極其準確地揭示了傳統文化的特點。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它的人民形成了怎樣的生活觀和價值觀，產生了怎樣的文化傳統？官民兩大社會階級的生存狀況決定了文化的唯一性，使它不同於其他文化：

1，這是一個極不公平、極不平等的社會，官有放火的自由，民無點燈的權利。官對民的絕對主宰，不僅是對權力的壟斷，也是對文化、教育和思想的壟斷，以便把自身的特權固定化，永久化。官方的特權思想成為社會主流思想，阻礙了社會對公平的思考和追求，文化的特權觀念由此根深蒂固。在西方文化浸入國門之前，國人除了造反去推翻一個王朝，從來不知道用什麼辦法改造和改變極其不公的生活模式。

2，蠻橫的、以武力和威嚇為基礎的權力，使一切自由辯論和說理都成為不可能。你找不到任何地方，任何人，找不出任何法律可以與之理論：為什麼州官能放火，百姓卻不能點燈。現實就是如此，現實必須接受。沒有對事理的辨析，沒有對是非曲直的討論和論爭，沒有對生活和制度的批判，文化便失去了向前發展的動力，造成整體的思想和文化停滯。

3，在不能辯論和說理的社會，邏輯科學無從發展，人們習慣於武斷，卻不善於論證自己的觀點。有人說西方社會好，反對者馬上就說「西方的月亮也比圓」，通過偷換概念、歪曲和篡改對手的觀點來反駁對手。缺少邏輯科學是文化的一項根本性缺陷。

4，人們沒有學會合符邏輯地思考、質疑、推理、求證，就不可能培養出科學精神，也就不能在科學上取得進步。已經有很多人思考和探究過為何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技術的問題，有的人歸結為人的感性思維特點使他們不具有發現事物原理的能力，我則認為科學精神的缺失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5，官民兩極的社會造就了它的人民的性格呈現兩個極端，要麼膽小怕事，屈從權力，奴性十足，行事勢利，相信青天卻不相信自己，要麼放縱妄為，目無一切，唯我獨尊，迷信暴力。統治階級保持秩序的最佳方法就是保持武力威嚇，使人民膽小怕事。一旦武力不足以威嚇，鋌而走險的底層民眾便起來造反，攻城略地，殺人放火，時機一到甚至還可以「奪了鳥位」。

6，儒家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維護著官民之間的「權威—服從」秩序，君臣、父子、夫婦之序都各安其位。它要被統治者相信，統治者施仁政對自己來說是唯一的希望所在。

7，歷史的治亂循環根源於兩極對立的社會結構。這兩個對立的階級不可能產生基於理性的利益共享機制。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要發財致富，唯一途徑是像滿足他們自身需求一樣來改善同胞的物質供應條件」，從而實現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雙贏局面。但官僚階級不是資產階級，它不參與財富的生產和創造，官僚要發財致富只有靠加大對生產者的掠奪，官僚階級與生產階級不能做到雙贏，其矛盾也是無法調和的，因此傳統文化中也沒有形成利益分享理性，官民之間不能通過利益讓步和妥協化解衝突，而以和平方式結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永久性戰爭狀態是制度改良和進步的重要方式。

四

清末能臣李鴻章對「中體西用」原則的靈活掌握和運用在當世無疑是最為出色的，在後世的官僚中也罕有匹敵，或許只有鄧小平可以相比。李氏生活在傳統的社會，傳統對於他不僅是文化問題，還是感情問題。在同太平軍作戰的過程中，他領導的淮軍率先裝備西式槍炮，戰功顯赫，他本人也由此成為朝廷重臣，成為西方技術的堅定支持者，成為洋務運動的領袖。他關注著日本的明治維新，1876年，他在天津對日本駐清國特命全權公使森有禮的談話充滿了文化優越感，對日本全面學習西洋文化十分不以為然。

李鴻章：近來貴國的變化實在令人刮目相看深為佩服，然有一點不敢苟同，就是貴國盲目模仿歐國風俗習慣改變自國古來的服制。

森有禮：改變服制其實道理非常簡單，如閣下所見古來的舊服寬大爽快，適合那些無所事事悠閑的人，可是對大多數勤勞耕作的人卻完全不適合。

李鴻章：一般而言衣服之樣式，乃是人們追憶先祖遺願的一種取向，作為子孫之輩應該對此尊重，萬世傳承才對。

森有禮：一千年以來，日本人的祖先敬仰貴國服式的優雅，傳承了古唐這一文化，歷史上人民均以善於模仿改造之能事光大民族文化。

李鴻章：貴國的祖先採用的服制是最賢明的做法，可是模仿現今的洋服想必需要花費莫大的財物和不必要的勞作。

森有禮：貴國的衣服和洋服比較，其精緻性和便利性不及半分。也許粗糙的大褂比較適合長垂的清式髮辮，卻不適合人民的自然體貌。除此之外，貴國的其他物品也都不一定適合。對外來事物的取捨並無他人強迫，自古以來極力吸收和採用亞洲、歐美及其他各國的長處為己所用。

李鴻章：不過絕不會進行如此改革，只是不得不在武器、鐵路、電信等機械方面吸收西洋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正是那些國家最優秀之處。

李鴻章面對日本人良好的自我感覺只保持了短暫的時間，到1885年他就認識到「大約十年之內，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再過10年，1895年，73歲的他不得不親自前往日本乞和，代表戰敗的清國接受日本的全部條件簽訂了《馬關條約》，割讓領土，承認朝鮮獨立，賠償軍費。在日期間，他遭到一個日本青年的襲擊，子彈擊中左眼下面頰，成為震驚各國的大事。病榻上的李鴻章以死爭取大清國的利益，請求伊藤博文給老朋友面子，但伊藤並不給「老朋友」面子，沒有做出讓步，李大人以一句「沒想到閣下是如此嚴酷執拗之人」憤然離場。

李鴻章親眼看到自己領導的起初看起來很有希望的改革事業毀於一旦，成為一個國際笑話，這對他是一個非常殘酷的打擊，此後便在抑鬱中度過余年，1901年卒。「中體西用」的國策本該隨著李鴻章一起進入歷史，但卻一再進入政治現實，這也許就是歷史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