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圍棋史話

圍棋發展數千年來，是中華民族文化與思想的光輝傑作，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而安徽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探索圍棋在安徽的流傳和發展，研究各個時期的名家可以獲得對當時安徽社會經濟文化等背景的了解，從而更加深刻地去認識我們生存的這塊土地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經濟、文化上的起起落落。

曹攄所著《圍棋賦》曾產生較大影響

據文獻記載，圍棋起源於商代。歷史上東漢、西晉、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強宗大族的南遷，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中原文化，使古徽州這塊土地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人文特點。雖然不是地處文化起源和經濟政治中心的黃河流域，但是由於文化的交融，圍棋文化大約在兩晉時期就傳播到了安徽。

史冊中最早記載的安徽籍圍棋人物是南北朝時期的霍山人何尚之，比較有影響力的人物出現在西晉時期，來自安徽亳州的曹攄。他是一位弈論家，所著的《圍棋賦》對圍棋的基本模型做了形象的描述，可惜他在壯年時死於兵亂。

到了大唐盛世，作為文人們養性怡情的工具，圍棋得到了廣泛的普及，並自發形成了相對完整的規則和等級約定，以及勝負的計算。同時，通過交流活動，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等鄰近國家圍棋的發展。只是貫穿整個盛唐圍棋史，似乎沒有安徽籍名手的記載。

五代十國時期，南唐由於推行撫民清政的治國方針，在建國幾十年後成為當時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在幾位皇帝以身作則的影響下，南唐士人好弈成風，有記載可查的安徽籍國手有休寧人查元方和貴池人陶守立，查曾任水部員外郎之職，而陶則是一位畫家隱士。

宋朝的圍棋活動有別於從前，其範圍不再局限於貴族士大夫階層，而是更加大眾化。不過圍棋的競技性有所減弱，變成和琴、書、畫一樣的休閑工具了。由於地理位置接近當時的中央首府，徽州文化空前發展，圍棋在安徽的發展也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一些文人寫下了許多關於圍棋的詩作，如南宋進士、祁門籍著名詩人方岳。

三分天下有其一

明代中期的圍棋，永嘉派、新安派、京師派三足鼎立，互相爭勝。古新安即徽州，明代府治就設在歙縣，這塊土地上民多技藝，徽刻、徽墨、徽畫、徽弈均獨樹一幟。當時，統治者公開徵招弈師進京做官，帶動起一個國手頻出的年代。

新安派圍棋的開創者為婺源人汪曙。汪的棋力稍遜於永嘉派的鮑一中。及至歙縣程汝亮出現，多次與京師派的李釜角逐，一開始常常落敗，但後來不相上下，遂一舉奠定徽派圍棋的地位，程汝亮著有《白水遺局》等作品。王世貞《四部稿》評鮑、程、顏(京師派顏倫)、李四大家圍棋：「譬之用兵，鮑如淮陰侯有摶沙之巧，李則武安君橫壓卵之威，顏則孫吳攜必勝之算，程則諸葛修不破之法。」

到萬曆年間，新安派的陣營又不斷擴大，出現了方子振、江用卿、汪紹慶、呂濟等一大批著名弈人，總稱皖派。他們中還不少人著書立說，如蘇之軾有《弈藪》，雍熙日有《弈正》。

如果說，在這些棋手中不少是以棋為生的職業弈人的話，富商汪廷訥則是個例外。汪廷訥，安徽休寧汪村人，自幼出繼於同宗的富商為養子。大約22歲前後進入南京的文人圈子，又出錢取得南京國子監生員的資格。30歲時捐資當上監課副提舉。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在家鄉松蘿山下大興土木，修建坐隱園和環翠亭，次年開挖七尺許的昌湖，布置了100多景點，日為詩酒琴棋之會，又撰寫《坐隱弈譜》。汪廷訥由富商而為朝廷命官，再為隱士，走過了一條士人常走的道路。

皖籍棋手名家輩出的傳統一直延續到清代。歙縣汪漢年，與來自江蘇六合的周東侯齊名，兩人爭雄於揚州，難分勝負。后兩人又與新安程仲容、江蘇盛大有會於杭州，相與角逐，還刻譜刊行。其中汪漢年與盛大有一局，以太極圖布局，一時傳為佳話。后又有汪幼清，據說他曾從錢謙益於行營中衝鋒陷陣，又在秋獵在上馬張弓，勇不可當，其弈亦有俠氣，「沉穩精悍，絕倫逸群，每一遇敵，目光崩裂，透出方罫間，出奇制敵，橫縱背觸，譬如駿馬追風，飢鷹灑血，推枰決勝，擲帽大呼，雖受其攫撇者，未嘗不拍手叫絕也」。

到清中葉，隨著歙縣程蘭如的出現，皖派圍棋可說達到高峰。程蘭如，歙縣人，棋風靈活，棋理清晰，著法渾厚工整，時人評價：程蘭如如齊楚大國，地廣兵強。他因此與梁魏今、范西屏、施定庵並稱清代圍棋四大家。程蘭如壯年游北京，與徐星友對弈十局，多次勝之。后又在湖州與施定庵多次交鋒，不相上下。作為圍棋大國手，程蘭如留下90多局對弈記錄，對圍棋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程蘭如還是著名的雙槍將，象棋也為一絕。李斗《揚州畫舫錄》甚至說他「弈棋不及施、范，而象棋稱國手」。

鴉片戰爭的爆發，使得圍棋運動走入低潮。晚清棋界最傑出的代表是周小松、陳子仙，兩人卒后，清末棋壇徹底衰落。

「對圍棋幹了好事」的段祺瑞

隨著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國運急速衰落，依附上層建築的圍棋文化也因此走入歷史的低潮。安徽也不例外，受時局混亂和經濟凋敝的影響，除非地主官僚們，普通百姓已無暇下棋吟詩。因此在這一時期除了偶爾出現的周小松、陳子仙寥寥數人，再沒有大國手的出現。到1909年日本棋手高部道平四段訪華時，圍棋與日本的差距已經非常大了。與當時較為著名的棋手王彥卿、陳子俊等，授二子儘管說互有勝負，其實也是負多勝少。據傳，另一高手合肥人張樂山先後曾與高部道平對弈達80多局，張只勝13局。

不過，在這一歷史時期，安徽出現了一位並非棋手但對圍棋發展起到很大作用的人物，這就是段祺瑞。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北洋軍閥。此人在政治上的所作所為已有定論了，不過說到對近代圍棋的發展，按陳毅元帥的說法就是，「段祺瑞的一生幹了很多壞事，但對圍棋還算幹了些好事。」

晚清到民國初，合肥一帶圍棋還算興旺。合肥人劉銘傳和李鴻章門人常邀各地名手來合肥交流，並在合肥組織棋社，結納棋友。段少年在弈風甚盛的環境中長大。當上大軍閥后，段祺瑞利用自己的權勢，資助圍棋高手，對推進圍棋的交流，確實起過積極作用。

1909年日本四段棋手高部道平來華旅遊，段祺瑞左右的棋手竟無人能敵，高手張樂山、汪雲峰被讓二子，段祺瑞本人則要讓五子。從此高部道平便成為段府的上賓，往來中日之間前後17年。日本圍棋棋藝的引進，使圍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座子等舊的一套模式終於被衝破。

儘管自己的棋藝水平有限，但段祺瑞從嗜好圍棋出發，在其特定的歷史時期起到了保護中華圍棋文化的積極作用。作為承其志者，段祺瑞長子段宏業，則是這一時期圍棋的高手，研究甚勤，與當時的汪雲峰、伊耀卿、顧水如等一流高手齊名。

民國初期，促進中日圍棋交流影響最大的還是六段棋手廣瀨賓士郎、瀨越憲作以及本因坊秀哉的訪華。這幾個人的訪華表演棋藝，都同段祺瑞有關。在北京，秀哉與棋手下了近20天的讓子棋，隨後南來上海訪問。在這期間，他曾授予顧水如、段宏業等人的圍棋段位，授予段祺瑞本人「名譽段位」。

段祺瑞為圍棋做了好事的另一側面是資助汪雲峰、顧水如等一批圍棋名手，使他們有條件增進自己的棋藝。顧水如是金山楓涇人，1914年離滬進京，年方22歲，段祺瑞視他為「弈林不可多得之人才」，並出資送他去日本留學深造。顧水如歸國后棋藝稱霸於北方，成為段府的「第一棋士」。

還有一件在近代圍棋史傳為佳話的事，即天才棋手吳清源的出道，也同段祺瑞有關。段愛吳的棋才，每月撥款100元作為「學費」讓吳留京下棋，並經常出入段府。1928年，吳清源東渡日本，成為一名傑出的棋手，獨步棋壇20年，被譽為「昭和棋聖」，至今仍是圍棋界仰慕的人物。

1933年，段祺瑞客居上海，在他的影響下，30年代上海迅速取代北京，成為全國圍棋名手彙集的中心。他去世后，陶菊隱在《從下棋講到做人》的文章中說：「老段死後，斯人在，斯道(圍棋)尚有人提倡。現在圍棋高手們自段合(祺瑞)一瞑不視之後，惶惶然有曙后孤星之感。」這確也反映了圍棋事業的艱難處境。

解放前的安徽社會百業蕭條，開展圍棋活動的城市僅限於合肥、蕪湖、安慶、屯溪等少數幾個。會下圍棋的人數之少，是當今愛好者難以想象的。1927年在沿江的當塗縣，誕生了後來的全國圍棋冠軍黃永吉，才迎來六七十年代安徽圍棋一度興盛全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