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會好嗎？

1918年，梁濟自殺前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文 | 范勇鵬 復旦大學研究院研究員

原文發表於《讀書》2016年第6期，有刪節。

在那個時代，能做出這種回答無疑需要對人性和文明的力量抱著深沉而堅毅的樂觀。然而在冷戰結束以來，這種樂觀卻幾乎成了一種普遍性的觀念：生活會更好、科技會更發達、世界會更和平。可是近五年來，世界新聞籠罩著一層令人擔憂的陰霾，似乎正在扭轉這種樂觀氛圍。歐洲的情況格外令人揪心，法國系列恐襲、中東難民潮，比利時爆炸案，幾無一日安寧。

歐洲面臨的問題還看不到轉折的時機，世界局勢也很有可能繼續惡化。二戰結束以來這個所謂的增長與進步的時代是否到了盡頭？現在還很難回答，但是至少可以說，冷戰後在自由民主意識形態下蔓延開來的偽樂觀主義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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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樂觀

泛濫的商業廣告對現代文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廣告製造了一種偽樂觀情感：在廣告的世界里，某種減肥藥可以讓人盡情吃喝而不擔心肥胖，某種服飾可以讓人瞬間進入精英階層。西方價值觀對世界產生了類似影響，特別是對非西方世界。

廣告只是西方現代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西方現代意識形態基於歐美髮展的地方經驗，以掩蓋自身弊端和對整個世界的負面影響為前提，建構起一種看起來十分光明的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之下，非西方文明在漫長歷史中凝結積累的價值都遭到否定。在加速發展的現代化軌道上，出發晚了一步的民族處處受困於自身現狀與西方文明標準的差距。「追趕」成了非西方民族唯一的選擇。

因而，他們對於來自西方的「速成」藥方有著天然的需求。作為對外傳播價值觀的手段，西方也樂於提供這樣的速成藥方，並在這個過程中有意無意掩蓋了自己歷史的複雜性的偶然性，神化了自己的發展經驗，對自己的成功作出了一種刻板化歸因。

這種速成藥方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一套偽樂觀主義定理：

第一，人類社會可以一蹴而就地抵達完美。最常見的表現就是制度決定論，相信發展家的一切難題都是制度問題，基於西方經驗的自由民主制度是解決問題的捷徑。這幾乎成為普通市民談論政治的一種主流觀點，不少公知也是藉此嘩眾取寵。

第二，西方模式的發展成果具有必然性。在主流敘事中，西方世界的繁榮、進步和相對公平的實現，是代議制民主、公民社會活力和責任制政府的必然結果。這種必然性幻覺就是所謂普世價值的認識論基礎。

第三，人類可以超越安全和秩序困境。從古到今，外部生存威脅和內部政治失序是困擾人類文明的首要問題。而無論是美國的「民主國家不打仗」、歐盟的「規範性力量」，還是西方國際關係學的所謂「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理論，都在要求人們選擇性遺忘安全夢魘。西方國家的民主推廣更是不負責任地片面強調自由和民主，無視安全和秩序的需求。

第四，忽視資本主義文明的負外部性。在這種偽樂觀主義下，環境破壞和能源枯竭、物種滅亡和文化滅絕，長期被視為實現現代化、經濟增長和消費社會的必要代價，而增長本身又是可以永遠持續的。即使是在環保和氣候變化提上全球議程之後，它們在很多人眼中仍是二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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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這種世界觀窒息了人類的政治智商和現實感。人們習慣於默認偽樂觀主義的思維模式：自由化、私有化就會帶來增長、增長就會帶來進步、進步就會帶來民主化、民主化就會帶來和平。然而，這個邏輯鏈條其實並沒有經過任何證明或檢驗。盲信的原因就在於沒能在歷史背景中，批判地反思前述四條樂觀主義定理：

第一，相信一蹴而就的進步，是一種非歷史思維和智識上的懶惰。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一書中，提出了一個簡明公式：國家能力+法治+問責制=成功的政治模式。這個公式有一定的洞見，但是掩蓋了歷史的曲折性。僅以歐洲為例，福山所定義的國家能力、法治和問責三者都出現的時候，不僅不是一個理想時代，反而是階級矛盾空前嚴重的危急關頭。它們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使命，卻沒有解決勞動者遭受的不公。在西方政治學敘事中，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性以及階級衝突的慘烈代價被極大地忽略和矮化了，其目的就是為了建立制度決定論的神話。

第二，進步的必然性是一種虛構。20世紀，特別是二戰後，西方各國社會一度達到了較歷史上更為平等的狀態，人的權利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但是這與自由民主體制以及福利國家政策之間並不是唯一的因果關係。正如皮凱蒂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所發現的，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資本的積累，戰後經濟和人口的高增長率也有助於財富的平均分配，這是二戰後西方社會公正性上升的主要原因。

此外，福利國家對剝削性的全球價值鏈的依賴、本國勞資鬥爭和博弈以及蘇聯所帶來的外部競爭也都不可忽視。但自7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都出現了貧富分化加大的情況，自由民主理論所許諾的那個樣板社會，即使看起來很美，它也不是單一的制度因素導致的，更不具有必然性。

第三，人類從來沒有解決安全困境和秩序困境，文明生存競爭的邏輯和霍布斯所說的「暴死的危險」始終潛伏在每個時代的角落。西方政治理論指出世界體系的基本性質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國家生存於類似科幻小說《三體》中所描述的「黑暗森林」之中，西方價值觀的傳教士卻孜孜不倦地教導別人放棄對人性和國家本性的合理懷疑，動輒斥之以各種「陰謀論」。這不僅在邏輯上是矛盾的，而且也不符合政治世界的實況。

第四，資本主義是負外部性最大的一種文明形態。最近又火起來的美國作家裡夫金早80年代就提出了一種「熵」的世界觀，指出人類歷史就是製造「熵」（無序）的過程，而西方現代文明帶來的指數增長無非是一張通向地球毀滅的單程車票。除了對自然的消極影響，西方國家的發展也是以汲取第三世界資源並向其轉移「熵」為前提的。

上述批評，畢竟還是把自由民主公式及其衍生的偽樂觀主義精神當成一種真誠表達。但實際上西方世界絕沒有誠意邀請全世界人民一道進入天堂。制度決定論關心的也只是制度，而不關心它決定的是什麼。當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澳大利亞的演講中大談「世界資源不允許人都過上美國人的日子」時，自由民主理論的虛偽性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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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義

在現實的檢驗面前，偽樂觀主義情懷已經暴露出頹勢，當它面臨「民主化」紛紛失敗、「專制」國家崛起、「自由」國家失序、伊斯蘭世界內爆、極端勢力興起等挑戰時，就陷入了失措與失語的狀態。

針對西方價值觀所衍生的各種烏托邦觀念，我姑且杜撰「零托邦」和「負托邦」兩個詞。零托邦是指維持現有狀態，不使惡化；負托邦是指避免出現最壞的情景——普遍秩序的喪失。兩者本質上都表達了一種保守主義態度，而這正是今天所亟需的。

目前種種跡象表明，世界政治正在駛過險灘，此時最關鍵的就是保持國家航船的穩定，不僅是，世界各國都需要在穩定的政治秩序下渡過困局，漸進發展。近百年後回應梁漱溟的回答，我贊同保留審慎的樂觀精神，但首先要有一種適合於面對和避免更壞情況的價值觀。古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目的就是維持普遍的政治秩序，避免天下大亂的「負托邦」情形。

梁漱溟認為迄今歷史有兩個階段，分別是人與自然關係和人與人的關係。在前現代科技水平之上，不僅建立了穩定的人與自然關係，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長期穩定的人與人關係。這種關係不算美好，但至少不是太壞。人歷來賦予國家以避免最壞情況的使命，而最好情況則需要漫長的努力和耐心來爭取。這是一種保守性、自律性的文化。

西方現代文明則產生了一種進取性、擴張性文化。它的確在人與自然關係上取得了巨大勝利（如果不考慮環境破壞和多元文明摧毀等代價的話），但是始終未能建立起合理的人與人關係，其內部的人與人關係的改良在很大程度是以向外部轉嫁無序為代價的。而且，西方現代文明最大的危險在於，它對自己包含的否定性因素認識不足，卻熱衷於向世界傳播一種淺薄的樂觀主義情懷。

世界已經被納入了現代化的發展軌道，退出不是一個現實選項。只要我們能擦去西方意識形態導致的偽樂觀主義翳障，就會發現這樣的文明所產生一些傳統政治智慧仍然沒有失去價值，或許可為現代文明提供寶貴的修正。至少對於今天這樣一個處於危機邊緣的時代，一種式的保守主義需要得到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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