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立柏：用拉丁文為東西方「搭橋」

在，拉丁文是很「小眾」的學科，雷立柏出版的著作多半跟這一學科有關，顯然不會「大賣」。不過，雷立柏堅信拉丁文在「有潛力」，他的著書立說並不問「前程」。

在，一提起拉丁文，總繞不開一個名字—雷立柏(Leopold Leeb)。他來自奧地利，在北京生活了22年，執教拉丁文等古典語言。作為「人大」教授，他最近推出了自己的新作《我的靈都》。書中，雷立柏與北京這個東方古都有著「切膚之親」，在這裡，他奉獻了自己的三個「愛人」—拉丁語、古希臘語、希伯來語。對於透徹了解西方文明，他給出的訣竅是「往根上學」。

雷立柏的窗口正對著「人大」校園一大片綠地，驕陽下，望出去一片蔥蘢。他的辦公室簡樸到沒有任何裝飾，鋪著格布的書桌摞著常用的教科書，黑板上，「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幾個小字頗似他本人的寫照。

▲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的雷立柏

在，拉丁文是很「小眾」的學科，雷立柏出版的著作多半跟這一學科有關，顯然不會「大賣」。不過，他堅信拉丁文在「有潛力」，他的著書立說並不問「前程」。

在新作《我的靈都》中，雷立柏記述了他在北京的林林總總，以及他對中西文化交流的感想。在與他本人的互動中，「北京」二字前被他不自覺地加上了「我的」，聽起來真性流露，毫不矯情。

在異域工作是「雷」家的傳統。雷立柏的父母曾經在非洲做過3年義工，爸爸是建築工人，媽媽從醫。受父母影響，他從小就對生活在遙遠地區的人們充滿嚮往，18歲時，也曾立志要去非洲當義工奉獻自己的價值。

然而命運之神卻把雷立柏牽到了東方。21歲時，他隻身來到台灣，「接觸到一個繁體字的」，從此跟中文結下緣分。3年後回到奧地利，拿到碩士學位后，像翩翩飛鴻一樣，他再次回到。

也許是一種宿緣，語言、哲學讓雷立柏著迷。他喜歡孔子，熟讀《論語》，經常引經據典。他坦言對北京培養了一些「不是建立在燕京啤酒、北京烤鴨之上的感情」，這些感情，更多的是「神交」。

在北京大學，雷立柏師從一代大家湯一介教授學習哲學，獲得博士學位后，有人建議他在北京教自己的母語—德語，他卻選擇了更具挑戰性的西方古典語言—拉丁文。

雷立柏從小就對外語「來電」，高中時就接觸到英語、拉丁語和古希臘語。後來在台灣又學了漢語，甚至還懂日語。面對人們經常流露的讚歎，雷立柏心下卻有一份謙遜，「在西方，一個歷史學家至少要懂5-7門外語。」

談起東西方文化，雷立柏說，「我們永遠不是很好的世界公民，因為總會偏重於某一領域，沒人可以絕對公平、無所不包地了解這些傳統。」

對於自己的關注點—古典語言的傳播，雷立柏下足了功夫。拉丁語傳入700多年，由於跟英語關係密切，有很多共同辭彙，這門語言在有著比另一種源頭文字—「梵文」更大的學習優勢。

梁啟超當年曾建議的知識分子先學拉丁文，後學英文,他說這樣會事半功倍。在雷立柏看來，「不學古典語言，英語不會非常好，因為你沒有分析能力，不知道它原來的意思是什麼。」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審視西方古典語言的價值，通過學習這些語言，透徹了解西方和西學，比照后，更深入地反觀文化。

作為一個古老的文明，如何走入現代世界?如何與西方對接?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深的差別(或相通之處)在哪裡?這些都是雷立柏關注的話題。他津津樂道於猶如橋樑般連接中西的人物—利瑪竇、郎世寧、丁韙良，他把400年前在兩種文化間「搭橋鋪路」的利瑪竇稱作第一個漢學家。

「外國人了解歷史、哲學就是從利瑪竇開始。他最早把古希臘著作譯成漢語，不但把西方介紹給，也把介紹給西方。」

▲ 雷立柏出版的著作《拉丁語漢語簡明詞典》

利瑪竇開啟的中西文明交流持續至今，作為後人，雷立柏也躋身其中。他在「人大」開設了古希臘文、拉丁文、希伯來文三門課程，它們是西方古典文化的三個代表性語言，簡稱「三個代表」。拉丁語代表西方的法律文明;希臘語代表文學、歷史和科學;希伯來語則代表西方的傳統信仰。

雷立柏認為，通過古典語言可以真正進入全球思想史，「因為大部分現代思想概念都來自這個根源」。比如人們常說的「母語」(mother tongue)一詞就誕生於拉丁語，公元400年，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首次使用了這個辭彙。

在雷立柏看來，歐洲帶給的最突出的就是「法」，無論是「立法」、「語法」或「法律」。「今天我們講依法治國，在法律方面，文化資源相對貧乏，沒有形成像古羅馬那樣的學科，因此要向拉丁語傳統學習。」

10年前，關於西方中世紀的歷史書在很難有銷量，「但是今天有更多人希望了解西方現代社會的主體結構、法治概念以及法學院如何在歐洲中世紀出現。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感在成長，人們渴求看到更完整、更客觀的世界。」雷立柏說。

對於東西方兩大系統的異同，雷立柏認為，兩大系統擁有很多共同價值，比如共同嚮往知識、博愛、公平、正義……「美國一個學者甚至發現，墨子和耶穌有很多相似之處。」

雷立柏心目中的漢語是一種世界語言，它接納創造了很多概念。「150年以來翻譯了很多西方著作，我們的語言實際上是共同語言。人雖然看的是漢語書，但是卻在參與世界對話。」

迄今為止，雷立柏總共培養了2000多名拉丁文人才，他們有的在做編輯，有的當了老師，有的繼續去國外深造。教材厚了，標準高了，藉助詞典、語法表和新出版的各類書籍，雷立柏的課程也越來越有「規模」。他感慨於拉丁文書籍在的不斷豐富，「不但有直接或間接跟拉丁文有關的書籍出版，最近還出了拉丁文書法!」

在《我的靈都》序言中，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稱，在雷立柏身上，他看到了古人的遺風。

孫郁寫道，「因為雷立柏，我們知道了許多湮滅的故事。」比如第一個寫歐洲遊記的人樊守義，第一個留學歐洲的人鄭瑪諾，以及最早的西文圖書館……「他特別關注遊走於世界各地的人們，也為人沒有深深關注這些歷史深深遺憾。」

▲ 迄今為止，雷立柏已經出版了40多本著作

「漢學家我認為太少，還不夠。」這是雷立柏的切膚之嘆。有人曾經預言，「他可能是20年以後歐洲最好的漢學家」，不過，「但行好事」的雷立柏卻並不在意這些。有一次，「人大」副校長楊慧林去義大利訪問，有朋友希望他能留在羅馬大學任教兩年，因為自己不能成行，楊慧林便答應推薦一位「西文比自己好，中文也不差」的學者，對方欣然應允。沒想到，當他推薦雷立柏時，他的回復卻是，「我非常高興你能把我作為學者推薦給歐洲，不過我還是寧願留在北京。」

作為兩大文明之間的搭橋人，雷立柏把北京稱為「東方的羅馬」。在這裡，他沒有社交，沒有娛樂，甚至沒有家庭。孫郁說，雷立柏的文字刻著他的忘我精神，他捨棄了凡世的欲求，把大半生的經歷獻給，獻給北京，對於一個外國人而言，乃一種大愛的精神，說他有一種殉道意識也不為過。

如今，雷立柏已經出版了40多本著作，在他辦公室的一隅，這些書立在書架上，看起來有實打實的成就感。目前他跟新星出版社合作，正在完成《的景教》、《從明末到19世紀》等四本書的翻譯。他還想把《基督宗教史辭典》中文版譯成英文，他說，「在國外，關於這段歷史，至今沒有一本好的工具書。」

檢索噹噹網，雷立柏名下有拉得很長的書單。他所撰寫的《別了，北平：奧地利修士畫家白立鼐在1949》介紹了一位被遺忘的奧地利修士畫家。這本書由奧地利駐華大使親自作序。他還翻譯了德國學者費希爾的《傳教士韓寧鎬與近代》，把這位傳教士在華53年的歲月介紹給世人。

▲ 雷立柏的新作《我的靈都》

▲ 雷立柏出版的著作 《別了，北平》

雷立柏說，他來自一個小國。確實，奧地利很小，面積僅有的1%。從雷立柏的家鄉往北走30公里就是捷克，再200公里是波蘭。但在，走3000公里還是。他曾經騎腳踏車不斷往返於北京市區和通州之間，大概有1000次之多。這樣的舉動似乎在丈量北京的距離—地理的、精神的。

「大部分人覺得大就是好，越大越好，人通常關心全國的情況。」這讓雷立柏感到不可思議。「從地理上我就覺得消化不了，的一個省就比我們整個國家大10倍。」

經常有人對雷立柏說，老師你很懂。他卻打趣道，「我連北京都懂不了，因為北京也那麼大。人民大學的校園我比較熟悉。」

談起北京，雷立柏忍不住動情，「她是那麼古老，又是那麼有魅力的一個母親!」而他稱北京已經成了他身體的一部分，「我的腳還記得我爬過的山」。

雷立柏說他是一個很快樂的北京人，或者說是一個快樂的外國人在北京。他感謝北京成為他的精神凈土，他研究這裡的歷史、文化，並被深深吸引。「我就是喜歡北京，我得到收穫和恩典比我所給予的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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