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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芳「喜鵲班的故事」:走進孩子的內宇宙講述有質感的故事

曹文芳「喜鵲班的故事」:走進孩子的內宇宙講述有質感的故事

「喜鵲班的故事」系列由9本相對獨立的兒童小說組成,其中每個人物自身的性格都完整一致,並且隨著情節推進而逐漸發展。這些孩子不是心理學教科書上的「概念化」兒童,不是一個虛幻的「想象共同體」,而是帶著體溫、性格鮮明、呼之欲出的孩子。在這個意義上,它不同於市場上大量的「類型書」寫作。作者曹文芳憑藉30年的幼教經歷和獨特的藝術表現力,為當代兒童文學奉獻了一組立體鮮活的「幼兒」群像。

成長小說:

重新發現幼兒

這些別具一格的故事發生在水城,城裡有一所紫藤幼稚園,園裡有一個喜鵲班,班裡有一群嘰嘰喳喳的孩子,孩子們最喜歡的是溫和美麗的陶妮老師。然而,這些孩子不只是沒心沒肺地傻樂著、無憂無慮地單純著、聰明健康地可愛著。半個世紀前莫里斯·桑達克用他的《野獸國》拉開美國圖畫書第二個黃金期的序幕,挑戰了一個世紀以來浪漫主義的「純真」、「快樂」童年觀,開創性地表現了孩子內心的壓抑、無奈、恐懼、絕望等強烈的負面情緒。某種意義上,「喜鵲班的故事」可以視為對桑達克「驚世駭俗」童年觀的呼應,它重新發現了式孩子內心世界的豐富與複雜。

喜鵲班裡的孩子各有各的心思和問題。盛民以害羞內向而出名,他想演童話劇的願望與拐彎抹角的表達令人忍俊不禁,雖然扮演的「牛大夫」只有一句台詞,可每次排練都那麼陶醉,比主角還興奮投入。齊跡已換過4個幼稚園,野蠻、打人、欺負弱小,在他一系列頑劣行為的背後卻是對愛的強烈渴望,午睡時惠老師為他捂腳,他竟會感動得哭。多多每天抱著褪色的紅圍巾,媽媽在她幾個月時就消失了,留下的圍巾成為多多的「命根子」,奶奶嚴禁多多萌發想媽媽的苗頭。多多畫心中的媽媽,一心想把「媽媽」這個音節喊出來,迷戀上長得像媽媽的楊柳老師。奶奶找借口趕走楊柳老師,多多不肯上幼稚園,後來被哄騙去了,沒見到期待中的楊柳老師,故事結尾這樣描寫失望的多多:「多多搖搖頭,忽然,眼淚刷刷而下。多多緊緊抱著紅圍巾,低下頭,向自己的小椅子默默走去,留給陶妮和奶奶一個瘦小的背影。」對多多內心痛苦的描寫力透紙背,令人心疼不已。

這些孩子,即使可愛,也不是膚淺做作的可愛;即使頑劣,也不是沒來由的單純頑劣。他們都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小說寫出了孩子的內宇宙,他們真實的喜怒哀樂,他們情感的來源。或隱或顯地,每個孩子都讓我們感受到其內心深處作為人性基礎的美好質地,這裡安放著童年文化原始樸素卻又至高無上的價值。從小班到大班,從故事的開頭到結尾,我們看到了孩子們身體和心靈的成長,可謂是地地道道的「幼兒成長小說」。不同於當前大量系列校園小說中故事結構和人物形象的相互複製和自我重複,喜鵲班的故事是獨一無二的,喜鵲班的孩子也是獨一無二的。

「喜鵲班」對幼兒的重新發現,顯示了一種新的兒童觀。孩子的性格不是一維的,孩子的成長不是單線的進化論式的過程。孩子常常是脆弱的、易受傷害的、需要保護的,也常常是天真的、無知的、快樂的,但孩子同時也是堅強的、有巨大潛能的、充滿希望的、與成人一樣有著各種強烈情感的複雜存在。

小說擺脫了對兒童的「單向度」書寫,超越了善惡與好壞、教化與被教化、娛樂與被娛樂等等簡單的二元對立框架,塑造了一批立體鮮活的幼兒典型形象。「喜鵲班」的幼兒群像因此具有多重意義。小說對兒童豐富細膩深刻的剖析和表現,給讀者帶來情感上的震撼與感動,使之享受到審美的快感;同時,也挑戰或者彌補了傳統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主控的兒童觀念,蘊含著一種新的童年想象的可能性。

敞開的世界:

發現「家長」與「幼兒教師」

「喜鵲班」的孩子迥異的性格和行為習慣,是被放置在特定的成長環境中揭示的。孩子不是生活在一個真空的、被凈化過的「逍遙的花園」,每個孩子都是一個小宇宙,每個孩子背後都有一個獨特的由家庭、社會組成的外宇宙,這既構成孩子成長的時空舞台,也是孩子性格與行為習慣養成的重要影響因素。不管情願還是被迫,孩子都要面對這個敞開的世界,很多事情必須和成人一起去承擔和承受,貧窮與不公、傷痛與死亡,甚至成人的錯誤與不幸。

相對於物質環境,比如盛民家的貧困、夏景家的豪宅,這些雖然也會對孩子產生影響,但由家長和教師構成的「精神環境」才是更關鍵的。故事裡的孩子主要生活在家庭和幼稚園這兩個場所空間,在親子關係、師幼關係以及同伴關係中感知世界、發現自我,逐漸成長。聯結孩子世界與成人世界的是愛與責任。在親子關係與師幼關係中,蘊含著童年文化與成人文化之間深刻的倫理關係。該如何去理解和建構二者間美好的倫理關係呢?喜鵲班的故事既從正面也從負面提供了生動的啟示。某種意義上,小說在重新發現孩子的同時,也在重新發現家長,發現幼兒教師。

有些家長確實是孩子成長的陪伴者、支持者、引導者,令人感動,比如盛民的父親盛國、大頭蔥的媽媽、難難的父親等。也有些家長讓人失望和痛心,像齊跡的爸爸、王子的父母、多多的父親和奶奶等。一個世紀前,魯迅先生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提出,對於孩子,一是理解,二是指導,三是解放。一個世紀后的今天,我們學會做父親了嗎?這是一個有點沉重的問題。或許,任何時代的父母都是伴隨孩子的誕生而誕生,所以一代一代總有那麼多的「不理解」,每一代都要重新開始。如果說,我們需要不斷去發現兒童,那麼我們也需要重新去「發現父親」、「發現母親」。喜鵲班的故事成功做到了這一點。

小說還塑造了「陶妮」這一典型的幼兒教師形象。然而小說沒有把陶妮塑造成一個完全與眾不同的、甚至有著極端教育智慧的「完美」老師。她的「典型性」恰恰體現在她的「不特別」,故事對她的評價也只有「溫和」與「受歡迎」兩個詞,而這是許多優秀或者合格老師都具備的特點。因此可以說,她就是一位普通的幼稚園老師,進一步說是個普通的好老師。但也正因為她的「普通」,這一形象才更具有了普遍性。換言之,陶妮是當代千千萬萬幼兒教師的典型代表。

從陶妮身上,可以看到幼兒教師這一群體的真實生活,她們每天都要面對不同性格特點的孩子,面對孩子們的各種麻煩和「挑戰」,面對教學之外孩子們的吃喝拉撒睡,還要應對家長形形色色的兒童觀和教養方式。某種程度上,幼兒教師幾乎得是一個「全能超人」。跟其他教師不同的是,幼兒教師還要承受更多的擔驚受怕:「班上30多個孩子,好似30多枚定時炸彈,不知誰會在什麼時候突然爆炸,嚇得老師們魂飛魄散」。沒有當過幼兒教師的人,很難有這種真切感受。每次噩夢都讓陶妮發誓這輩子不做幼稚園老師了,可是一次次發誓,為何又一次次「食言」?難道不正是源自那份愛和責任嗎?

值得稱道的是,小說既沒有將家長和教師簡單置於兒童的對立面,,也沒有簡單將其凌駕於兒童之上,作為知識與道德的權威化身。小說超越了這種二元對立的話語框架,還原了兒童世界中真實的成人形象。由此也為孩子的成長提供了堅實的土壤和理由。

故事的質感:

輕與重的微妙平衡

無論是對幼兒的發現,還是對家長和幼兒教師的發現,小說都是透過一連串的故事和細節來講述的。這些故事和細節讀起來無比真實,彷彿只是作者對生活原生態的復現,根本不需要作者的刻意構思;同時,作者的構思又是那般大巧若拙、渾然天成,使得這些故事和細節又那麼精彩奇妙,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或者說僅僅憑藉想象力是編造不出來的。這恰是喜鵲班的故事具有文學「質感」的重要原因。

孩子的許多行為與心理,在已變成青蛙和蝴蝶的大人眼裡,都是微不足道的,只看到小蝌蚪和毛毛蟲們的無知幼稚大驚小怪,但是在孩子眼裡,卻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兒,就像故事中的搶坐小藍椅子一樣。當孩子為一點芝麻粒小事處心積慮地認真計較,挖空心思想出些自以為高明的妙計,大人若能讀懂那些隱秘的小心思,就可以一邊啼笑皆非,一邊多出幾分理解、寬容和欣賞,多一份恰到好處、不失分寸的幫助和引導。故事也因而產生了一種從容的幽默感。這些幽默的故事與細節,源自作者對生活細緻入微的觀察和深刻的理解,能從平凡瑣碎的生活中發現詩意和童趣,觸摸到孩子內心情感的微妙,並在人物塑造中賦予其特定的意義。

作者的語言樸素利落又幽默傳神,無論對孩子淘氣可愛行為的描寫、對人物肖像的勾勒,還是對情景氛圍的渲染、對內心極端情緒的刻畫,都相當準確到位。「齊跡很自信,唱得十分動情,一直唱到最後,都沒有一個音唱在調上的。」排隊時如果不讓徐棒棒站到第一個,「他就不屈不撓地哭,哭得陶妮覺得犯不著跟一個孩子頂真,又拉他站到最前面,他的哭聲立即收斂,收得沒一點尾音。」在防空警報「令人驚恐不安的聲音里」,林可心和汪孟凡「把青梅竹馬的婚約訂了」。這種心平氣和的幽默不是在娛樂兒童,也不是拿兒童來娛樂。即使是孩子身上某種無知頑劣的負面因素所導致的「可笑」,也因為飽含著敘述者的尊重、包容與欣賞而顯出溫暖的色調,而非尖酸刻薄的嘲諷。尤其當這些幽默描寫是與人物的性格命運、與人物真實的無奈、恐懼、悲傷、尊嚴緊密聯繫在一起,笑過之後更有一種悠長的回味。

再如,難難受傷被送往醫院搶救,陶妮在驚悚不安中等待消息的煎熬:「平日里,牆上掛鐘里的小貓,分鐘走一格,它就眨巴一下圓溜溜的眼睛,活潑可愛,引得分針和時針調皮起來,追著跑,一閃,時間就沒影了。今天小貓生氣了,瞪圓了眼睛瞅著陶妮。時針和分針的長腳好似被什麼東西粘住了,走一步都要費很大的力氣,發出很大的響聲,走得慢吞吞的,彷彿整個世界都停滯了。」陶妮的擔憂焦慮被刻畫得淋漓盡致,讀起來感同身受,同時又體現出對兒童視角的精準把捉。

小說在展現幼兒幽默童趣的同時,更有內在的情感力量打動人心。《最後一隻喜鵲》寫孩子們要畢業了,遺憾的是畢業照里差了5個孩子:大頭蔥、然然、王妃、張曇、夏景。陶妮「想到這五個孩子,心疼了」。在孩子們的畢業典禮之後,又讀到了故事意外的延伸:一年後傳來噩耗,汪孟凡入國小不到兩個星期突發高燒,後來診斷出急性白血病,沒幾天就去世了。好似掉進冰窖的陶妮回想起那個靜謐的秋天,帶孩子們去醫院探望得白血病的張曇,張曇流淚了,他對爸爸說:「不是我哭的,我很開心,是眼淚不聽話,它自己流出來的。」小說在陶妮的回想中結束:「那個曾經扮演最後一隻喜鵲的林可心是否還喜歡汪孟凡?她是否聽說汪孟凡已經失約,獨自去了天堂,不能陪她一起去清華讀大學,演繹青梅竹馬的童話了呢?」眼淚模糊了陶妮的雙眼,相信也模糊了讀者的雙眼。

故事表明,人生的無常、災禍、苦難,對孩子也並不格外悲憫。喜鵲班的孩子在故事結尾並不像民間童話那樣,從此過上幸福生活直到永遠。很多麻煩和不幸仍然沒有得到完美解決,而且前方的路也絲毫沒有顯示比此前的道路更平坦。這是孩子們必須面對的真實生活和真實成長。我們只能熱切地希望,在生命的早年,有一所可以回望的幼稚園,一段有愛陪伴的時光,人生的底色多些明亮。對於孩子未來的人生,無法許諾,惟有祝福。

小說將生活的沉重、生命的脆弱、人性的複雜和命運的無常潛藏在樸素、自然、輕靈的文字底下,與孩子充滿童趣的成長相交織,既在孩子成長故事的表層下蘊含了深廣的社會內容,使得作品呈現出宏大的視野和厚重的內涵,又不讓人覺得格外沉重、悲哀與絕望。輕與重,在喜鵲班的敘事中實現了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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