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 · 原創】| 從專門網站看日本調查性報道的困境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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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門網站看日本調查性報道的困境與探索

作者簡介

文衛華，北京交通大學語言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學訪問學者，傳媒大學受眾研究中心06級博士生。

胡怡晟，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科研究所。

本研究成果獲得國家留學基金委訪問學者項目資助

北京交通大學語言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受眾研究中心2006級博士 文衛華

摘要：在日本當前的政治、社會氛圍和媒體環境中，主流媒體開展調查性報道可謂顧慮重重、步履艱難。2017年初上線的「早稻田紀事」是日本第一家由大學研究機構所主導、非營利性且專註於調查性報道的網站。它的成立使人們看到儘管調查性報道在日本主流媒體中遭遇重重困境，但仍有可能經由轉型而重獲新生的希望。

關鍵詞：早稻田紀事 調查性報道 困境與探索

2017年2月，一家名為「早稻田紀事」的網站的上線引起了NHK、《每日新聞》《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等多家日本媒體的關注。根據其總編輯渡邊周的介紹:「早稻田紀事」是日本第一家由大學研究機構所主導、非營利性且專註於調查性報道的網站。它的成立使人們看到儘管調查性報道在日本主流媒體中遭遇了重重困境，但仍有可能經由轉型而重獲新生的希望。

當前，傳統主流媒體的調查性報道普遍處於衰退之中。以美國為例，傳統媒體的業務重心日趨功利化，報紙普遍加快數字化的步伐，轉戰數字平台與新媒體搶時效、搶受眾、搶容量，致使高成本且慢工出細活的調查性報道受到嚴重的衝擊。[1]但對於傳統報業依然異常強大的日本而言，調查性報道在主流媒體中的日漸式微則另有其獨特且複雜的原因。

一、調查性報道在日本主流媒體中所面臨的困境

事實上，二戰之後，日本主流媒體也推出了不少優秀的調查性報道。《朝日新聞》有關 「 利庫路特（Recruit）公司行賄案」的系列調查報道[2]，以及揭露大阪地檢署特別搜查部檢察官篡改證據的獨家報道等也都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但日本新聞媒體的市場格局、用人風格和特有的「記者俱樂部」制度卻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主流媒體開展調查性報道。

首先，高度集中化是日本傳媒結構的最大特點。《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產經新聞》等五大報系和日本廣播協會（NHK）幾乎壟斷了日本的信息資源。這五大報系在日本全國發行並擁有各自的駐外記者，同時還分別擁有自己的電視台和廣播電視網，形成了壟斷性的新聞傳播體系。

其次，在職場進行新聞人才培養是日本媒體多年來的傳統。記者來自於各個學科和專業，並非來自新聞傳播專業。媒體喜歡使用如同白紙的新人，容易將他們培養成為具有該媒體色彩的員工。而接受過新聞傳播教育的人，往往會讓媒體覺得受過專業訓練而不再單純，會因為可塑性不強而被敬而遠之。[3] 和其他大企業一樣，類似讀賣、朝日、每日等主流媒體也都實行終身雇傭制。這樣的用人風格使不少記者缺乏專業認同，只是將自己視為普通的公司職員而非記者，職業意識和追求並不高。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日本實行了特有的「記者俱樂部」制度。它是指設立在日本首相官邸、各省廳、縣市等地方自治體、地方公共團體以及公安等部門，由特定媒體的記者組成的新聞採訪組織。其會員多為日本影響力較大的報社、通訊社和電視台，而影響力不大的媒體和網路等新興媒體，則被排除在外。[4]一方面，記者俱樂部賦予其會員排他性的特權，使他們能夠獨佔官方信息發布的渠道，在傳媒市場上享有競爭優勢。但另一方面，政府和財團也通過記者俱樂部達到影響媒體內容，間接管控媒體的目的。如果哪家媒體唱反調，則有可能失去以後參加該記者俱樂部的資格，也就失去了獲知該領域信息的主要渠道。如果有媒體敢於出格批評政府，揭露政府的深層負面情況，不僅會為記者俱樂部所不容，今後在採訪等事宜上也會嚴重受限。[5]

「早稻田紀事」網站截屏

除了上述這些「歷史原因」之外，自2012年安倍晉三再度擔任日本首相以來，日本的言論空間更是呈現出一片緊縮之勢，新聞媒體的自我審查之風日趨嚴重。尤其是2013年底，安倍在國會強行通過了《特定秘密保護法》。該法對「國家秘密」的定義曖昧，執法嚴厲，規定泄露「國家機密」者將面臨最長十年的監禁和一千萬日元以下的罰款；而從泄密者那裡非法取得信息的一方也同樣可能面臨刑罰。由於擔心記者很可能成為處罰對象，新聞媒體都嚴格自律，致使「調查性報道、公共利益、信息源的保密完全成為犧牲品」。[6]

需要指出的是，也並非沒有日本主流媒體支持並投入開展調查性報道。2006年，被譽為日本自由派媒體旗艦的《朝日新聞》成立了一個由10人組成的調查性報道團隊——「特別報道部」，不依靠記者俱樂部提供的官方口徑的信息，而是通過獨立的深入調查，挖掘一手材料，做真正意義上的調查性報道。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后，《朝日新聞》又選拔了三十名記者專門進行調查性報道，這一舉措在依賴記者俱樂部獲取信息的日本主流媒體中實屬罕見。而「特別報道部」憑藉對於福島核電事故的系列報道《普羅米修斯的陷阱》和《不到位的核輻射除染》，於2012、2013連續兩年獲得了日本新聞界的最高榮譽——新聞協會獎。但2014年，《朝日新聞》卻因誤報問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相繼撤回了有關福島核電事故的「吉田調查記錄」和有關慰安婦問題的「吉田證詞」等兩組報道。時任朝日新聞社社長的木村伊量引咎辭職，特別報道部包括部長在內的6人受到處分。儘管《朝日新聞》沒有完全解散特別報道部，但卻不再允許餘下的記者參與福島核電事故的報道，調查性報道的數量也因此而銳減。[7]此次危機不僅重創了《朝日新聞》，也被視為調查性報道在日本主流媒體中的一次嚴重受挫和倒退。

在日本當前的政治、社會氛圍和媒體環境中，主流媒體開展調查性報道可以說是顧慮重重、步履艱難，出現了「日本媒體，越是大公司，越不可能做調查性報道」的困局。

二、「早稻田紀事」：日本調查性報道的探索實踐

隨著日本主流媒體中調查性報道的式微，調查記者的施展空間日趨受限，有一些記者放棄了優厚的待遇而選擇離職，試圖在日趨僵化、馴服的體制之外尋找新的可能性和途徑以實現其新聞理想。由早稻田大學新聞研究所主導成立的「早稻田紀事」正是誕生於這一背景之下。

「早稻田紀事」深受美國著名的非營利性數字新聞機構ProPublica的啟發和影響，也同樣採用了非營利性的模式，專註於調查性報道，追求準確、獨立、透明、公正的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向公民社會揭露那些隱藏在權力者背後的事實真相。[8]其構想源於早稻田大學新聞研究所[9]的「調查性報道項目」。該研究項目設立於2016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5周年的當天。初期主要是以數據新聞的形式，報道日本的地震以及福島核輻射的問題，推出了《日本各地的輻射級別》《2011年日本地震》和《福島時間線項目》等三個數據新聞作品。該項目還關注如何運用技術、平台和網路建立行之有效的經濟模式，以支持調查性報道的持續開展。「早稻田紀事」是這一研究項目的重要成果，是其開發出來的新媒體組織形態。

雖然由早稻田大學新聞研究所主導，但「早稻田紀事」具有很強的獨立性，無論是運營資金、人員構成，還是報道內容等均與早稻田大學無關。運營資金完全依賴於公眾捐款，包括長期的小額捐款和針對具體報道開展的眾籌項目。「早稻田紀事」為其推出的第一個系列報道《被買賣的新聞》設定了350萬日元的眾籌目標，籌款時間截止到2017年5月31日。項目上線19天後就達到了這一目標，寫作本文時有310人參與眾籌，募集的金額超過了500萬日元。在人員構成方面，包括了10名專職人員和來自各個大學的學生調查員。總編輯渡邊周有豐富的業界經驗，他於2000年加入《朝日新聞》，曾經是其「特別報道部」的調查記者，參與了有關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的報道。但是他深感日本主流媒體所謂的「獨家報道」多來自於政府高官的授意，在其中開展調查性報道桎梏重重，於2016年3月放棄了千萬日元的年薪從《朝日新聞》辭職。其他的專職記者也都出身於主流媒體。在開展調查性報道的同時，也會給予學生調查員在尋求信息公開、聯繫採訪對象以及研究資料等方面的培訓。「早稻田紀事」秉持新聞專業主義，仍然採用「精英主義」的報道路線。

目前，「早稻田紀事」所發布的報道主要是通過網站加社交媒體的形式進行傳播，其網頁上包括了兩大部分內容，一是之前早稻田新聞研究所製作的三則數據新聞，另一個則是作為創刊號重磅推出的有關日本電通集團和共同通信社聯手炮製「新聞廣告」的系列報道——《被買賣的新聞》。電通作為日本最大、全球排名第五的廣告代理商，可以說是日本傳媒界、尤其是廣告界的巨擘，也是主要依靠廣告收入的商業媒體最重要的「金主」。正因為如此，電通曆來被日本主流媒體視為「不能觸及」的對象。而共同社也是日本最大的新聞通訊社。「早稻田紀事」選擇了這樣一個揭露日本兩大傳媒巨頭的主題，其勇氣可見一斑。該報道於2016年4月開始準備，開展了一系列的調查採訪工作。記者直擊事件的核心人物與組織，並基於信息公開制度，向政府相關部門要求未公開的數據與統計數據，對證言進行對比查驗，抽絲剝繭，仔細推敲，逐漸逼近問題的關鍵。從開始採訪到第一篇報道出爐，總共花費了約10個月時間，也足見調查性報道的難度之大、成本之高。「早稻田紀事」以平均兩到三周一篇的速度，發布了《來自電通集團的「成功報酬」》《用國家的招牌做生意》《關乎性命的新聞最容易被刊載》《來自共同通信社的「道歉」》《始於二十年前》《修改規定的電通和消失的組織》《被醫學論文所引用的「電通數據」》等七篇報道。揭露了電通如何透過其全資子公司「電通PR」內部的「健康日本21推進論壇」，將有利於特定製葯公司和藥品宣傳的公關稿交由共同社全資子公司「KK共同」的記者撰寫出內容相似的新聞稿，巧妙地把公關宣傳稿包裝成「新聞報道」。再由共同社將這些「新聞報道」提供給日本各大地方報社。據統計，有八家地方報社幾乎全文刊登了共同社的這一「新聞稿」。電通在共同社成功發稿之後，再根據每份報道的「份量」，給予「KK共同」幾十到上百萬日元的「成功報酬」。「早稻田紀事」還進一步挖出，有利於該製藥公司和藥品宣傳的數據不僅用於新聞報道中，甚至還被三篇醫學論文所引用，而製藥公司因此向其中一篇論文的作者支付了十萬日元的禮金。

儘管非營利性調查報道機構在日本還沒有成功的先例，但「早稻田紀事」的總編輯渡邊周表示：這並不是我們放棄嘗試的理由。第一個眾籌項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果能夠進一步擴大知名度，未來還是有可能實現持續發展。但資金問題確實是一大障礙，目前所有的記者都還沒有工資收入。在品牌和公信力方面遠遠不及主流媒體，各方面資源又都有限的情況下，完成高品質的調查性報道是「早稻田紀事」面臨的重要挑戰。它也將解決資金問題，與國內國際的調查性報道機構、記者開展更廣泛深入的交流合作，作為未來發展的兩大重點。由於距離其正式上線只有不到半年的時間，現在還很難判斷「早稻田紀事」對日本的調查性報道以及媒體生態產生了何種影響。但是在當前的「后真相時代」，調查性報道有其特殊的重要意義和價值。而日本的公民社會是否成熟到能夠支持一個完全以監督權力、揭露社會問題的獨立調查性媒體機構的存在？這種與大學研究機構合作的模式，能否得到學術界的理解與支持，能否為新聞學教育帶來新的研究視野和方法？通過對「早稻田紀事」的觀察、研究，應該能夠為這些頗具意義的問題找到答案。

註釋

[1]余坪,余婷. 轉型環境中的美國調查報道[J]. 新聞記者,2015,(05):52-57.

[2]利庫路特公司的經營者把公司的內部股份送給政治家、官僚、財界人士、媒體高官等。該案最終將除了日本共產黨以外的所有日本執政黨、在野黨全部席捲進來，經濟界和金融界的許多重要人物也深陷其中。該事件極大地動搖了日本民眾對於政府和政治家的信心。

[3]雷躍捷,高昊. 從職場培養到學院專業教育——早稻田大學瀨川至朗教授談日本新聞傳播教育轉型[J]. 新聞記者,2014,(10):16-21.

[4]劉浩遠,趙新利. 日本記者俱樂部:媒體既得利益者的堡壘[J]. 青年記者,2010,(25):87-88.

[5]楊玥. 政府與主流媒體的合作互利——淺析日本記者俱樂部制度[J]. 媒體時代,2011,(02):37-39.

[6] 曾彤 . 日本媒體的表達及其規制 —— 基於日本記者俱樂部制度的考察 [ J ] .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科版),2016,(12):178-182.

[8] ワ セ ダ ク ロ ニ ク ル と は ， h t t p : / / w w w . wasedachronicle.org/about/

[9]早稻田大學新聞研究所成立於2015年,前身為新聞學教育研究所。由多名早稻田和其他大學的教授,以及來自業界的媒體從業人員擔任專任或客座研究員,開展有關新聞學的調查研究、教育和社會活動。

出 品 人：劉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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